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杰

　　2016年10月19日，国家卫计委公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称，中国流动人口达2.47亿人，其中流动老人占将近1800万，主要以低龄为主，其中有八成低于70岁。现在，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来称呼这群流动的银发族——“老漂”。

　　为了下一代而“漂”

　　2006年10月，当董亚珍和老伴坐上从辽宁铁岭驶往北京的火车时，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座超级大城市里一住就是10年。

　　那年董亚珍57岁，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已经结婚落户。他提出要把父母接到北京，帮自己照顾照顾家，等有了孩子也能帮帮忙。以“辽北粮仓”著称的铁岭，农业发达，民风保守，但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董亚珍并没有想到自己也会长期离开家乡。

　　有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流动老人占总流动人口的7.2％，以低龄为主，照顾晚辈、养老和就业是流动的三个原因，其中照顾晚辈的比例接近一半。当董亚珍听到儿子要接她到北京时，并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在她内心里，帮儿子照顾下一代是自己的责任。但董亚珍没想到，到北京以后会遭遇这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

　　董亚珍住进了儿子在常营地区买的70平方米的一居室新房——扣除公摊面积，这房子远不如同是70平方米的铁岭的家住着宽敞。2006年首都的东五环外还是一片荒凉，小区孤零零的高楼周围，尽是农田和树林。

　　初来乍到，董亚珍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认路。儿子、儿媳白天上班，老太太早上出门站在马路边，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每次要东张西望半天，或者向路人打听，时间久了才慢慢熟悉一些。

　　但是每天在家和超市之间的“两点一线”，把原本喜欢忙活的董亚珍难受坏了。儿子家所在的社区里也有老人，但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摸不清对方的底细，聊天肯定会涉及自家的情况，她心里绷着一根弦，不敢随意搭讪。虽然不再与孩子异地，但是儿子、儿媳早出晚归，董亚珍不懂他们的生活圈，尝试和他们聊自己早年的故事，年轻人对这些陈年旧事不理解，也不感兴趣，几句话就糊弄过去了。

　　水土不服的老漂

　　到北京不久，董亚珍的老伴儿就去世了。为了给自己找点乐子，记性不好也跟不上节奏的董亚珍甚至每天跑到楼下跟着人们跳广场舞。就这样，没事儿做、没朋友的日子过去了一年。寂寞的生活在第二年有了转机。总是一个人在小区里溜达的董亚珍认识了一位50来岁的北京妇女。

　　“你想干活儿吗？”

　　“干啥活？”

　　“扫马路去不去？”

　　“去！”

　　第二天董亞珍被领到了管理处，了解工作内容和时间——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中午可以休息1小时，负责打扫楼下1公里左右的马路段，月薪700元。“我不是为了挣钱，主要是没事儿干，解决寂寞。”有事做，有钱挣，双方一拍即合。扫地的工作只持续了一年，孙子出生后便结束了。但是这段时间却是董亚珍来北京后最开心的日子，忙碌似乎让她在这个城市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出去多好，还能接触人”。

　　家里添了新生命，她辞去工作，安心看孙子。虽然生活又回到了刚来北京的“两点一线”，但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照顾孙子，生活充实起来，在楼下晒太阳时，和其他同样带孩子的老人们也有了共同语言和天然的信任感。

　　董亚珍这10年来一直在主动适应和接受儿子这一代人与自己的不同。儿媳是个急性子的人，时不时总会说出几句气话，她也来气，但更多时候她选择吃完饭以后一个人出门缓解情绪。家丑不可外扬，她从来不把这种心事告诉任何邻里，更从来没跟儿子提过。她知道自己处在儿子一家三口的外围，“跟他说会增加他的压力，不给人家两口子增加矛盾。”

　　董亚珍的失落感是在人口流动的潮流下现代家庭结构变迁的一个缩影。“人口流动”是分家的重要影响因素，“抚养孙辈”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合家”。这一次“合家”意味着大部分流动老人“投奔”子女，“子代权威”取代了“父代权威”，流动老人来到新的城市，不仅失去了社交圈，也失去了在家庭中的主导权。

　　政策的空白

　　逐渐熟悉北京生活后的董亚珍加入了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活动，还担任了公寓楼的楼长，快70岁的她有了微信，会和社区的老人保持联系。董亚珍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周太行说，居委会通过与派出所协调和入户调查，发现小区老年人比较多，有很多老人是跟随子女入京一起生活，这个群体的需求比较多。

　　流动老人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不仅是流动老人融入城市，还需要他们和城市之间相互接纳和认同。

　　不知不觉间，董亚珍来到北京已经10年了，她不再是当初那个站在路口找不到方向的老人，对周边大大小小的超市都如数家珍，她渐渐习惯了这个城市。她每年还会回铁岭一次，而那边的朋友却渐渐生疏了。但是，10年时间让她从59岁已经走到了69岁，她不得不关注与自己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医保异地报销问题。

　　“很多流动老人在农村参加了新农合，但是这个该怎么用？有些政策本身就已经制定好了，但是宣传不够。让老百姓了解这个政策，有效地使用这些政策，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最新消息，2016年11月18日，辽宁、吉林、黑龙江、海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份签署了跨省就医联网结报服务协议，各省之间互为甲、乙方，明确了参合省和就医省的责任、义务。另外，卫计委也称，在2016年底前开展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报工作和跨省就医结报试点。

　　“流动人口最初是大量的就业人群，所以国家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围绕就业收入、培训、工商劳动合同等问题来完善政策，包括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等。90年代中后期，随着流动儿童的增加，跟儿童有关的议题也迅速提到议程中来。但是老漂的加入，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设计甚至可以说是空白。”段成荣说。

　　了解老漂这个群体的需求，是段成荣认为首先要做的事情。多数老年人的生活重心不是就业，而是进城多年后社保的接续和异地转移，而且他们跟年轻人相比，更加急迫。“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学术界，对这群人的需求知之甚少，甚至基本上一无所知。所以需要迅速开展调研，了解他们的需求，针对需求来制定政策、提供服务，至少使得基本的公共服务迅速改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