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侠”的两副面孔
——且论“武侠”小说与“仙侠”小说之关系

　　赵静

　　近日金庸正式起诉作家江南，认为其作品《此间的少年》涉嫌侵权。《此间的少年》是作家江南以金庸作品为蓝本，讲述的是乔峰、慕容复、杨康等主角在现代学校求学、成长的故事。这部作品被认定为江南的代表作，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原创性要大打折扣，姑且仅能算作是同人作品。事实上，金庸作品的同人化倾向在网络时代的文学市场中屡见不鲜。网络上关于金庸的同人作品层出不穷，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且关于金庸作品的再解读与重解读也不胜枚举。仅在社交网络天涯社区仗剑版块，就曾因解读金庸、剖析金庸而涌现出一大批民间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不仅续写金庸，而且对金庸作品的“潜在文本”品头论足、挖掘内部关联和蛛丝马迹，很快便在网络上拥有粉丝无数。很多网友将关于金庸的研究戏称为“金学”，而“金学”在网络平台上显然为显学，大有类比“红学”之势。可以说，现今社会续写金庸、颠覆金庸、分析金庸的大有人在，可能够继承金庸，扛起武侠大旗的却后继无人。武侠小说的式微造成了仙侠小说的崛起。在当今的网络文坛，仙侠小说已脱离武侠的范畴而独立成类。与武侠小说不同的是，仙侠小说虽然仍未摆脱“侠文化”的框架，可其内容更近似于古代神魔志怪小说，侧重于修仙进阶，多分为神、仙、人、妖、魔、冥六道。小说中主人公的“侠客”身份往往多有玄机，且拥有法器。这样更为怪异荒诞的设定、以及穿破时空界限的无限想象更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早在2012年，仙侠小说已成为“网络在线阅读最火爆的类型”之一。无独有偶，如今的影视创作同样也出现了此种现象，武侠电影、电视剧在市场上出现颓势，武侠题材影片播出频率大为降低，新作质量更是令人堪忧。与此相对的却是“仙侠”题材影视作品的大量涌现，例如仙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花千骨》、《诛仙》、《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更是取得了收视率和关注度的双赢。纵观上述种种现象，似乎一个问题呼之欲出，即“仙侠”是否取代了“武侠”？亦或者是“武侠”是否转向了“仙侠”？

一、两种关系

武侠和仙侠的关系极其复杂，渊源颇深，至于二者之间是否构成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亟待我们对其概念进行追本溯源，且对二者的关系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其实“仙侠”的提法早于“武侠”而存在。早在北宋时对类似“仙侠”的“剑侠”就有明确记载。而在清代小说《仙侠五花剑》中更是明确出现了“仙侠”字样。而且无论是魏晋时期的神魔志怪小说还是唐代传奇。这些早期的古代志怪小说大多偏于“神魔鬼怪”、“魑魅魍魉”等怪诞叙事，侠客多带有些奇幻色彩，与仙侠小说更为类似。和源远流长的“仙侠”概念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认知中，虽对“侠”之参悟极为透彻，任侠、墨侠、义侠，“游侠”等侠士频繁出现在“史书”和民间故事中，可武侠二字并举却并非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舶来品。在古代价值体系中，中国人习惯谈侠而不谈武，所谓“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侠以武犯禁”，司马迁如是说，在中国人的“侠”的观念中“武”是潜藏的元素，且是“侠”的不利因子。谈“侠”不谈“武”，这也许与中国人的“不尚武”的审美价值有关，在中国人的心中“武”代表着血腥、残暴、厮杀，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上广泛推行的温良恭俭让的儒家道德体系相违背。在古代中国，一位皇帝如果谥号为“武”，这绝非恭维，而是带有强烈的抵触与排斥心理。武侠二字第一次合体出现是在日本明治时代后期通俗小说家押川春浪的小说《武侠舰队》中。在当时日本社会对“尚武”、“侠义”的武侠情愫极为推崇，这也影响了一大批的旅日学生。他们将武侠的概念从日本引渡到中国，并开始了早期的现代武侠小说的创作。1904年蒋智由为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作序，引出武侠的概念，1915年包天笑将林纾的作品《傅眉史》命名为“武侠小说”，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武侠创作则启端于平江不肖生在第22期《红》杂志上刊登的小说《江湖奇侠传》。至此，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创作空白之后，社会上刮起武侠旋风，经久不衰，广受欢迎。为此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等人还对此等武侠风靡的社会现象进行过批判。他们认为武侠小说会麻痹人心，“在群众之中散布一些等待主义——等待英雄好汉”，坚信着“济贫自有飞仙剑, 尔且安心做奴才”的理念，虽然这些批判带有极强的时代特色和政治意义，过分关注于武侠小说的负面价值，可却也勾勒出了“武侠”与“仙侠”之关系。可以说，仙侠小说承继传统，武侠小说开创先锋，武侠小说的意义更广，存在两副面孔——A面的江湖群侠和B面的奇幻仙侠。即“武侠”包含“仙侠”。

