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莹莹

　　直到今天，不论是电视、电影荧幕，亦或是互联网平台，一直都是剧情片的天下。而作为纪录和反映现实的纪录片，在短兵相接的市场巨浪中还是很难探出头。细数几年来被观众反复提及的“现象级”纪录片作品，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部）》虽然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后来的第二部以及电影版都難再现第一部的口碑盛况。“哔哩哔哩”上获得盛赞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虽然激起一时波浪，但在传统电视荧幕上播出时却遭遇冷门；今年8月内地公映的《二十二》，虽然在中国纪录片历史上首次票房超过一亿，但又迅速被新的剧情片所掩盖。

　　难以否认中国纪录片在口碑、被接受度上已经大有改观，但似乎总给人一种转瞬即逝之感，中国纪录片到底缺了哪一把火？

　　独立纪录片：有争议，有棱角

　　纪录片按照创作方式分，一般分为媒体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在中国，以《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为代表的媒体纪录片，一般有官方媒体作为支持，在制作经费、播出渠道等方面都有保障；而独立纪录片通常是由一个或者一群人创作，他们为自己创作承担资金或寻求民间机构支持，对作品的操纵权更大，也更能彰显个人态度。

　　“中国的独立电影，既不为商业服务，也不为权力服务，甚至也不服务于政治的，独立不移的表达。”几年前，中国独立纪录片代表人物之一徐童曾给独立纪录片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不为商业服务，意味着无法得到资金支持，不为权力服务，意味着无法得到官方的播出渠道，也就无法进入更多公众的视线。

　　遵从内心的独立表达让中国许多独立纪录片在思想上得以自由，而在现实中几重枷锁。《麦收》是徐童2008年导演的作品，主角是从河北老家到北京东郊小发廊工作的农村丫头苗，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妓女。这部独立拍摄、独立剪辑的99分钟纪录片是徐童游民三部曲中其中一部，豆瓣评分为7.5分。仅从豆瓣评分上看，《麦收》算不上是徐童最好的作品，但是其公映后关于纪录片伦理问题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部分人认为这部作品客观反映了生活在“底层”这群人的真实生活，是一部值得推崇的好电影；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部电影涉及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关于隐私是否得到保护的伦理问题。据说，在影片拍摄过程中，徐童全程并未向影片中主角表明自己的身份以及拍摄的目的，在拍摄完成后从未向片中角色展示《麦收》，徐童更是因此遭受了女权主义者的抵制。

　　有争议，有棱角，这六个字是贯穿独立纪录片导演以及他们每一个作品的主线。也正是因为这六个字，使得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始终负重难行，“一个是商业上没钱，干不了，再有一个是言论上，你也不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对于这种境地，徐童曾有过这样的表述。

　　独立纪录片在中国内地无法与主流抗衡，但似乎在内地以外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权。2012年，独立纪录片导演王兵的作品《三姊妹》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影片对当下农村贫困与凋敝状况的揭示，对留守儿童和老人生活境况的呈现，在数年后成为国内外媒体持续关注的社会话题。2013年，顾桃导演的《犴达罕》参加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同年，夺得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2014年，周浩导演的《棉花》摘得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桂冠。

　　诚然，我们不能单以获奖这一标准来衡量一部纪录片是否取得成功，但是，不论是制片模式、拍摄手法还是传播渠道，中国的独立电影近年来在海外的市场潜力难以被忽视。

　　纪录片厂牌CNEX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民间文化创意组织，由两岸三地热爱纪录片的人士组成，近年来，CNEX厂牌凭借其精良的制作水准、成熟的运营模式和国际化的执行团队，已经建立起一套堪称完备的纪录片制作、经营、研究和海外推广的模式，也为中国独立纪录片贡献了一大批质量上乘的佳作。如刘翠兰导演的《少年吉美》，黎小锋、贾恺导演的《昨日狂想曲》，曾茜导演的《废城记》等。

　　媒体纪录片：炒冷饭

　　再来看媒体纪录片。

　　尽管舌尖系列已经改变了中国纪录片长期坐冷板凳的时代，但在舌尖之后，除了《我在故宫修文物》颇受好评以外，至今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够比得上舌尖当年的盛况。

