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音博罗

　　法国作家让？热内在其名著《贾科梅蒂的画室》中充满激情地写道：“美源于伤痛。每个人都带着特殊的、各自不同的伤痛，或隐或现，所有人都将其守在心中。当他想离开这个世界或独享孤独时，就隐退于这伤痛中。”热内还说：“他（指贾科梅蒂）再次投身于这项使命时，让一张白纸变得高贵，如果没有他的笔触，这张白纸就没有存在过。”

　　这使我想到诗歌，想到那些影响到我的伟大诗人的命运。帕斯杰尔纳克、布罗斯基、屈原、杜甫、辛弃疾、里尔克和阿赫玛托娃。写作者的命运是和故土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写作其实就是写自己，写自己的灵魂。山川河流，稻谷麦穗，人称其为人时是轻浮的，而复归尘土时才是自然万物和大千世界。人生是短暂的，大部分人的日子是无聊和无意义的。德国新表现主义绘画大师基弗就说过类似的话。他还说：“光明被囚禁在土地里，人们必须在世界尽头把它解放出来。”

　　20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于北中国辽宁省的桓仁县，自幼性情敏感、孤独，整日耽于沉思默想，并随在水文站做工程师的父亲漂泊于北方的数条大河之畔。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给我幼小的心灵注入了狂放、宽阔的激情。尽管学习条件恶劣（我几乎没有完整地读过哪所学校，受到正统教育），但对日后从事艺术的我来说无疑是一桩天大的幸事！因为心灵的绝对自由使我想象力超群，又因苦难使他对生命有着深刻的认知。于是，一颗孤独而灼热的灵魂诞生了。

　　少年时代的经历使我对民间风物和土地文化充满亲近并熟知，无数民间的神仿佛先知的教诲烂熟于耳，而自然母亲苦涩温暖的怀抱则让我幼小的心变得温存和宽厚。这是一个诗人艺术家最重要的教育。这也与我日后喜欢绘画和写作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人生如梦，如今年过五十，对生命和生活的认识的确有所不同了。我领悟和学到的最重要的生命哲学就是宽容和放弃。放弃是人生智慧的至高境界。放弃意味着空茫和广阔。生命就像荒原上被风吹彻的一座空城，以往的繁荣只如一场春梦罢了。

　　这时候我喜欢读八大山人的画：一只孤鸟、一朵残菊或一竿野竹、枯冬的瘦梅或秋深处某一荷塘的残叶……我也喜读弘一法师的书法：内敛、安静、干净。我还喜欢美国抽象绘画大师罗斯科的油画：落日染红海面般的静寂和肃穆，像哀歌，里尔克的《哀歌》。

　　人过五十，生命便如一只青铜器，锈是它的大美，寂是它的最深厚的哲学。寂隐含着空，但寂最接近于灭。灭是边境，是事物的裂变。而寂有生命的余温，是看穿一切的微笑，像花。

　　而花最美的时段是枯。我时常对枯花和枯叶痴迷。我觉得它们的肌理和质地宛如这个世界。包括朽木、残石、腐了的树皮以及碎瓷片。（我曾买了一些补锔过的陶器，我觉得那锈迹斑驳的锔钉也是美的，就像悬空寺的义腿。）

　　寂是世界的本质。

　　布罗茨基说：“艺术是抗拒不完美现实的一种方式，亦为创造现实的一种尝试。”我儿时几乎没有完整地上过学，是北国乡村严酷的现实教会了我讨生的本领。在生存的夹缝中的确需要勇气，需要坚韧和忍耐，需要对教条和空洞的反叛。我少年和青年时代所有灰暗的乡村与小城生活都成了我写作的固有背景——苦难和孤独。

　　所以我一直要为我敏感而飘荡的灵魂寻找到庇护之所，经过近五十年的四处求索、印证，如今我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诗歌和绘画。

　　诗歌是绘画的灵魂，无论是水墨或油画，当画家修炼到最上乘的境界时，他笔下的线条、颜色皆为内心中诗意的表达了。就如黄宾虹瞎盲的晚年，落笔如秋风，如狂草，笔笔如枯骨，是生命中最后的辉煌，其笔意早已脱挣开形体的禁锢到达大自在的空和寂了。

　　我读里尔克、辛弃疾、保罗？策兰的诗，读德富卢花的《自然与人生》、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与《地狱变》，生命和诗互相照亮，以便印证灰暗的现实。有一阶段：我反复看一部名叫《卡夫卡》的电影，我对这部德国新表现主义电影的喜爱甚至超越了卡夫卡本身，如果卡夫卡在文学之外的意义上是一个虚幻的符号的话，我觉得我就是另一个卡夫卡。

　　作为小公务员的我，作为一个贫困少年和荒凉北中国生长的我，和作为长久地湮没于小县城的平庸封闭生活以及挣扎于后工业时代晦暗与没落的老城区中的我……我就像挪威画家蒙克画布上的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物，在落日的余晖中，站在冷冰冰的铁桥上奋力叫喊着，直到声嘶力竭成为鬼魂……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不存在的。写作是个虚拟的形态。写作不是吃饭睡觉，写作也不是一次完美的性行为。从我自身的情况来说，写作是一次既面对自我也面对众生的自白。

　　我已年过五十，我知道我该节俭。就像冥冥之中与神灵或自然母亲的一次默默对视。内心的交付才是最重要的。

　　而寂是時间和神留给我的最好的一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