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亚

　　我的诗歌写作基本上有赖于一种和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也就是说，生活，或者我个人的生活，是我写作的灵感、来源、内容与素材，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我无法去写那种虚假的、和自己生活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那种类似于观光客的、走马观花式的诗歌，我也很难去写，原因很简单，生活它需要一种沉淀，一种和你身体、心灵、习惯密切相关的沉淀。这也就是说，在一种匆忙、紧张、陌生的旅行中，我很难写出东西，除非这个地方我真正熟悉，可以赋予我思考、灵感和深层的感觉。

　　而在有关“生活”这个词语上面，还可以细分出很多种东西，比如，我写过大量与死亡有关的题材，尤其是我父亲去世前后的那些年，因为这种有关生命的本质性的东西，渗透到了我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思考，我把它当作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去把握和感受。另外，家庭生活也曾经是我写作的题材之一，因为不可避免的，我每天都在亲历，都在置身其中，这是一种带有情感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相处的方式，细腻、敏感、充满温情，让你恢复并给你新的力量。而风景描述也是我写作的范围之一，这种风景包括自然的和人造的，比如，我所在城市的一条河、一座桥、街道、广场、开花的树木、草地、远处的山脉，等等，这些互相渗透的风景，你很难单纯地把它们彻底分开，它们带给我一种综合的体验。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去江边散步，每天都会看到几乎类似的风景，这些风景，有时会因为一段情感、一些意外的事件的出现而直接插入我的心灵。

　　孤独也是我写作的内容之一，这也是人生本质和生活中无法避免的瞬间，我享受这种孤独，喜欢一个人去体会它，彻底地被它浸泡、包围，尽管一个人在茫然的空间里我有时也会感到恐慌，但很多时候，孤独这种犹如镜子观照自身的东西，可以让我更清醒地体会个体的存在，从而感觉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与世界之间那种恒星般的宿命关系。

　　尽管这么分析，但诗其实仍然是一种综合体，人的大脑类似于一个多频道交叉的屏幕和空间，至少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在一种密集的交叉中，各种毫无关系的东西出现了。几年前我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普拉多美术馆，观摩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的作品，他的画面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元素，那些毫无关联的元素因画家的灵感而自由地穿插、组织和出现，在统一的画面里，一起表达某种意念——我认为并感到：诗也是如此。

　　而不同元素的并置意味着一种写作的方法。方法，对于诗歌肯定是存在的。比如，我喜欢诗歌的直接，这也导致了语言的直接和形式的直接，消除掉多余的东西，而只呈现枝干，但情绪与感受，仍然会依附其上。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在今天，仍然有效地渗透在我所有的写作中，这种方法会给诗歌带来一种现代感，这是最基本的，尽管分析起来有关现代感构成的问题完全可以去写上一篇博士论文，这里不展开，只是明确这种事实——毕竟这是构成我诗歌的一种基本态度和方法。

　　也是在这些年的一次谈话中，围绕我现在和以后的写作，有朋友这么说道：现代性的现实主义……那意思大概是：用现代性的手法去构筑具有“现实感”的诗歌，基本上，这么一些年来我一直这么干，没有人专门去指导、培训，纯粹是自己的感觉，一种多年写作养成的方式和需要，把现實当作素材，在诗歌中去重新建构另一种现实，或者一种超现实，艺术感由此而生，我觉得这样很好——一首诗既具有现代性，又不乏具体可感的现实与生活，甚至融入了超现实的魔性和变形，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是这样想。

　　而在语言的处理上，我似乎更倾向于一种经过处理的带有个人呼吸和节奏感的口语，可以更加粗糙、更加直接、更加原生态，以便随时保持语言的敏感和历险性；而在诗歌写作中，在抽离现实的基础上，我也会选择性地在诗歌中呈现事件的场所，呈现在场和当场，以便建构出一种更为具体可信的现实感。

　　事实上，我仍然感到不满足，写诗几乎类似于一种手艺，这意味着，作为手艺人的诗人，总得一直不停地做下去，做意味着一种持续，持续意味着一种发展，发展意味着变化，变化意味着新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降临，这也是我以前在另一篇随笔《现实的通道》谈到世界观、价值观对于写作重要性的一个原因，尤其是现在，不单单只是对生活的态度，它还包括，你对世界的看法，政治的看法、自然的看法、对人包括对人性的看法，等等，这些，全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逃避不了。

　　从人与诗歌的关系上，我承认我时刻和它处于一种既平和但又紧张的关系之中，因为诗，仿佛是一个草丛中的猎物，我时刻提着枪，瞪大眼睛，在看似松弛、而实质随时奔腾而出的灵魂中间，成为一个成功的捕获者——把诗歌这种从天而降的东西一下子逮住——在那一瞬间，动用所有的经验，成功地收获一个猎物，是作为诗人的一个幻想。当猎物被打得差不多，我开始有些焦虑，总想着猎物何时出现，或者如何去开辟另一个生活的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