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

　　不知何故，当下的散文，是越写越长，越写越铺张，越写越没有节制了。好似写作者都患了“话痨症”，总有说不完的话，写不完的事。一旦落笔，即滔滔不绝，纵横捭阖。然而，大多数文章，虽然“骨架”扯得很大，读完之后，却空无一物。文章的知识背景貌似驳杂，文化视野貌似宏阔，但只需稍加考量和分析，即可发现作者的苍白和贫血。他们的文章是硬写出来的，拾人牙慧，步人后尘。全没有自己的见识和血肉，更谈不上思想和审美了。

　　他们是一群躺在别人的坟墓上打鼾或梦呓的人。

　　当然，文章的好坏，并不在篇幅的长短，只是有些作者瞧不起“短文”，才刻意去写那些洋洋洒洒，让人咬着牙也很难读下去的长文罢了。就像写小说的作者，如果一辈子没有写出一部长篇，就觉得自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会受到他人的藐视和嘲笑。故他们拼了命也要炮制出一部或若干部长篇出来，而丝毫不顾自己是否有驾驭长篇小说写作的能力，更不会去顾及所写长篇的质量了。

　　如此盲目地心血来潮和自以为是，是对写作本身的不尊重，也是对写作者自身的不尊重。一个成熟和有自知之明的作家，是断然不会这样去作文的。

　　写散文尤其应该慎之又慎。

　　当作者没有深切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提纯的时候，非去写一些无关痛痒或假大空式的文章，无异于挥霍才华，浪费文思。

　　好的文章都是“心悟”的过程。不见自己和内心的散文，越长流毒越深。糟蹋语言是可耻的。真正懂得为文者，大多惜墨如金。他们知道用最少的语言，表述最丰富的感受，传达最精妙的思想，构建最健康的审美。

　　越是处在一个消费至上和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的写作越是需要一种节制的美学和德行的操守。基于此，在遴选和审读每期稿件时，我都特别渴望能在海量的来稿中，发现几篇令人眼前一亮的稿件。但这样的期许总会令人失望，写散文的人太多了，而好稿子是那么的少。包括一些已经在散文界赫赫有名的作家，投来的新作也不免令人唏嘘。

　　倒是偶尔从来稿中读到的那些札记、片段或书信体文章，反而令我感到欣喜。它们短小精悍，不故作高深，看似吉光片羽，却写得自由本真，足见性情。这是一种以小见大的写作。其中，涌动着生命的冷暖，情感的温润，思想的火花。每每读这样的文字，我都会联想到那些智者，诸如费尔南多？佩索阿、凯尔泰斯？伊姆莱、瓦西里维奇？罗扎洛夫、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朱利安？格拉克等人。他们都是“札记体”写作的高手。在他们所创造出的瞬间性的思语中，既浓缩着一种个人化的境遇，也隐喻着一种时代化的境遇。

　　本期刊发的三组文稿，也属“札记体”或“书信体”。

　　闫文盛很年轻，近些年来，他一直对“札记体”写作情有独钟，已写出几十万字的“主观书”。他把自己的生命感悟和思考全部融入这些“思语”中，以此抵达“存在”和“沉思”，值得重视和关注。钱红莉的文字向来高古而有味，《春有信》三则，以书信的形式，写日常，写情愫，写微小，写心性。她是采取类似于在米粒上刻字的“微雕”之法创造文章的精致和难度。文河的《旧时天气》更是古意十足，每一片段都有“编钟之声”。从他的文字里，可以读出“中国文脉”。凑巧的是，文河與钱红莉都是安徽人，他俩的文章均有“桐城派”的文韵，由此可见文化传统和生态对地域作家的影响。

　　文稿编讫，端午来临。踱步河边，艾草青青。极目远眺，思接千载。我的耳畔，仿佛传来屈原的歌吟。他的每一句诗，我都把它当作一句最短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