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江涛

　　

　　在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社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出版的系列小说，则与“四大名著”日后的形成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四大名著”的提法，在中国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常识。一个中国人，即使没有完整读过四大名著中的任何一部作品，至少也接触过取材于其中的戏剧片段、民间说书。对于更年轻的读者来说，教材中的四大名著的选段，暑假不断重播的经典连续剧、电影，已成为带着温情的回忆。

　　然而多数人并不清楚，“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提法，从确立到流行，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围绕其间的小说观念演变、出版刊行格局、特殊时期政治影响力的扩展，以及小说史研究与教学，还有影视改编的推波助澜，“四大名著”堪称一个经典塑造的典型案例。

　　从“四大奇书”谈起

　　在“四大名著”之前，谈及中国古代的章回小说创作，人们更多引用的说法是“四大奇书”。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称明代有“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一说法，后来被清代文学家李渔所认可。在托名李渔的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序》中便写道：“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

　　清人刘廷玑的《在园杂志》对四大奇书作了专门的逐一评论。此后，“四大奇书”的说法日渐流行，成为人们讨论白话章回小说时的参考。

　　只是，等到《红楼梦》在乾隆年间刊行之后，“四大奇书”的说法受到挑战，以后任何关于明清章回小说的列举，便不能无视《红楼梦》的存在了。

　　在“四大奇书”中，地位最早受到挑战的是《三国演义》。

　　晚清文坛，受到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明清小说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解弢在《小说话》便将明清小说分为甲等三种，第一《红楼梦》，第二《水浒传》，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种，包括《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隋唐演义》等；丙等《花月痕》《荡寇志》。在如此宽泛的名单中，居然没有《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何以难入时人法眼？这或许从民国初年钱玄同与胡适围绕新文学的通信中可以一窥。1917年2月25日，钱玄同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认为“此前之小说与戏剧在文学上之价值，窃谓当以胡先生所举‘情感与‘思想两事来判断。其无‘高尚思想与‘真挚情感者，便无价值之可言”。正是在这一逻辑下，钱玄同认为《三国演义》《说岳》之类小说“以迂谬之见解，造前代之野史”，不足珍视。

　　“五四”一代念兹在兹的仍是文学对国民思想的改造，胡适对《金瓶梅》的排斥，便多少与钱玄同对《三国演义》的否定出于一个逻辑：“我以为今日中国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

　　不管怎么说，晚出的《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不断进入人们的讨论视野，《金瓶梅》与《三国演义》则时有争议。

　　明清小说和“新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向称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从晚清到“五四”，国门初开，文人很快发现小说在西方文学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他们发现，小说对于世道人心、国民精神的改造意义重大。从梁启超掀起的小说革命，到胡适、鲁迅等人的小说史研究，无不延续着这种思路。

　　如果说小说史的研究教学影响所及，还限于学校之内，那么在胡适等人的推动下，采用新式标点刊印明清小说，则成为日后“四大名著”通过出版产生巨大影响的起点。

　　1920年8月，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水浒》，此后又陆续标点出版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16种明清章回小说。这些小说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在1929年亚东本第六版《西游记》的广告插页上可见一斑：《水浒》已出了10版，《儒林外史》出了11版，《红楼梦》出了9版，《三国演义》出了6版，《镜花缘》出了5版。

　　在上世纪80年代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的序言中，小说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吴组缃回忆自己的讀书经历：“我最先从陡门巷‘科学出版社买到手的就是一部亚东本《红楼梦》……现在我买到手的，属于我所有的这部书，是跟我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完全不同的崭新样式：白报纸本，本头大小适宜，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着，确实悦目娱心。我得到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

　　成为国民读物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以新文化面目出现的亚东版，造就了明清小说的第一次大规模传播，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社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出版的系列小说，则与“四大名著”日后的形成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1951年组建的人民文学社，承担着文学普及的国家使命。社长、总编辑冯雪峰在上任之初便提出“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出版布局，“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及民间文艺”无疑是其中重要一环。

　　就这样，1952年10月，以清代最流行的经过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出版；1953年11月，以毛纶、毛宗岗父子删改润色的《绣像三国志演义第一才子书》为底本的《三国演义》出版；1953年12月，以程乙本为底本的《红楼梦》出版；1954年6月，以明代世德堂本为底本的《西游记》出版。

　　由于印量巨大，这四本书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统计，1949年10月至1966年4月，《水浒传》印了267万册，《三国演义》印了646万册，《西游记》印了379万册，《红楼梦》印了284万册，为当时古典文学类图书中印量最大的几种。

　　无论在实际的出版传播，还是研究教学中，“四大名著”都已经深入人心。但它作为一种日后流布甚广的说法，仍要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算起。

　　1981年内地出版的郑国铨等编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第一次提道：“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将纷纭繁复的生活事件……组织在一个完整的大厦之中。”

　　90年代以来，以“四大名著”名义的出版，更是没有停过。从1990年人民文学社出版的精装16开彩色插图本“四大名著”，到后来长征出版社的《漫画四大名著》，再到海天出版社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以“四大名著”冠名的出版丛书与研究论著，已成为潮流。“四大名著”已然成为国民读物。

　　古代小说研究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勇强认为，国民读物的概念与精英阶层的经典读物的区别在于读者群体。“我们不能要求一般人都读懂《论语》《孟子》《庄子》这些经典。成为国民读物，必须具有非常大的受众面，做到雅俗共赏。”刘勇强举了一个例子，“《西游记》中，花果山上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猴子，和其他小猴子商量谁先进入水帘洞便称王。结果它先进去以后便和其他小猴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石猴子，脱口而出就是这种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