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姚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切忌单纯重视“锦上添花”，严重忽视“雪中送炭”，导致农村内部的二元结构加剧。

　　党的十九大后，乡村振兴战略大幕正式拉开。习近平总书记为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五个具体路径，人才振兴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激发了其内生动力，还吸引了外部力量的入驻，这几股力量交汇在一起后如何起到1+1>2的效果，这不仅需要考验当地政府的智慧，更是需要顶层设计的思考。

　　急需三种人

　　“人才问题比集合土地资源更难解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郭晓鸣说。

　　在乡村振兴中，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和发展都离不开人才，郭晓鸣认为，现在急需三方面人才。

　　首先是经营人才。目前留在乡村的，很多是自给型的老农，无法完成现代农业生产，这就需要回引“返乡的”，引进“下乡的”，重视“留守的”。从字面上很好理解“返乡的”和“下乡的”，“留守的”是指当地发展型小农，与自给型小农不同的是，他们致力于扩大生产，以经营和赚钱为目的。

　　“在这三类人中，前面两个类算是新农人，留守农村的大户，不一定是新农人，但是他们都是我们乡村振兴中需要高度重视的，应该让他们留得下、稳得住、能发展。”郭晓鸣对本刊记者说。

　　其次是技术人才。乡村振兴核心是产业振兴，特别是在丘区、山区。技术人才需要解决“肠梗阻”的问题。

　　过去，技术服务人员，主要锁定在县、乡，现在新的制度设计应当是必须下沉到村，能够进村入户为农民服务。农民还要对他们服务时间、成果进行打分，用考核挂钩服务人员的工资、职称等。同时，现有的技术人才要有新的政策激励。目前，有些地方可能很多技术是公益性的，因为农民没有购买技术的能力，应当让公益性的技术以市场化的方式运营，让技术人员服务的付出与收入成正比。比如说崇州的农业服务超市，政府购买服务、提供补贴，桤泉镇农业服务超市，把各项农具和服务明码标价，为合作社和农户提供工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等“一站式”服务。

　　第三就是管理人才。实际就是“干部”。乡村振兴要完全依靠外来者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要注重筛选和培养本土化的带头人。大学生村官可以解决一定的短期问题，但是长期的还是需要当地有威望的人来参与。从实际观察看，返乡农民工、教师、公务人员都有可能成为管理人才，应该打开干部任用缺口。

　　郭晓鸣建议，地方政府需要用战略的眼光看待人才培养，不能只看到投资和项目，要把乡村振兴的能力建设放在更关键的地方，要舍得花钱，舍得培养人才。

　　防止对农民的“挤出效应”

　　在乡村发展中，虽然外来的人才和资本为当地带来了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农民是这当中最重要的利益、责任、受益主体。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是支撑农村经济的重要基础，农民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要受益者。

　　就中国农村的情况来说，无法完全靠自我积累推进，一定需要城市要素进入。但这并不是说无限制的进入。郭晓鸣表示，一些地方为了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加快乡村振兴进程，无条件和无限制地引入城市资本，并且给予高额补贴和高强度的其他政策扶持，不仅导致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严重边缘化，甚至被无情挤出，致使农村稀缺的土地和生态资源再次被低价剥夺。如果这样，乡村振兴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必然会受到严峻挑战。

　　在资本进入时，当地政府应当充分保护农民的利益，乡村振兴中他们是最脆弱的，不能够忽视他们的利益，如果这个过程中政策取向不当，他们的利益就有可能受到侵害，这是很危险的。不论是新农人个人还是资本，他们的进入都是对土地、环境的占有，政府应当规划先行，制定专业、规范的乡村空间规划。同时，政府应当严守土地性质，耕地就是耕地，不能改成建设用地，对此，还应建立相应的防风险机制。目前，我省的一些地区也进行了探索。邛崃、彭山引入新型经营主体时，当地政府要求经营者交纳风险保障金或购买履约保险，如果出现问题，将用于对农民的补偿。

　　土地是农民最后的资本，已有的问卷调查显示，实际上大部分的小农并不会轻易选择离开农村，更不会轻易选择放弃土地。因此在乡村振兴中如何保证小农的利益，如何让自给型小农、兼业型小农向专业型小农、发展型小农转化，让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成长和壮大，能够成为中国向现代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的主体，是乡村振兴中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郭晓鸣认为，现有的法律是健全的，并不是没有办法，问题还是在一些地方政府是否作为。政府必须要对进入的投资主体进行资格和产业发展方向管控。

　　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

　　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不仅要注意保护小农的利益，同时也要关注外来者的发展情况，二者更好地相融相容，才能共同致力于生活的改善、乡村的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完成小农的现代化改造，要把小农引入到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之中。新农人进入农村之后，应该与他们构建一种带动机制，通过合作，带动小农共同发展，让乡村振兴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切忌成为对立面、成为单纯的竞争者。有的村，表面上看起来发展得很好，还要看到其背后隐藏的矛盾，如果当地农民没有发展就很难持续。

　　农民不能处于弱势方，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被冲击、瓦解，要让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有谈判能力，增加“老农民”的谈判话语权。

　　同样，对于“新农人”，也要充分保护和鼓励他们，并且设计相应的激励制度，要让他们能进入、可发展、留得住。一方面从产业、项目支持上进行激励，让他们看到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还要让他们感觉到温暖。让他们享受本村村民的基本權利和同等的公共服务，让他们有一种融入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在这里有财产，这里是“家”，否则就只能是旅客效应。

　　郭晓鸣提醒，现在有的人到乡村，是冲着民风淳朴，但随着利益的复杂化，也不能过度指望这种淳朴，还是需要靠制度和契约。

　　尽管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战略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但这绝非意味着只能选易避难，只能置亟待抑制的区域性衰退矛盾加重的现实于不顾，单纯重视“锦上添花”，严重忽视“雪中送炭”，导致农村内部的二元结构加剧。

　　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扮演好全域调控的重要角色，让资源配置相对均衡，更多关注乡村衰退重心区的振兴和发展，不能“无为而治”，也不能行政化、超水平地强行推进，应当循序渐进，并且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切忌盲目跟风、攀比，导致同构化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