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迅

　　一

　　三月的一个周末，正在镇上给我表姐家修建房子的父亲在无意间向我透露了一条尚未在村子里成为公开秘密的消息：“你妈准备在这两年把房子翻修一下。”说完，他还在电话里干笑了两声。

　　他一定是豁着嘴巴干笑的。脸上并没有挤出两道笑纹。我想象得出他说话以及笑的样子。许多年来，每当在生活中遇见诸如此类的事情时，父亲就是这样说笑的。而也正是这带有某种自嘲表情略显空洞而干燥的笑声，让我听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简直就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

　　与年过花甲的父亲一样，我也对母亲的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感到十分意外——这个计划，是我们兄弟在脑海里和嘴巴上设想过，但在最近几年都没有能力付诸实践的计划。要将现在的三间房子翻修成时尚洋气的乡间别墅，确实是一项卷帙浩繁的大工程，不仅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还需要莫大的勇气。

　　我不禁想起《百年孤独》中年轻时候的乌尔苏拉。马尔克斯在小说中对这个一生都热衷于家庭事务的女人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乌尔苏拉忽然意识到家里已人满为患，儿女们即将成婚并生儿育女，到时势必会因为屋子拥挤而离开家门。于是她取出长年辛劳攒下的积蓄，又从顾客那里预支货款，着手扩建家宅。

　　她们确实是太像了，身体里永远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活力，而且将毕生精力都倾注到了儿女的教育与琐碎的家庭事务上。

　　我分明记得，母亲在此前绝不止一次在家人和亲戚、邻居面前发过如此感叹：“这辈子再也不想房子的事了，伤了，确实是伤了。”那副摇头咂嘴摆手痛下决心的样子，好像她真的被修建房子这件事情所深深伤害，从此之后会安于现状了。然而转眼之间，她又生出了更加宏伟的修建房子的计划。

　　而此时，她已年过半百，两鬓含霜，不再年轻了。

　　难道她也与年轻时候的乌尔苏拉一样，担心我们兄妹会因为屋子拥挤而离开家门吗？我在电话里向她求证过这件事情。以为她只是在父亲面前随口说说而已，没想到她的态度相当坚决。

　　我自认为很了解母亲。在很多事情上，她是比固执己见的父亲还要执拗的。一旦下定了决心，就很难改变主意了。只是谁也不知道，那莫大的勇气，她是从哪里获得的。

　　不过，她得以在知天命之年生成那个伟大计划的原由，倒是不难猜测。

　　这年二月，我和认识了两三年的妻子奉父母之命非常仓促地举行了婚礼，了却了他们的一桩心事。

　　我们奉命成婚，对他们而言，可谓意义重大——终于完成了一项顶顶重要的任务。接下来，就剩下小女儿的婚事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抽出时间和精力，做一些多年来一直想做却因子女的教育和婚姻问题不得不将之暂且搁置一边的事情了。而翻修房子，在这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间段里，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因此，这再寻常不过的一年，也就具有了百废待兴的意味。事实上也是这样——不止是母亲，我们一家人都在这一年对即将展开的生活充满了无限憧憬。

　　我们都相信，随着我们兄妹先后参加工作，结婚成家，曾经那些因为我们兄妹读书，因为父亲在工地上意外受伤而跌入低谷的岁月将成为永远的历史，过去那些举步维艰的日子也将一去不复返。

　　我们也都相信——镇上那些只要是了解我们家庭背景的人都会相信，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即将过上苦尽甘来的生活。他们会安度一个令人羡慕的美好晚年。

　　很多事情证明，我在骨子里是继承了母亲的乐观精神的。譬如说，刚刚成家的我们，由于双方父母均无帮衬，经济基础薄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但没有谁为此产生过任何沮丧情绪。我们计划努力工作一年，就在这座安静的苏北小城购置一套房子。不仅如此，我们还打算在四月底回老家一趟，盡管再过一个月，我们就要交下一个半年的房租了——一笔不菲的费用。

　　我们都有必要回去。回去陪父亲过六十一岁的生日。我们欠他一个生日。

　　二〇一四年，对父亲而言，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年份。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五个本命年。马年。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一年开始，他就要步入花甲之年了。而农历三月十六，正是他年满六十的日子。

　　我一早就计划，无论如何都要在他生日那天赶回家，敬他两杯薄酒，乃至与他一醉方休，以陪他度过这个人生中的大喜之日，遗憾的是，他在生日的前几天，远走西北，到乌鲁木齐讨生活去了。

　　前一年，他也是在新疆谋生，很意外地赚了一笔小钱——比往年都要挣得多——他以为这一年依然能碰上好运，仍然满怀憧憬地去了，即使腿脚抽筋得厉害，身体也越来越差。

　　哪里料到，三月的新疆依然冰雪连天，他们不得不在雪地上搭建工棚架锅煮饭，焦急地等候冰雪消融。他的六十岁生日，就是在异地他乡的那个冻得跟冰窟窿似的工地上度过的。

　　据说那两天的乌鲁木齐，还下了一场鹅毛般的大雪。

　　依我们镇上的风气——或许整个中国都是如此罢——三十六岁与六十岁，尤其是后者，是要大摆宴席以示庆贺的。而我们家早在春节期间就曾放出口风，我们不打算宴请宾客为父亲贺寿。

　　母亲认为，我这一年可能会结婚——而且她已在心底把这种不太确定乃至希望渺茫的可能当成了既定的事实。在此前提下，如果还要为父亲贺寿，就显得不是十分妥帖，既怕长舌妇们嚼舌根子，也难得还亲戚邻居们的人情。于是，为了我那并不确定的婚事，我们家选择了牺牲父亲的生日。

　　父亲的心里多少是有些失落的吧。我想。

　　四月的一天，我打电话回家例行问候，同时告知我们回家的日程安排，却意外发现父亲的声音与往日迥然有别。往日的父亲，说话明朗，清晰，干脆，而他那天的声音，嘶哑，混浊，低沉。

　　一问，才知道他生病了。

　　在这个生机勃勃的月份，父亲运气不佳。他先是感冒了一场，打过吊瓶后身体已无甚大碍，然而前两天的一个上午，他右侧的腋下忽然剧烈地疼痛起来，一时连胳膊肘也抬不起来了。

　　这忽然而至的疼痛，超越了他身体的承受极限，不得不离开表姐家的工地回家休息。我嘱咐他应及时就医，他却说，已服用芬必得止痛片，疼痛有所缓解。再观察观察吧。

　　过了两日，在母亲的陪同下，父亲终于去了一趟卫生院。一位被院里返聘回来的老中医给他把了脉象，开了两副中药。吃了中药，病情缓和了许多。

　　可屋漏偏逢连阴雨——两日之后，父亲的后脑勺又无缘无故地疼起来，“一跳一跳地疼，像有闪电划过”，而且伴随着出现了全身乏力，走路气喘，夜里睡觉冒虚汗，时常低烧等诸多症状。

　　在生活面前一向以强悍面目示人的母亲似乎还对此颇有微词，“不晓得他是怎么回事，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她的语气听起来不怎么快活，她甚至还将父亲与他的弟兄们比较了一番，“其他几个都是好好的，从来没有什么毛病，就他一个人咳咳嗽嗽，坎坎坷坷的，跟着急人。”