　　承接着古代的神魔志怪小说传统，还珠楼主将古典文化资源打破重组，极尽想象之能事，使得《蜀山剑侠传》成为仙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其中所涉及的修仙体系、蜀山架构等都对后世的仙侠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形成了无形的压力，真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至此，武侠小说中的“仙侠”一脉归于沉寂。仙侠小说的消隐并没有影响武侠小说的繁盛，第一次转型悄然发生。众多作家摒弃了以往的仙侠设定，开始在之前少见的仿拟现实社会的主观“亚社会”中辛勤耕耘，打造了荡气回肠的“历史江湖系列”。民国时期的历史江湖系列武侠小说的出现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带有主动转向的倾向。在这些武侠小说中所营造出的“江湖”具有某种可感知、类实体的功效，它遵循着现实社会的人情法规，且符合生活的逻辑。这样的类现实空间既是对现实社会的映射，也反映出创作者们对国民精神重塑的渴望。一方面现实社会中暗杀风气渐起，谭嗣同的英勇就义、秋瑾等人的暗杀活动以及社会上流行的虚无党思潮等，都为“历史江湖”、“现实侠客”的出现进行了蓄势、铺垫，另一方面对较为现实意义的武侠小说的强调更能够“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期唤起常年浸润在文弱文化体系中的国民侠骨。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始，一大批作者在此前仆后继，直到梁羽生、古龙和金庸的时代，这些港台作家受到《蜀山剑侠传》的虚幻色彩影响，突破了历史江湖的现实意义，在历史空白处着墨，增加了故事的传奇色彩，借助武侠小说完成他们对生活、对情感、对文化的审视和解读，最终将武侠小说的“历史江湖”面推向高潮，武侠小说渐渐也成为了“历史江湖系列”小说的专有代称。

　　与还珠楼主后的仙侠小说创作者们面临的境况相似，当金庸作品登峰造极之时，后续的作家也只能被遮蔽在光晕的阴影中无法突出重围，大多只是在金庸疏漏的一些细节方面反复咀嚼，大格局上未形成突破与超越。温瑞安更多是侧重于拉长历史纵深，写出历史实感；黄易则通过一些色情描写试图摆脱武侠小说的文人气与书墨香，突出市井味道，可却稍显刻意；在大陆上世纪80、90年代武侠小说创作大有井喷之相，可传世之作较少。后继的沧月、步非烟等人，更多的则是利用女性视角雕琢感情，以情动人，且情节设定上愈见趋向“仙侠”、“玄幻”。诚然，历史江湖系列武侠的后劲不足，使得被“尘封”多年的仙侠传统被再次召唤。2003年《诛仙》在网络“幻剑书盟”上连载，号称“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圣经”，此事件可视作江湖系列武侠小说向仙侠小说转型的标志。至此，在网络文学领域，从《诛仙》开始，仙侠渐渐与武侠体系相分离，愈来愈趋向于独立。

二、一种体系

仙侠小说会从武侠小说中脱离并“自立门派”是网络写手们或主动或被动的自然选择。侠义的武侠小说（特指历史江湖系列小说）的创作早已进入瓶颈，且不说“金庸效应排斥了大多数的作家和作品”，带来的后继创作的“伤害”，仅从武侠小说自身的“文本内容”来看，其也确实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亟需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

