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本期的小说皆描写案件。
小说描写案件，与案件卷宗不同。案件卷宗就事论事，以破案为目的，鲜追求另外意义。以案件为主题的小说几乎都不是就事论事，亦很少采用自然主义的笔法，或只为了巨细无遗地记录犯罪或破案的过程。作家大都追求深刻和超越，要通过描写破案过程展现主人公的人生境遇、悲欢离合和不得已处；要通过案件观察人性，反思时代，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
案件何止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了给人看”，更是各种事态发展到极端，或各类关系一朝失控产生的恶果，或矛盾累积逐渐激化，因此确是观察当事人的重要视角，也是观察社会现实的关键时刻。这类题材产生过很多重要的作品，譬如《窦娥冤》《罪与罚》等，通过犯罪讨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或道德伦理问题。然而一旦处理不好，此类题材作品非常容易造成“两张皮”的效果。案件这个表与作者所追求的意义这个里，不能很好地融合，甚至二者脱节。但若处理恰当，事理可以不二，事即是理，写好案件，理也就在其中了。本期所选的八部小说，都试图通过描写案件故事追求深刻的其他内涵，志向可嘉，有的作品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有几篇并未处理好表与里的关系，造成理胜于事的局面。
《风雨送春归》名称出于咏梅诗，原词言虽有风雨，但春天毕竟要来了，乃是对时代的整体判断，视野恢弘。余一鸣这篇小说借用了此名，“风雨”云云言有事故、不平静；“送春”既是非遗项目，又与时间有关，“归”或既指归案，或亦指回归本心。这篇小说在叙事结构上花了一些心思，花开两朵，一写现在，明目前所处阶段，一写过去，交代来龙去脉。如此双管齐下，原委清晰，真相呈现。这篇小说力求复杂，几条线纠缠在一起。一个关于传销的故事，背后夹杂了昔年情感的纠葛、物是人非的慨叹。一个关于徒弟拜师学艺的故事，却原来是警察和犯罪分子的故事。一个昔年朴素的非遗传承人，却转变为传销的导师级人物，成为在逃的案犯，此中消息，可想而知。
《秋殇》不满足于讲一个犯罪分子的故事，而要力求形而上学的意义。作者以小说演绎爱因斯坦“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云云，又提出犯罪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等。这篇小说具有较强的先锋小说的意味，由零起，于八终。“我”参与故事程度较轻，主要承担了故事连缀者的功能，故于零处交代。“我”一方面通过警官转述，结构故事，推动叙事；另一方面也通过查阅卷宗，部分参与了故事，议论了事件。但若讨论想象力和知识，犯罪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等，似可直截了当，不必采用如此复杂的形式。
《学徒侦探》以追踪案件的形式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杀人者的一生。小说较为简单，描写了杀人者自杀的简单故事，也描述了其他人物的生活状态。小说无甚可言者，唯大致可见出一些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犯罪之后的心理压力等。案件本身在小说中似乎并无多大实际意义，只起到了结构故事、推进叙述的作用。
《掘地》通过描写破案过程，试图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体现作者的反思与批判。破案本是为了弄清真相，使罪犯伏法，维持社会秩序，但这部小说描写为破案而掘地及泉，却只是私念发动，借公义之名而已。二讨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爱上了杀夫者，如此奈何，此真古今难题。
《解个手到底用多久》角度巧妙，案件似是一个撕开的缺口，由此可窥民风民情。偶发的交通事故由于证据不足，遂成谜案。民风不厚，即使是恋爱中的双方都各怀鬼胎，各执一词。于是谁是骑车者难以确定，故事焦点逐渐集中于“解个手到底用多久”这一看似荒唐的问题上来。
《闭住你的嘴》通过失足少年杀人的故事，写一旦铸成大错，虽可能有所转机，但已难矫正复原，故不可不慎始慎初。开弓没有回头箭，杀人者往往愈陷愈深，难以自拔，于是不断杀人，一错再错。“闭住你的嘴”是事后消极防守，文过饰非，很难因此而脱险。
《搞钱的路》题名甚好，非常具有总结性和冲击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搞钱的路上险象环生。小说颇具喜剧色彩，似乎强调主人公的好运气，搞钱的路虽厉无咎，皆有收获。
西元的《色·魔》有较大的抱负，似对两种时代的主要潮流均持批评态度。“色魔”为文革中的“三种人”，之后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此前有信仰支撑他为恶；一旦信仰崩溃，遂即按照市场思维疯狂攫取财富，亦为恶。小说以破案为线索，逐渐展示出“色魔”的前世今生。但也因为《色·魔》抱负强大，遂使载体难以承当，警察角色错位。
一度，小说中皆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倡写中间人物云云都引发了大的风波。一度，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大都高大上，以至于成为假大空，而反面人物因无忌惮，故大都活泼可喜。之后此倾向逐渐拨转，在今之所谓纯文学中已难见英雄人物和正面人物，所充斥者大都是中间人物、反面人物，甚至是罪犯。时代变化，昔者为极端，今是否亦走了另外的极端？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描写案件可由此观，知社会问题、民风厚薄，以备不虞，以早为计；描写案件亦可发挥怨的作用，可以疏导受到不公平遭遇后的情绪。但若过于集中此类题材，文学将忽视兴与群的作用，文学的观念或会日益狭窄。
刘涛，中国现代文学馆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主要著作有《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晚清民初“个人—家—国—天下体系”之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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