　　我的心里有些梗。但凡遇见父亲生病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不好的状况，母亲总是会如此叨叨絮絮地抱怨一番。仿佛是我们自己要生病似的。

　　我大约是对父亲说过去县人民医院拍个片子做个检查一类的话的，但直到我们回到家里，他也没有动身。或许是那疼痛尚且能够咬牙忍受吧，又或许动了去县城的念头，但终究出于某种无言的顾忌，譬如说怕多花百十块盘缠，又放弃了。

　　父亲无声的忍耐，乃至母亲没有对他的病情引起足够的重视——她一度唯心地认为那只是他过度劳累的结果，固然令人不满，但那个时候的我们，不仅是在心理上，还是在口头上，的确都一致认为，父亲所患之病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不必大惊小怪。诚如母亲所说，他的身体素质向来不怎么好，经常患一些诸如感冒一类的毛病。

　　我们都认为，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二

　　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我和妻子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里。遗憾的是，我已忘却这个下午当司机把我们送到院坝里时，父亲正在做什么，母亲又在做什么——细想起来，这样的事情并非孤例，而是年年如此。在我的印象中，我仅仅对前几年回家时的一次经历还保有模糊的记忆。

　　这确是无法挽回的遗憾。由于记忆的背叛，我们轻而易举地丢失了过去的生活。尽管那些由无数个镜头构成的生活，对我们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我想，我们的人生之所以最终都会变得残破不堪，或许与这些记忆的缺失有关吧。

　　这个下午，从我的记忆里永远地消失了，仿佛它从未存在，我也从未经历。事实上，无数个下午也就是这样从我的记忆里永远地消失的。它们就像是那些明明拍摄过却在后期制作时被粗心大意的剪辑师咔擦一下剪辑掉的片段。唯一能够确定的是，这是个阳光灿烂的下午。

　　那些灿烂的阳光，并非出自我的想象，也不是来源于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式的推断——尊敬的莱辛女士在年近九旬时，“以特别的方式回顾父母的人生”，写下了《我的父亲母亲》。她在篇首这样写道：

　　阳光永远灿烂，没有人会记得那些夏日之类的事情。既然无数回忆录和小说都言之凿凿地如此这般描述，那么我有理由断言，一九二〇年八月的那个周六下午，朗格菲尔德村一定阳光灿烂。

　　——而是千真万确的存在。

　　他们那时正在忙碌什么呢？已然成谜。我甚至说不出他们是从哪扇房门里冒出来的——等我们站定在院子里时，他们也已先后出现在了台阶上。正满脸喜色地迈下台阶，向我们迎来呢。

　　父亲的精神状态确实欠佳，脸色暗黑，说话也没有多少气力，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后来，我的那位刚刚在县城动过一次手术的表姐夫在转述别人形容父亲在他们家修建房子那会儿的精神状态时，也用到了这个词语：轻飘飘的——胃口也不好，晚餐时仅仅吃了一小碗饭，就放下了筷子，但腋窝那里的疼痛似乎没有前一阵子那么严重了，乃至晚餐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时，父亲忽然转过身来对我说，“明天一早，我就到凤凰去了。”

　　他的意思是说，明天一早，他要到河对岸的鳳凰村上班工作了，不能一直像现在这样赋闲在家。

　　当然，这话还有一层意思——你们自己在家里玩吧，我就不陪你们了。话语间多少含有几分歉意，只是他不曾将之明确地表达出来。

　　在许多事情上，他都是这么委婉含蓄。

　　我的心里涌过一阵难受，毕竟过两天就是他的生日了。再说我们父子一年到头也难得见上几面。即便两人坐于一室相顾无言，也胜过电话里边例行公事式般的寒暄啊。于是劝阻他：“明天您姑娘就要回来了。她专门跑回来给您过生日的。您不接见一下就去上班吗？”

　　“我那天再回来嗨。”父亲想了一会儿说。

　　“可是您生日那天，是5月4号，而她在5月3号这天就要坐车赶回武汉的。她请假不方便。”我如是告诉他。

　　父亲用左手抱着右胸，用右手托着腮帮犹豫了半晌，终于同意了我的建议。“那就再休息一天吧，身体的确还有些不舒服。”他叹息了一声，颇有些无奈地说道，但又像是自言自语。

　　第二日上午，我和往常一样，睡了个懒觉，起来得有些晚。在用作餐厅的那个房间见到弓着身子扫地的父亲时，暗自吃了一惊。

　　他脸色惨白，眉头紧蹙，而且神情恍惚。说是一早起来，后脑勺疼得厉害。

　　我伸手一摸，他的额头竟是冷冰冰的，但又感觉有点烫。我这才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从他感冒的第一天算起，到这一天差不多已有大半月光景了。

　　“如果真是感冒，早该康复了。”是不是他的头部长了什么东西？

　　这个忽如其来的想法，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敢告诉任何人，更不敢告诉父亲。只是建议次日一早由我陪着他去县人民医院检查一下——这个节骨眼上，村子里已没有前往县城的车了。

　　这个四月末的上午，父亲并没有向往日那样在没有去上班的日子到田地里去帮母亲伺候庄稼，而是搬了把椅子独自坐在院坝西边那棵枝叶繁茂的柿子树的树荫里休息——鄂西的四月，天气已经相当炎热了——又或许是在回忆往事。他的身体太虚弱了。

　　我鼓起从未有过的勇气，假装若无其事地凑过去，漫不经心地对他说，我给您按按头吧。他没有说话，算是默许了。

　　我站到他身后，煞有介事地给他按摩起来。事实上，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按摩术，更不识穴位筋络，只是根据我在盲人按摩院里接受按摩时获得的模糊记忆，学着人家的手法在他的头上胡乱捏着按着。

　　眼下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季节，草木们在田野里一个劲儿地疯长着，一条绿色的河流在半空云里哗啦啦地奔涌着，头顶柿子树的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几近透明了，边缘还闪烁迷人甚至是刺眼的金光。简直是一树金叶子呢。

　　可父亲的头发是越发地稀疏了，而且像是菜园子里营养不良的菜蔬，毫无光泽，两鬓还潜伏着少许白发。

　　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在一条铺满了石子的马路上，他就有些忧心地对我说，“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头发是越落越少了，眼看着就要谢顶了。”说完，他还用手象征性地梳了梳那一头头发，自嘲般地笑了两声。

　　不过，也有个问题一度引起我们全家人的好奇——父亲的头发虽然像冬日的田地一样日渐荒疏，然而到了花甲之年，却见不到几根白发。太奇怪了。与他同龄的伯伯和叔叔早已变成白头翁了。

　　母亲打趣说，这都是他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的原因。她认真的时候，甚至拒绝与父亲一同出席村子里的婚宴或其他集会活动，她担心在父亲的衬托之下，她会显得更加沧桑老迈。当然，她也不是毫无作为，为了缩小这一视觉上的差距，她一直在使用染发剂。

　　这一天，我与父亲谈到了这个话题。他在我身前的椅子上轻轻地苦笑一声，“早就开始白了，只是不易察觉。”

