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贝尔

　　

　　一

　　叙述从一个人做木活开始。

　　在午后玻璃一样的院子里。？木头，刨木头，锯木头……一地木爪，一地刨花。雨过天晴的时候是水晶玻璃，阴天是毛玻璃。天光变换，季节变换，年代变换，但院子一直都是老院子，院子里的树一直都是老树，还有那口长满青苔的石水缸和水缸里生生不息的青蛙——我们叫克蚂子。

　　做木活的当然是个木匠啰。他有面目，但现在不呈现面目——他背对着路，只呈现背影和动作。我猜测他的面目黢黑一坨，什么都看不清，或者压根儿就是空白，仅仅是一块没有五官的皮肤。

　　老远都能闻到刨花的气味——椿树的气味，老酒树的气味，椴树和细叶子的气味。我特别喜欢闻有一种木头的味道，有我遗精后下体的气味，只是不常闻到。每每闻到，都跑到院子里去，问徒弟娃？的是啥木头——从来不敢问掌墨师。徒弟娃比我大不了几岁，穿一条？打伞，后腰上牵一排盐口袋。徒弟娃？啥不懂，我从来没问到过那种木头的名字。我捡了一把刨花跑了，想回去撒在床上，再揣些在书包里。“跑啥子跑？要揽刨花，背个背篼来！”我听见掌墨师在后面喊。

　　掌墨师是我的大爸。

　　大半辈子过去了，我是一点不记得他的面目，每次去记，都是一坨黑，就像他从烟袋里抖出的烟屎，硬邦邦的，很少有软和的。

　　我大爸年轻时抽鸦片，我没见过，没见过他从鸦片烟枪里抖出的烟屎，没准那样的一坨黑才是对我记忆最恰当的借喻。

　　除了时间，还有什么涂抹了记忆？大爸的成分，一个地主分子的坏名声，还是他在那个年代遭遇的非人待遇？大爸是有面目的，他是个真人，不是画皮，他的面目可能模糊一点——时代的涂抹和自保，但作为一个人的五官是齐全的，耳、眉、眼、鼻、口应有尽有。一个木匠的面目，或许我们已很难想象，不带恶相，偏向于善，略显精明。

　　我的叙述从一个人做木活的场景开始，并不意味着要从我的大爸或者哪个木匠开始，而是要从我自己开始。那个木匠是我。我成了木匠，当了掌墨师，回老家？木头、刨木头。不是现在抛开一切回去，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回到小说的开头，回到虚构中——我站在玻璃一样的老院子里？木头、刨木头、锯木头，一地刨花，院子里的老树还在，废弃的麻子石水缸还在……我跨步站在马凳一侧，双手握住推刨，唰——唰地刨木头，刨花一卷一卷从刨子里吐出，散发出青春期下体独有的气味。

　　二

　　时光荏苒。或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时光。

　　早春时节，中堰里机耕道两边麦苗上椭圆的露珠晶莹剔透，呈现出粘力对引力的抗拒。我数以千计次地走过这段路，从岩子头下来，目睹这些露珠。有时是白头霜和冻雨，有时是稻田。遇上雨季特别地泥泞，无处下脚，只有寻着手扶式拖拉机的辙迹下脚。同样一段路，同样的露珠和泥泞，往回走和往出走，心情大不同——恐惧和迷茫、无助和解脱平分秋色。

　　我大爸也走这段路。但他连个配角都不是，他只是个旁笔，如果他开口说话也只能算是旁白。

　　我父亲也走这段路，数以万计次地，从岩子头下来，或者从三秦庙过来，背背子、大炼钢铁、进老林、开批斗会、进城赶场、看电影、走人户……他原本就是这儿的人，出生在路边的一个老院子里，后来院子被没收了，一家人被赶到了后来的村子。

