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迪

　　直到上世纪50年代，人们进出北京，依然要通过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而这个建于1553年、由16座城楼和近40公里城墙围绕出凸字形的老城轮廓，已在现代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成为记忆中一抹淡去的风景。在为古城悲叹的身影中，梁思成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位，但他没有亲自参与拆毁工程；而对于孔庆普而言，含泪拆掉自己刚刚修缮过的城楼，无疑承受着更为巨大的精神痛苦。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的一个大家族，自幼在北京读书，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后因内战爆发经济拮据而无奈休学，转入一所公费职业学校就读，1950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

　　进入建设局、成为“国家干部”的孔庆普干劲十足。1951年，周恩来指示北京市拨款15亿元用于修缮城楼，年轻的孔庆普带领他的工程队，用这笔并不充裕的资金完成了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和箭楼的修缮工作。孔庆普每天骑着自行车在6个施工点“来回窜”，随身带着一本工作日记，时时刻刻记录工程详情。竣工时，他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阜成门城楼上，乘兴赋诗：“城楼箭楼施修缮，结构形式未改变。内外完整浑然新，美丽壮观民称赞。”

　　然而，这段人与城的和谐时光很快就不复存在。1952，刚刚修复一新的老城楼成为阻碍新型城市建设的“障碍物”。由此开始，“拆”成了孔庆普与这座城市的另一种命运交集。他先后主持拆除了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当他拆到曾经费尽心力修复的阜成门时，久未写诗的孔庆普忍不住再次提笔：“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

　　就这样，每拆一座建筑物，孔庆普就会对其进行仔细考察登记，用密密麻麻的数据勾勒出城市消失的轨迹。一向低调处事的孔庆普，在88岁这年推出《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一书，以其个人所见和职业经历，串联起北京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到80年代晚期的城市历史。其中既承載着普通人鲜活的生活经验，也叠印着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沧桑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