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峰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敬祖先的民族，把祖先作为神灵进行祭拜，与西方所崇敬的“神”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向度。我国传统村落的核心是家宗祠堂，家宗祠堂往往成为连接家族血脉、传承族群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远隔千山万水中华儿女寻根问祖的归属地，也是他们的精神栖息地。这种血脉来源，成为“乡贤”回归，实现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

　　我国古代乡贤一般拥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和渊博的学识，在乡村治理中有较高的话语权。他们既了解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亦有能力向官府传达乡民的呼声，千百年来形成传统中国农村特有的“乡绅治村”现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由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传统的乡村模式不断被打破，乡村村落呈现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三大历史性变迁的“层叠社会形态”。改革开放后，农村很多青壮年“能人”纷纷转移到城镇，导致农村急剧衰落，乡村嚴重“空心化”，中国乡村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

最大的困境在人

　　“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世界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当下亟需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以乡情、乡愁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治理乡村，从而构建以“乡贤”为成员的多元主体治理体系。

　　当下农村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农村，“老人农业”成为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课题。4年前我在川北部分县乡实地调研发现，农村约有53%的农户常年全年外出，约71%的劳动力在外务工。约94%的青壮年常年在外，在家务农的劳动力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量农户的外出造成了农村“空心化”现象，土地撂荒现象相当普遍。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乡村社会的原本结构性存在但却十分边缘化，部分乡村“刁民”群体化甚至演变成乡村“主流”，替代农民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人”和“决策者”。进而导致全国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快速衰落，村庄共同体迅速解体，个别地方农村还有“黑恶”势力的入侵，导致农村治理进入困境。

　　乡村振兴最大的困境是人的流失和治理乡村人才的匮乏。要实现“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现代化，必须探索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的路子，给“失血”严重的乡村注入鲜活的因子，“新乡贤”正是乡村复苏不可或缺的力量。

“新乡贤”是旧乡绅的传承和发扬

　　如何恢复“又见炊烟袅袅升起，暮色照大地”的乡村美景？作为现在进行时的乡村振兴，需要从中国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寻找到与当前乡村治理、经济结构相结合的、破解乡村治理困局的药方。

　　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贤”的当代价值日益凸显。近年来，一些地方德能兼备的乡村精英和反哺乡村的各界乡贤开始显现，这些“新乡贤”大多是或仕或学或商的成功人士，归根乡里反哺家乡。为乡村的稳定、繁荣做出了贡献。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最新论述，也是党的文献对“新乡贤”在参与社会治理、乡村振兴方面最重大的论述。显然，当下提倡的“新乡贤”是对旧乡绅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冀乡贤以他们的嘉言懿行和友善博爱的胸怀垂范乡里，涵育了文明乡风，引导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将这种力量扩展开去，传承下去，就可以成为涵育乡风、敦化民风、醇厚人心的持久力量。但与传统的“乡绅治村”不同的是，当下提倡的“新乡贤”是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切实改善农民生活生产条件的“借力”“借智”举措，希望德才兼备的新乡贤引领中国农村走向“善治”。

　　乡村振兴进行时，“乡贤”成为更多有识之士的热切期盼，成为广袤农村的深情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