罗 维

一

大概是1987年，父亲转厂那年，我正在念小学。

　　我的朋友不多，胡闹算是一个。胡闹本名不叫胡闹，叫胡庆。有一天，班主任齐国庆卷起语文课本，恨铁不成钢地抽打胡庆的脑袋，说：“你这货就不配叫胡庆，应该叫胡闹！”从那以后，胡庆就成胡闹了。

　　胡闹长着一头黄色鬈发、一对黄眼珠和一副颀长的骨架，远看像一根行走的金针菇。我坚信奇人必有异相，而我的父亲则认定他只是长串种了。除去那些古怪，胡闹的五官还是俊朗的，不过他的喉结过早地突起，上唇已经出现可疑的绒毛。胡闹的奇异还在于偏科，别看他终日吊儿郎当，数学成绩却遥遥领先，就连最难的思考题在他面前也像一加一那么简单。至于其他科目，那就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但这遮蔽不了他的光芒，何况他还是我们班的短跑健将。总之，胡闹在男生中间鹤立鸡群，并被众多女生密切关注。如果我是女生，也想黏上他。

　　其实在我看来，那一次胡闹也没犯多大的错误，他只是把一颗点燃的炮仗投进了女厕所。即便是穿着臃肿的棉袄，胡闹的投掷动作也堪称行云流水。当炮仗精准地进入墙孔，引发厕所内一声尖叫之后，这个投手撒腿就跑，略显仓促的姿态削弱了他的高手风范，还使他在拐角处一头撞进了班主任的怀抱。我惊讶的是，一向严苛的班主任齐国庆只是略一迟疑，便拽起胡闹的长胳膊，接力比赛一样以更快的速度将他拖离现场，留下一脸愕然的我独自面对受害者泪流满面的控诉。

　　与我的沉默相比，教导主任演绎的火冒三丈显得过于动感。按照他的逻辑，我的死不认罪只能说明我是个没有血性的小流氓。这个暴力狂比老子打儿子还要顺其自然地抽了我一个嘴巴，嘴巴响亮，仿佛抽在我灵魂之上。尽管一个嘴巴根本无法对我的肉体造成多大的伤害，而且从头至尾我都恍惚在班主任带给我的震惊之中，深切怀疑自己正在经历着一场梦境，但我还是压抑不住一股想哭的冲动。正在这个时候，齐国庆出现了。我很庆幸齐国庆的及时出现，他把我带走时对教导主任说，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因为他当时看到一个身影正翻墙逃走。很明显，我的班主任不想声张此事。学生耍了流氓，老师怎样也是有责任的。我自作聪明地以为他是害怕受到牵连。

　　我也一度为自己的守口如瓶洋洋自得，昂头跟在齐国庆的身后走回教室，仿佛已然脱胎换骨成一名威武不屈的英雄。同学们前一刻还在议论纷纷，此时都向我投来了异样的目光，这使我受宠若惊。我的同桌杨柳一改往日的傲慢，想方设法从我口中套取值得炫耀的新闻。而事件的主角却坐在教室后面自己的座位上表情阴郁，此刻他已成功更名为“胡闹”。他的黄眼珠散发出野兽般的目光，但在扫向我时出现了片刻的柔软。我理解这种柔软——目击者没有揭发罪魁祸首，还替他挨了巴掌，就算是铁石心肠也会受到感动。其实我只是不敢揭发，但胡闹不知道我不敢，我们就此成了朋友。

　　我之所以讲了这么多，只是想告诉大家我曾有过那么一个朋友，虽然这个朋友纯属碰巧得来，但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友谊会因此而缩水。后来的无数人生阅历证明，友谊和爱情往往只有碰巧得来才会更加深刻。不过我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友谊备感珍惜，更多是因为无法再忍受那刻骨铭心的孤独。当你有过和我一样孤独的经历，就会理解一个朋友对我有多重要。我的家在这座物欲横流的小县城里穷困潦倒，即便最惨淡的家庭也足以使我艳羡。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与同学们正常地交流，我们之间诞生了一条巨大的物质鸿沟。每当课间休息，众多同学大谈某个精彩的电视节目时，我只能站在角落里一脸茫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这样一幅场景：当同学们端坐在家里的黑白电视机前时，我正艰难地吞咽着由烂菜叶加工而成的菜汤。尽管母亲挑拣仔细，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股泥土的霉味儿。我曾看到父亲苦着脸蹲守在供销站的门口，等到关门前的那一刻才冲进去东翻西捡。他一直低着头，没有看到我。

　　我长久地像影子一样在这个班级里默默无闻地出入，没想到有一天会成为焦点。事件很快发酵出另一种味道，几乎一夜之间全校都知道有个男生扒了女厕所，而且他的父亲是个乞丐。我朦胧地感到自己仿佛被扒光了衣裤晾在操场上，浑身上下被淋满了粪便。从这一点看，人的邪恶真是与生俱来。胡闹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在众目睽睽之中走向我的座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马可，放学去我家看电视。”从那一刻起，胡闹成了我精神上的依托。直到升入初中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害怕失去胡闹，胜过害怕失去自己的父母。

　　我将自己定义为胡闹身边特殊的朋友，像镜子一样照见他特殊的一面。和我在一起时，胡闹很安静，而我却要活泼一些。那时的西平县只有六条街，最长的一条通往西城外，父亲原先的厂子在那里，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我和胡闹有时一个下午顺着西关的老城墙根溜达，挖几条蚯蚓，抓几只蚂蚱，用自制的火药枪射杀几只青蛙，最后再拐进快要倒闭的工厂转一转，捡几根铁条或螺钉。有时我们会一直走出南关，在大堤下的白沙河里裸浴，有女生路过那里惊叫着逃掉，我们就哈哈大笑。而有的时候，他会邀请我去他家看电视。他很懂得款待客人，极尽好的东西与我分享，甚至翻出他父亲从南方带回的录影带，那些快进和暂停的功能让我无比惊奇。他的父亲是我们这个县城最早下海做服装生意的那批人，也是最早出现的所谓“万元户”，我父亲不无醋意地批评他是个“投机倒把分子”。与胡闹恰恰相反，胡闹的父亲体格魁梧像个屠夫，他抽胡闹嘴巴要比教导主任抽我的响亮。我从未见过也从未听到胡闹提及他的母亲，而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平时都由姐姐照看他的生活。父亲每次回乡都会给他带回数不清的稀罕之物外加一顿毒打，只有偶尔带回的妖艳女人才会截流他过于旺盛的精力，否则这一切在所难免。

　　当没有好的电视和录影带时，我们要么各玩各的，要么聊聊人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先天通达的人，胡闹就是如此。他会像个大人似的跟我说话，令我无法辩驳。他告诉我在学校里哪些人是不能碰的，接着他问：“你看过动物世界吗？噢，对了，你怎么会看过呢？”我有些脸红。他却接着说：“你就这么想吧，人跟动物似的也分肉食和草食，我说的那些人都是肉食的。还有一些根本就是一株植物，想咋踩就咋踩。”我问：“我是植物吗？”他说：“你看起来老实，但肯定不是植物，你像……三国里的曹操。”这样的比喻多少让我有些委屈。胡闹还教会我与人打架的技巧，他告诉我被揍疼时千万别哭，越哭越疼，被一群人揍时就要紧盯住一个人。“你就想，那个人欺负了你姐，你正在报仇雪恨！”他一边说着一边目露凶光，忽然他又说你也没有姐呀，那就想你妈被人欺负了。于是我闭上眼睛冥思苦想，想来想去都是母亲数落父亲时的凶恶样子。但我没敢告诉胡闹，怕他瞧不起我。

　　每次去胡闹家，我都渴望见到他姐姐，这同样是我不敢告诉胡闹的事情。他的姐姐胡雪正在县卫校念二年级。他姐姐腿长脸白，全身散发着青草的味道。胡雪总是揉揉我的头发用惋惜的口吻说：“马可，你可别被我弟带坏喽！”她的手又香又软，被她摸过头，我会带着香味回家，这让我十分受用。

　　某个初春的午后，胡闹和我叼着草棍，坐在西关城墙根下的太阳光里。“狗娘养的齐国庆看上我姐了，他护着我还以为能拿住我的把柄呢！”胡闹吐出草棍愤愤地说。说完之后我俩都沉默，我的内心第一次没有赞同胡闹的说法。我宁愿相信我们年轻的班主任一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事发偶然，如果不是冬日的寒冷和厕所的偏僻导致事发当时再无他人目击，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不过我并没有勇气表达自己的质疑。我们就这样坐在残破的城墙下，看杂草摇曳。这是那个春天我们做得最多的事情。

　　过了久许，胡闹又开口道：“你得帮我看着点齐国庆，我得保护我姐。”说这话时，胡闹又变回了胡庆，我再难把他和那个扔炮仗的男孩重叠到一起了。

　　城墙根下起了风，巨大的风从豁口倒灌下来，把我们的红领巾吹得翻扬起来，不住地抽打着我们的脸。三月春风料峭，但我和胡庆谁也没动，各想各的心事。

　　那一整个春天，也就是我和胡闹结交的那个春天，我学会了制造快乐和品味忧愁。我想这大概是我人生中收获最大的春天了。

二

有人说，友谊如同爱情，需要经受考验。

　　以我对朋友的饥不择食，妄谈考验是不合时宜的。而父亲的转厂却令我得之不易的友谊面临考验，甚至夭折的厄运，这让我诚惶诚恐。

　　我父亲在转厂前是西平雕刻厂的玉雕师傅，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吃得开”。转厂之后，他就成了南门锻压机床厂的一名锻压工，他对自己的评价就变成了“哎”。

　　以我个人来看，父亲这次工作调动有些不是时候。为了保住胡闹这个朋友，我曾夸下海口给他搞一匹玉马，父亲也哼哼哈哈地满口应承下来，为此胡闹还把他父亲从南方带回来的一只精巧的打火机送给了我。那只打火机金光闪闪，被我小心翼翼地藏在柜子后面的墙洞里。我的母亲一贯奉行自力更生的持家之道，一旦被她发现她的儿子人穷志短拿了别人的东西，我绝不怀疑她会打断我的狗腿。可是如果我拿玉马和胡闹交换那就另当别论了。我的算盘打得称心如意，归根结底源自我对父亲承诺的深信不疑。

　　心意我都收下了，父亲却放了空炮，这等于宣布了我对胡闹的食言。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我与胡闹的友谊，还会影响到我在班级中本已岌岌可危的地位。事情牵扯太大，我举双手蹦高反对，可是又有什么意义呢？厂子不是我开的，爹娘不是我生的。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人的无奈。

