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莹莹

　　他们头顶没有故宫博物院的光环，却从事着同一份“神秘”的职业。这群修复师中有从业三十余年的老师傅，也有刚入行三年的年轻学徒。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们体会着各自不同的修复人生

　　去年年初，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彻底让文物修复师这一冷僻行业的从业者们体验了一把当“网红”的滋味。

　　而在成都这个历史文化悠久、珍稀文物颇多的城市里，也有这样一群文物修复师。他们头顶没有故宫博物院的光环，却从事着同一份“神秘”的职业。这群修复师中有从业三十余年的老师傅，也有刚入行三年的年轻学徒。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修复人生。

　　耐心的考验

　　冬日的成都偶有几日太阳，位于成都浣花溪公园旁的四川博物院里，游客便多了起来。与热闹的展览馆不同，博物院旁边一栋隐秘的三层小楼显得有些许“冷清”，这里就是四川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也是瓷器修復师曹元元工作的地方。

　　留着俏皮的蘑菇头，脸上架着一副大大的圆框眼睛，娇小的身材被裹在宽大的白色工作服中，显得有些不太合身——这与我想象中老成持重的修复师形象差别还蛮大。但是曹元元工作服上布满的颜料被清洗后的痕迹，以及硕大的办公室中一排整齐摆放的瓷器提醒着我，眼前这位可爱女生就是一位瓷器修复师。

　　说起为什么进了这行，曹元元的父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父亲是资深的文物发烧友，曹元元从小在他的耳濡目染下，对文物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高考时，作为美术生的她便选择了文物修复专业的陶瓷修复方向。“选这个专业的人很少，我们班当时一共就15个人，加上隔壁书画修复班的，整个专业一共30个人。”

　　毕业后，曹元元考进了四川博物院的文保中心，正式成为一名瓷器修复师。在文保中心工作的三年中，曹元元跟随师傅已经修复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文物，其中最让她满意的是一件宋代龙泉窑的青瓷五管瓶。

　　“瓷器修复工作不只是将破碎的瓷器复原，也包括将曾经被修复过的瓷器进行新一轮的修复。”这件宋代龙泉窑青瓷五管瓶的修复就是属于后者这种情况。

　　五管瓶刚送到文保中心的时候，已经严重破碎，五个管体从根部断裂。曹元元把修复过的瓷器进行拆分、清洗，再预拼成原型，随后进行重新黏结，再到最后用试验过上百次，才调制成与五管瓶颜色无差的颜料进行上色，前后加起来，修复这件青瓷五管瓶一共花费了曹元元近半年的时间。

　　“修复一件破碎的瓷器并不是个一次性结束的工作，随着一些修复技术的改善，可能需要用最新的技术对原先修复过的瓷器进行再一次重修。不管是哪一次修复，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不能对瓷器本身造成任何损害甚至是丝毫改变。修复开始时，文物拆分后必须得保证让它回复到最初破损的状态。修复完成后，也必须要保证下一位修复师依旧能够做到将其复原到最初破损状态。”在曹元元看来，修复一件瓷器最大的意义就是暂时还原它的美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不对文物本身产生任何本质上的改变。

　　“神秘”是旁人对这个职业最普遍的理解，但修复师们并不是“老古董”，而是性格各异。“隔壁那个小帅哥还经常去夜店，喜欢玩网游，业余生活特别丰富，但是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分得特别清楚，毕竟这是一个决不允许你出错的行业。”曹元元笑着说。

　　决不允许出错的行业

　　相较于一楼的瓷器修复室，文保中心二楼的书画装裱室则显得有些拥挤。不足一百平方米的装裱室内放着两排长桌，上面铺着不少正在修复中的书画。书画修复师杜少飞和老师傅文金梁正在给一幅字画拓片托画心。

　　文金梁入书画修复这行已有二十多年，六年前进入文保中心工作。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修复师们工作和休息都在一个房间里，并且是七八个人共用，坐着站着都得接触书画。几米长的拓片铺在长桌上，两人合作，一人用排刷蘸上特制的糨糊均匀地刷在拓片上，一人用纸吸干多余的水分，反复多次，目的是对整个拓片进行加固以及保护。整个过程中，两人并无多余的交流，一个眼神或者手势，对方就能明白接下来要做什么。“一张拓片修复下来，需要花费一个多月的时间。”杜少飞介绍道。

