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佩

　　未来作为一种人类经验，而不仅仅是艺术法则早已嵌入现代诗歌。在湖北籍北京诗人王家新，和印度裔美国诗人瑟哈德里那里，则经历了多重时空的对冲与转换（甚至于父辈和祖辈的诗性交换）。经历了王维与帕斯捷尔纳克，经历了艾略特和毕肖普，甚至，冥冥中也有彼此的经历与交互，在王家新与瑟哈德里之间，创造出各种基于古老的诗意集合，而迸发出新鲜的未来经验，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经验，由此接近于——基于某种共通性之上的人类诗歌特质——即便如此，也并非呈现出殊途同归。对未来之思维的建立，在不同的诗人那里，其结果也表现出千差万别，而这正是“未来”的魅力，于无形的和无限的变化中，去催促开放的艺术和文学的发生，去追赶想象力的被坐实，在此间隙，引发对另一个未来，抑或对接连不断的未来无止境的追忆。

　　然而在有些诗人那里——区别于因体例和受众不同而界定的诗人称谓，比如“童谣作家”或“儿童诗人”——我想说的是，当一个“青春诗人”之稚嫩的资源被消费殆尽，这些诗人事实上地停滞于某个时间段，比如停止于“青春写作”而不再往前发展，令人压抑令人困惑叫人绝望的停止——诗人成为侏儒或巨婴。诗歌中没有生长没有经验没有“未来”，因此其诗歌生命没有发展，诗性无以延伸和延续，最终也将真实地失去未来。可怕的是，当此种诗歌成为“主流”，这些基因将影响或直接遗传给后来，使得一茬又一茬没有未来甚或没有灵魂的诗人得以催生或早产，接下来不断地面对夭折的景象。

　　去冬今春，王家新应西南大学之邀来重庆讲学，行前微信留言一聚，落座后免不了一番交谈，话题直奔诗歌主题，并没有前言与寒暄。谈及对当地面上的、热闹的诗歌“主流”（相对于冷静的写作者而言）之印象，家新颔首回应：停留在青春写作期，比如某某和某某们一直就是事实上的“青春派”诗人，数十年未变。排除散落于民间，在文学造诣上把各种在面上蹦跶的诗歌甩出数十条大街，且在各自的创作道路上一直持静寂跟低调态度的诗人，排除所谓重庆非主流诗人，家新此言不尽赞同，但从“外人”的角度观照，也显得别有眼界不无道理。事实上，重庆诗人大都是十分聪明的，也不缺乏才气，只是这等聪明和才华被“短视”耗尽。为什么这么讲呢？那是因为重庆诗人把聪明劲儿都用在了如何跟风博眼球，如何煞费苦心挣大奖，如何投机取巧经营读者市场，如何吸引庞大的阅读群，如何去猎获尽可能地、最大化的目标读者和点击率，如何投其所好抱得世俗的文学奖项等等之上，而不在境界和修为、思想和诗艺，不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上下功夫，聪明且有心机，即便暴得一些虚名，也无缘真实地加入诗歌的未来。而从这个角度来讲，青春性或称人生阶段性阅读甚至弱智的诗歌产品成为急功近利诗人所热衷。这个现象有一定历史缘由，比如那个汪国真在王府井书店每天卖出300册诗集的年代，甚至于时代发展到后来拿生理和心理缺陷作噱头，在诗坛暴得大名以满足潜在的审丑市场暗流所需，——隐形的诗歌利潤、庸俗文学之消费泡沫和人生阶段性的短暂需求，成为此种诗歌的恶俗市场并诱发供给侧结构损坏，而被真实的诗歌的未来所否决，也必将为未来的文学所修复。

　　查尔斯？赖特说：“所有的艺术都是回忆，最好的艺术是对未来的回忆。”基于瑟哈德里对现实物象与事件不可捉摸的本质的探索，由此触发眺望的开关，和王家新对现实幻觉的建立、建设和最终拆除，还原成一个纯粹的伐木工或渔夫，抑或还原成为一个有勇气的学者，还原成为一个有定力有张力的诗人，实施他自身的担当与宿命，进入对人类恒久诗意的守望和建设，成就了两位诗人各自不同的对诗歌之未来的遥望与追忆。此情此景此等诗歌状态，查尔斯？赖特对诗的断想，或许可以成为指引新一轮诗歌读者（纯正的诗歌读者！），进入他们的诗意的未来，从容而冷静地翻开这一辑《国际诗集》，将思绪长久地停留于——对未来的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