　　父亲不知道他的决定给他的儿子造成了多大的困惑，因为当年他正处在比我更大的困惑之中，就如大海无法理解雨滴的悲伤。父亲搞不懂成立了几十年的雕刻厂为什么不停地走下坡路，他只是告诉母亲新来的厂长不行，新来的工人也不行，他们只知道产量，丢了匠心，做出来的毛糙玉器把名声搞臭了。病入膏肓的工厂难以展现玉的优雅，在它苟延残喘的那段时间里，无所事事的工人每个月只领六块钱工资。拿我母亲郑玉梅的话说，这日子没法过了。烂菜吃到作呕，我的父母不得不开始四处活动。他们提着两瓶廉价白酒去拜访母亲二姐的亲家。这位表姐的老公公在税务所管事多年，积累了些人脉，看到我父母二人一脸菜色便心生恻隐。他问父亲挑地方吗？我父亲红着脸说饭都吃不上，有啥可挑的。结果人家没收礼就把这事给办了。其实，据我父亲讲，这个锻压机床厂前身只是南门中学的校办工厂，后来规模不断扩大，才发展成好几百人的镇办工厂，属于三局企业。他从二轻局调到三局企业是水往低处流，调动难度不大。我觉得父亲纯属吹牛。他说，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还真没有这么调动关系的。母亲说，你别得了便宜卖乖。父亲便哑火了。好在这次父亲人虽过去，关系还留在二轻局，工资比原先机床厂的工人还高些，这让他心里稍感平衡，甚至有点沾沾自喜。

　　尽管父亲对新单位颇有微词，报到那天他老人家还是屁颠屁颠地去了。那几天父亲喋喋不休地跟我讲他十八岁那年到雕刻厂报到时的光辉事迹。他说自己当年在农业社有吃有喝有得混，根本不想要那份工作，只是拗不过家里才去走走过场。在我父亲的讲述里，那天一大早胡同口那棵老榆树上，喜鹊“嘎嘎嘎”叫得那叫一个欢，磨磨蹭蹭的他被我祖父一脚蹬出家门，连肚子都没填饱，走了大半个时辰，走到玉雕厂时已经前胸贴后背了，那时他只想快点赶回农业社玉米地里薅几把乌苠充饥。当厂长领他到食堂饱餐一顿窝头后，他就改变了主意，死心塌地地留下了。而父亲去南门锻压机床厂报到的那天，我的祖父已经踢不动他的屁股了。在那个北方冬天普通而晴朗的早上，当朝阳照在碎冰上，它带给这个世界的温暖并不如它表现出的那般强烈。我的父亲，那个叫马革章的中年男人踩在碎冰上，他的脚上穿着黑色的条绒棉鞋，绒面光秃，鞋底发黄糊满泥巴，那双鞋子踩在冰面上发出破裂的咔嚓声。他推着那辆快要散架了的自行车走出小胡同，走出棚户区，他的背影成了我对那个清晨的永久定格。那天窗外的喜鹊没叫，父亲吃得尚饱，心怀憧憬的父亲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丁零当啷地赶到了南门锻压机床厂，然后他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在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座巨大的煤山，乌黑锃亮的大同块煤肆无忌惮地堆放在那里。进出的工人扬起油光光的脸走路，好像西北风钻不进他们的脖领。父亲认得那是酒足饭饱的人才有的姿态，他在西关的雕刻厂也曾有过这样的风光。然而此时，他是在捡了数月烂菜叶充饥的情形下走进那座工厂的，肚肠不争气地发出一连串欢愉的雷鸣，好像面对的不是煤块，是粮食。若干年前父亲沦陷于窝头，几十年后沦陷于煤块，他的要求始终偏低。

　　父亲那天提了介绍信在办公室外等了许久也未见人影，不禁叹息厂大人牛。那办事的人终于回来，却兀自先忙自己的事，忙得七七八八才撩起眼皮看他。那人说，刨床车间刚好退了个师傅，你就过去吧。

　　一切手续办完已近正午，接下来就该下车间了。我的父亲自然没指望有人引路，一路打听到车间。车间巨大深邃，暖气旺似三伏，工人们陆续歇了，大都敞着怀，扎着堆在摔扑克。父亲问身边走过的工人哪位是赵师傅，那人嘿嘿一笑说，赵黑子呀，你看哪个黑得跟驴屌似的就是了。马革章的脑袋里立时生成一幅器官的画像。无奈工人都闷着头，无法进行检索，他只好站在那里喊声“赵师傅”。前边一张贴着白纸条的黑脸从人缝中慢慢浮起，白的更加惨白，黑的更加油黑，可谓相得益彰。直到今天父亲还由衷地慨叹锻压工人的想象力是多么无敌。他想笑，但很快就笑不出来了。“黑脸”向他望了一望，便一声不响地沉下去，继续摔他的扑克，晾了父亲足足一晌午。父亲说，他就是块海绵也晾干了。对于一个响当当的玉雕师傅，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最终，我的父亲跟着赵黑子学起了龙门刨，一天到晚在雕刻厂的水凳上淋得湿漉漉的袖头终于干了，而白净的搞艺术的双手却黑了糙了。当他的脸也像机床一样黑时，我们一家全新的生活便摇摇晃晃地开始了。

　　次月，父亲领了四十块钱学徒工资，我们全家吃了回肉。母亲全天喜笑颜开，脸蛋红润。父亲则把嘴角挂到耳根上，全然忘了他的奇耻大辱。我也短暂地忘了胡闹，把一块肉嚼到发白也不舍得咽。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父亲转厂后，除了吃肉，其余时间我都惴惴不安。我甚至刻意躲避胡闹，生怕他问起我对他的承诺。在把这个秘密窝藏了一个月后，心力交瘁的我终于决定坦白从宽。在一次课间休息时，我装作漫不经心地对胡闹说，我爸转厂了。话一说完，顿感些许轻松。然而胡闹却莫名其妙地看我，捋了捋黄发等待下文。我只好吞吞吐吐道：“答应你的玉马弄不成了。”胡闹这才恍然大悟，却只是“哦”了一声算作回答。他的态度导致我的解脱未能彻底，像尿撒到一半又憋回去了。我的脸颊一阵发烫，语无伦次道：“我爸他……”

　　“弄不成就弄不成吧。”胡闹打断我，“反正我也不稀罕那东西。”说完他转身走向另外几个同学，他们开始头碰着头，小声而激烈地交谈起来。我感到一阵失落，身体仿佛被抽干的皮囊，轻飘飘的。我开始为自己没给唯一的朋友带来一丁点的快乐而懊恼不已。

　　我很清楚，胡闹在这个班级里并非只我一个朋友，他能和我安静地相处，但要做某件重要事情时，只会去找其他的伙伴。或许从一开始就没当成朋友？可是他对我那么真诚，他送给我的礼物终归不是假的吧？难道是自己的逃避使他产生了误会？……我的发育了十四年的脑子第一次因思绪万千变得涨乎乎的。我想做点积极的补救，可到头来却发现做什么都于事无补。

　　胡闹他们依旧窃窃私语，低声争论该如何骗过玻璃厂的独眼守卫，顺利得到一麻袋弹珠。从刻意捕捉到的只言片语分析，这件事情蓄谋已久。我忽然想，没准只是注意力的暂时转移，等弹珠的事情一过去就恢复如常也不一定。如此自我宽慰，使我心情稍好。可一转念，想起胡闹的淡漠，落下的心又再次提了起来。我像大海里失去坐标的小船，被不断涌出的奇怪想法搞得浮沉不定。

　　我的纷乱被上课铃声终结，而没有被终结的是生根发芽了的沮丧。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齐国庆快步走上讲台，他今天要我们写一篇关于父亲的作文。布置完作文，齐国庆就匆匆离开，教室在班长的掌控下有些轰鸣。而我只是一贯的安静，仿佛游离了集体的快乐。今天的作文题目让我感受到了尴尬。我想，我既不能写玉雕工人的父亲，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实实在在的锻压工人了，别人会说：“还以为马可的爸爸是个玉雕大师，原来是吹牛呀！”我也不能写锻压工人的父亲，因为我对他的新工作一无所知。我的父亲还真是会跟我捣乱，不仅害我难做人，还要害我难作文。思来想去，我的眼前竟然浮现出那个蹲在供销站门口把脑袋窝进胸口的身影。不知出于什么心态，我鬼使神差地写了那个每天捡烂菜叶的父亲，写他如何像乞丐一样蹲在那里，如何在人将散尽时冲进去，回家后如何一片叶子一片叶子地挑拣，我们全家如何把烂菜叶吃下去，吃出痢疾来的父亲如何蹲在茅厕里不住地哼哼，后来又如何晕倒在地，身上沾满了污秽……

　　下笔之后我有如神助，带着那种破罐子破摔的快意完成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宣泄。最后，我连父亲坐在僻静的马路边换粮票这样不光彩的事情也写了进去。在这篇小小的作文里，饱含了我对父亲的亵渎与自我惩罚。我的同桌杨柳看我哗啦哗啦地写个不停，显然有些嫉妒。她在冷言冷语一通之后，干脆抢走我的本子看起来。杨柳只有在我面前才会自信于自己的美貌，她经常呸我一口说：“没见过女生呀？再看就让我哥挖掉你的眼珠。”除此之外，杨柳还自认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她擅长一边嘲笑我的无知一边强制为我辅导。她的永生钢笔在纸上飞快舞动，划破纸面的声响一如她恶毒刻薄的话语。她总问我去过哪里旅游？在我摇头之后就一脸得意。由于平日里真的下了功夫，她才有底气对每次考试成绩愤愤不平，一副怀才不遇的样子。据说多年之后的那次中考，她在表达了人生最后一次对出题和判卷者的愤慨之后，就去当了一名电话公司的话务员。

　　那天杨柳抢去我的本子人模狗样地“批阅”起来，她的装腔作势与齐国庆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分钟后，她的圆脸开始泛红，最后小小的胸部都有些汹涌起来。她把本子扔到地上，用决然的口气说道：“你写得真是太恶心了，我是忍着呕吐才看完的，你怎么能这样写你的爸爸？简直是太没情怀了！”我问她情怀是什么？她说“呸”！

　　一个男生把我的本子捡去，站到讲台上阴阳怪气地朗读，他每念一句就停顿下来，等待讲台下的哄笑达到顶峰，再念下一句。文章很短，即便停顿也很快念完。看到我羞愧难当，男生很得意，以至胡闹走到他的身边也没有留意。啪的一声脆响，那男生捂着脸颊张了张嘴巴，最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可以说，这节语文课令我终生难忘。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屈辱，而是我有多么快乐。那天胡闹把本子交到我手上后，对杨柳说：“有哥很牛是吗？你哥看到我爸时像条狗。”我离杨柳很近，能看清她的眼圈开始潮湿。轰鸣的教室在那一刻展现了声音纷纷退场的画面，让我的每一只细胞都能清晰地听到胡闹充满痞气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回响——你懂个卵！再欺负我兄弟，老子弄死你！