　　当然，我们不只是谈头发和眼下的天气，我们也谈及远去的故人，向家院子的掌故，村子里的新闻，也谈他久治不愈的病情。

　　这大概是三十余年来，我们父子第一次如此亲密地出现在同一幅画面里。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他性格暴躁，脾气坏透了，简直就是一颗一点即燃的爆竹。在大大小小的家庭事务上，他独揽大权，蛮横专断，活像个暴君。

　　我们从小就畏惧他。多年以来，我们的关系就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只要他眼睛一横，我们就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一口。也因此，我们兄妹都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们不像是父子，倒更像君与臣，老板和员工。

　　在我长大成人终于明白父亲的不易之后，我也曾试图修复那道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无形裂缝，但最终都放弃了。因为我无比沮丧地发现，我再怎么像个修补匠那样努力，我们这一生已无法做到像别的父子那样亲密无间，更不可能成为无话不谈的兄弟。我们已经习惯了无言的沉默。

　　在我的心底，他永远是一个不可接近的父亲，尽管他的坏脾气随着年龄的渐增较于往年有所收敛，甚至主动向我们示好，譬如在与我们通话时，他总是在吞吞吐吐间试图寻找一点话题，以便我们都不那么快地挂掉电话。

　　然而这个上午，我们大约有些像是我理想中的父子了。

　　或许是按摩有助于催眠吧，父亲说着说着话就打起了瞌睡，脑袋无力地向一側耷拉着。他暗淡的脸上流淌着抹不掉的倦意，布满了皱纹的皮肤在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的阳光中微微起伏，并晃动着一层不易觉察的光泽，沉淀着黑色素的毛孔变得格外粗大，两鬓的白发似乎又长出来两根。

　　往日的那个怒目金刚似的父亲不见了。那一身带着条形花纹的虎威，被他卸在了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此刻的这个父亲，是如此安详。像个玩累了的孩子，乃至婴孩。莫名其妙地，我按着按着，鼻子竟有些发酸。

　　或许是觉察到我使出的手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又或许是终究适应不了我们如此亲密的接触，父亲挣扎着从睡梦里抬起头来，迷糊地望了一眼院坝下方的马路，和蔼地对我说了一声，“行了。”

　　我把手从他乱蓬蓬的头上移开，侧过身问他，“感觉好些了没有？”

　　“按了这么长时间，肯定还是有好处的嘛。”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然后用手撑着膝盖缓缓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原地环视了一周，然后向着因为太阳的照耀也跟着明亮起来的屋里蹒跚而去。

　　他步履缥缈，像踩在云朵上。

　　三

　　五月一日大清早，我们就出发去县城了。前一天下午约好的司机，把车开到了我们家院子下方的马路上。

　　这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远方奔腾如怒的群山，近处翠绿欲滴的田野，马路边尚未醒来的人烟，都被乳白色的河雾吞没了。就像真相被假象掩盖了。

　　上车时，已有稀疏的雨点落下来。父亲手里提着一个紫色的购物袋，里面装着一紫一蓝两把雨伞。

　　我们肩并肩坐在同一排座位上，却一路无话，仿佛有一堵厚厚的墙壁横亘在我们中间。

　　好多次，我都想找他聊点什么，以缓和一下眼前微妙难言，让人痛苦难堪的气氛，可结局都一样——话都到嘴边了，就要从嘴唇上滚落出来了，却又被我囫囵吞枣般地咽了下去，终究没有开口。我的嘴巴似乎被一股神秘力量支配着。

　　那种力量，可以让业已成型的话无端消失。

　　事实上呢，这大抵是从童年时代延续下来的习惯，我们并不喜欢在他和外人面前表达自己，更不用说表现自己了。

　　这么多年来，不管在任何场合，只要父亲在场，我们都会十分自觉地把自己摆放到倾听者与旁观者的位置上——一些时候，我们正与旁人谈笑风生呢，但见父亲一出现，我们便压低了音量，继而闭紧了嘴巴——我们下意识地把说话的权利收回到口袋里，等着他发表意见。即使他表达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也懒得纠正它们，只是在心里嘲笑他迂，不懂装懂。

　　他的存在，让我们感到一种无形的压抑。

　　这一天，他坐在我身旁，把头微微地向他那侧扭着。被疼痛裹挟着的目光，也被他抛向了邻近他那侧的窗外。脸部表情颇有些僵硬。虽然他偶尔也会故作轻松地应和着司机与其他乘客讲述的笑话，但更多的时候，是与我一起沉默着。

　　我们像两块沉入湖底的石头，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有时，我甚至感觉到游离在我们之间的空气都绷紧了僵硬的面孔，都要膨胀开来了，都要爆炸了。可谁也没有张开嘴巴驱赶这即将爆炸的空气。有几次，我瞥见他喉结蠕动，嘴巴努力地翕动着，布满纤细血丝的眼睛也在挣扎着，可没有声音发出来。

　　我的面部表情也越来越僵硬，就像被冰块冻住了一样，我甚至故意把目光固定在我的左前方，不去看父亲。我把他屏蔽在眼角的余光之外。

　　这副尴尬样子，就像两个彼此心怀敌意的陌生人挤坐在一块。时间一长，呼吸不免有些受阻，屁股也开始难受了——怎么调整坐姿都觉得别扭。偶然用余光瞅父亲，发现他颇有些不快。

　　身旁的乘客一定发现了存在于我和父亲之间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默契”，不然，那个靠窗子的家伙怎么会时不时地掏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目光偷偷打量我们呢？

　　这无比漫长的沉默，直到县城的出现才宣告结束——当县城参差不齐的房顶远远地在我们的视野里随着车身的颠簸而晃动时，一车人都像从一种无形的奴役中获得解放似的。我感受到了车厢里氛围的变化。先前的那种紧张感，一下子消失了，至少是消失了一半。

　　父亲绷紧的脸，也如同浮冰融化过后的河流，渐渐缓和下来。

　　司机径直把我们送到了县人民医院的停车场。

　　我推开车门从车上跳下来，环顾四周，竟觉得有些晕眩。兀自矗立在眼前的两栋被乌云覆盖的建筑物，一个栽种着花草和绿化树的广场，看起来竟是那样的陌生。

　　我无法把我记忆中的那个人民医院与眼前的建筑物重叠起来。

　　而这种感觉多么熟悉。就在两个多月前，当一辆从火车站开过来的公共汽车把我一股脑儿地抛弃在汽车站前喧哗的街道上时，我竟找不着北了。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只闪烁着一个感觉，那即是时隔十二年，我曾经生活过三年之久的县城，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然而事实好像又不是这样。在我故地重游之时，我发现那些可以为记忆提供凭证的参照物并未完全消逝。

　　我想，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记忆本身出现了差错。

　　父亲大概对于眼前所见也有些迷惑，站在原地左观右看，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往哪个方向走。

　　司机或许瞥见了自我们眼里流露出来的短暂的迷茫神情，抬手往一个方向一指，“挂号在那边。”

　　我和父亲旋即向司机所指的那栋矮一点的楼房走去。说来也怪，还没走出几步，那栋楼房就从我的记忆里走了出来。

　　它还是多年前的那一栋。还是门诊部。提着两把雨伞的父亲，这时候也对我说，“我对人民医院不陌生呢。”

