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军庆湖北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魔气》《影子大厦》、中短篇小说集《雨水》《越狱》《24小说》。共发表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

　　我想写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想法既简单又直接，而且由来已久。我想以写作向我奶奶致敬。小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故事，她每个故事里都会出现两个人物——王恩和付义。我长大之后才明白，奶奶实际上是将“忘恩负义”这个词语拆分成了两个人。他们当然都没有好结果。奶奶的故事充满了道德期待。她对德行和善的力量永远怀有信心。更早的时候还有“农夫与蛇”的故事，它是那样的耳熟能详广为流传，以至于每一个成年人都会讲给他们的孩子听。一代一代反复传诵。如此说来，忘恩负义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这种事情一直都在发生。

　　站在街头，来到车站码头，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你会觉得头晕目眩，纷乱无序。就像一个人群集聚而成的漩涡，你不知道它最终会指向何处。高大的广告牌，醒目的路标，五彩斑斓的灯光，超现实主义的服饰，理想主义美食，无始无终或者循环往复的八卦新闻。动作，都是动作。镜头里所能捕捉到的永远是正在发生什么，却不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现实因此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但是，透过纷乱无序的内部，仍然能够隐隐约约看到某种图腾。当下每个人心中都怀抱着对成功的焦虑和渴望。这是一个成功者的时代。成功至上。成功学被奉为至高的秘笈宝典。一旦获得成功，也将获得荣耀。人群将为之欢呼，群情激昂。成功变成了某种标牌，某种标识，变成了溺水者得以浮出水面的稻草或木桶。成功是一道天燃气的阀门，只要拧开就能燃烧，就能放射出光亮。对成功的集体膜拜，成为时代症候。但是成功背后的路径也好，手段也好，却很容易被人忽略。在一个成功者大行其道的年代里，很少有人真正注意到我们为这些成功支付了什么。就词义而言，成功的反面很有可能并不是失败而是代价。但这只是一种说法，是否具有说服力尚不可知。

　　作家也是现实生活的在场者。作为写作者，他们的在场感似乎应该更为敏锐细致。巴尔扎克说过，作家应该成为他们那个时代社会的书记员。我想我的说法与巴尔扎克会有一点点差异，我认为作家应该成为一个时代的目击证人，诚实地提交他的目击证言。当然我们还可以重新回到巴尔扎克那里，所谓做他那个时代社会的书记员，是不是意味着巴尔扎克在暗示他所处的时代社会事实上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法庭。回过头来看，依照巴尔扎克的说法，几乎可以将逝去的年代视作一场巨大庞杂的无边无际而又永无止境的诉讼。起诉、举证、申辩。有些事情或许能够等到判决，另有一些事情则永远没有结果。因为没有围墙，所有的诉讼全都混杂在一起，所有的声音都在争吵。诉讼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没有独立的诉讼事件，而是整体处于诉讼状态。因此所有的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牵绊在一起，缠搅在一起。相互举证，彼此申辩。没有一个事件的发生是没有因果的。一个事件很可能是另一个事件的起因，同时也是又一个事件的结果。换句话说，一个事件也就是另一个事件的证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作家的写作是可以成为目击证言的。作家的在场和记录，就是为了提交目击证言。他(或她)无法起诉什么，也不能申辩什么，当然更不可能判决什么。所以在混沌的无始无终的诉讼年代里，作家也将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行当。

　　“老鼠尾”是武汉东湖里的一个地名，是湖中心甩出的一块飞地，又像世界的某个尽头。我无意间从同事口中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意思。其实我去过那地方，只是当时不知道它的名字而已。对于《老鼠尾》，我原本想写一个浪漫主义的小说。老鼠尾那样一个地方，的确更适合浪漫主义的文学情怀。但是写完之后我才发现，所有浪漫想法的背后，都规避不了现实的强力干扰。你每一天都置身其中，逃无可逃。就像“老鼠尾”所隐喻的那样，本来可以被人当作爱情的浪漫飞地，结果成了一块不祥之地。小说中所有去过老鼠尾的人，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歧途或厄运。说到底，我或许只是用现代的方式讲述了一个陈旧的故事，我在自己也不知情的写作里达成了向奶奶致敬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