　　胡闹瞪起黄眼珠来，黄眉毛也会随之起立，显得非常有气势，这也助长了我的勇气。我挺了挺胸膛大声附和道：“她就是个卵！”我的话破坏了肃穆的氛围，除了杨柳，全班都再度哄笑起来。杨柳也张了张嘴，最终哇的一声哭出了教室，临走还没有忘记拿走我的作文本。

　　几分钟后，齐国庆亲切地接见了我。而在此之前，我一直沉浸在前所未有的轻松与快乐里，好像憋了许久的那半泡尿终于排了出去。当我步履轻盈地走进年组办公室时，齐国庆正独坐窗前，对着小镜子挤下颌上的青春痘，一直挤到冒出白浆之后他才发出一声舒坦的呻吟，转回头望向我。

　　办公室的窗子开着，操场上一幅冰消雪融的画卷，初春的风将泥土的气息从窗口带进来，“啪啦啪啦”翻了几页书之后就又跑了出去。“坐吧。”齐国庆指了指他面前的椅子。我没有动，只是规规矩矩地站在离他稍远的地方。齐国庆对我的拘谨非常满意，平静地说：“我刚刚看了你的作文，写得挺有趣，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小学生这样写作文。”他的赞美令我惶恐。“不过我只能给你零分，因为作文写出来要美，哭要哭得梨花带雨，不能哭出大鼻涕来，那就太恶心了。”齐国庆做出一副吃到苍蝇的表情，但很快又被一脸神秘莫测的笑容涂改。他探过身子问我：

　　“你写的都是真的？”

　　我点点头。他的笑容开始变得意味深长，这种难得一见的表情让我毛骨悚然。我想起在胡闹家看的录影带里，狠角色总是面带笑容忽然出手。我深感恐惧，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挪了挪。齐国庆没有再理会我，又像吃到了苍蝇似的对我说：“明明是一只羊，还傻呵呵地跟狼交朋友。人家不念书有个好老子。你不念书，将来连你捡烂菜叶的老子都不如。”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很后悔写这篇作文了，心里充满了耻辱与仇恨。我想，把这些人统统杀死该多好呀！显然，我不敢那样做，我顶多敢在齐国庆支使我去锅炉房时，给他打一杯温吞水。当我走出年组办公室时，发现自己的耻辱与仇恨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强烈，一团更加巨大的幸福将阴霾一扫而光——我和胡闹经受住了考验，仿佛已经成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革命兄弟。

三

我的父亲马革章在转厂后的第二个春天，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按常理，开大龙门刨顶天半年出师。父亲不会哄师傅，师傅摸兜他不懂得敬烟，师傅端杯他不懂得倒水，师傅揉肚他不懂得把饭盒热上。摊上这样的徒弟算是赵黑子倒霉，在师傅堆里常被取笑，换作是我也不会给他好果子吃。

　　赵黑子压了父亲一年，工资只开半份，还告诉父亲，我这是为你好。父亲一个月下来摸不着几次机器，车间主任找赵黑子谈，他说要不你带？车间主任咂咂嘴巴又来找父亲，说以后上班兜里揣包烟。父亲说我就是饿死也不做那恶心事。父亲不像那些刚入厂的愣头青，随你怎么捏。他在雕刻厂也是带徒弟的，他这是心里别着劲儿呢。回到家，母亲说：“你哄也没用，那赵黑子心比脸还黑，他是怕你成手了抢他饭碗哩。”

　　父亲闲得狠了，就到图书室里借了本书，一边看着赵黑子在刨床前忙活，一边哗啦哗啦地把书翻得响亮。翻书的声音能有多大呀？他这是在心里解恨呢。反正从这个师傅那里也学不到什么，他也就不在乎了。别人笑着问他：“你是要考大学吗？”他说我是怕发霉了。

　　父亲有个古怪的癖好，喜欢琢磨别人琢磨不透的事情，这个癖好源于他的好胜。在雕刻厂的时候，他的玉马雕件造型独特在省里拿了奖，那是他的三十年河东，是最春风得意的日子。现在他就琢磨，赵黑子一天到晚刨这些工件，我得给他翻一番呀。他看出了老师傅工序里头的漏洞，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完成这些复杂的工件。直到有一天，技术厂长组织刨床车间开会，父亲才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曙光。

　　据父亲后来讲，那一阵子厂里正在谈一单很重要的合同，对方需要加工一批超宽工件，可是厂里的作业平台不够宽，厂长捧着烫手的山芋团团转……

　　父亲的讲述如此严谨，以至我表情呆滞。为了不影响自己接下来的炫耀，父亲只好换种口吻反问：“一条蛇要吞下一头象，你说怎么个吞法？”我一脸得意，用嘴。

　　父亲并没因为我的回答而欣慰，他开始用粗大的手指敲击着桌面，我知道这个时候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闭紧嘴巴。父亲的情绪一落千丈，我猜那个时候他一定是在想让这个孩子念完初中就找份工作，就像他的父亲曾经对他做的那样。他在为家族基因感到忧虑。好在胡闹的到来解救了我，他站在屋子外面两丈远的地方喊我的名字。

　　我父母对我交到这样一个朋友不甚满意，故此胡闹对我的家始终抱有警惕。我家门外的老榆树枝干光秃，胡闹站在榆树边上像一株可怜巴巴的蒲草，他的喊叫声惊得喜鹊们一阵鼓噪。外屋抱着铁盆“哗哗”搓衣服的母亲嘟哝道：“这个黄毛狗又来了。”母亲的眼中写满担忧，她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胡庆他爷爷是反动派，他爸爸是五毒俱全的恶棍。上梁不正下梁歪，以后你少跟他接触。”对于母亲的危言耸听我不以为意，因为找我玩的不是他的爷爷也不是他的爸爸。这时父亲气哼哼道：“臭流氓都成了万元户！”他们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力量，因为我此刻早拎了书包跑到榆树下。

　　后来，我到底还是被父亲灌输了他的英勇。父亲夸夸其谈，大意就是国家大部分刨床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作业平台又窄又长无法加工超宽工件，对方踏遍全省也没找到合适的厂家，最后把希望寄托在西平南门锻压机床厂身上。如果这批活儿做成了，他们这个镇办企业将迎来一个新的飞跃。总之，这活儿又重要又难缠，工程师、技术员、车间主任、赵黑子之流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万全之策，这时父亲挺身而出，说我来试试。赵黑子骂道：“不分轻重，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车间主任眉头一皱说：“你还没出师，就别添乱了。”厂长却眼前一亮道：“一年还不出徒，你们当我傻？你先说说，有啥想法？”

　　父亲这时还不忘言传身教：“要不怎么说读书有用呢？这一年的书老子没白抠，解决办法书里都有啊！”那天厂长一听父亲的方案，眉毛都乐开了花，当即拍板：“死马当活马医，但只给两次试验机会。”

　　于是父亲住到了厂里，日夜钻研测试。什么平台呀，刀架呀，横梁呀什么的，我是听也听不懂，我只听懂了这个过程极其复杂，父亲失败了两次，调整了两次，第三次终于拿出了成品。

　　父亲喜极而泣，他的技术革新不仅给机床厂挣足了脸面，带来了效益，更使自己完成了一次带着铁锈味道的蜕变，他出师了。父亲被厂长当成了宝贝，年底被评为技术骨干。工友们看父亲的目光变了，说话的语气变了，老马家的饮食结构也变了，从一个月买一次肉增加到两次。这一回，赵黑子算是被彻底打了脸，还丢了年年到手的奖金。说实话，我都替他窝火。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父亲和赵黑子两人明争暗斗，开始了刨床车间的楚河汉界之争，关系变得更加微妙而复杂。

　　在这一年里，胡闹的父亲也终于回了家。

　　据说，他的钱被南方的小姐骗光了。他每天喝着闷酒，也不怎么出屋，他出屋的时候多数是去小卖部买酒和一小包花生米。他只喝“闷倒驴”，邻家小孩远远瞧见他晃悠悠地走来，就一边大喊“闷倒驴来了”一边躲藏起来，这让胡闹父亲的愤怒无从发泄。于是，他就喝更多的“闷倒驴”。

　　当他喝得渐入佳境的时候，一个男孩跑进来说：“快去玻璃厂吧，你儿子胡庆被独眼龙抓啦！”他放下酒瓶，瞪着那个男孩，好像是在回忆自己到底有没有一个叫胡庆的儿子。

　　他终于赶到位处南门的玻璃厂时，胡闹已经被他的班主任和教导主任领走。于是他又气哼哼地赶到学校，迎头一个响亮的巴掌，将胡闹刚刚止住的鼻血又抽了出来。他是提着胡闹的脖领，在教导主任和齐国庆惊诧的目光中将他带回家的。

　　那天那个好心的男孩在帮了一个倒忙之后，终于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看到胡闹父亲迷离的目光，他果断地跑到我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赶到胡家小院时天已黑下，院落安静，窗前微亮。我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看到了令我惊恐一生的情景：胡闹被一丝不挂地吊在屋梁上，他双眼紧闭，一声不吭，后背长出一株红色的树。他的姐姐胡雪倒在一旁红砖铺成的地面上，好像睡着了一般。而他们的父亲正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酒，喝上一会儿骂几句粗话，并未察觉有人到访。

　　我赶紧退出房门，一路跑回家。父亲说：“偷东西，打死也活该，你让我去说什么？”母亲也说：“这是别人的家事，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我们凭啥管？”我又跑去找齐国庆。

　　等我和齐国庆赶到胡家时，显然我们的班主任也被现场的状况惊呆了。他看看吊在梁上的躺在地上的，又望向未来有可能成为岳父的男人，有些底气不足道：“赶紧把人放下来。”胡闹的父亲把酒瓶子往桌上一蹾，骂道：“学校教出小偷来，还有脸在这吆喝，学费是交给狗了？老师不管老子管，老子造出来的种，老子再给他回回炉。”

　　齐国庆的血气也上来了，指着酒鬼的鼻子道：“你这是犯法懂吗？”

　　“懂你个卵！”胡闹的父亲忽地一声蹿起来，屠夫一般粗大的身子向我们扑来，在扑到我们面前时忽然一个踉跄趴在地上，不一会儿就从地面传出呼噜声。

　　胡闹被解下时已气息奄奄，闭着眼一动不动。胡雪在齐国庆即将展开人工呼吸的那一刻及时醒来，姐弟俩被送到了医院。医生说胡雪是轻度脑震荡，胡闹是肩膀脱臼，背部软组织大面积挫伤。我以为胡闹会很快死掉，结果第三天他就像只小河虾一样活蹦乱跳了。他父亲来过一次，与齐国庆吵了一架便悻悻离开。