　　1994年，我在他于县城置办的街房的后院掘地三尺，挖出了一杆汉阳造步枪，锈迹已经和酸性土分不开，拿在手里掂量，远远不止七斤半。这房子我再熟悉不过，也算是他传下的，1951年被没收，1979年又返还。1980年到1983年，我在这房子里住过三年——寄居，至今还记得每间屋里的光线和每间屋里住的人。晴天的午后，太阳从亮瓦照进来，照到正在蚊帐上吐丝织网的蜘蛛上。肥滚滚的蜘蛛，見到阳光以为是金刀银针，马上缩成一团装死。还有吹风的时候，扬尘一抹一抹从屋梁掉下来，黏在我一丝不挂的尚未长开的身体上。后院的水井已经废弃，井台也挖掉了，搭了两根横木，做成了茅房。我吃了老家带来的冷肉闹肚子，深更半夜往井上跑，有时没跑拢就滮了，得摸着从厨房提了水去冲洗。后院有棵广柑树，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长在靠派出所一侧的石墙内，我从来没注意到它开花，总是看见它结果。1994年第一波旧城改造，房子拆迁之前，我天天在后院里挖，最终挖出了那一杆汉阳造。王宇林提供的线索。他与那个骑白马的人同龄，当年已经八十多岁。“袁朝圣有杆汉阳造，是赶了十几头肥猪卖到松潘买的，一道还买了那匹白马。”王宇林说。我问母亲是否属实，母亲说她那阵只有几岁，不记得了，连那个人的样样也不记得。我母亲说的“那个人”，其实是她老子，那个骑白马人——我的外公。

　　那个人真是个谜。1994年在县城西街97号挖汉阳造的时候我便想到解谜。二十年过去了，年过半百的我走在那段仍叫“中堰里”的路上，回想起那个人、那个谜，我在路边一户三层楼的人家借了把羊角锄，拐进老院子的老屋基，又开始掘地。老院子早没了，成了别人家的菜园，种着青菜萝卜，只剩那口石水缸还在。

　　三

　　唯一一次，我带了她走岩子头。新路1958年就修好了，可以通车。那时候，岩子头还有人走，不像现在石梯子路都让草和灌木长严了。我们在桂香楼下车，走天堰底下过来，一眼就看见了中堰里和村子。村子都迁到了山边里，机耕道穿过五月的麦田，一条水堰伴着机耕道。左手边稍远一点，就是长河湾，一个巨大的倒S，缓水段碧蓝，急流处浪花飞溅。

　　在岩子头，我有意停下来，把眼前所见指给她看——楼坎底下、中堰里、山边里、雷家门上、大盖头、袁家老屋基、唐家地、王光浦家门上……每一个小地名都像一个标本，浸泡在童年记忆的福尔马林里，虽然已面目全非，却依旧散发出原味。

　　她从布拉格来，我在成都接到她。眼前这地儿，她在卫星地图上查看过百遍。

　　“可惜不是最美的季节，最美的季节来，你会惊讶不已！”我把目光收回来，看着她说。

　　“什么时候才是最美的季节呢？我可以等！”她说得轻巧。她仍看着岩下的田畴和河湾，像是在咀嚼那些小地名。endprint

　　“等不到的，我们都等不到了。”我说，“其实它不是季节，不是春夏秋冬，而是一拨人与一个地方相遇。”

　　她没有再说什么。五月，山水已经葳蕤到极致，新绿已收，但还没有完全殆尽，岩子头的岩缝里还长着一些晚熟的堇菜科植物，有一种叫紫花地丁的特别好看。我不在乎她对这些小地名的理解。她一个外来者，无论怎样用功去理解，都会是平面的——借了爱也无用。我则不同，我的血液里有一副穿山镜，有一种强力渗透液，可以解开这个地方的人事与历史。也可以说是带红外线的想象力。此时此刻，在岩子头，我由每一步石梯子、每一步石梯子上被脚步磨光的石面想到了我的外公，以及他那匹白马钉了马掌的蹄子……嘀——哚，嘀——哚，嘀嘀咄咄，只有松潘的马才有这么大的足力。

　　该走了。我站起来，又看了一眼长在岩缝里的紫花地丁，还有一种当地人叫巴龙草的鸢尾科植物。

　　四

　　我只是从岩子头下来，走在这条叫“中堰里”的机耕道上才会想起我的外公。在别处，我从来想不起。他有两个女人，这是他吸引我的地方。其中一个便是我外婆——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换句话说，我和这个谜一样的人是这个女人最爱的或者说爱过的两个男人。换句话说，我和这个谜一样的男人平分了这个女人的爱——他分得她的前半生，我分得她的后半生。他吸引我的地方还有他的白马，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他涉嫌的、让他送命的两桩人命案。

　　“袁朝圣到底是被人陷害的，还是真的杀了人？”这些年，我一直在质疑。就我听到的关于他的传说与讲述，他并不是一个好人。他当甲长、抽大烟、上松潘贩猪买马买枪、游手好闲、走一步都骑马、娶小老婆——听说我外婆是被他强娶的……所有的讲述支撑起的这个人，让我觉得可疑。我父亲断言是陷害，我母亲也一口咬定，但他们的话不能作为证词。我问王宇林，王宇林也说我外公是冤枉。问王光浦，王光浦也说是被陷害。“袁朝圣我晓得，他就是脾气大、嘴巴不饶人，他得罪人多了，你莫看到他一天骑匹白马洋昏了，其实胆子小得很，见到蛇和老鼠都吓得打抖抖。”王光浦满当当九十了，喉管做过手术，尖声尖气地说，”擦黑去胡家坝你外婆那儿，一个人也不敢去，还要我给他打伴儿！”