　　父亲的话，据我揣测，大约是说，即使我不陪他来，他自己也能办理好所有的事情。但是，在此时此刻，这句话却像是导火索上的引信，“呼哧”一下调动起我对一桩往事的记忆。或者说，是这桩往事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契机，从我记忆的仓库里恰逢其时地冒了出来。

　　这桩发生于十余年前的往事，时至今日依然还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已经淡忘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唯独这件事，还被我们反复提及。尽管我们现在提及它，早已不像当年那样情绪激动，但是我相信，无论再过多少年，只要我们一家人还有兴趣围坐一炉共同回忆我们一起所走过的那些岁月，这桩往事仍然会成为我们谈论的焦点。

　　它不会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

　　可是这个时刻，我实在没有精力回忆这桩往事的细枝末节以及前因后果，甚至也没有时间思考——刚刚来县城的路上，在那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怎么就没有想起这件事？

　　很快，我和父亲就穿过了门诊部大楼内那条光线暗淡的走廊，来到了门诊大厅的挂号窗口。当护士问及我们挂什么科时，我望了望父亲，只见他的嘴角嗫嚅了一下，却又没有吐出一个字来。护士又问，哪里不舒服？父亲迟钝地用手摸了摸脑袋，小声地说了声“脑壳”。

　　恍惚间，我仿佛在父亲身上看见了多年前的我。那个被父亲带着到医院看病的胆怯少年。

　　“那就挂脑科吧。”护士的声音把我从短暂的迷糊中叫醒了。“你们去找这位医生。”护士指了指她写在挂号单背后的一个名字。“他人蛮好的。如果他不在办公室，就打他电话。”她又补充了一句。

　　我拿过挂号单一看，那名字下方果然附有一个手机号码。

　　我们沿着走廊返回至住院部的那道侧门时，才发现躲在乌云里面的雨，已经落下来了，但还不大。

　　我指了指父亲提着的那只购物袋，对他说，“您还是打把伞吧。”

　　他瞅了瞅天气，并没有听我的，而是跟着我一脚踏进了那道薄薄的雨幕。“这点雨，还不要紧。”父亲的语气听起来十分轻松。

　　听得出，他还没看上这场雨。

　　脑科设在门诊部对面的那栋楼里。那是医院的住院部。

　　我们坐电梯来到脑科病区时，医生办公室空无一人。问护士站的护士，回答说医生还没有上班，得再等一等。我们于是在那排倚墙摆放的靠椅上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看着医护人员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像影子一样来去。父亲把拿在手里的那只紫色购物袋轻轻地放在了那个空在我们中间的空座上。我们不时抬头看那块挂在护士站上方的时间显示屏，可那时间似乎也生病了，走得极其缓慢。

　　实在无聊，我站起身来去讀那些挂在墙壁上的宣传文字，继而又踱到电梯间的窗前呼吸新鲜空气。始料未及的是，一些业已模糊的画面忽然从那些在电梯口进进出出的身影上缓缓浮现出来了，而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头一紧，慌忙回到走廊，迫使自己又去读那些硬梆梆的宣传文字，并尽量不去触碰父亲的目光。

　　他在想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敢去问他。

　　他独自坐在那里，时而左顾右盼，像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奇的人；时而神情落寞，像一个被人遗忘和冷落的孩子；时而又陷入沉思，眼睛直盯着面前一个不确定的地方，像一尊雕塑。

　　他也一定想起了那些如同发生在昨日的往事吧。或许还想起了那个捉摸不定的被人叫做命运的东西。

　　半个小时后，那位医生终于现身了。我们尾随着他进入了办公室。

　　坐定后，我简要地把父亲的情况向他介绍了一下。他让父亲掀开上衣，并伸出手按了按父亲的右胸，问他疼不疼。父亲很认真地回答说，不按的时候感觉不明显，而现在有些闷疼。

　　医生对他说，问题可能在胸部。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给头部也做个CT，以排除头部长东西的可能性。同时还做一个心电图。

　　说完，他将开好的检查单递给我，并嘱咐到时候把片子拿上来给他看。

　　下得楼来，雨比先前大了一些。我对父亲指了指那栋被住院部和门诊部供在中间的二号楼，让他去那里等我，我去挂号窗口缴费。

　　父亲“嗯”了一声，像个孩子似的答应了。

　　他的样子再次让我想起多年前的自己，那个被父亲带着去医院看病的少年。这也正是我要陪他来医院的原因。

　　我担心他在医院迷失方向。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父亲和母亲在我们的眼里，已变成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人，甚至怀疑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就像当年他们总是不放心我们一样。

　　等我缴完费冲进那道厚厚的雨幕来到二号楼时，发现父亲就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他正在认真地撑那把紫色的雨伞——很显然，那把锈迹斑斑的伞并不好使，他接连撑了好几次，那挡住了他半个脸的伞叶也没有完全张开。

　　我走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猛然抬起微微低着的头，十分迷惑地望了我一眼。见是我，那副茫然的表情才从他脸上悄然褪去了，紧接着把我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番。

　　“这么大的雨，淋湿了吧。”他一边关切地问，一边在我的后背上拍了拍。那里估计还挂着几颗晶莹剔透的雨珠。

　　它们像一些美好的事物，还来不及破碎，还在我的衣领上闪闪发光。

　　四

　　我和父亲在二号楼一楼人满为患的候诊厅里度过了一个无比漫长的上午。

　　落地窗外大雨倾盆，医院沦为人间孤岛，可仍然有不少黑色的影子从银白色的雨幕中钻出来。他们或穿着雨衣，或打着雨伞，或头顶一件衣裳，向着大厅小跑而来，鞋子在地面踏出一朵朵飞溅的水花。

　　他们全身被淋得湿漉漉的，就像被刚从水中捞出来一样。地板上印满了密密麻麻的脚印，许多脚印重叠在一起。但是它们的主人谁也不会在意这无声的交集。就像谁也不会思考，昨天那么好的太阳，今天怎么就翻了脸呢？他们已经习惯了山里气候的变化——他们都说，这天气跟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了——正如他们早已对生活中骤然出现的种种变故习以为常。

　　父亲心电图的结果早就出来了，可那根像电波一样上下波动的曲线对我而言不啻于一个谜。

　　盯着这个谜，我的耳边就响起了谍战片里发送情报时“滴滴滴滴”的声音。

　　我至今好奇，那些特工究竟是怎样将情报发送出去的——我们通常看见的画面，只是行动诡异的他们戴着耳机不停地按动发报机上的一个按钮，而敌方又是怎样将那些无声的电波截获，并将之破译出来的？这一切实在是太神奇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只需一眼就能看出心电图症结所在的医生，也是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只不过，他们是身体的情报人员。

　　那么，那些命运的情报人员——专门以给人看手相为生的算命先生呢，是否真的可以根据你手掌心里的纹路而看出你这一生平淡无奇抑或大起大落的命运？

　　刚刚从裤兜里摸出一个麻灰色眼镜盒，戴上了一副老花镜的父亲，也将那张记录着他一个小时前心脏心动周期所产生的电活动变化的报告单拿过去凑在眼前认真地看起来。我问他看得懂么？他假装一本正经地说，怎么看不懂呢？看多了就看得懂了。