　　我们发现胡闹不见是在午饭后，医院、家里和学校都没有。齐国庆发动全班同学四处寻找，大家像节日般兴高采烈地游荡在西平的大街小巷，直到下午上课也没找到一根汗毛。齐国庆焦头烂额，在他即将决定将情况上报校长的那一刻，我忽然灵光一闪，告诉他我知道在哪了。

　　齐国庆骑着自行车载我一路来到筢头街关帝庙。我们在山门下车，跨过油漆斑驳的“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弟翼德兄玄德德弟德兄”，转过西边破败的鼓楼，穿过一片稀疏的林子，来到一座两层小楼前。我是如此坚信胡闹此刻正蜷缩在阁楼狭小的空间里，在废弃的杂物中间、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发出沉痛的呼吸。

　　我想起胡闹第一次带我来这里时的情景。我们的头几乎撞到了一起，呼出的热气扑到对方脸上，有些痒。他说，你吃韭菜了。我说没有。你心虚了。没有。抽根烟去去味吧。我这辈子抽第一根烟竟是在关帝庙的小阁楼里。我又想起胡闹试图烤熟玉米和青蛙时险些引发的火灾，使我的十四岁在一阵浓烟中终结。胡闹还说他曾看见和尚捏了尼姑的屁股。我说吹吧。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这里出现过和尚，寺庙的大门挂着“山西会馆”的匾牌。胡闹说，那是你没见过，真过瘾。胡闹说得我心痒，我想起他姐，心里更痒了。诺亚方舟知道吗？胡闹问我。不等我回答他又接着说，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我们的方舟，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我有些迟疑了，开始后悔带齐国庆过来。齐国庆说，你自己上去看看，我在下边等。我如得了特赦令生怕再有变故一般，撒开两条短腿跑进小楼。

　　胡闹的状况比我想象的稍好。他蹲坐在地板上，手里摆弄一根木棍。他迅速收回惊诧的目光，语气平淡地说：“算你够意思。”

　　回到医院后，胡闹并没有埋怨我向齐国庆泄了密，也没有拒绝齐国庆的照看。他说他是决意不会回家的，只要那个老混蛋还在，他死也不回去。胡闹在医院没有待多久，因为发生那次事情之后，他经常酗酒的父亲就失踪了。

　　胡闹父亲失踪之前去过一次我家。这个凶恶男人的到来令我的父母高度紧张，最后，我的父亲很像个男人似的站了出来，问道：“你来做什么？”胡闹父亲看也没看我的父亲，他说：“我找你儿子。”

　　母亲把我往后扯了扯。胡闹的父亲叹了口气，很郑重地告诉我，谢谢你照看了我的儿子。

　　胡闹父亲失踪后，我的父母不再刻意反对我和胡闹往来。有一次，母亲还特地叫我喊他们姐弟俩到我家吃糖饼。

　　整个春天，胡闹和他姐姐的情绪一直低落。齐国庆更加频繁地向胡雪展开攻势，很有些落井下石的卑鄙。胡闹家的邻居们议论纷纷，他们摇头叹息却带着压抑不住的幸灾乐祸，好像精心烹制的臭带鱼。不久，胡闹就成了那条街远近闻名的克星。

　　住在胡闹家对门的那个抱狗的女人煞有介事地凑到我身边，一努嘴道：“离他远点，黄眼珠子命硬着呢。”有那么一天，这个女人终于拦住了胡闹，啧啧啧地鸣叫一番后说：“孩子多可怜，妈难产死了，现在爸也没影了，八成是被南方人给害了。”

　　胡闹不理她，摘下脖子上的钥匙开锁。那个邻居继续喋喋不休：

　　“南方人坏着呢，说有生意要做，把人骗到屋子里，掀开地板里面就是个埋人的大坑。我有个亲戚就是这样被骗去，一看不妙眼都不眨就跳出窗户，好在一楼有个棚子接着才捡回条命。”

　　胡闹抬起头问：“你看到我爸被埋了？”

　　邻居道，我就是猜猜。

　　“我还猜你全家不得好死呢！”

　　胡闹的黄眼珠更黄了，像要燃烧起来：

　　“再敢瞎讲，我药死你全家！”

　　邻居张口结舌。

　　胡闹“嘭”地一下关上门，把女人和尖叫一同关到了屋外。

　　这一年的春天，我不可救药地迷恋上胡闹的姐姐。

　　胡闹的姐姐冰清玉洁，两只酒窝盈盈一点挂在嘴角，她说出的话，每个词每个调都让我沉醉，而在此之前我是万万不知道“醉”为何物。

　　胡雪有时会踮起脚尖，迈起纤细笔直的长腿蹦蹦跳跳地回家，这时她就像一簇跳跃的火苗。有时她又会靠在窗边，不知在想些什么，这时她又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于是我便时常目睹我们之间深不见底的距离，感到十分绝望。我的绝望还在于，她时常对我发起调侃，完全不把我当作男人，不过我总是很及时地原谅了她。

　　然而以上这些都不足以构成我对胡雪的依恋，真正将我击倒的是她的气味。即便多年之后，我对女人的气味依然持有病态的执着，在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里，让我兴致不减长久不衰的一件事便是对气味的追逐。尽管当年的所作所为有些匪夷所思，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了的事情，今日想来仍然令我羞赧不已。那时每次去胡闹家都有如一次朝圣，我会寻找一切机会接近他姐姐，然后假装请教某一道难题靠近她的身体，探寻她的体味醇厚之地。她多半会为难地说：“扔了太久，都不会啦。”偶尔她还会拍拍我的肩膀，揉揉我的头发，笑着说：“别拱啦，像只刺猬。”我能感受到她的善意，这让我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1988年的夏天，胡雪被分配到县肛肠医院做了见习护士，人忙起来连影子都摸不着。我将对胡雪的思念转嫁到她的衣物上，使那些无辜的布料饱受摧残。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我会避开胡闹，捧起他姐姐晾在绳上或刚刚换下还未来得及清洗的衣物，把鼻孔深埋进那些织物里。那些衣物残存着淡淡的芳草的清香，偶尔混杂了一点点来苏水的味道，无论哪种气味都沁人心脾，令我想入非非。我长久地用力吸气，我的胸腔膨胀疼痛。香气顺着鼻孔抵达我的亿万肺泡，潜入每一条血管，充满每一个细胞。当弥散的香气在我小小的肉体里达到饱和时，我便进入一种幻觉，仿佛自己正躺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时间静止了，呼吸停止了，天空不再遥远，白云近在咫尺，它们柔软地覆盖住我的胸膛，我感觉灵魂已经出窍。

四

初二这一年，我们家迎来了不幸。和所有愚昧的人一样，父母对即将到来的不幸毫无预感。

　　这一年里，县城很多人家购买了彩电，父亲从邻居手里淘来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收看新闻联播。漫长的夏季，他和母亲趴在电视机前观察国家形势，显得十分兴奋，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和别人一样，谈论点新鲜的东西。

　　小小的黑白电视导致我家的生活水准出现了数月的滑坡，直到秋季，菜板上才见少许冻肉。也就是从这一年的冬天开始，父亲所在的工厂出现了不好的兆头。我的父亲进入锻压机床厂后，学徒一年，风光一年，从第三年开始工厂进入亏损的节奏，每个月开支都是一次难产。

　　父亲发现，财务人员的脸上挂霜，锅炉前的煤堆缩水，北风吹起来要比往年凉了一些。领导班子的决策总是比出现的问题慢上半拍，这首旋律低迷的乐曲很快进入更加阴暗的副歌部分。

　　赵黑子的脸色也更黑了，他总在每次放下刨刀时大喊一声“操”，凶狠的表情好像要刨去仇人的皮肉。他对父亲抱怨道：“都他娘的往自己兜里揣，谁管咱工人死活！”

　　赵黑子的凶狠未能一直持续下去，刨床车间就放了长假。后来不仅刨床车间，连铸件车间、翻砂车间，这车间那车间统统放假。百分之二十的工资就是十来张“大团结”，物价在涨，工资在掉，我们家这只没帆没桨的小船又漂漂荡荡搁浅在三年前的那片泥沼里。

　　在那个年代，县里放假的工人如过江之鲫。放假的工人并不旅游，他们流行走到街上，走到广大群众中去做些小买卖。父亲混入这个鱼龙混杂的求生大军，手捏一杆小秤，卖起了黄瓜豆角蒜薹。父亲的吆喝是投向地面的，细弱的语丝如弥留者的忏悔，用母亲的话说，你的菜是卖给蚂蚁的。唯一令父亲感到自豪的是那杆小秤的精准，他的秤杆挑得高高，生怕被人奚落成小气。买卖做了三天，本钱赔得干净。

　　做买卖不行，父亲跑去三学街劳务市场当力工。一个老板摇下车窗问，有切大理石板的没？没人吭声。父亲凑上前问：

　　“我试试行不？”

　　“你会干？”

　　“以前雕过玉活儿。”

　　父亲切了三天大理石，挣了四百元。全家受到强烈刺激，差点将四百元数成残币。

　　这种俏活儿并非时时都有，不过老板却热心肠，结算时慨叹父亲的怀才不遇。父亲曾是雕刻厂的梁柱，专攻鸟兽，尤善雕马。玩手艺的人不同一般行当，手高的人让人敬仰仿佛是神一般。同样拿出一对马来，往远一戳，三脚猫功夫的是光溜溜的一堆死玉，高手拿出的东西不管大小粗细，总闪出一股神韵来。父亲谈起玉来神采飞扬，全然不是劳务市场的力工模样。

　　那老板说，刚好有个朋友起步做玉器生意，我给你介绍一下吧。于是父亲在自家屋里支起水凳山板轴口砣片，开始给一个卖过羊杂碎的老板雕马。工钱论件，单马五十，双马八十，群马另算。这价钱可以糊口，无以发达，大头都被老板拿去，母亲对此耿耿于怀，不时撺掇父亲单干。父亲一副老僧入定的模样，心中只有玉活儿。他说：“玉要本钱，卖要销路，咱啥都没有，拿什么单干？知足吧。”母亲无言以对。

　　一晃，父亲加工玉石活儿半年有余，间或做些切割大理石的工作。久之，他会用破玉料时切下的边角余料雕些小物件给我，被我收在一只铁皮盒子里，美其名曰“百宝盒”。有一次父亲心血来潮，竟给我和胡家姐弟俩各雕了一只小兔。玉兔虽小，鼻眼齐全，胡雪喜欢得含在嘴里，胡闹却只管贴着瞧，直看到对眼。

　　钱挣得比工厂活，餐碗里见着了荤腥，存折里添加了数码，日子要这么走下去似乎也不错。母亲胸中单干的念头死灰复燃，父亲似乎也多了些底气，甚至拍了胸脯说，早晚要干出个样子来。

　　然而，就在我们全家人跃跃欲试的时候，厂里来人通知机床厂被书记承包了。书记到外地考察一番，带回了一套“计件工资制”。传话的人说大肚子黄书记要放假的工人都回去支持厂子振兴，不回去就按辞退处理。