　　“徐氏婆婆嘴皮子上那个豁豁总是他打的？还有我外婆眉心那颗疤！” 只要我母亲帮她老子说话，我就会这样反击她。母亲不开腔了，只顾咄咄哚地切菜，或者埋头往灶空里添柴。徐氏婆婆嘴皮上的伤疤是铁证，长河湾的人都晓得，还有我外婆眉心的伤疤，都是他用秤砣打的。

　　“他被押到绵阳去的时候我才五岁，我哪里记得到那么多？”母亲放下菜刀，伸直腰杆说，“他关在绵阳，只是古城寇家姑父去看过一回。”

　　一个人从岩子头下来走在中堰里，觉得他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像一块鹅卵石，捂是捂不热的，舔也舔不化，但里面有东西，有我要探寻的真相。有时太阳特大，天上没一丝云，虚无裹挟着碧蓝，鹅卵石变得极小，甚至有要化掉的趋势。我不再琢磨他，我得想我自己、想我在虚无中有限的存在——它像是路边稻叶上的一滴水珠，转眼就会消失。恒定的蓝天，蓝天上恒定的焦灼的太阳，太阳下恒定的青山……虚无像是在烫一张饼、煎一个鸡蛋，让我感觉到一种轻飘和微痛——我和他之间隔着二十年宽的一条河，为什么还有根从河底伸过来勒我的手？

　　他不是我见过的真人。他又是个真人，与他同时代的王宇林、王光浦可以作证。这两个人我见过，走访过。我外婆和我母亲也是证人，两个女人的身体里都有他留下的东西。我外婆虽然不在了，但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没有假，我对这二十年的记忆没有假。她佝偻的身体活着时没有和我外公发生关系，而今倒是在我的记忆里和我的外公有了关联。我外公强娶的可不是这样一个佝偻的女人，而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少妇——今天八十岁以上的人都是这样讲的。佝偻的外婆仅仅属于我，属于一个畸形的时代和她的后半生。我母亲还在，一个人独居乡下，越来越多地与我谈起那个人——大多都不是亲见的，而是听人说起的。

　　一个年代的真人，在下一个年代变成了传说和影子，探寻只能是一种描画、塑造甚至虚构。但我又渴望真实——这是多么考手艺的一件事！

　　我母亲讲述的、她亲历的就两件事。一件是我外婆带她进城赶场、带她探监，把她寄放在她父亲的牢房去办事，办完事再到牢房来抱她回家。另一件便是在桂香楼看她父亲被押解去绵阳——算是告别。

　　我母亲是1940年生的，事情应该发生在1943年或者1944年。她记得监狱的窗洞，恰好够递她进出。怎样的一面篱笆墙，母亲没有详述，她只说是一面装有木条子窗的墙壁。想必多年之后监狱改作他用，墙上写过红色的标语和语录，后来篱笆塌了，房子拆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进城办事，顺带探监，或者说进城探监，顺带办事，从窗框的罅隙间把孩子递给作为嫌犯的男人照看，办完事再回监狱抱孩子回家……这件事延续了一两年，孩子在慢慢长大，对监狱的印象一天天多起来。在狱中，作为嫌犯的男人带孩子的几个小时就像一个神话——妥帖的，人性满满、暖暖的神话。狱警怎么对待？同室的犯人怎么看？最大的可能是，我外公一直无所谓，并没有意识到案情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心想反正是冤案，迟早会查个水落石出，放他回家。

　　在桂香楼送别那个人时，我母亲又大了两岁。她和比她大三岁的姐姐站在天堰底下，看着十几个人犯从王家坟地押解过来，两只手捆在一起，一根棕绳牵着，像牵着一串蚂蚱。等走拢了，才看见那个人不仅手捆着，还戴着脚镣。

　　“他走到我们面前停下，啥都没说，偏了偏脑壳，叫我和袁国华姐姐掏他的衣服包包。”我母亲说，“袁国华姐姐掏到一搅毛蓝线，我掏到一块铜圆。”

