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

　　“故事性”似乎是小说的专利，实则不然。散文也有故事性，诗也有，只是各种文体所承载或隐含的故事的表现形态不同罢了。对小说而言，“故事性”即是它的本体性。一个小说作者，如果不善于讲好一个故事，那他所写出来的文本就极有可能支离破碎，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尽管，我们都心知肚明，一篇好的小说绝不仅仅是讲好一个故事那么简单。但“故事性”毕竟是支撑一篇小说得以成立的基础和核心。即使那些偏爱实验性探索的小说作者，把作品写得晦涩难懂，貌似要 “去故事化”，却最终也未能真正挣脱掉故事。

　　没有“故事性”的小说是不成立的。说穿了，任何小说都是“故事的诗学”。

　　那么，散文的“故事性”怎么确立呢？

　　跟小说有所不同。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而散文是“非虚构的艺术”（虽然一切艺术都是虚构的）。侧重点或性质的差异，使得散文可以有“故事性”，但不一定是核心。

　　散文的“故事性”不是靠虚构和情节来建立并推动的，而是靠内容的真实性、表达的真诚性和体验的独特性来丰富并完善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该文里的“故事性”一读便知，可它又的确非小说。它的“故事性”同时也是它的“审美性”和“思想性”。

　　有“故事性”的散文，有血有肉，骨骼强壮。至少，它不空。那种纯粹靠抒情或修辞见长的散文，或许读起来很空灵，很有美感，弹性十足，但也极易流于华而不實，造成对内容本身的遮蔽。记不清是哪位前辈作家在读完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后，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很善于表达，但没什么可表达的。此话看似普通，实际却点中了穴位，值得散文写作者领悟和反思。

　　本期刊发的三篇散文，“故事性”均很明显。

　　《逆流》写的是作者去一个叫“红星院”的地方探望孃孃的真实故事。孃孃是故事的“根”，而孃孃的子女军、茸、虹则是“藤”，在根与藤相互缠绕的恩恩怨怨中，每个人的命运一一浮现，他们共同组合成了一个家庭的底色。这个底色上印着两个字：活着。文中还捎带叙述了“红星院”另外几户人家的生活场景，撼人心魄。这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在于作者对生活敏锐的捕捉和深刻的艺术提炼，更在于作者的个人良知和悲悯情怀。我至今无法忘记言子在电话里跟我谈及写作此文时的哭声。她的哭声是一面镜子，能照见人性的幽微。

　　南子跟言子一样，是个心思细腻，善于以“故事性”来写散文的作家。《一粒深埋的种子》以诗性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名叫贺五梅的女性的“理想情怀”和“个人悲剧”。此篇文章可以与《逆流》对照着读。一个讲群体的活着，一个讲个体的活着。个体也即群体，群体也即个体。

　　干亚群的《影子飞逝我不动》，与以上两文稍有不同。作者写的是“梦”的故事。每一个“梦”的片断，组成了生活的“日常性”。我们每个人既是日常生活里的主角，又是这个主角的影子。

　　如此说来，散文的“故事性”，也是人生的“故事性”，思想的“故事性”，灵魂的“故事性。”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散文可以有“故事性”，但不必非得强调它的“故事性”。否则，极有可能将散文引向破体与失范，写得散文不像散文，小说不像小说。至于很多人所谓的“跨文体写作”，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