　　对于武侠小说创作者而言，他们的写作环境近乎内忧外患、步履维艰。前有佳作阻路，后又改革不易。加之《魔戒》、《哈利波特》、《冰与火之歌》等西方魔幻小说的层层围堵，可谓是屡屡受挫。面对着如此狭小的创作空间，从历史江湖的A面倒向修仙斗法的B面实属正常。民间传说、《山海经》、魏晋志怪小说，这些中国神话传说的系统博大，有着取之不竭的文化养料。所以当这些网生代写手潜意识中的尘世江湖的资源被消耗殆尽，浸润多年的民间神话传说、志怪小说等另外一面的传统文化资源必然会被重新“招魂”。再者究其根本，武侠小说不过是社会小说的通俗变种。而在这样一个公众话语、文化精神日渐娱乐化的年代，武侠小说中厚重的社会历史叙述、社会问题影射、以及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民族情愫等内容太过厚重，已经无法适应于这场娱乐至死的文学游戏。而仙侠小说中的“阴柔艳丽的浪漫情调、扑朔迷离的神异色彩、高蹈避世的隐逸倾向”则似乎更接近于泛娱乐化的审美价值，符合仙侠小说青年读者群的猎奇心态。

　　此外，武侠小说文本本身也诱导着“侠”从A面走向B面。武侠小说中所勾勒的江湖世界不过是一个熟人社会，它的组织结构与现实社会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在一个“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江湖世界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极为复杂，江湖内部也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博弈。权力阶层、侠士群体、民间部落的结构分层构筑其广阔的江湖文化，带来了多元的价值观。相较于权力阶层和民间群体来说，江湖游侠更像是一个灵活的中间阶层。游侠的出现打破了古代社会中的官（权力阶层）和民的两级对立，而繁衍出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这一阶层可谓“不上不下”，既被官府所禁止，也与民间社会的正常生活关系暧昧。他们除暴安良时受到民众信赖，但也是骇人的不安定因素。这一“不上不下”的特点，倒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游侠身份的“个体性”。在他们的阶层内部有着独立的生存法则，也有着权力争夺和血腥杀戮，构成了侠客阶层的“想象的共同体”。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游侠却并无独立的活动空间，他们与权力阶层和民间组织同享一处地域，而当江湖纷争之际也是权力阶层、侠客群体和民间组织等各方势力出动之时，这时的社会才称得上“江湖”。当想象中的侠道与武功在现实中受阻，想象中的组织结构在现实空间中无独立施展的场所，这造成了游侠们的空间焦虑，他们纷纷寻求依附。在这样随时变动的江湖梯队中，一些“离弦”的个体往往依附权力阶层，亦或者是金盆洗手，融入民间社会，过平凡人的生活，或者两者都无法满足，都“回不去”，那么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寄于不确定的“远方”。

　　一叶扁舟、绝迹江湖，这种武侠小说中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结局其实不过是焦虑、问题得不到纾解时的短暂“放纵”。“江湖”的出现是作家心理对现实社会的主观映射，这一“亚社会”形式充满了理想的光辉，以比武定生死、以侠道下评判，其本质是为了对现实社会中复杂的人情关系网络做减法，实现“反熟人社会”的价值目的，借以寻求侠客“独立”的个体意识。可事实上脱胎于现实社会的拟想江湖始终未能摆脱其幻想的秩序化和伦理化。《笑傲江湖》中令狐冲与各大门派相争，与师傅决裂、初恋情人分离，或主动或被动地摆脱人情上的束缚，可当一切清理干净，他却似乎又未能独善其身，建立起可供其生存的独立空间。这些何必“骨肉亲”的志同道合之友始终未能搭建起无任何亲缘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新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能够自由地摆脱家庭，甚至远离规范化的社会权力体系，远离喧嚣的“尘世”，偏安一隅，获得心灵上的永恒的宁静。无奈之下，作家只能将现实的焦虑寄托在道家的缥缈虚幻和佛理的转世重生上，留下了似是而非的小尾巴。