　　这便是永别。两个女儿和父亲的永别，两个女人和男人的永别。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目送，目送一串蚂蚱中的一只蚂蚱——戴脚镣的蚂蚱，从后来的幸福院下去，走过雷家院子，消失在核桃树林和大石头背后。

　　我母亲唯一的两段记忆被我复制之后，变得如此柔美而富有戏剧性。它有些血点點是与我的肌肤相连的，就像雨滴落在平静的湖面，一个坑儿一个坑儿的。它的气息从坑儿里弥散出来，散发着尘腥味。endprint

　　五

　　1970年代。每隔一段时间，我跟二哥都要去给徐氏婆婆砍柴。她一个人，老了，砍不动柴了。柴林就在老院子背后的半山上，从我记得就有一条堰。二哥爬到堰上去砍，我站在堰盖上看。砍够了，再一起往回运。灌木居多，我们叫稍稍柴，捆成捆背。也有青杠、苦楝、夜槐，我们就一人扛一头抬。二哥扛大头，我扛小头。下坡就拖上。回去再锯、再划。

　　给徐氏婆婆砍柴，完全不同于在家里做事。我那时小，怕吃苦，砍柴都靠二哥，最多算个帮手、打个伴儿。我喜欢那种走出家的自由——逃离父亲的自由，虽然是暂时的，虽然砍柴、运柴的劳作以及二哥也会限制自由，但毕竟不同于在家、在父亲身边。对于十来岁的我，徐氏婆婆老院子里的空气都要好呼吸得多，气味也要好闻得多。院子里别的住户不管，我们把稍稍柴堆在屋后土墙边淋不到雨的地方等它自己干，把青杠、苦楝和夜槐抬到天井里，架在木马上锯短，再一截一截划开，抱到街沿上码好。二哥能把划好的柴码成一朵花，一摞一摞，白生生的。其实也不是花，倒像是关鸡、关兔的笼子。

　　二哥划柴，我抱柴。抱完了，等着他划。等的时候我就去看那口废弃的水缸，麻子石看上去像酒米，实际上很硬，我把手指上的血都抠出来了也没能抠下一颗酒米。錾子的纹路里长了青苔，冬天枯干夏天青绿。我把枯干的青苔扯下来当鞋垫，走到哪儿都有股泥腥味儿。水缸从未干过，冬天也有水，夏天有半缸水，雨季还会水满，从边上溢出来。水缸里没有养鱼，但养得有青蛙。三种青蛙，青的、灰的、麻的。也不是养，是野生的，但我看见徐氏婆婆往里面丢猪草、丢蚯蚓、丢长脚蚊。

　　给徐氏婆婆砍柴，她很少给我们煮饭吃，她会给我们一人一捧花生、几个核桃，或者一人给两毛钱。已经很满足了。有时觉得就是冲着花生、核桃和两毛钱去的，为了自由都是借口。有生花生和炒花生。我喜欢生花生，也喜欢炒花生，二哥只喜欢炒花生。我把炒花生的皮拧了，包在一起，背着二哥喂青蛙。

　　徐氏婆婆一个人。我从来都没去想过，她为什么一个人，而不是一家人。我晓得她的男人死了，隐隐约约听说过那个人，但我從来没想过问她、问她的男人。我太小了，自己还是一个嫩芽，没有一点点寻根的意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男人也是我外婆的男人。假如我早慧，怯生生地问她咋是一个人、那个爷爷呢，她会如何回答？她或许会像我外婆给我讲起民国二十四年她第一个男人一样，给我讲起她的男人；或许她啥都不说，要么说一句：“小孩子家家，不该问的莫问！”

　　在徐氏婆婆的老宅，我的确闻到一种气味，裹挟着霉味。但不是霉味，是一种说不出的男人的气味——铁的味道，但铁放久了，会氧化。准确地说是一种铁锈的气味。

　　我外婆去没去那栋老宅住过？就我所知，都是那个人骑白马的人到我外婆家去住，没有例外。不过，我都是听旁人说的，从未问过任何一个当事人——我外婆本人、徐氏婆婆以及我母亲。徐氏婆婆应该记得，她一直住这老宅，她的“妹子”来没来这儿住过。最最清楚的是我外婆本人，是否被我外公用白马驮去老宅住过，她不会含糊，就像记得自己眉心的疤痕。