　　事实上，他盯着那条曲线看了一会儿，就把视线从报告单上移开了，漫无目的地望着那些在大厅里来来去去的影子，望着落地窗外翻江倒海般的大雨。

　　他终究读不懂隐藏在曲线背后的秘密。尽管那些秘密是属于他的身体的，是属于他的。

　　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发现戴着眼镜的父亲，看起来倒像个高级知识分子，尤其像个教书先生，斯文，儒雅，气度不凡。如果他以前多读些书的话，以他的天赋，说不定现在还是个小有成就的艺术家呢。我多次这样设想。

　　几个月后，我在武汉的医院里告诉了他我的这个不同寻常的发现，没想到他自嘲道，“搞了一辈子生产的人，竟然像个先生。”然后还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那个时候的他，已急速衰老，两鬓的头发全白了不说，就连新长出来的胡子茬都白了，与此时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可是在这个百无聊赖的雨天，除开等待的焦虑——眼看着就快到医生下班的时间了，我的心情大体上是平静的，虽然也有些隐隐的不安——担心他的头部长了瘤子一类的东西，但并无什么不好的预感，更不曾预料到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我想，等拿到CT片子，给医生看过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父亲也是这个意思。

　　然而，我们没能如愿以偿——CT影像检查结果出来时，已是十一点四十了。医院上午班的时间已所剩无几。

　　那时，我准备从护士手中拎过CT片袋就带着父亲去见脑科医生，可那位漂亮的女护士并没有马上将袋子递给我，而是神色凝重地对我说，你父亲的问题蛮严重，带着片子去胸部內科，找姚医生。

　　哪个姚？我先是愣了一下，继而紧张地问。

　　女字旁一个兆。

　　离开护士站，我忙从片袋里拿出诊断报告单，迅速看了一遍，以为自己看错了，紧接着又看了一遍。那上面写着诊断意见：肺穿孔，疑似为肺结核，以进一步诊断为准。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

　　我对肺结核略微有一些了解。

　　在过去，这种俗称肺痨的病可是不治之症。少年鲁迅在念私塾时每日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就是为了给患肺痨而咳嗽不止的父亲周伯宜抓药治病；而先生本人最终也是因此病而在壮硕之年撒手人寰。又在先生的文章里得知，过去要治好这种病，民间的说法是要吃人血馒头的。夏瑜被砍头时，华老栓不是拿钱给康大叔换回了馒头么？

　　在我们村子里，也有身患此病的人因医治太晚而英年早逝的。

　　当然，肺结核最让人恐怖的地方，在于它的传染性特别强，这也就是它往往以家族遗传病的面目出现的原因。虽然现代医学早已攻克此病——患者若能及时就诊，并得到合理治疗，大多可获临床痊愈，但难免让人提心吊胆。我就有过怀疑自己被传染了此病而寝食难安的经历。

　　父亲的肺部已穿孔，病情显然已经十分严重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转告给父亲时，他的两峰眉毛当即皱在了一起，脸色也在瞬间变得更加暗淡了。他再一次从裤兜里掏出眼镜盒，戴上那副深色的老花镜，颤巍巍地举起黑白底片似的CT片子对着从天花板上射下来的灯光反复看起来，良久才将之慢吞吞地装回片袋里，一句话也不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站在一旁赶紧安慰他，这病现在就跟感冒一样，很好治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接着与他商量，还是先去脑科找那位医生吧，请他看看头部的片子有无问题。

　　说话间，我已经下意识地与他保持了几步路的距离。

　　父亲点头同意了，依然没有说话，默默地跟在我身后，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

　　我们赶到脑科时，那位医生又不在办公室。打电话给他，他委托一位同事接待了我们。

　　那是一位十分年轻的医生，大概二十八九岁的年纪。他把两张片子先后对着窗外并不怎么明亮的光线瞅了瞅，说头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肺部有密集的阴影，而且穿了孔，问题比较复杂。

　　可以确定是肺结核么？我不无担忧地问，并暗自期待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医生抬头瞧了我一眼，随手把片子还给了我，说这种可能性很大，但还需进一步检查。

　　悬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刚刚在路上，我还在莫名其妙地想，肺结核固然令人担忧，但只要积极治疗，还有治愈的希望，最起码不会危及生命。倘若是头部长了什么东西，那就糟了。

　　现在看来，我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十二点了，医生们都下班了，去胸部内科，得等到下午了。于是，我们决定到医院外面的那条街上吃午餐。

　　那时，下了一个上午的雨，总算小了一些，但还没有完全停歇，依然有雨丝斜斜地落下来。

　　我们父子一前一后走着，并无言语。我走在前面，可仍能感觉到父亲的步子迈得十分缓慢。我不时回过头来示意他跟上。

　　在路过一家搭着个简易凉棚的包子铺时，父亲停下脚步长长地望了两眼，有三个人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大快朵颐地吃包子，其中一个还抬起头来打量着父亲。或许是他凭借第六感，敏锐地觉察到一个陌生人正隔着薄薄的雨幕，欣赏他并不雅观的吃相吧。

　　见我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父亲又跟着我走了。

　　我们拐过街角，走进了一家位于县城主干道上的面馆——两个多月前，我路过此地时在此吃过一碗蛋皮，觉得味道还不错。我们点了两个家常菜，一盘西红柿炒蛋，一盘土豆丝炒肉。

　　这顿饭吃得比较艰难，吃得很不是滋味。说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从中作祟，我们依然无话可说。漂浮在我们头顶的空气都是凝固的。

　　记得拈菜时，我总是若无其事地避开父亲用筷子触碰过的地方。我本来是比较喜欢吃店里赠送的那碟泡萝卜的，但自从被父亲动过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下过筷子。

　　父亲吃得少，我吃得快，就在我准备放下碗筷时，父亲忽然开口说话了，他用筷子指着那盘西红柿炒鸡蛋，几乎是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把鸡蛋吃了。我已经吃饱了。”

　　那会儿，盘子里的西红柿都被吃掉了，唯独剩下一大块色泽金黄的鸡蛋，谁也没有动。我知道，父亲是舍不得吃，故意留给我的，但我也以吃饱为由，迅速地放下了筷子。

　　他脸露不悦，不满地望了我一眼，然后重新拿起已经放下的筷子，将那块已渐渐冷却的鸡蛋夹过去吃了。

　　五

　　我们沿着医院门口的那条马路一直向着河边的公园走去，然后拾级而上，去了那座位于朝阳观北麓半山腰的文庙。

　　许是登山观景确有排遣胸中块垒之功，父亲先前阴郁的心情，像天气一样好转了不少。他扶着栏杆，一边小心翼翼地抬脚，一边认真地数着脚下的台阶。当他气喘吁吁地攀到最后一级台阶转身回望大半个县城时，竟然高兴得像个孩子。

　　“恰好九十九步。”他像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似的对我说。

　　相较于十二三年前，眼前的文庙已经相当破败了——朱门颜色尽褪，墙壁上的油漆也剥落殆尽，斑斑驳驳的，一片残阳之境。游客也少得可怜，院子里静悄悄的。

　　我和父亲迈入大成殿去参观。孔老夫子及其弟子颜回等好奇地望着我们这对父子背着手在他们面前走走停停，时不时还对着墙壁上的壁画指指点点，但就是不跪拜，也不供奉一点香火钱。