　　我的父亲马革章显然对振兴之类的狗屁说辞不感兴趣，他关心的只有稳妥，心里盘算到退休养老那一步。他的梦想就是稳妥地活，稳妥地睡，稳妥地死。待在厂子里给人的感觉就是比在外面四处奔波要安心，有一种踏踏实实的归属感，于是几天前关于“单干”的豪言壮语成了泡影。

　　父亲是入秋回厂的，当晚就从车间里带回一身独特的汗锈味。打磨玉石的水凳家什被分开来，包着盖着闲在不同的角落，迎接日月和灰尘。我的“百宝盒”也再没添一件新物。父亲回厂，令我品味到人生的又一次无奈。

　　回到锻压机床厂的父亲不再意气风发，变得沉默起来。我开始对这个无能为力的男人充满了怜悯，并注视到了他的衰老。我的眼前时常浮现出一片灰暗的厂房，它们延伸到我的目光无法触及的地方，每一座厂房下都密集地排列着冰冷的机床，它们像反复运作的金属棺椁，发出空洞的轰鸣。当没有产品被生产出来时，工人们便面无表情地将自己摆放到机器上，然后被巨大的力量运送到一个陌生的黑洞……

　　这幅场景日积月累地构成了我对工厂原始的恐惧，每次这种恐惧降临，都会伴随着小学班主任多年前对我说过的那句话：

　　“你不念书，将来连你捡烂菜叶的老子都不如。”

　　齐国庆讥讽的腔调使我的恐惧雪上加霜，而恰恰就是这种强烈的恐惧感，促使我更加刻苦地学习，期望有朝一日能够逃离捡菜叶的噩运。

　　实行计件工资后，父亲恨不得跟机器融为一体，日夜不停地运转，然而与整个时代的洪涛巨浪相比，他的努力顶多算是螳臂当车。曾经还算通情达理的母亲突然变得狂风暴雨，无情地席卷了父亲的最后一丝尊严。她数落起父亲来总是一针见血，骂父亲是颗扫把星，什么厂子沾他的边都要黄。骂父亲是窝囊废，一辈子也离不开那个破厂子了。

　　胡闹诊断我母亲患上了“更年期综合征”，依据是他家那本毛了边的《家庭日用大全》。胡闹热衷钻研优生与避孕那几个章节，对应的那几页纸张已被捻搓得发黄。在倾听了我对母亲的种种抱怨之后，他说你妈可能是更年期了。我说扯淡！那本书里过于抽象的定义和夸张的叙述让我觉得极不可靠，我有无数个理由证明母亲是无理取闹。我问胡闹：

　　“更年期的女人就不是女人了吗？”

　　胡闹想了想，点点头道：“有点扯淡。”

　　被骂久了，父亲也渐生火气，母亲说一句，他顶一句，像个不时往火里添油煽风的人。他们争吵的声调忽高忽低，百转千回，与声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争吵内容的单一反复，缺乏新意。柴米油盐，归根结底就是钱的问题，令人不胜其烦。每次他们争吵，我都痛苦地捂住耳朵，感受到这个家正在失去温暖。

　　愈是穷困，父亲便愈加珍惜曾经的荣耀。他一边忙于清理布满铁灰与油污的指甲和毛孔，一边向我吹嘘当年之勇。再过两天他将出席我的家长会，外套上的破洞同样令他忧心忡忡。父亲尽心尽力描述他的骄傲，看起来更像是为自己拼凑一些自信。他的描述没有让我对工厂的印象有些许改观，反倒令我的厌恶变得更加具体。我仿佛看到父亲穿过幽深的车间，走向自己的机床。那些20世纪40年代的机器，开动起来“咣咣，咣咣……哐当”，几十台机器各自叙述，工人便要带着喊腔交流。父亲讲，每次开工前他都会与赵黑子进行一次目光的对撞，直到老赵的左眼被飞溅的铁屑烫熟。对手养伤期间，父亲如愿拿下了双份工资。

　　按照父亲的描述，一个工件的诞生，总是由他来开启。只要他朝天吊大喊一声，油黄的吊葫芦就会滑过十米顶棚，来到车间中央的铸件堆上。工人把钢绳垂直固定在待加工的铸件上后撤离。铸件升起，滑过天棚，落在双刀大刨的工作台上。随后父亲固定铸件，再将刨刀降下，调正，按下电钮，工作台便向前滑动。父亲脚下垫着砖，他站上去，用手抓住手摇把儿。在他的摇动下，铸件被啃出燕尾槽，巴掌宽的铁屑卷着发黄的大卷儿，从刨口两边耷拉下来。每到这时，他就知道刨刀该磨了，这是一个技术工人最可贵的品质。工作台来来回回地荡，扒掉黑皮的刨面无法呈现预期的银镜般的效果，像肝炎患者的结膜。父亲摇摇头，再次朝天吊驾驶室喊。

　　父亲的叙述在此处陷入停顿，我猜他一定是想起了他的徒弟。我的父亲马革章在成为技术骨干那年破例收了一个徒弟。乡下人，姓崔。他曾送给我一支自制的竹笛，外加一段不知名的演奏。他吹起笛子来像个满面春风的姑娘，几根纤长的手指在竹节间跳起了芭蕾。我和胡闹看得一脸痴呆，全然忘了流到下巴的口水。

　　大我三岁的小崔在认师傅那天显得过于彬彬有礼，这让父亲看到了一年前的自己。或许是出于自我抚慰的目的，父亲领着这个有点娘娘腔的乡下小伙子到工厂对面小饭馆里吃了顿面条。那个男孩一连吃下三大碗面条，吓得父亲直摸口袋。

　　小崔出事那天有些魂不守舍，刨T型槽回程时居然没有抬刀。父亲骂：“蠢蛋，想让刀废掉吗？”小崔委屈道：“越程短，来不及。”父亲更气，大骂：“你是死的？越程短，你不会调？”小崔不说话，默默走开。父亲自己刨完一个工件，喘了口气，仍不见小崔的影子。他骂了句死人，便喊天吊。这次是十二吨的超宽铸件。

　　或许是过于宽大和沉重，铸件在绳索里有些晃荡，摆动幅度也越来越大，在到达牛头小刨与龙门大刨的中间地带时竟脱离钢绳，像一片黑色的羽毛缓缓划过父亲的记忆，轰然砸进水泥地面。一卷卷铁屑飞起来，一层层灰土鼓起来，一块黑色的角钢镶进两米开外徒工小崔的太阳穴。小崔的身体毫不迟疑地扑倒，黑色的血从脑袋下面极不情愿地爬出来，缓慢变换着忸怩的形状。小崔的眼球有些鼓胀，沾着油泥和沙土，他的表情保持着生命最后一刻的惊讶，洞开的嘴巴里萦绕着一团没来得及散开的热气，吐出的舌头上面也沾满了油泥和沙土……这就是小崔吗？那个总是把手洗得干干净净，会吹笛子，眼睛明亮，有点娘娘腔的小崔吗？我的父亲一阵眩晕。巨大的铸件再次升起，露出一面扁平的旗，牛头小刨王克生像一张五颜六色的蝴蝶标本在他眼前飞舞。

　　父亲那夜很晚才回家，他拖着疲惫的身体一屁股坐在门槛上，抱着头哭起来。他的两只布满油泥和血迹的大手覆盖住自己的整张脸，仿佛那张脸上写满了见不得人的秘密。他的哭声越来越难以压抑，这使他的肩膀上下抖动得厉害，简直要把他从门槛上颠下来。最后呜呜的哭声演变成撕心裂肺的号叫，他的号叫令我和母亲异常惊恐。他捶打着自己的头，面对空无一物的地面大喊：“马革章，你是不是混蛋？你把人家孩子咒死啦！”

五

父亲回厂后，家里的日子再度紧巴起来。适逢暑假，精明的母亲便领我在家一天两食，这让我的胃肠时以咆哮抗议。一日参加婚礼，母亲随了五十元份子，打包了五大袋剩菜，全家吃了三天烂炖。第三天夜里，母亲腹痛如绞，折腾了一晚厕所，伤心道：“这点烂炖，都踢腾了。”

　　“好汉还架不住三泡屎呢。”父亲望着眼皮塌陷的妻子，怜惜地对她说，“明个我做早饭。”

　　第二日母亲卧在床上，手捧半碗夹生粥，含着泪问：“你说你还能干点啥？这精乖乖的大米跟你有仇？”母亲的诘问注定没有回音，因为父亲此时早已走进灰暗的厂房，站到冰冷的机器旁了。他自知犯错，慌乱得连饭盒都没有带走。

　　当然，父亲的仓促并非只因一锅夹生粥，用母亲的话说，这是拱槽子去了。黄书记的计件工资制度只能解决内部问题，在放了几次大假之后，他又决定把权力下放到车间，让车间主任带着工人自寻生路。活儿是工人的奶水，他们甩开膀子、扭着屁股、红着眼睛狂吮乱吸，几下就将并不饱满的乳房抽干了。他们开始不满地打滚、蹬腿、哭喊，别的车间机器一响，他们就更沉不住气了，一窝蜂地去找孙主任兴师问罪。孙主任发了火，骂道：“工件检查超八道不合格，你们的工件两个八道都快有了，自己砸了自己饭碗，还有脸跟我吵！”有工人嚷嚷：“以前不也这么干的吗？”孙主任哗啦啦甩着那串比锡纸还薄的塞尺，冷笑道：“以前放得宽是可怜你们不容易，烂锅炒大菜难为人。如今啥形势了？前几天铸造车间刚开除一个，我不想这事在我们车间发生！一会儿我亲自检查工件，通过算运气，不通过马上返工，不服的滚犊子！刨床车间啥都缺，就是不缺分肉的！”说完大步流星向工件走去。工人们自觉闪出一条路来，一向和气的孙主任让他们感到陌生得有些可怕。他们拿孙主任没办法，就只能对自己再狠一点，天不亮进厂，排在主任室的门口等活儿，像一群领救济粥的灾民。

　　基于以上种种缘由，那天父亲的仓促显得既偶然又必然。他的仓促除了让他拱上槽子，吃到救济粥，还导致了我的南门之行。我对母亲抱怨：“不就是一顿午饭吗，工厂边上还没个饭馆？”母亲一边忍着腹痛打点饭盒，一边言之凿凿道：“你爸这个人比娘们儿还抠，饿着肚子干体力活，会出事。”于是，在那个阳光细碎的上午，在那条通往南门的二马路上，徒步前行的我一直把太阳走到了头顶。路旁是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它们外形雷同却各有各的破败。马路行人稀少，我的鞋子有几次被融化的柏油粘掉，当“哐啷哐啷”的轰鸣声震疼了我的耳鼓时，一座宽敞但却破旧的大门出现在我的眼前。