　　记事以来，我家便有位远客，我们都叫她“袁国华嬢嬢”。她住在中坝场。中坝场在哪儿，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我家门前的大河流到了中坝场。大哥说，中坝场不再是山，是大平原。她每年来一次，不都是在过年，有时也在夏天，没肉吃的季节。外婆炸了南瓜花、红香子招待她，有时我也下河钓鱼给她吃。她每次来，我们都像过年，不挨打，有糖吃，有红甘蔗吃。我父母叫她“袁国华姐姐”，叫得很亲昵。“涨这么大的水，会不会淹到袁国华姐姐家的房子？他们住的一楼！”大河每次涨水，我都会听见父亲说。有时候是自言自语，有时是在问我母亲。“你去过中坝场？晓得袁国华嬢嬢家的房子在哪里？”几次想问父亲，但一次都没问。

　　长大了，才知道这位远客是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她每次回来看徐氏婆婆——她的亲生母亲，顺带看我们。她在徐氏婆婆的老宅呆不惯，便到我们家来长住。在我看来她是大城市的人，住不惯乡下老房子了，也害怕老房子唤起她的记忆——她是跟人私奔去中坝场的，徐氏婆婆没能挡住她。

　　“徐氏婆婆为啥不跟袁国华嬢嬢去中坝场而要一个人住？”有一次，徐氏婆婆从楼梯上栽下来，我跟母亲去看她，我问母亲。母亲的回答是：“鬼才晓得！她有亲生女子不靠，赖到这儿就是想靠我们！”我听了觉得不对，袁国华嬢嬢买给我们的红甘蔗还在嘴里甜。

　　巧的是，我的班主任邓老师也是中坝场的人，并且认识袁国华嬢嬢。每到寒暑假，邓老师便会摸着我的脑壳惹我：“走，跟我去江油找你嬢嬢！”自然，我一次也没去。看着筏子一架一架从长河湾漂过，我想的最多是坐筏子去中坝场找袁国华嬢嬢。

　　我最后一次去给徐氏婆婆砍柴已经上初中了。二哥砍，我还是站在堰盖上看。“不指望你，你就是个书呆子！”二哥在半岩上砍一棵夜槐树。我说：“夜槐夜槐，把老婆子的屁吹出来！”那一次，徐氏婆婆一人给了我们五毛钱，我买个盖子上有两只小鸭的文具盒。

　　从老宅子出来，已经走到我父亲的老家外面了，我又跑回去，问徐氏婆婆一个话。我砰砰砰地打门，徐氏婆婆半天才给我开。“我还以为是哪个，人家抹个澡！”她光着上身，两只乳房若面口袋一样吊着。我闻过刨花和嫩玉米的气味了，本能地把徐氏婆婆的上半身与那个骑白马的人联想在了一起。“徐氏婆婆，我问你个话，你咋不跟袁国华嬢嬢去中坝场住？”我低下头，不敢看她的裸身，“她们没有接你下去？”

　　徐氏婆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把我带进了她的卧房。黑黢黢的一间屋，门槛很高，地坪很低，隐约看得见一个梳妆台。“给你看样东西！”她划了根火柴，点燃桐油灯，“你嬢嬢都没给看过。”

　　是一个秤砣。我注意到她上嘴唇的伤疤，突然明白了。还有一张照片——是照片吗？照片上人的头部被挖掉，只剩颈项一下的身子。也有可能是烧掉的，年代久远，蒙尘遮住了火烧的痕迹。我握了握秤砣，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六

　　我生晚了，没能看见桂香楼。我外公是否看见，我不晓得。他应该看见。一幢三层的木楼，在岩子头上面的官道边，不管是在长河湾还是在竹林盖看见，都颇有气势。有人说桂香楼是青楼，没有考证，我觉得不是，它就是个茶楼，顶多是个烟馆儿。endprint

　　没有楼，没有桂树、桂香，但留了地名下来。“我从白草上来，在桂香楼下的车”“刚走到桂香楼，雨就来了”“长桂人民广播站，现在播送通知，今晚上在桂香楼放映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跑快点撵得上，他才走到桂香楼”……

　　我从江油回来，在桂香楼下车，走到岩子头突然不想走了。我想起了我父亲的样子——他背个须笼，拿把金锤，或者扛一扇金门，脑壳偏在一边，脖子上的青筋绽出、曲扭，像一根根幼蛇。他不欢迎我回去。他嘴上没说，但心里不欢迎。我工作几年了，没有存一分钱，没给他买过一包烟、一瓶酒。