　　在当今社会人类面临着诸如生存空间的极度萎缩、资源供应的高度紧张、阶层相对固化等各种社会问题。这些因素的出现足以使现代人产生无法调和的空间焦虑。面对着这些膨胀的焦虑感，“江湖世界”的想象显然已经无法承载，故事结尾主人公们的飘然远去更像是成年人对现实社会无奈的应答。都市青年的生活压力在文学想象中无法得到宣泄和排解，人们亟待于探索更多未知、玄幻的领域，希冀实现空间突围，在文学海洋中宣泄不满的个人情绪，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此举之下，四海八荒、三界六道应运而生。仙侠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仙法的使用使他们能够打破时间的界限，去多层次的时空进行体验，且有着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可退可守的领地界域，得以安放他们躁动的人性欲望。质言之，仙侠小说不过是对武侠小说虚缈结局和文人想象的扩写和改写。

　　事实上，武侠小说与仙侠小说二者本来就有天然的联系，实属一种体系。仙侠小说中的六道八荒、神魔系统只是武侠小说中的天下江湖、多情侠客的同构置换，他们均以“侠”为文化内核，以天下苍生为己任。对于人类而言“精神想象是人的本能，它可以把客观对象在观念形态中虚无化，也可以将物理世界的时间和空间排序在观念形态中加以非逻辑化或予以颠覆和超越”与“欧风美雨”中的指涉未来、改拟世界，甚至是反乌托邦的魔幻想象不同，中国的奇幻想象更像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这些神魔仙道像“鸦片”可以为群侠儿女打开更为鲜活、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使得他们超脱现实世界的束缚，可拨开层层迷雾后，其内部包裹的核心仍然是现实世界的生存体系，神魔世界是一个符合现世生存法则又超然于现世世界的另一重确定性的时空想象，它归囿于社会体制之内，又恰恰善于构筑成人世界中所缺少的传奇与童话。“因有一种感性，这中间自居一种妙趣，不可言状，其特征在荒唐无稽，远在真实之中。自有不可捉摸的神韵。”，正是在这虚实之间构成了符合东方审美意识的幻想体系。

三、三层困局

仙侠小说的作品数量在网络时代层出不穷，可纵观全部作品，质量上乘者不多，在其写作上大体面临着三大困局。

　　其一，对于仙侠小说创作者而言，其主体性已被撕裂，这些团队几乎迷失在传统资源和商业资本的怪圈之中，成为了一个非“中心化”的主体。一方面他们大多洗刷不掉传统的牵绊，突破不了以往的想象格局。对于灿若繁星的古典神话资源，他们虽能主动吸收，可却只是机械运用。神话为他们架构出故事的“品貌”，可却限制了他们的文化构思，最终想象的羽翼只能折戟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传统叙述中，沿着已有的范本展开有限的虚构。诚如斯言，现如今大多的仙侠小说还未能摆脱《蜀山剑侠传》所开创的以道教为依托的正道与魔教的“邪道”的二元对立的对抗体系，且修仙炼级的模式也大多仿造蜀山修炼架构。另一方面受到外来魔幻题材小说以及网络游戏的影响，重生、随身空间、西方魔法等神奇玄妙的内容被加注进来，在爱情的言说方面，更融合了言情小说的惯用模式，情意绵绵、缠绵悱恻。丰富的资源未能给他们提供创作的灵感，反倒成了累赘，信息的便捷虽利于随时取材，可也造成了仙侠小说叙事的冗杂繁复，集修仙、魔幻、侠情、言情为一炉的仙侠小说俨然一锅大杂烩，主体尽失。