　　许是闻见了动静，从门外闯进来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也不知他触碰了什么机关，空荡荡的大殿里立时梵音四起。哦，我想起来了，他大约是摁下了一台迷你型收音机的开关……我识得那音乐，是齐豫唱的《大悲咒》。

　　隔壁好像是观音阁，正中供奉着观音大士，还有一尊财神。那中年男子对他们做了些简要介绍，但见我们并没有要跪拜的意思，便像影子一樣退出去了，绕梁而唱的梵音随即也像潮水一样退去了。

　　我在一个书橱前停下来，随意翻阅着摆放在里面的一摞佛教刊物。父亲站在一旁打量着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他依然背手双手，像个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菩萨也悲悯地望着眼前这个正被疾病缠身的人，却没有说一句话。

　　自观音阁出来，见东边的那间厢房里陈列着一些古董字画以及佛门法器，我和父亲便信步走了过去。

　　刚一进门，那中年男子不知又从何处跟了进来，并随着我们目光游移的方向逐一介绍起那些宝物来。然而我们只是自顾自地随意看着，漫不经心地询问着价格，他便懒得理会了，径自坐到了位于厢房中央的一把太师椅上。不过我们一会儿又去找他谈话了，因这屋子里也实在没有几件物什可看。

　　您这可以抽签么？我询问道。

　　可以的。回答完，他便从桌子底下摸出一个签筒来。可能是很久没派上用场了吧，筒沿上落着一层毛茸茸的灰尘。

　　我问父亲抽不抽？他望了望那签筒，说抽一根吧。

　　问哪方面的？那男子问。

　　健康吧。父亲迟疑了一会儿回答道。

　　父亲的话刚一落下，那男子便捧着签筒暗用腕力上下左右摇晃起来，只见那些在许多人眼里能够问卜命运沉浮的竹签，像是千军万马一样在深不可测的签筒里发出一阵低沉而又急促的响声，百十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在这瞬间被重新洗牌。

　　父亲伸出右手郑重其事地抽了一支签。遗憾的是，时隔一年，我已忘却父亲抽的那支是下签还是下下签了，总之不是太妙。他脸上刚刚在孔夫子和观音菩萨面前升起的光芒一下子消失过半，可仍旧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那男子从父亲手中接过签，对照一本已被翻破了的书，念出了四句对照工整的卦辞。

　　问其何意？他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解释了一番，并不通透，似乎还与原意相去甚远，却又不好再问。

　　或许命运就是如此吧，谁也说不透的。

　　以为我们明白了，那男子便埋头从屉子里翻找出一张空白纸，将那几句卦辞工工整整地誊写在了上面。落款盖印之后，他将那张纸折叠好递给了父亲。

　　我對他刚才的解释心存疑虑，便从父亲手中拿过那张暗藏父亲命运玄机的纸仔细地看起来，一时也未能完全明白那几句话的意思——大意是说这一生的功名都将付诸流水，且要放得开胸怀，不要过于执著吧。

　　六

　　回到医院时，还不到两点，我和父亲无处可去，只好又来到二号楼一楼右手边的那个候诊厅休息。不锈钢椅子上坐着不少一脸愁容的人，大概和我们一样，也是从镇上来的吧。

　　由于这些年在外面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已经养成了午睡的习惯，那个时候正困倦得厉害，浑身上下瞌睡直流，没坐一会儿，眼睛就沉得睁不开了。而坐在我旁边把手交叉抱在胸前的父亲，比我更早地打起了瞌睡。

　　我迷迷糊糊地醒来时，身旁的座位空空如也，只是那只紫色的购物袋还挂在椅背上。我来到大厅里四处打量，只见倦意未消的父亲正从大厅里面的一条走廊向我蹒跚而来，手里还捏着一根烟。

　　我气不打一处来，等他走近，低声厉色对他说道，“怎么还在抽烟？”

　　父亲佝偻着背，眼神躲躲闪闪，在恋恋不舍地将那支抽了一半的烟扔进了垃圾桶后讪笑着对我说，“你给我的那包烟，还剩下两根。”

　　“到底是命重要，还是烟重要？”我生气得像个父亲一样在心底责备他，并为前日下午给他孝敬了一包“黄鹤楼”而后悔。

　　“以后再也不抽了……”他将两只手各自装在左右两边的裤袋里，右脚在地上画着什么图案，带着一丝狡黠的神情对我说。

　　看着父亲那副怅然若失的样子，我没有再说什么，也不想再说什么，而是气鼓鼓地回到候诊厅拿起了放在椅子上的两份检查报告和装着两把雨伞的购物袋，带着他乘坐电梯去位于四楼的胸部内科。

　　一路上，父亲都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似的跟在我的身后。

　　而我，他的儿子，则像他的监护人。

　　现在，当我写下这一幕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多年以前他带着我去镇上的医院看病抓药的情形。那个时候的父亲，是那么年轻。背是那样的宽广，手是那样的有力，声音是那样的洪亮。那个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想到，有父亲在呢。

　　岁月究竟在我们身上夺走了多少东西？

　　胸部内科狭窄的办公室里横七竖八地摆着好几把椅子，四五位医生模样的人拥挤在里面。一位医生坐在临门的一张写字台前，正与一个染了一头红发的中年女人叽里呱啦地聊着注意事项，脸上冷冰冰的。其他的几位，或站或坐，低声谈论着什么有趣的事情，脸上浮现着暗含深意的笑容。印象中好像还有一位站在窗前吸烟的。没有一个人在意我们的出现。好像我们是两团空气。

　　我们迟疑着走进去问那几位正在谈天的医生，哪位是姚医生？其中一位用下巴努了努那个正与红发女人聊天的医生。

　　姚医生显然听见了，却又装作没听见，因此也就没有抬起头来望我们一眼。

　　出于礼貌，我并没有打断他和红发女人的谈话，而是和父亲站在一旁耐心地等待。但好像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对，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我试图干预过他们——见那个女人似乎没有停下话头的意思，而姚医生似乎也只是在潦草地应付，我大约是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或者是俯下身子在他耳边打了一个招呼，但他并未理会。

　　这样描述也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在我与他打招呼时，他冷冷地打量了我们父子一眼，又迅速地把目光从我们身上移开了——而是选择继续应付那个女人。或许女人看起来总是要比男人顺眼一些的。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的光景，那个中年女人才扭着屁股走了。这位三十多岁年纪的胸部内科医生，终于转过身来接待了我们，脸上依旧挂着那副爱理不理的表情。

　　我现在才来得及想，他是在每一个病人面前都表现得如此傲慢无礼，还是看出我们父子乃一介布衣而故意冷落我们的呢？这些年，我见过不少医生，却是第一次见到态度如此恶劣的医生。

　　询问完父亲的不适症状之后，他在电脑里调出父亲的CT片子，把头伸到屏幕前草草地看了两眼，然后转过头来冷冰冰地对我们说，这个情况，需要住院检查。

　　“要不先开个手续？”还没等说完，他就拿起了笔，准备填写住院单。

　　我一早就在新闻里听说过他们的惯用伎俩——自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规定只报销参合者在住院期间所产生的费用后，但凡屁大一点问题，医生都会要求你住院的——于是赶紧凑过去问道：不住院不行么？

　　但见他把眉头皱了一下，一把扔掉了手中的笔，然后斜过脸朝我翻了一个白眼，很不耐烦地说，“有好几项检查呢！”