　　夏日的骄阳烤得人心焦，我闷头向工厂深处走去。一辆大挂车从我身旁呼啸而过，“嘎”的一声停在了一座巨大的车间门口。挂车调头，把堆满铸件的挂斗对准黑洞洞的大门。我看到油渍麻花的父亲和他的工友走出车间，把一套钢绳从铁门里拽出，挂在车尾的铸件上。我还看到，父亲咧着白牙，说着脏话，动作松垮难看，他那屁股缀满补丁的工作裤极不合身，腿腘处的破洞里因静脉曲张泛着靛青色的皮肉若隐若现。我忽然感到内心伤感，思绪纷乱，只想尽快把午饭交给那个我称为父亲的男人，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此刻锻压工人马革章的视线被厚重的铸件遮挡，并没有看到挂车另一侧向他走来的儿子。他朝大门里的黑暗挥了挥手，钢绳绷紧了，铸件靠近大门的那一端被高高吊起，慢慢融入黑洞。在铸件即将完全脱离挂车的那一刻，所有工人都恶作剧般一哄而散。这时我的父亲发现，本应光溜溜的铸件下面呆立着一个少年，正手捧着饭盒，张大嘴巴。

　　一直沉浸在忧伤和纷乱中的我忽然眼前一黑，抬头看到一团巨大的阴影即将与自己融为一体。这种刨床车间粗暴的卸车方式让我不知所措，两只脚生了根般无法挪动分毫。在绝望的余光中，我看到父亲像一张风中飘荡的锡纸，柔软、缓慢、无力，却又坚决地向我扑过来……

　　我感到四周响起轻微的呼唤，如梦似幻的声音令我无所适从。这时，一只大手按抚在我的头顶之上，我能感觉到它的粗粝和巨大，它让不停旋转晃动的黑暗猛然固定下来，我终于辨认出前方那束游移不定的红光。我激动得痛哭流涕，向着光源处奔跑，咸涩的泪水在脸庞上肆意流淌，钻进我的嘴巴和喉咙。最后，我被自己的“眼泪”呛醒了。

　　嘈杂由远及近，慢慢重构现实。一个声音喊：“醒了，醒了，刚才是撞晕了……”另一个声音道：“你这爷俩捡了两条命，可得请客。”“得请，得请！”父亲的声音从我耳后响起。我慢慢睁开眼，一片白光中，我发现自己伏在父亲的胸膛上。而我的父亲，正一脸憨笑地靠坐在锈迹斑斑的铁门旁。

　　人群渐次散开，我试图站起，身体却烂泥一般。我挣扎着想喊一声“爸”，喉咙却不知跑哪去了。我努力地调动我的发声器官和全身的力量，结果只是发出“哇”的一声大哭。那些脏兮兮的人停下散去的脚步，紧张地望向我。

　　我指着人群散去后露在地面上的饭盒说：“被你们踩瘪啦！”

　　人群一下子爆发出振聋发聩的笑声，笑着笑着声音便暗淡下来。父亲抚摸我的手也停了下来，黄豆大的汗珠滴到我的脸上，他的鼻孔里发出压抑不住的哼哼惨叫。

　　一个人问：“老马，你是怎么了？”

　　父亲说：“我的脚……”

　　大家低头一看，父亲脚踝下积满铁屑的黑色地面已经洇成一片紫红。

六

母亲的疑似更年期综合征在父亲跟腱断裂那天戛然而止。

　　作为一个下岗多年的原针织厂女工，母亲郑玉梅是有觉悟的。能否再就业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取决于世情、国情、社情，取决于企业、街道、流氓，唯独不取决于她自己，因此母亲一直处于四处碰壁的半就业状态。

　　她卖过凉皮，为了把凉皮做得又弹又滑，母亲特地向邻居徐老二爷取过经，忍受了那个老鳏夫几个小时色迷迷的目光。母亲还卖过冰糖葫芦，她独自完成批发山楂、抠果核、熬糖稀、穿竹签等所有工序，然后走街串巷地叫卖。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在晚饭过后添加一道化得鼻涕似的冰糖葫芦大餐。母亲还卖过烧饼，她和父亲在夜里钻研如何搭配面粉与白糖才能口味更佳、成本更低。母亲在春节来临之际通常会卖糕点，她买来散装的点心和纸盒，组装成价格更高的礼品盒。我们全家上阵一直忙到大年三十，连胡闹也赶过来帮忙，他对混乱的事情向来热衷。母亲怕点心发霉，初二便出摊，但人们年前就备足了年货，销量往往不好。我的手也是在那时冻坏的，在随后的很多年里每到腊月冻疮便会准时探望我的手背。我的母亲还卖过冰棍，珍珠岩制成的保温箱里整齐地码放着大白糖冰棍。最初，我对那只仅可容纳一只手掌，掀开棉盖便寒气逼人的方形孔洞充满向往。我喜欢把头俯在上面拼命地吸气，这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实在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美事，那种劣质香精的味道令我眩晕。我对母亲说，长大卖冰棍也不错。然而母亲并不赞同我的理想，她用巴掌加固了她的反对后，又向我灌输了这样一番美景：在可以预见的遥远未来，你大学毕业了，不仅光宗耀祖还留在了大城市，那里的冰棍据说可不只有这么一种，你赚到的钱想买下一个冰棍厂都不成问题。母亲后来还做过一段时间的酒店保洁员，她从床单的褶皱、垃圾桶的肮脏看到了世风的日下。

　　为了照顾父亲，母亲失去了酒店保洁的工作，她不得不再次将身体注满能量，然后把自己扔到大街上去寻找新的运气。

　　如果我是一位诗人，一定会这样歌颂我的母亲：她的就业之路就像一部光辉的史诗，照亮了父亲倒下的那段昏暗的日子。然而我只是个初中生，我只能像个一无是处的婴儿那样坐在教室里摆弄那些不切实际的符号与文字，而我那道貌岸然的班主任则一边抨击学生的堕落一边收取家长的贿赂，她在若干次暗示未果之后，便将我的座位调整到一群不学无术的男生中间。母亲找到她进行了一次诚恳的交谈，她对我家的遭遇深表同情却又无动于衷。我的那位同桌喜欢在课堂上酣睡，然后被下课的铃声惊醒，他长得五大三粗，擅长讲下流笑话和揍人，总是在我认真读书的时候突然在我耳边大喊一声或者在我即将坐下时抽走我的凳子。他的胆子极大，敢在课堂上将手伸进女生的裙摆，他这样做时，眼神充满了炫耀。此刻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变得强大，但我发现最终唯一可做的只剩下拼命地学习，然后从这个泥沼里逃离出去。我的班主任热心于将最好的学习资料提供给那些曾经贿赂过她和有些背景的学生，好在并非所有的老师都和她沆瀣一气，她的良苦用心没有阻止我以全班第一的成绩升入重点高中，我看出，她有些惊讶和无奈。

　　当我升入高中的时候，我们家在西北窑已经声名扫地，连最大方的邻居也不敢再借我们钱了，我的那些叔伯姑婶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我的父母。我想这回我们真的只能“自力更生”了。然而母亲对此早已麻木，她连想都没有多想就开始着手准备。她决定再做一份工作，以便在入冬之前还清因为学费而欠下的债务。此时父亲依然躺在床上，断裂的组织初步愈合，他正挥汗如雨地抻拉着他的韧带，期望能早日回到工厂。

　　在父亲受伤的初期，母亲时常以泪洗面。但是当她得知父亲至少需要卧床半年甚至一辈子的时候，迅速擦干了眼泪，对父亲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只管你半年。站不起来，就别拖累我和儿子了！”母亲的话让父亲的工友们目瞪口呆。

　　机床厂没给工人买医保，医药费要由厂子出。第一笔住院押金很快用完，母亲不得不去找黄书记。找了三天，书记都在开会，财务室的门也紧锁着。这么大的厂子，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也摸不着，母亲骂了，闹了，甚至砸了，都没有一点作用，最后连东拼西凑借的钱都用光了。父亲说：“咱回家养，不用半年我就下床。”

　　出院的那天晚上，赵黑子敲了我家门。赵黑子的到来令父亲母亲感到惊讶，他们表现出的极不自然的热情令我感到脸颊发红。赵黑子问了问父亲的病情，便转身对母亲说：“别再找了，黄大肚子躲你呢，有那工夫多挣俩钱比啥都强。”他掏出个烂信封按在炕沿上，说这是车间大伙的意思，说完便转身离开。赵黑子歪着头走出去，好像时刻在瞄准。母亲说赵师傅眼睛完了，父亲“唉”地叹口气。

　　母亲白天在马路边支起个小车，上面摆个烟摊。母亲的烟是从邻居许老太奶家孙子手里兑的，那小子有门市，真烟假烟变着法儿卖，对邻居倒实在，还问母亲要哪种。母亲批回烟来给父亲看，问：

　　“真吗？”

　　“我哪懂。”

　　“男人不都懂这个吗？”

　　“我哪里活得像个男人？”

　　母亲卖的是真烟，烟摊摆得正当，就摆在市委大院正门边上的马路沿上。从早到晚人来车往，总有一些身着光鲜的干部要么走过来要么从轿车里探出头来喊声大嫂，拿包烟。还有些办事的群众会成条买烟，对母亲也是相当客气，大概觉得在这地方卖烟的没准就是哪位领导的亲戚，得罪不得。卖出的都是上档次的好烟，母亲挣的利便多，偶尔遇到出手阔绰的零头都不用找。母亲美滋滋地对父亲说，倒把这帮狼狗成全了。

　　除了白天摆烟摊，母亲晚上还给一家小服装作坊钩毛活。刚开始她只能用时间弥补速度上的不足，不过没多久母亲就成了作坊里最好的熟练工，可是她又挑起了别人三倍的工作量。一个晨星闪耀的清晨，母亲照例要到雇主那里去交活儿，当她跨上父亲那辆二八大架，便听到对门许老太奶喊：“你不要命啦？”母亲连忙从车上下来。老太太问：“你家的灯泡从晚亮到早，拿命换钱哪孩子？”母亲一笑，说我年轻，不累！许老太太就摇摇头走开了。

　　老太太的话提醒了母亲，回来之后专门安装了一个小灯泡。灯光如豆，只照见下面一团毛线。母亲觉得自己太机敏、太智慧了，她把能看到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榨出钱来。当父亲抱怨他的棉袄遍布漏洞时，她就说你躺在家里要那么利索干吗？挺一挺，冬天就过去了。父亲非常赞同母亲的观点，他点着头说，是呀，挺一挺，没准这一辈子都能过去。母亲说她做毛活的时候就好像看到了儿子将来出息的样子，她有奔头。父亲说，你是地主婆，长工能被你榨死好几个。母亲莞尔一笑，说首先你得是个地主。母亲的笑容在微弱的灯光下像一张神秘的油画，看得父亲眼直。他说你靠近些让我仔细瞧瞧。母亲说：“忙呢。”父亲央道：“我腿不方便，你上来。”母亲却埋下头自顾钩毛活，那晚，父亲到底未能如愿。

