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维贾伊？瑟哈德里在2005年他的一次演讲（《拓展：维贾伊？瑟哈德里评说伊丽莎白？毕肖普》）中，评论伊丽莎白？毕肖普的《在候诊室》，涉及诗中“自我的彻底解脱”，“由此意识倾向于把它自己理解为意识。”“我怎么来到了这里，”诗中毕肖普的不满七岁的发言人问道，“像他们？”在瑟哈德里的第三部和最重要的诗集《三部分》中，他的发言人发现他们自己，就像毕肖普的发言人一样，身陷困厄，被迫——即使他们继续不可避免地留恋于现实——奋力挣扎在他们“分离的自我”的逆境中。他们的精神紧张——由于艺术，由于天性，由于物质，由于疾病，由于压力（精神的或物质的），或因为思想、梦、幻象——朝着理智的边际，他们跨越有形与无形、可知与不可知、可能与不可能的世界。
这些边际是熟悉的边际：我们时常出入它们，有意无意地，凝视那高深莫测的、不可思议的、超越我们城市和乡村的俗世生活之外的东西。我们不仅仅充当神秘事物的消费者，而且也不择手段地制造和传播它们。在戏剧独白《脚本会议》中，一个经验丰富的制片人（“记住/我们制片厂的名声不是靠悬疑/而是靠恐怖建立的”），就剧本的主角对编剧说（“你有他的眼球/就在他的眼窝里颤搐而出”）：“别让他这样想下去。不要放弃你的人。”
他是他自己的僵尸。
他出没于他自己的夜晚。
他永远不会从燃烧之河的岸上扯下他自己，
在发热的泥灰岩上疾行
当他的渴望之箭搜寻彼岸时。
制片人确信主角的“渴望”和观众对彼岸的渴望产生共鸣，即使观众不能离开它的“燃烧之河的岸”，而这河悲剧地、致命地受限于此岸。这是生活中不可能之事，超越先验时刻，超越完全超凡的体验。以某种形式，我们被囚禁了，即使我们将会是，或觉得是，某种不同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家庭幸福》半开玩笑的开头，“我告诉妻子/我是一个女同性恋，困在男人身体里”；在此诗结尾，“我是一个男人，困在男人身体里。”
这种对“彼岸”的渴望，这种要探索它的冲动，是本能的，根植于人类的天性——或者，更广义地说，动物天性，如在《天堂》中，“山上有旱情。/野火烧光了丘陵。/因此这哺乳动物沿着干涸的小溪爬行/寻找泉水。”这个动物遇到“一股银白的涓涓细流”。已接近它寻找的岸，它只能饮水，“但它必须首先/停下并思索/其自省的、无可挑剔的想法”：
这想法归根结底是——
神秘，热望，干渴。
这“渴望”，实际上是一个“谜”，也是一个无可逃避而且最终无法消灭的“干渴”。
瑟哈德里审慎的发言人在《新媒体》中，不像这个动物，也不像大多数人，以足够清晰的表达详细阐明这种“渴望”：“我想要逃离经历的缘由，与别人毫无瓜葛，”他说，直到意识到他无法逃避它。“我总是以为我能够”，“假如我能够/把我的经历用文字表述。”他想象文本流过互联网：网页浏览器是入口，通过它他窥视在它之外的一切。片段或语言的碎片——超链接，或者说——通往更大的世界，通常由更多的词语构成：一行诗引到莎士比亚第四十四首商籁体，或一封电子邮件的主题引向其内容。与逃离经历相反，他发现自己愈来愈被纠缠其中。“现在我懂得词语即经历。”他断言，“没有事物除了关于事物所说的话，/没有事物除了关于事物的/言语。” 尽管可能拐弯抹角，这是一个诗人在极力证明他个人事业的本已岌岌可危的前提，以诗歌来阐述“分离的自我”的经历。
并非所有与神秘的遭遇必定由言语或视觉（或电影，如在《脚本会议》中）边界所诱导，完全通过言语或影像来界定。它们可能由想象所诱导，如在《炼狱，电影》里，甚至由理智，在深奥的脚本里表达，如在《虚数》这首开卷诗中。这些遭遇或含糊不清，如前者（就像在《新媒体》里），它们令人迷惑；或易领悟，如在后者（就像在《天堂》中），它们令人满足。
《虚数》，以一种抽象理论来命名，此理论将数学延伸到 “复杂”领域（平行于一个“真实”领域），涵盖了不可能的数字（正如任何數学家所知，一个充满深刻的美丽的几何图案的领域），“灵魂爬过碎石堆”：
灵魂，
像负一的平方根，
是一种有其用途的不可能。
意识已经抓住了在“彼岸”不可能存在的灵魂，“彼岸”许可、并合法化了想象、意识的载体。瑟哈德里的隐喻是双重的贴切（如果不是多重的复杂）：虽然看起来不大可能，虚数（i， 或√—1）经常出现于理工学术；它在现代科技的基本公式中举足轻重。它的用途甚广，几乎包括了所有我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发明——任何用到电的东西，比如说——使我们，自相矛盾地，得以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而这真实的世界，在我们短暂逗留于另一个、非真实的世界之后，我们必须宿命般地回归。