　　我并没有立即理会他，而是扭过头征求一直站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意见。我还对他说，“您说住院就住院。”

　　事实上，我并不希望听到一个肯定的答复。我讨厌在医院过夜倒是次要原因，我那时囊中羞涩确是实情。上午交过两个项目的检查费用之后，兜里只剩下了几百元现金，而且这笔钱，还是我们准备在父亲生日那天给他的。银行卡里倒还有一千多，但那是我们五月份的生活费，如果提前挪用了，我们就要喝空气度日了。还有一张存有六千元的银行卡，我们也没有带回来，因为马上就要交房租了。

　　记得早上出门前，母亲是给过父亲一千块钱用来看病的，可我不打算把那笔钱要过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目前窘迫的经济状况。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通过百度了解到的肺结核的临床表现，譬如说低热、盗汗、乏力、消瘦；咳嗽、胸痛或不同程度的胸闷等，与父亲这半月来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十分吻合，加之CT影像检查报告单上的诊断意见，便私下认定了他所患之病就是肺结核。

　　局促不安的父亲，或许敏感地觉察到了我与医生之间的微妙的紧张关系，犹豫了半晌才慢吞吞地对我说，不住院的话，门诊费用报不了。但是今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即使办了住院手续，也得回去一趟。

　　“那我们就先做检查。如果需要住院的话，再麻烦您帮忙办理手续。”我把最终的决定告诉给了姚医生。

　　“办不办住院手续？”姚医生态度强硬地问。

　　“先做检查不行吗？”我说。

　　“需要三四天時间才能检查完。”他越发不耐烦了。

　　“为什么非得住院呢？”我终于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我负不起这个责。”他把手一摊，答非所问地说。

　　“需要您负什么责？”我问。

　　“肺穿孔可能是结核引起，也有可能是由肿瘤导致的。我们要做进一步检查，以确定到底是不是肺结核。”他很生气地说。

　　“不住院就不能检查吗？”我也有点没好气地问。

　　“你们也可以不检查，直接去防疫站拿药，先吃一个月，看有没有效果。”

　　说完，他一本正经地坐到写字台前，用鼠标点击着电脑屏幕，干脆不理睬我了。对我的问话充耳不闻。

　　我只好来到窗边，向另一位医生请教。

　　这位身型微胖的医生倒要和气许多，他一一告诉了我如果要对肺结核进行确诊的话需要做哪几项必要的检查。我便请他帮忙开一下检查单。可他望了望一言不发的姚医生，耸了耸肩，很无奈地说，“既然你们是姚医生的病人，还是请他开吧。”

　　我对这位身型微胖的医生的言下之意所包含的人情世故略懂一二，只好又转回来，和颜悦色地请求姚医生。

　　没想到他对我的请求仍然置之不理。

　　时隔两年，我仿佛还能看见我越来越红的脸，越来越粗的脖子。我圆睁双眼，直直地盯着佯装工作的姚医生，手心里攥出了汗。我听见我在心底对自己说，且忍耐着，如果我将同一请求重复三遍，他仍然懒得理会的话，就对他不客气了。

　　当时，我因为愤怒，并未注意到父亲的表情，现在，我越过时间设置的重重障碍，终于看见了。他像个孩子似的站在我的身后，把我这个监护人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他蹙着的脸上，有担忧，有无奈，有失望，也有愤怒。他在等着我做出新的决定。

　　我时常想，如果把我们的位置交换一下——我是说，假如我还年少，而父亲还年轻气壮，是他带着我看病而遇到此种情况的话，他肯定早就对医生大发雷霆了。父亲身上的那股子血性，到我们兄弟俩身上打了一番折扣。

　　这种血性的稀释，不仅仅只是个例。在我们那个院子里，父辈们多是血气方刚的汉子，而我辈多文弱之士，或许是我们比他们那一代人多读了几天书的缘故吧。文化在让我们的行为举止变得文质彬彬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这是我一直深感遗憾的地方。

　　过了一分钟的样子，我压低了声音又对姚医生说道，请您帮帮忙吧。不过这次，是一字一字说的，每个字都是咬着说的，语气明显已没有方才客气了。可他仍然无动于衷，把我说的话当成了空气。

　　我又将请求重复了一遍，而且声音更加低沉了。

　　胸部内科办公室里的空气，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其他几位医生不时朝我们这边瞄上一眼，也不说话了——窗边的那位医生，似乎还劝了姚医生一句：给他们开了算了，但我对此好像又没有什么记忆——他们是在等待一场好戏上演吗？

　　或许是闻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并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又或许是不想再听到我的声音，想尽快将我们父子打发走，这位姚医生终于给父亲开出了几个检查项目的单子，然后头也不抬地递给了我。

　　我们终于离开了这个令人不快的地方，这个让我冲动得想拍桌子发火的地方，但是后来所发生的一切，让我对这个临时决定后悔不已。是的，后面所发生的一切，几乎都与这个临时决定脱不开关系。

　　这两年来，我无数次责问自己，假若这一天接受了姚医生的建议，父亲是不是就不用承受那么多的痛苦，是不是就不会对生命产生绝望情绪，是不是还有可能幸运地躲过这一劫？可是没有答案。

　　所有的假设，都是没有答案的。

　　七

　　我们如愿在当天下午回到了家里。

　　我记得我们从车上跳下来时，天上依旧落着雨点，只是比清早出发那会儿要密集一些。狮子站在雨中迎接我们。它看着我们父子一前一后地迈上那一溜水泥台阶，转个弯儿，再上几步台阶，就来到相当宽敞的院坝里了。它在雨中来回跳跃着，两只宝石似的眼睛亲热地望着我们，嘴巴里哼哼唧唧的，屁股后面摇着一条粗大的灰白色尾巴。好像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

　　母亲，妹妹，我妻子先后知道了父亲初步的检查结果，都表示出深深的忧虑。不需要我提醒，她们都知道肺结核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村子里好几个人都患过这种病。

　　我们的心情，都像屋子外面的雨天，潮湿而阴郁。或许是为了缓解压抑的气氛，父亲总是故意寻找话题与我们聊天，但没有人搭理他。他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孤立了起来，尽管没有人想这样做。

　　经过慎重考虑，在晚餐时间，我与父亲约法三章：从此以后，不要再像往日那样随地吐痰了，打喷嚏时也要尽可能地跑到屋子外面去，尽可能地少参加村子里面的公共活动。

　　同时告诉母亲，在父亲康复以前，要与他分床睡；要找来陈年的艾蒿，把他们的卧室乃至客厅、厨房都要熏一熏；要给父亲单独准备一份碗筷，清洗的时候务必要用滚烫的开水。如果感觉胸部有什么不适，要及时去医院拍片子。

　　我擔心母亲也感染上结核。这些年来，所有的家庭事务以及那几亩薄田，都是她一个人苦苦经营。如果她也病了，田园必定荒芜，庄稼必定颗粒无收，圈栏里的家畜必定饿晕一千次一万次，直至拼尽最后的气力逃跑，我们这个从举步维艰的岁月里走过的，如今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即将过上好日子的家一准也得垮掉。

　　我简直不敢继续想象下去。

　　好在，年过半百的母亲一再强调，“我的身体好得很，没有哪个地方不舒服。”