　　我在岩子头坐了很久，不知道自己是该回去还是该进城，或者趁早搭车回江油。

　　六月的午后很安静，青蝉还没开始鸣叫，水田的秧苗刚刚返青，阳光四溢，干辣干辣的。我坐在青杠树荫里，身上照着花花太阳。眼前是绿色的微微蒸腾的村子，稍远一点便是河湾——从錾子岩转过来，穿过麻柳林，然后是长滩。河床满满的，缓水幽深，像肉体，激流奔涌，听不见声音。中堰里不见一个人，楼坎底下、山边里也不见一个人。我坐在青杠树底下，视线分明，脑壳里异常清晰，有一会儿，甚至直觉到了我外公活在的时光——溅了稀泥、稍显暗淡的光线与色泽，像一面褪色的石灰墙。

　　我还是回了老家。老屋关门闭户的，前面院子里也没有人，我又不愿意去村子里问别人。太阳西下，再有一拃拃远就落到山背后去了，夕阳洒在江面上，幽暗而纷乱。外婆不在了，也是我不想回老家的原因之一。外婆在，老屋的门永远都不会上锁，都只是带着，最多扣着、插一根水捞柴。

　　我去了龙嘴包。日线移到了錾子岩，河风吹来凉生生地。龙嘴包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它矗立在涪江一个拐弯处的江岸，长着不多的几丛灌木，大部分都是裸岩，下面是汹涌的回水。我爱到这儿来眺望县城，也爱到这儿来想一些少年心事。二十二岁那年，我骑自行车从城里回来，特别有感于报恩寺与清真寺之间的宰牛巷，跑到这里来写了长诗《红巷子》。

　　我外公牵涉的两桩人命案中的一樁也发生在这儿。

　　擦黑我才回去。屋里已经有灯。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他在高谈阔论。母亲在斗火。走到老屋当头，刚看见灯光的一瞬，还以为是外婆开的灯。

　　这次，父亲没有做脸色，虽说我还是空着手进屋的。“多炒两个菜，老三回来了，要喝两杯！”父亲对母亲说，然后继续高谈阔论。他谈的是挖金——金融一层纸，要会看水势、山势。他说：“王匠人跟我犟？咋何样？就凭他那点点眼水，肚子吃饱就不错了，还想发财？”父亲一屁股塌在门槛上，嬉笑着说，“水势咋一个走势，山是咋一个走势，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金呀，就跟水跟山走！”我一进门，就猜到父亲挖到金了。

　　“咋回来得这么晚？几点的客车？”吃饭时母亲问我。

　　“拢得早，进不到门，跑龙嘴包去了。”我说。

　　要是往天，父亲听了必定会来气，筷子一摔便骂人：“人是活的，？是甩的，不晓得到河坝里拿钥匙？”今天他没生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笑眯眯看着我。

　　“照今天这个样子，如果能够挖上一个礼拜，我就可以把这木头房子撬了修楼房了！”父亲端起酒杯，自个儿干了说，“你建个议，修几楼一底？两楼还是三楼？你回不回来住？回来住给你也修一层！”

　　我没有搭白。也没有去碰他给我倒的酒，只顾埋头刨饭。

　　“要是能照这个样子出上一个月金，那就不得了，到时候买一架小汽车，请个人开！”父亲连干几杯，有点醉了。

　　“挖几天看看再说，莫把好听的说到前头，金融一层纸，说莫得就莫得了！”母亲插了一句。

　　“把你的屄嘴闭到，不晓得说点吉利的？”父亲瞪了母亲一眼，母亲马上就闭嘴了。

　　我吃过饭便进屋了。

　　第二天，父亲从金河坝回来，脸上没了悦色，但还没骂人。第三天就开始骂人了。骂我成天？事不做，大白天关到门照点灯，把电费照贵了；骂我母亲摇不来门，把金都摇到门尾子里去了……也骂王匠人咬到犟，进了槽子不说行话，说些怪而古哉的话，把河神老爷得罪了。

　　父亲骂我的时候，我回了句嘴，这下他火了，呵斥道：“从此莫吃老子的饭！”

　　他不让吃饭，母亲让吃。他看见了，冲过来，从我手里把碗扡了，摔在地上，叫道：“吃吃吃，我叫你吃，吃你妈的衣禄！”

　　我哭了，眼泪在眼眶打转。他要炸了——他脖子上的幼蛇要炸了。母亲坐在灶门前，捞起围腰揩眼泪。

　　“写写写！百无一用是书生，不懂社会实践、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你娃就是个废物！”父亲把袖子挽过手肘说，“就是写，也要打鬼随鬼转，紧跟形势，你娃不改，就是把手写玉、写断都发表不了一个字！”