　　虽然有强大的资金、技术以及渠道支撑，但是，媒体纪录片往往因其宏大的叙事主题以及不求回报的态度，难以参与到市场竞争。而舌尖系列确切地说只能算得上“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年，在第一部播出那天，导演陈晓卿在微博上发出这样一段文字，“今晚没事都看看吧，不难看，真的。求各位亲帮转。”陈晓卿在那时肯定没有想到，至今为止，舌尖系列都被看成是中国媒体纪录片难以逾越的标杆。

　　近年来时代语境下新出产的媒体纪录片，诸如《超级工程》《航拍中国》等大平台大手笔的纪录片，不需要介怀过多市场因素。但并不是所有的媒体纪录片都能做到如此，大多数媒体纪录片想要生存还需直面市场。所以，抱着这样的目的，许多媒体纪录片尝试了多种方式。

　　第一种看准了时下盛行的粉丝经济。2017年春节前夕，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连续五天播出了专题纪录片《加油男孩》，主角是近年来内地当仁不让的流量IP——TFBOYS组合。这一组专题纪录片由央视历时一年制作完成，讲述了三个新生代偶像的成名之路。大IP、大平台、大制作，这样的纪录片似乎想不火都难。但节目播出之后，除了粉丝圈中，这部纪录片并未在市场上激起波澜。

　　第二种是试图复制舌尖系列的辉煌。《舌尖上的中国》火了以后，一系列有关于饮食文化的纪录片层出不穷，《味道》《舌尖上的城市》等等，这里面既有大平台良心制作，也有一些地方电视台蜂拥而上“蹭热度”。但尝试都难再续辉煌，沦为炒冷饭的结局。

　　“纪录片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建立在个人独立观察的立场上，揭露一个问题，表达某种反思，如果在你的片子里没有揭露与反思，就不是最高质量的纪录片。我就想对纪录片人说，‘别忘了，你们的使命是什么，你们的使命不是拍《舌尖》这种吃喝节目。”央视《东方之子》《实话实说》等栏目的创设者时间认为，当家的媒体纪录片层出不穷，但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

　　不是非得并轨

　　时间在那次采访中同样谈到这个问题：媒体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各自为政的生存状态不适合大环境中中国纪录片的发展。长期以来，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纪录片，在中国市场上处于自说自话、各自为政的状态，不争执、不碰撞、没矛盾，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

　　文化圈内，许多类型的电影、音乐等都存在地上与地下之争。对于独立纪录片来说，“地上”就是官方媒体制作，“地下”就是独立制作，至于“地上”与“地下”如何融合，如今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今年暑假，一档网络平台综艺《中国有嘻哈》让曾经生存于地下的嘻哈音乐人成功“升顶”地上，虽然引起不少争论，但这个结果终究是许多嘻哈音乐人乐于所见的。

　　但是，对于媒体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来说，这两者非得要并轨吗？答案恐怕不是肯定的。纪录片与嘻哈音乐的地上与地下之争有共同点，但二者亦有不同：对于地下嘻哈音乐来讲，想要主动接触主流是因为其生存境况艰难，而独立纪录片强大的海外市场就目前来讲尚且无此之忧。“我们给导演创造最好的创作环境，宣发、集资都是我们来执行。”CNEX项目创始人之一陈玲珍表示。

　　海外市场给了中国独立纪录片较为广阔的拼搏蓝海，但也有不少媒体纪录片看准了中国电影市场这一块“难啃的肉骨头”。2013年12月，张侨勇讲述四川大凉山拳击少年命运轨迹的纪录片《千锤百炼》上映，被看作“纪录片进院线”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千锤百炼》最终的放映场次仅为383场，票房7万元。2014年暑期档，由“艾美奖”导演范立欣执导，以《快乐男声》为背景的纪录片《我就是我》上映，却并未收获“粉丝经济”的果实——公映3天累计票房仅490万元。由于缺少稳定的市场基础，观众对纪录片尚未形成固定的观影习惯，纪录片想要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中国纪录片最应思索的问题，或许不是如何冲入院线，而是如何做好本职工作——记录现实。而现实则是多方面的，有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主流现实——这就需要媒体纪录片发挥大平台的优势来记录；当然也有需要被赋予话语权的底层或者边缘现实——独立纪录片在此方面已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二者各司其职或许才能完整地记录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