　　与修复室中其他同龄的修复师相比，学画画出身的杜少飞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说起话来不急不躁，沉稳得像是一个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师傅。问起这行对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杜少飞腼腆一笑，“这行做久了，性子早就给磨没了。”在杜少飞的朋友圈中，没有任何有关于生活的记录，全是各种有关书画文物文章的分享。

　　在文物修复这行，手艺的传承基本靠师徒的形式。作为老师傅，文金梁曾经收过一些徒弟，但如今留在文保中心的只剩下两个。“学这门手艺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待不下去。如果把人家的画给修复坏了，你得负责。”

　　责任心，这是工作在这里的修复师最常提到的一个词。

　　文金梁也在外面的一些书画作坊工作过，在他看来，现在外面有些书画作坊虽然也会做一些书画修复，但是这些作坊往往不会对书画文物负责。“外面的作坊很多用机裱，用的都是化学胶水，虽然方便，但这对书画文物来说是不可逆的。在这里，我们用的都是糨糊，全程都是手工操作，这对文物来是没有伤害的。”

　　说到这里，文金梁讲起进入这行后听过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个同行，以前在外面开了一个作坊，要给客户揭画心，这是一个最需要耐心的过程，结果发现揭不了，一下就把别人的画给揉了。”在文金梁看来，字画的性命在于揭，修复师用镊子揭去画心的背纸时，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稍不注意就会破损，“对文物要永怀敬畏之心，性子急的人和没有强烈责任心的人进不了这行的门。”

　　2015年，曹元元跟随师傅卫国帮助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修复了一具破坏程度十分严重的汉代陶棺。近两千年前的陶棺，出土后大部分都成了碎片，师傅带领着曹元元以及其他修复师，从1200块杂乱无序的碎片中找出其中的200块拼成一具完整的陶棺，最小的碎片仅两三厘米。其中光是分拣碎片就花费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有时候一天也找不出一块需要的碎片。

　　“刚开始的时候，每修复好一件文物，都会特别有成就感。慢慢地，你会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情，也是自己真正地对一件文物负责，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很久以后才体会到的感受。”曹元元说。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自从《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之后，曹元元和同事们都发现，不少人开始关注这个行业，这其中有不少向他们打听自己能否进这行。在曹元元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进这行的，“其实修复工作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你要对这方面有悟性和文物保护的意识。”

　　而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这行，曹元元有自己的看法。“博物馆招聘修复师一般会选择招考的形式，但是并不会对专业有特殊的限制，这就会导致一些问题。一些考试成绩好却不适合这行的人也许会考进来。让不适合的人进这行，对于文物保护来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句话是瓷器修复师最真实的写照。

　　然而，即使文物修复师正在逐渐被大众所了解，这一行仍然存在着从业人员少、重视不足、不被认可的尴尬局面。

　　据统计，目前中国从事文物保护、修复专业的技术人员为2000多人。而截止到2005年，国家登记在册的文物总数就已经达到1200多万件。2002年至2005年，在全国组织开展的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显示，全国共有50.66%的館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修复师明显短缺，究其原因诸多，其中一条就是对文物修复师的培养重视不足。

　　就四川省来讲，据媒体报道，全省馆藏文物大约150万件套，粗略估计，40%以上的文物都有病害，需要保护或修复。而全省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只有七八十人，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师更是凤毛麟角。

　　文金梁也认为，很多年轻人在这行待不下去，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对修复师这一职业缺乏重视：“修复文物是一个耗时长、回报低的工作，要不是有很大的兴趣，在这行可能是做不长久的。”

　　而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物修复师的地位很高。以北京为例，当时建了十大博物馆，大量文物需要修复，手艺精湛的修复人员都集中在各博物馆，故宫从上海请来的裱画师傅的工资，甚至是院长的两倍。而时下，在文物局体系中，文物修复师仍没有归入国家职业标准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修复与培训中心主任詹长法在介绍自己的身份时，通常说自己是研究员，而回避自己修复师的身份，“说修复师我都感觉到没面子”。

　　然而这些纷扰似乎并没有对曹元元和同事们有太大的影响。在杜少飞心里，虽然有时候感觉很枯燥，但是这行带给他更多的是无穷无尽的挑战与知识。他们依旧从事着这份“神秘而辛苦”的工作，修复人生还看不到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