　　“我写东西又不是为了发表！”我说了一句，摔门而出。

　　“天黑了，你跑哪里去？”我走到中堰里，母亲追上来喊。

　　“你回去，莫管我！”我说了一声，一趟子跑了。

　　两个黑影，一前一后。我看不见。我只会內视。“莫管他，看他走哪里去！走得越远越好！永世莫回来才好！”我听见父亲说。回头去看，并不见他的影子。

　　母亲回去了，一路都在捞起围腰擦眼睛。我看不见，但可以想见。我爬上岩子头，坐在石梯子上，回望夜色中村子各处的轮廓以及远处河湾的轮廓。

　　想必母亲已经回家，父亲也平息下来。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超能，把夜色揭起来，是想象的超能，一层一层，是夜色也是时间，直到那个骑白马的人出现——他看不见我，他不可能有超前的预判。之前也出现过别的人：我的外婆、徐氏婆婆、高头婆婆、我大爸、我大爸的养子（王匠人），以及袁国华嬢嬢和邓老师……还有三岁的我自己（吃了没煮熟的豇豆生病了，找土医生摸食不见好转，黄皮寡瘦，父母已经放弃找医生了），外婆牵着去县城看病……揭开的夜色一页一页，揭开的时间一页一页，放在石梯子上像一本合页书。我希望那个骑白马的人看见我、怜惜我，像他抛下的其中一个女人那样爱我。

　　七endprint

　　男人死了，女人便和男人断了、和男人的时代断了。

　　就我对我的外婆、徐氏婆婆和高头婆婆的认识是这样。她们心里是否还藕断丝连，我无法窥知。我想，念想肯定在，记忆和印象肯定在，但就我看见的她们的生活，是没有一点男人地影响了，这个世界（其实也是不稳定的、一直在移动）只有我们、只有活在的人。三个婆婆洗头的时候我都看见过，我甚至还看见过她们抹澡，但都没有发现过去世界的痕迹。包括她们死去的男人的痕迹。我外婆眉心的伤痕和徐氏婆婆嘴唇的伤痕除外。现在想来，不是有意要忘却，而是时代要强行割裂，一条河把两个时代分开，泾渭分明，就像黑夜与白昼，谁还去惦记夜里的人？

　　高头婆婆高挑，有一双尖尖脚，但走路很稳。她是我的亲婆婆，但始终住在别人屋头、帮别人看管猪牛、收拾柴火，还偷偷地把我们家的东西抱回去。我问过我外婆为什么叫“高头婆婆”，这么生分！后半句只在心里想，没有说出口。“那会儿我们住在底下院子，她们住在高上。”我外婆说。但也生分！谁教的？或许也没有谁教，她跟我们不亲，就这样叫了。1980年代，大爸死了，高头婆婆没人管，每次生病卧床不起，都是我父親把她从床上抱出来，搁在街沿上晒太阳，像一个发霉的老物件。把衣裳给脱了，在太阳下捉虱子。五黄六月，她还会光着上身，两只乳房吊在胸口，干瘪得像两张笋壳。我从路口进来看见，看一眼便把视线拿开了。我感触最深的不是高头婆婆衰老的身体，而是从父亲颈上的幼蛇流溢出的孝道之光。我那时写诗，会联想很多——她当年也是这样被抱上婚床的吧！

　　我外婆驼背，人显得瘦小，但脸盘子不小，皮肤白皙，我现在记起，只是个影子。我看不出美人迟暮，但老一辈都说她长得漂亮，是个美人。“二婆婆长得好，所以幺爷爷才一天骑了白马过来拗她。” 前几天，我还听见袁家大兄弟这么说。他比我母亲大两岁，见过我外公。这样的话从一张牙齿掉了大半的瘪嘴里说出来，总感觉不得体。我像是捡到一粒黄豆，看见它发出了民国的芽。

　　“我李家妈长得好，袁家老汉儿娶她，就图过来睡瞌睡。”大哥考兵，接兵部队来政审，我父亲对接兵部队的赖连长说。他是为大哥开脱，骑白马的外公有田有地，还当过甲长。婆婆在灶房里听了一言不发。当然，父亲在说明我外公跟外婆的本质关系的同时，也告诉赖连长他要的椴木和桦木已经锯短装箱运到了江油火车站。