我们不断发展的技术定义并重新定义这样的模式，我们以此纵容我们根深蒂固的寻求“彼岸”的冲动，而那彼岸总是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即使“意识从打开的封印中溢出，/破裂的鼓面，房屋的缝隙，裂缝中”（《十月教学日》）。 它“黏稠地充斥着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个世界，我们兴许强调——当“灵魂急速爬过”那个世界“的屏幕”。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也许得接受，在不可知面前，我们意识的局限性，以将就获得逃离到那个世界的些许机会。“意识观察着，并平息了，”瑟哈德里在《虚数》中指出。
但真平息了吗？《炼狱，电影》里，一个男人想象自己被他妻子的双胞胎姐妹——被疏远的家族败类——窥视，“当他们做爱或睡觉时。”在那样的状态下——睡眠中或做爱后——当“心灵放松在它的窝里，/所以它是和不是的自我/它自我起身并离开/以瞥一眼地平线那边”时，他看到双胞胎姐妹在“心灵念力的所有可能中，”如此“勇敢、怜爱、慈祥”，如此“邪恶”而“疯狂”。
她是一个以性做交易的瘾君子，
一个董事长，一个女飞行员。
在瞎的和瘸的、
佝偻的、有失体面的面前
她是一个天使。
水的银光对于在干旱大地上口渴的动物来说是天堂；虚平面对数学家来说极美。实际上他们可能比欲望得以满足更甚，他们甚至可能异常兴奋。但当意识遭遇一部恐怖电影或有偷窥癖的母狐狸，它不仅会困惑，可能也会至少有点难堪。《炼狱，电影》中的姐妹有可能是、或不是、或不完全是那丈夫所想象的：在他意识的冒险历程中，任何事皆有可能，在其中自我（在睡眠中解脱枷锁，不再是受理智羁绊的、停滞的、清醒的自我）“瞥一眼地平线那边。”换而言之，自我解脱之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将会多么奇怪啊，”《思索问题》中的发言人想象道，“假如你在街上碰到自己？”这样的遭遇或许会导致你爱上自己，并在世间繁衍自己的克隆，“使用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技术。”确实，这将会很“奇怪”，但也许只是因为被束缚的、现代的意识习惯于否认，却不习惯浮想出（抑或说，如果“词语即经历”，不习惯表达）不可能的、潜意识的经历。“我经历过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到了，/我认识的人想说，”
但也早有这种距离、礼节、和由自我意识主导的
他们所有的交往……
（《我认识的人》）
二
我们没有一个当代诗集的基准，如此机智、几近痴迷地唤起形而上学。《三部分》做到了，巧夺天工，诗人却没有陷入说教，或援引哲学术语，而是通过一系列人物角色从事他们所从事之事：发呆、犯罪、拍电影、做数学、主持电台脱口秀。发言人们，尽管他们与不可能相搏斗——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并不总能意识到自己是搏斗家；他们中任何一个很可能是你不幸的邻居，当你不在家时帮你收快递，如在《今天早晨》开头，“起先我有三个/末日幻象，一个比一个更可怕。”
这本书中涌现了事物的方方面面，我们从中可以，通过他人的言辞——或者，换言之，经历——仔细揣摩我们自己偶尔的挣脱自我的惊人之举。但正当自我可能努力向彼岸前行，彼岸可能也悄然向自我匍匐。它这样做了，以这首诗《秘密警察》的形式，并带来了一丝线索，揭开我们表面看起来随机的存在的真正含义：“证据……/我们经历的本质……/在天真幼稚的人会称之为意外的一系列事件中/正在使它自己显而易见……”
谁又会使时间轴相互交叉
并用重点和巧合将它们谜语化呢？
除了秘密警察又有谁呢？我们被误导了，把他们的精心预谋——我们看起来纯属巧合——当作“意外。”
能有一个我们可以逃避警察的地方吗？也许有。如果有，对不可触及而又蔓延四方的神秘而无动于衷的我们，在那地方还是人类吗？如果我们遵照瑟哈德里的逻辑，也许没有。