　　其二，很多人认为武侠小说的死症在于“严重脱离生活，不食人间烟火”但若与仙侠小说相比，武侠小说的主旨恰恰在于借助侠士的眼睛发现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东西并非必然是所了解的东西”，“司空见惯的东西常常就是被忽略的东西”“在存在状态上人所周知的东西，乃至我们因而从不加以正视的东西，在生存论上却迷雾重重”。因为日常所带来的繁琐和机械使得我们丢掉了日常生活动作中所存在的美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从不深究这些麻木重复的动作背后所蕴含的物质文化意义和精神文化内容。但是对于一名超然于秩序之外的侠客来说，对于一名颠沛流离不知去向何方的漂泊的侠者来说，这样安稳不变、每天重复的环境和这些正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却是极度稀缺和渴望的。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何金庸等人无限制地将笔触放在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描写上，写这些侠客如何吃食、写侠女们的衣着打扮。这些在寻常人眼中本应平常的细节在超然的侠客的眼中却成了可供赏鉴的珍宝，正常反倒成了不正常，而早已“不正常”的人和心又如何在这个“正常”的世界寻找依傍和立足之处呢。相较于侠者的“超序性”来说，正常秩序的生活恰恰是武侠小说反复展现和描摹的“美”。而对生活日常的美学处理和强调则是侠客被社会团体抛弃的孤寂心灵的事实载体。但在仙侠小说中，虚无缥缈的仙侠世界阻断了个人与生活世界的联系，在这里体会不到社会浪潮的风起云涌，也感受不到生活空间的步步紧逼，只有无休止的阶层等级的递升，以及正道对邪恶势力的抵抗。个人的命运和“人”的意识被揉碎在二元对立的宏大的仙魔对立体系中。

　　最后，仙侠小说还面临着一场价值形态上的拷问。相较于武侠小说，仙侠小说的主人公们尽管开始时名不见经传，可随着事态发展总会爆出不为人知的身世。而这一身份设定往往至高无上，一下将仙侠儿女的出身抬到制高点。《花千骨》中花千骨是最后一个“妖神”，《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白浅是为数不多的上古仙神等等，比比皆是。在仙侠小说对传统资源继承的同时，自古以来的市民社会的权势崇拜意识也自然流露而出。仙侠小说中几乎复刻了“专制社会沿袭了几千年锻造得极其精致的等级制”，且无不表露出“以对权势的崇拜（至少是敬畏）的普遍心理”以往的江湖侠士还能不畏权势，凭一己之力，搅动权力阶层的一池春水，可仙侠之士却只能尊崇着由神到魔的等级排序，只希望凭借个人的努力最终位列仙班。事实上，在仙侠小说中“侠”的意味已经被神话六道的等级梯队冲淡，在价值意识层面，仗剑天涯、扶贫济弱、除暴安良，维护四海平和的夙愿不再是仙侠们的个人愿景，而成为他们不得不为之的责任，更成为拖累他们谋求爱情的绊脚石。而当“侠”的文化依托渐渐淡去，仙侠小说中所传达的价值形态又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个人成功主义以及对权势和金钱的崇拜吗？

　　很多人都说武侠与仙侠小说是属于“成年人的童话”，这足以说明武侠、仙侠小说的形式应兼具仙气、魔气与烟火气。仙魔之气是人生传奇，而烟火气则是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人情况味。所以对于武侠、仙侠小说而言，它的形式本质在于如何处理传奇与生活二者关系的问题。如果传奇底色过浓则可能造成小说的乖张、轻浮，丢掉了探讨人生的意味以及对生命本质问题的追问；而如果生活的比重过大，则又会造成很多读者的阅读困难，丧失逍遥快意的江湖、神魔想象。所谓“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如何调配传奇与生活的关系，并在二者的范围之外真正实现质的突破则是武侠、仙侠小说今后的发展道路。也许，究竟是武侠与仙侠如何转换、如何过渡，这一点并不重要，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突破两重面相后的新的面孔的出现。

　　［1］马季：《规模持续增长期待原创发力——2012年网络文学综述》，《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

　　［2］出自《渔樵闲话录》：“噫！吾闻剑侠世有之矣，然以女子柔弱之质，而能持刃以决凶人之首，非以有神术所资，恶能是哉！”

　　［3］瞿秋白：《谈谈〈三人行〉》，《瞿秋白文集》

　　（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49页。

　　［4］瞿秋白：《堂吉诃德的时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77页。

　　［5］金常德：《大陆原创武侠小说1980-1999研究述评》，《克拉玛依学刊》，2016年第1期。

　　［6］凤录生：《唐五代仙侠小说的风格特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

　　［7］张雄、鲁品越主编：《新时代哲学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9页。

　　［8］刘恒：《闻一多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92页。

　　［9］袁良骏：《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中华读书报》，1999年11月10日。

　　［10］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4页。

　　［1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436-437页。

　　［12］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