　　王宇林也说过我外婆长得好。他们是同代人。“我也喜欢你外婆，但我莫得你外公洋盘，他有枪有白马骑，我啥都莫？得，穷得响叮当！”王宇林在桂香楼对我说，“我爱跟袁朝圣耍，他这个人会耍，在桂香楼耍得不想走了，就叫我把你妈引回去。那时候都穿长衫子，我就把长衫子捞起来，把你妈包着，抱回去交给你外婆。”王宇林看着我，比了个姿势。他一百岁了，还往桂香楼走，而且不走新路，走岩子头。他拉我走岩子头，边走边说桂香楼变完了，官道都改道了，一点都没意思了。他说官道，不说公路。下坎坎的时候我去扶他，他不让扶，他说岩子头走惯了的，走了一辈子了，眯着眼睛都晓得咋个下脚。

　　听王宇林说话，我就想那时的桂香楼和岩子头、想我外公。眼前这个百岁老人回转去七十年，他和我外公一起爬岩子头、一起在桂香楼看戏……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有没有没变的东西？我把视线从远处的河湾收回来，停在脚边的石梯路上。是停，也是镌刻。把目光镌刻在被包括我外公在内的人的脚步磨光的连山石上。我清楚那河湾——涨水天的样子和枯水期的样子，褐色的江水淹没了麻柳林和桤木林，锁眉草在水面浮动，水和灌木组成的河岸线充满韵律，整个河湾就像欲望泛涨的年轻的身体。

　　“你越看越像你外公年轻的时候。”坐在岩子头的青杠树下，王宇林说。

　　“莫非他还老过？”我钻字眼说。

　　王宇林笑笑，擤了一泡鼻涕说：“我说的是你，我还没有糊涂！”

　　“我哪里长得像他？”我问王宇林。

　　王宇林说：“你站起来，走两步，再两步……”

　　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往后退，退够了——再退就退到悬崖底下去了，等他看，心想，这个人老糊涂了，眼睛不好使，还叫我往后退。

　　“活脱脱一个袁朝圣！”王宇林说，“额隆也是他的额隆，嘴巴也是他的嘴巴，连走累了出气都像。”

　　我外婆是否看出我长得像她的男人我不晓得，也从未听她说过。我刚才写了“白马王子”又删了，换成了“男人”。说“白马王子”也太讽刺了，有我外婆眉间的伤痕为证，也有辱我外婆的斯文和她对我的爱。其实，说“男人”都有点勉强，也只是从伦理和男女关系的角度，“男人”一词所包含的责任与担当他并不具备多少。我外婆也许看出了，也许没看出。她如果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出了这一点，该是我的幸运还是悲哀呢？她要是真看出了，我可以作为一种检验，检验她对她男人的爱或者恨——她爱我就爱他。

　　男人的死结束了女人的时代。我的出生是不是唤起了她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以及无法割舍的恨？我不曾记得她把我搂在怀中痛哭或者落泪过。她在我童年唯一的讲述越过了那个骑白马的人，直抵红军过的民国二十四年——她初嫁的男人和他的父亲如何的被拉去当背夫，又如何的死掉，她又是如何的守寡。现在想起，我还能感觉到，她是如何的不屑于民国二十四年之后的日子——有了我骑白马的外公的日子，而唯一温暖的、可以照亮她后半辈子的只有初嫁和对初嫁的记忆。

　　八

　　旧城改造前，我找到了民国时的老监狱，就在老公安局里面。两排砖木结构的平房，烂朽朽的，窗户和门都被撬走。外面是大院，里面是高墙，隔着一道铁板门。我数了一下，有十八间，每排九间。哪一间是我外公待过的呢？我每间都看了，当然不晓得。靠西一头是几间不同的房间，地砖大都残破，露出灰浆，窗洞也要比其它房间小，我猜这几间是关重刑犯的。

　　我骑车回去，把母亲接来。她记不得了，甚至不能确定监狱是不是在这儿。“我那阵只有四五岁，啥都记不到。”母亲坐在枯死的老葡萄藤上喘气，眼睛并不去看那两排平房。“你记记，或许能有点印象。”我牵着她，一间一间走，希望唤起她的记忆。“这些烂房子，垮二垮三的，有啥好看的？”母亲走几步，就不想走了，停下来说。“我就想看看你老子住的是哪一间？”我说。公安局搬走几年了，家属宿舍还留着，老房子还留着，一直没有招到人来开发。“几十年了，看它做啥子？看它莫得一点点使处！”母亲说着要往回走。我好说歹说，才让母亲在高墙内走了一圈。她什么都没有记起。“记不起了，记不起了，房间不像是这个样子，外头院子也不像是这个样子。”母亲突然着急起来，用巴掌打自己的脑壳。“记不起算了，记不起不找了，我们回去。”我牵住母亲的手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