同样的思索还可以在另一首诗《监视报告》中找到，迁就着《秘密警察》的暗喻，并戏谑地将其当作某种压倒一切的、渗透于我们生活的窥探力：“全方位的麦克风和摄像头，都是微型的，/藏在盆栽翠柏里/正在摄录我的日出自助脱口秀…”摄像头，他偶尔会逃避（“因我自己都不理解的理由”），整个下午跟着这脱口秀主持人，直到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肮脏破败的公共厕所。只有在如此非人的地方——一个“被人类抛弃”的地方——发言人才会不被超俗所触及，更不会受其影响。“水管在嘶嘶作响。/水泥地板上乱扔着注射器和背叛/冰冷而散发恶臭的死水滩。/镜子都破碎了，盥洗槽和便池都破碎了。/这是一个无人” ——秘密警察不会，摄像头更不会——“光顾的厕所”
在公园里被人废弃，
这个死角里传感器和红外镜头老化
这样的“死角”也可以在《地狱》中找到，与“9·11”后的政治辞令共鸣——跟《秘密警察》和《监视报告》一样——唤起了刑讯和秘密据点的印象。实际上，我们政治氛围的快照贯穿整本书。比如，《脚本会议》中的主角，“闪回黑色行动”。美国边境入境检查和巡逻人员——“拿着望远镜的人，/肘部靠在吉普车防滚杆上，/朝沙漠凝视” ——这些都在《尾随荣耀之云》中被唤起：“昨天，我坐在/看起来是危地马拉人的一家三口对面/——雅致而古老，像玛雅人——非法移民明显到极点。”在社会上被孤立、犯罪、监禁渗透于《野蛮人的生活》中：“进出少管所，十五岁偷车，/吸食阿德拉，他的鼻孔都染蓝了，/被踢出去，被抓回，被踢出去，/被抓，被假释，又被抓，”
费劲地去够落进铁栅栏里的闪亮物体，
撩逗人的， 他的手指刚好触及不到，
找到又失去上帝……
與《野蛮》不同，《又一件丑闻》中的官员很早被精心培养过了，“抚摩他的可塑性，”为了华尔街或州议会的职业生涯。但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被监禁着，“被他自己的/巨大庞氏骗局的线圈勒死。”
因触及政治，瑟哈德里让人想起罗伯特？洛威尔和W？H？奥登，而后者尤甚，因他独具一格的机智、讽刺和严肃，还有他对崇高和口语化的准确融汇：“夜间来访的亡魂们，地下世界的书记员，/啃咬着半埋葬的存在之根，/燃烧之树的精灵，向我吻别，”《监视报告》里的电台脱口秀主持说道，当他早上准备离开公寓时。
同样昭显的还有毕肖普的阴影，不仅仅由于对于细枝末节的慎微考究（如瑟哈德里的《困惑者指南》），更是因为贯穿维贾伊所有诗篇里平易近人、不强加于读者的态度也似乎步其后尘。这一点在《三部分》中尤为显著——正如在毕肖普的一些诗作中——通过在有些诗歌结尾处略带不屑、自我谴责式的转折，仿佛在此之前的所有思索，尽管看起来费解，可能终究没有多大意义。《监视报告》里，在电台脱口秀主持发现自己在荒废的洗手间里之后，以“或者，我也可能在某处海滩上”结束。在《我没做过的梦》中，一个似乎死而复生的病人醒来，发现一个警察和验尸官在他上方，当他（或她）重获知觉时。“在我的长度上我感觉到他狭长的河流般的切口。”而后“外边是芝加哥——
城市里有世界级博物馆，
漂亮的建筑，神奇的高架列车——
从平原上升起
通过平坦得难以想象的湖
然而，这些结尾不能简单概括归结为对沉默寡言的毕晓普或嬉皮笑脸的奥登的个人特色的借鉴。在瑟哈德里《三部分》的世界里，一个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同时存在于城市公园里被遗弃的洗手间和某处僻静的海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那个从不知何处回来后睁开他或她的双眼的病人发现外面的芝加哥一点都没变，跟毕晓普的《在等候室里》的发言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发言人在她脱离自我的旅程之后，观察到，“外面，/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是黑夜、雪泥、和寒冷，/而这依旧是一九一八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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