　　两个月后，我的母亲郑玉梅时常看到眼前蚊虫飞舞、白光闪烁，她的钩针也时常会下错套、打错拢。在被老板第二次勒令返工后，母亲忧伤地发现，自己再也不能钩毛活了。母亲的忧伤是接踵而至的。没过几日她的那个摆在市委门口的小烟摊也被两个穿制服的人给了，来路不明的烟被尽数没收。

　　哀号的母亲抱着一人胳膊道：“男人残废，我又下岗，全家没活路啦！”人家一把将她甩开道：“管你！”

　　母亲的烟摊因为没有取得经营许可被取缔，这件事对母亲打击极大。整整两天时间，母亲坐在炕沿上不哭不笑不吃不喝，令父亲束手无策。

　　第一天，我从学校回来，还能看到母亲胸脯的起伏，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愤怒和悲伤。第二天，我从学校回来，惊恐地站到母亲身旁，看到她嘴唇发白，眼神涣散。我拉拉她的手，手指冰凉，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的手一松，它们就垂落下去。我说，爸，你快想想办法呀！父亲只有叹气。

　　胡闹开始在厨房里折腾，他把锅碗瓢盆碰得山响，还拿刀在案板上砰砰地剁。母亲嘴角动了动。我说胡闹你接着弄，最好来几道南北大菜。厨房里传来更加热烈的碰撞，然而母亲却再无表情。

　　父亲说，你好歹说句话呀！母亲没有回应。父亲说你喝点水。我把水碗递到母亲唇边，母亲还是没有反应。我端着碗在那里不知所措。我说，妈，我给你讲个笑话吧，今天胡闹尿裤子了。

　　一夜无眠，父亲在炕上辗转。第三天，母亲开始像个死人，身上了无生机。我说爸，咱陪妈一起绝食吧。父亲说，你起什么哄呢？我没理他，陪着母亲坐在炕沿上。胡闹也不下厨了，也坐到母亲边上。我说，今天不上学了，妈都要没了，上学有个屁用。

　　父亲向炕沿这里欠身，没欠动，他是想揍我了，手掌在炕席上摸，笤帚早被我收起来了。他说，好，都绝食是吧，那多没新意呀，你们看我怎么把筋抻断的。说着他就向炕沿边爬。我害怕了，连忙伸手去拦。但他胳膊的力气那么大，一下子从我和母亲中间栽下去。

　　父亲摔得吭叽一声，母亲的眉毛立即动了动，接着她的眼睛也动了。我发现母亲两天没转的眼睛居然转向了父亲。

　　父亲扶着炕沿站起来，母亲就那样看着他。父亲站直了身子，用他那条短了一截的腿向前一踮，另一条腿快速跟上，接着又一踮，又跟上。父亲向前走了两步便已经汗流浃背，但是他却惊喜地喊：“你们看呀，我能走啦！”

　　母亲的嘴唇动了动。父亲说：“你要夸奖我吗？再不夸，我可要跑出去啦！”母亲的嘴唇抖动得更加厉害，麻木的表情也开始松动，眼里一团雾气在缓慢升起。最后，母亲在三双眼睛的注视下终于“哇”的一声哭出来。她的眼睛像两道闸口，源源不断地倾泻着她的委屈，她边哭边哽咽道：

　　“老马，我是不是个废物？”

　　“你可不是废物，你太重要啦！”

　　“我死了是不是就好了？”

　　“那哪成！没了你，这还叫个家吗？”

　　“老马，我头晕。”

　　“铁人也得晕啊！”

　　母亲炕上倒三天，又活了过来。

　　父亲于春天回厂。他跛着脚，厂里让他和花了一只眼的赵黑子守锅炉。

　　刨床车间少了两人，并未带来转机。工厂如一盆死水，散发着腐烂的气息。时时放假的工厂如病牛喘息在城市里，走一步歇三歇，仿佛随时都要倒下。黄书记当年鼓舞工人说机床厂的老底儿够你们吃五年，但前些时日，区管办对工厂预估总资产却只有四百万。黄书记不见了，财务室关门了，工人们愤怒了，请愿的人流游出厂，一路喧腾向县政府挺进。他们在南二马路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很快就被赶到的警察驱离了。

　　我的父亲马革章没有跟着凑热闹，他把腿架在凳子上，让锅炉的热浪抚慰着脚踝。他和赵黑子都懂得厂子败了，再闹也闹不出奶来了。机床厂的估价无声无息地进行了三个月，最后除去负债，南门锻压机床厂的资产总额还不到五百万。偌大个工厂像个被掏空的盒子，被迫宣告破产。父亲的工龄被买断了。花了一只眼的赵黑子给锅炉添上最后一锹煤后像个女人似的哭了，他悲伤地骂道，当了一辈子工人，受了一辈子的苦，最后叫他妈的这个厂子给玩了，操了！

　　那一晚，父亲患上了偏头痛，他瘫倒在炕上像泄了气的皮球，我甚至听到了他漏气的声音。第二天一早，几乎干瘪掉了的父亲再次鼓足气力从炕上爬起来，卷起一支烟吧嗒吧嗒抽起来。当晨雾散尽时，父亲站起身，走了出去。

　　他跛着脚，用力把车推出1993年的胡同。

七

若干年后，我考上大学，离开西平县，最后定居在很远的城市。我曾将自己的父母接到那座城市住过一段时间，但是糟糕的婆媳关系令我焦头烂额，我不得不将父母再次送回西平。

　　我与母亲通电话，告知她不久我将到奉城出差，顺路去看看他们。母亲异常高兴，她都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喜悦了，突然说：“你的同学胡庆现在学好啦，在城西开了一家汽修店。”她的话让我一下子坠入回忆之谷，一段被忘却许久，抑或说被我刻意忘却的往事浮上心头……

　　胡闹在他父亲消失后，变得像个地道的孤儿，他会长久地在街上徘徊，拦住那些弱小的孩子，从他们手里抢走零食或是几毛钱。他的黄眼珠在打劫时显得冷漠无情。这个时候的胡闹令我感到陌生，可是我立刻意识到他大概一直就是这般样子，只是被我人为地美化了。

　　胡闹在四处游荡的时候，还会顺手牵羊地拿走别人遗忘在自行车上的物品，不管这些东西有没有用，他都要拿走。他的成功取决于我的配合，我神色紧张地守在路口，不时向他通报周边的信息。得手之后，胡闹会无私地和我分享他的战利品，一盒香烟、一捆铜丝、一副手套、几块面包……甚至还有几只袋装气球。

　　他取出一只油腻腻的气球问，你爸用这个吗？

　　我说他又不是小孩。

　　胡闹哈哈大笑，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有趣的笑话。他说，小孩子才不用这个，只有大人才用得到。我对胡闹近乎荒诞的回答嗤之以鼻。他却说，我来给你开开窍。

　　于是，我们坐在光秃秃的坝顶，胡闹接下来的讲解令我面红耳赤。此时此刻，坝坡上草木萧瑟，坝下是汩汩的白沙河，映照着从郊外遥远田野里升起的天空。天空被云彩染得越来越红，它把红色投到河里，投到地里，投到林梢、小路和匍匐的茅屋上，一直投到坐在我一旁的胡闹身上。然而这铺天盖地的红光都仿佛敌不过我那张近乎滴血的脸膛，最后我都分不清是谁染红了谁。即便很多年后，当我伏在女朋友的身上奋力耕耘时，我的眼前还是时常浮现出那个被染红的下午。

　　“你爸和你妈那个吗？”胡闹充满戏谑地问我。“他们才不。”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父母一向严谨，他们最亲热的举动就是互相微笑。胡闹说，怎么可能，不做这事你从哪来的？我有些羞愧地说：“听你这么一讲我好像有点印象，就是叫不准了。”随后我又用自己贫瘠的想象丰富了一下细节，使我父母的这次子虚乌有的媾和显得有声有色。尽管在今天看来，我当时的叙述是如此滑稽可笑，然而胡闹同学却听得一脸陶醉。过了许久，他说，你家也挺好。说这话时，霞光正紧跟着沉落的日头收敛它最后一支画笔，胡闹的脸像一块失去颜色的布，随着天色黯淡下来。风变得凌厉，将坝上枯草吹得起伏，仿佛野兽的脊背。我们又变得像大地一样安静了。

　　这一次关于身体的交谈，令我既羞怯又愉悦，那些之前难以启齿的事情在阳光的照耀下逐步呈现出健康的色泽。原来自己的罪恶并非独有的罪恶，自己的快乐也并非独有的快乐。胡闹释放了我刚刚开始的罪恶感和忧心忡忡，我终于又成为一个幸福的大多数。幽闭的内心一旦打开，倾吐就会变得心安理得，这让我心情大好。我和胡闹的隐秘世界不断融合，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在那个不断融合的充满迷雾的空间里，胡闹又无数次地为我解答了许多成长中的困惑。

　　我感到黄眼珠、黄头发的胡闹越来越像个兄长了，他对任何事情的领悟都要先我一步，这让我对他产生了本能的依赖和服从，即便升入初中后的胡闹开始变得普通，也毫不影响我对他的崇拜。能使我产生动摇的，大概唯有他在灵与肉的纠葛中暴露出来的那一丝青春的不堪。

　　脱去婴儿肥的杨柳像化蝶的蛹，她在胡闹面前看似漫不经心的翩翩起舞恰恰出卖了她的渴望。尽管对杨柳充满鄙夷，但这并不妨碍胡闹对她肉体的向往。多年的同桌生涯让我从骨子里了解这个女生，她的伪善与刻薄使我对她就像对待烂菜叶一样没有任何食欲。如果不是胡闹的饥不择食，我料定他是万万不会对这样一个女生动心的。胡闹的自甘堕落造成了我的失眠，好在他们很快因为一条项链而翻脸。

　　那是胡闹在杨柳的一再逼迫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杨柳提着那串即便在我看来也太过敷衍的塑料项链充满委屈，因为她娇嫩的脖子竟然被工艺粗糙的项链划破了。“我过生日你就送我这种地摊货？”杨柳的哭述让我对她产生了片刻同情。胡闹耸了耸肩，仿佛送出项链本身就已经给足了对方面子。杨柳更加委屈，她的哭述开始变得密集。“差不多得了，”胡闹显得不耐烦起来，“我姐连这地摊货还用不上呢。”

　　“别拿我跟你姐比。我又不是地摊捡的，凭什么拿地摊货骗我！”说完，她把项链掷在地上，那些廉价的珠子滚得到处都是。胡闹不再说话，站起身抽了杨柳一个嘴巴，便扬长而去。

　　杨柳那个肌肉健硕的哥哥找到胡闹时，他正踢着石子情绪低落地走在放学的路上。胡闹听到自己的头颅发出“轰隆”一声闷响，就稀里糊涂地趴在了地上。他艰难地用手撑开地面，吐了吐血沫子，骂了一句“二狗子”。

　　在我们这个小县城，老百姓喜欢称呼那些派出所里的联防队员为“二狗子”，胡闹戳到了杨柳她哥的痛处，使那个男人顿时青筋暴跳，冲上前去又是一顿猛打。他下手极狠，拳脚落在胡闹的身上嘭嘭作响，最后啐了一口道：

　　“你老子不在了，你连条狗都不如！”

　　胡闹被揍时，我正在去医院的路上。很久不见胡雪，我已无法抵制想去医院偷偷看她一眼的冲动。一个长脸的老护士发现了我的诡异，对旁边的护士说：“把这孩子推进手术室吧，他一定是得了痔疮。”周围人笑作一团，我落荒而逃，却撞到了一个患者。那名患者扶着墙哀怨地看着这个冒失鬼，疼痛使他说不出任何话来。长脸护士立刻冲上前捉住我的肩膀，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说，我要找我姐。

　　胡雪除了在护士站盯班，剩下的时间都会被长脸安排在满是瓶瓶罐罐的换药室里。她靠着那排铁柜子充满好奇地打量着我，而我则像做了错事的学生，低头不语。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啦？”

　　“看病。”

　　胡雪“扑哧”一声笑出来，她的胸脯在白大褂里跟着笑声抖动了几下。我想把手按上去，帮她固定住，但是她用手捂着脸笑了一会儿，便停下来，抬起头看我一眼，又再次笑起来。她问：

　　“你喜欢我？”

　　我脸红了。

　　“我的衣服是你翻的？”

　　我感觉自己要死了。

　　然而她却抱住了我的头，我闻到了她两乳间浓郁的青草气息。她的嘴唇在我的额头轻浅一啄，便迅速撤离，留下了一小片湿软的凉意，一股电流从那里灌注了我的全身。这一刻，我觉得胡雪是我的女人了。我对她说，我愿意为你去死。

　　那天胡闹被修理得太惨，如果不是我母亲推烟车回家的途中发现了他，估计他还会在地上多躺一会儿。医生开的药花去我家半个月口粮，母亲赌誓道：“一定要让那个畜生付出代价！”可是胡闹并不告诉母亲是谁把他揍成这副模样的，母亲说，这孩子是交上坏朋友了。父亲说嗯。母亲说，咱再不管，这孩子就毁了。父亲说难。母亲说，不就是添一副碗筷吗？

　　胡闹在我家住了半年。很快我便发现了他的一个癖好——喜欢看别人斗嘴。每当我的父母对话开始升温，他便会搬出小板凳坐在那里像等待露天电影。父亲惨败，他便露出满足的笑容。让父亲对当初的妥协追悔莫及。在这半年里，我还发现胡闹几次夜梦中的啜泣。

　　这时，一个在南方做生意的邻居带回胡闹父亲的消息，人们觉得他的消息可靠是因为他还带回了胡闹父亲的遗物。那是出事前三天，胡闹的父亲委托他交给自己孩子的。胡闹的父亲用一把大火与一个女人及她的全家同归于尽。他给胡闹姐弟留下了两万块钱。邻居们纷纷赞誉这位朋友的仁义。

　　那晚母亲将胡闹和胡雪找来我家，姐弟俩哭了，我和母亲也哭了。但我忽然觉得，胡闹有这样的父亲依然令我羡慕。随后的几天里，我时常到医院陪伴胡雪，我们会在换药室里长久地拥抱，甚至一边流着泪一边接吻。她总是推开我说，这怎么行，你马上就要中考了，你要赶紧复习啊！我说我看不进去，我心里长草了。胡雪便自怨自艾起来。于是我又再次长久地拥吻她，安抚她。我感到我的情感陷入了纠缠不清的水藻里，被拉向深渊，我感到了一种沉沦的快慰。我们反复亲吻了许久，还要不时注意走廊的声音，显得紧张而刺激。我问，齐国庆还来找你吗？胡雪的脸色变了变，说不要再提他。胡闹和我提过一回，说齐国庆的姨父是县卫生局领导，他在用转正的事情卡他姐姐。胡闹的父亲失踪后，齐国庆明显变得大胆起来，他面对胡雪时会露出直白而贪婪的目光，他还买通了长脸护士监视胡雪的一举一动，为他得手创造机会。甚至，他还被我撞到，与另一个女人卿卿我我。

　　胡雪和我更加激烈地亲吻，似乎想用这种方式冲淡齐国庆的阴影。她的手在我的背上不由自主地揉搓，我感到自己在深渊里下沉得更加猛烈……窗外阳光明媚，远处雷声隐隐，换药室里是淬火之后般的死寂。六月的天，孩子的脸，一场大雨突然间瓢泼而至，把小窗拍打得啪啪乱响，把窗外发霉的泥土气息也赶进屋子。我如落汤鸡似的回家，心里只记下一件事：像个男人一样上考场。胡闹问我去哪了？我说透透气。说完便翻开书本看起来。

　　这最后一个月，我把书看疯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劲头，三年没搞懂的那些公式定义，短短一个月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被我轻易地推倒。我感到自己像竹子，每一次模拟考试都会向上蹿一蹿。班主任扬着手里的成绩单嫌恶道：“有些人连模拟考试都作弊，这要蠢到什么份儿上……”一切侮辱与谩骂我都免疫了，那个整天打盹儿的同桌把椅子从我屁股下面抽走，我从地上爬起来头也不抬地继续学。杨柳说，你们快看他，像有多厉害似的，这是要考清华北大呀！那张充满褶皱的嘴在我的视线里一张一翕间快速地淡去。胡闹说，哥们儿，你看我搞到了一盒好烟，咱俩找个地方来两口。连胡闹也被我残忍地拒绝了。那一个月我不管不顾，仿佛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我甚至听到了那些被我超越的尖子生们纷纷向后退去的叹息声。

　　等到一切结束的那一天，我已经形如枯槁。我来到胡雪面前，对她说，我像个男人一样上考场了。胡雪摩挲着我的脸，流出了眼泪。

　　那晚，我如约赶往胡雪的家里，如赶赴一场期待已久的神圣仪式。我的内心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惊涛骇浪。来到胡雪家的门前，我徘徊良久。忽然，我听到胡雪的一声尖叫。

　　门从里面锁上，我顺手操起一块砖头翻墙而入。我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在血管里急速地奔流，最终汇聚到我失去神智的脑袋里。如果这时有人看到了我的脸一定会感到恐惧，因为连我自己都感觉到面部肌肉已经扭曲。我不顾一切地冲进去，挥起手中的板砖用力砸下去。血液像箭一样射出，我又一连砸了两下，就气喘吁吁地站在小床前。我看到齐国庆像一块大红被面从胡雪的身上滑脱，鲜血喷了胡雪满脸，她惊呆了十几秒钟后，突然发疯似的喊道，你快跑，你快跑呀！

　　那天，我不知跑了多久，也不知跑了多远。我在漆黑中迷失了方向，最后靠在一棵大树上睡着了。清晨的嘈杂将我吵醒，睁开眼后我又一直朝前走去，人们看到我后纷纷躲闪，最后我来到一处河边。我看到自己身上的血迹。我跳入河中将自己洗净，然后窝在草窠里等待衣服晾干。我在游荡的第三天晕倒，邻县的警察把我送回西平。我想我还是自首吧。我已打定主意任人宰割了，然而痛哭流涕的母亲看到我安然无恙后抱着我说，胡闹伤了齐国庆，被抓起来了。

　　胡闹是出事当晚自首的，他在自首的时候甚至带了牙刷和毛巾。“我弟说，这是咱家自己的事，不能把你卷进来。要是换成他，齐国庆就死了，他也没命了，他是赚到了。”胡雪那几天精神有些恍惚，一直跟我念叨着这些话。没过多久，胡闹进了少管所，我进了县高中。

　　从那件事情开始，我仿佛一下子开窍了，不再孤僻和胆怯。我感到自己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醒来后发现梦中的自己是多么可笑。我的朋友多了起来，学校里再没人敢欺负我。我和胡雪的特殊关系持续了三年，但是在我考上大学之后，她还是嫁给了齐国庆。后来和母亲通电话时得知，胡雪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就离婚了，现在辞职在城西开了一家母婴用品店。至于胡闹，从少管所出来后第二天便刺伤了杨柳的哥哥，再一次被投进监狱。打那以后，胡闹成了高墙里的常客，通常我在学校，他在监舍。我们都有了新朋友。

　　这次回到西平，瘸腿的父亲和苍老的母亲上街买来许多平时不曾吃过的美食。我说自己只能在家待两天，他们的脸上露出明显的失落。吃过中饭，我说出去走走。我沿着似曾相识的马路缓缓西行，十几年过去，这条马路变得宽敞平坦，路面不再软得能粘掉鞋子，排水沟连同滔天臭气一并隐没于地下。我先路过了那家母婴用品店，透过纷乱的橱窗，看到一个略显臃肿的女人对着墙上的电视傻笑。那个鼓噪的综艺节目让她保持了十几分钟的目不转睛。我想她的身上大概不会再有青草的芬芳，这让我的离开少了一丝惆怅。

　　天色向晚，西天呈现出血红的颜色，我在落日的余晖中终于看到大排档边缘的那家“胡庆汽修”。店门窄小，生意清冷，一个谢了顶的中年男人与几个粗鲁的工人在门前搓麻将。他回过头问，修车？他眼珠暗黄，背上的龙形文身因为身体的发福膨胀扭曲，看起来更像一只愤怒的牛蛙。我说认错人了，便扭头走开。转身的那一刻，忽然感到鼻子发紧，并再次想起多年以前我到少管所探望胡闹时的情景。

　　那是我再三鼓起勇气，费了很多周折才得到的一次探视机会。少管所在乡下一处偏僻的地方，县里的小客车只能通到马路边。我在乡间小路的尘土里跋涉了半个钟头，才远远望到拉着电网的高墙。

　　见到我时胡闹有些吃惊，他没有太大兴致与我闲聊，我也不知该说些什么，甚至我连自己该面容沮丧还是面带微笑都拿捏不准。他只是问了我一句，考上了？我点了下头。然后我们就沉默。探视很快结束，最后胡闹平淡地对我说：“以后别来了，咱俩扯平了。”

　　我失落地离开。胡闹最后说的那一句话，让我似乎懂了些什么，我看见我和胡闹的背影正消失在西平街的尽头……

　　从那以后，再无胡闹。

　　我的青春也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