　　现在回想这一段往事，我觉得这个晚上应该是一个不眠之夜。它没有理由不是一个不眠之夜。

　　记得下午的时候，母亲就在厨房里一个劲儿的叹息，望着窗外的雨帘发呆。她翻修房子的伟大计划，宣布泡汤了。

　　而九死一生的父亲，想必也是辗转反侧。他一定在这个雨夜里胡思乱想，为什么自己的一生总是这么不幸？十余年前的那个事故至今还在影响着自己的生活，如今又被这来路不明的疾病困扰。

　　我也为自己的冷酷行为深感不安。记得我在与父亲约法三章时，坐在我身旁的妻子一个劲儿地拉扯我的衣角，给我使眼色，让我闭嘴。

　　她怕我伤害了父亲。

　　雨夜虽然漫长，但黎明终究会慢慢到来。我们都得面对即将开始的生活，尽管谁也不知道这生活是好是坏。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又和父亲搭车去了县城。昨天下午仅仅抽了血，今天，父亲得把采集到的第一口浓痰送到医院。让我和父亲都深感不安的是，他清早吐出的第一口痰里竟然夹带着浓黑的血丝。

　　这可不是什么好征兆。

　　记得上车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坐在第二排位置的，但父亲这一天身体状况比较糟糕，加上更加糟糕的车内环境，车还没开出镇子，就开始晕车了。他难受得用右手抓着前面的座背，把头枕在手臂上。

　　他的样子，看起来虚弱极了。

　　我教他感觉特别不适时，可以做深呼吸进行自我调节。他默默地照做了，但快到县城时，还是没能坚持住，终究蹲在马路边哇哇地呕吐了起来，然而除了两行眼泪，地上什么也没有。

　　实际上，父亲是不晕车的。多年以前，我刚刚到县城念书的那会儿，但凡一闻见汽油味，胃部就开始翻江倒海。我把这些经历讲给父亲听，他却笑着说，晕车的人享不了福——那汽油味闻着才好，香喷喷的呢。只是现在，他的头部总是隐隐作痛，而封闭的车厢里空气又十分糟糕。

　　再上车时，坐在副驾驶座的那个美女主动与父亲换了位置。

　　这一天几乎是白跑一趟。抽血处的护士对父亲说，昨天采的血有些问题，需要重新采集，于是又把他的手臂用一根橡胶管子扎起来抽了三玻璃管；而痰检结果，由于正值五一劳动节假期，要五月四日才拿得到。

　　我们还带着CT影像检查报告单去了一趟卫生防疫站，试图找那里的医生帮忙判断父亲所患之病是否是肺结核。毕竟他们在预防和治疗结核病方面经验丰富。可我们吃了闭门羹。

　　当时，我并未觉得这闭门羹吃得有什么不对劲。恰逢假期，医生不上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只是现在联想起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我才意识到这个小小的插曲应该是具有某种深刻寓意的，只不过我们谁也没有把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认真地思考隐藏其间的奥秘。

　　八

　　五月四日，农历三月十六，父亲的生日。按照流行于我们镇上的说法，父亲从明天开始就要吃六十二岁的饭了。

　　如果此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话，我们本应该在家陪着他度过这个一年中对他而言最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的——我们原计划是要到镇上给他买一些好菜，打一些好酒的，如果有蛋糕店，还会给他订购一个生日蛋糕，但是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

　　这一天，我们又坐车去了县城。我想尽快地拿到最终的检查结果，让父亲得到及时治疗——病情如战机，瞬息之间也可能千变万化——希望他早日康复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再过一天，我和妻子就要回北方去了。回程票在我们出发之前就已预订好。如果还不能确诊，我担心我们离开后，父亲独自前往县城时心里多少有些落寞，同时也怕他糊里糊涂地在医院里摸不着方向。

　　实际上，我和妻子完全可以延长假期，直至从容地把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处理好，但回家之时，我们就已告知父母返程的日子——那时根本没有预料到父亲的病情竟是如此严重，以为他早已没有什么大碍了——理由是妻子要赶回去上班。她已请了好几天假了。而实情是，二〇一五年上半年，妻子根本就没有工作。

　　前一年十月，我被苏北的一家市直单位以高层次文学创作人才的名目引进，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工作。引进人才的简章中明确规定：根据本人意愿，家属可按原单位同条件办理调动手续，原没有工作单位的就近安排就业。毫不隐瞒地说，这个条件，是我之所以会不远千里地投奔这座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北方小城工作的重要动机之一。

　　这年四月上旬，根据我的要求，我们单位给市长打了一份有关解决我妻子工作问题的报告，市长很快做出批示，并责成市教育局妥善解决，但直到五月份，我们也不曾收到教育局的函复。

　　而在此期间，妻子是应聘过好几份工作的，待遇还过得去，可总担心刚刚到自己应聘上的单位上班，政府安排就业的事又落实下来，而不好辞职，于是都将之一一婉拒，待在家里静候佳音。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告诉给父母，甚至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当大哥和妹妹在电话里问及我妻子的工作时，我也谎称她已到学校上班。

　　既然已经把戏演上，只得继续演下去，不然就前功尽弃了。我们要让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信心，看到希望，而不能让他们操心，更不能让他们失望——在我们三兄妹中，我读书最多，学历最高，没有理由不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好。

　　直到现在，母亲依然被蒙在鼓里。父亲就更加无从知道了。

　　到了医院，我们拿到了父亲在前两日所做的几个检查项目的结果，血液中白细胞数量稳定，在痰液中也没有发现结核菌，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回忆至此，一个问题忽然从我的脑海里冒出来：如果我是一个多少具备一些医学常识的人，到此时就应该对父亲的病因有所怀疑——既然是为确诊肺结核所做的检查，却没有发现引起结核病的病原菌——结核菌，那么，是不是果真如姚医生所说，父亲所患之病还不能妄下定论，还需要做一个鉴别、排除工作？

　　遗憾的是，我是一个毫无医学常识的人，而且在这一天，我急于知道医生对父亲病情的最终定论，因此，我并没有从那几张检查报告单中的发现任何疑点，更没有意识到，我正绑架着父亲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在前面说过，任何假设都是没有答案的，也就是说假设是不成立的。按照作家王十月在其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中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回到过去，但是我们不可以改变过去——“因为过去已然存在，连我们的回去，也是既定的历史。”

　　这个五月的上午，我们拿着这几张检查报告单和四月三十日拍的CT片子忐忑不安地去了胸部内科医生办公室——可是我的记忆再次发生了短路现象，就像前面我怎么也回忆不起四月二十九日下午我和妻子回到家时父亲和母亲正在做什么事情一样，这个上午留给我的记忆，错乱而模糊。

　　整整一天，我都在努力地回忆这个上午所发生的事情，并试图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一个头绪，但直到黄昏在窗外悄悄降临，仍然混沌不清。

　　通过这件事，我无比悲哀地确认了自己千真万确就是一个感性思维强于理性思维的人。在过去，我一直不敢承认这个事实。担心一旦承认，即会给人家留下问责于你的把柄抑或并不美好的印象。

　　我还发现，在追忆往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纠缠于一些最难以把握的细枝末节。我总是固执地相信，事情的真相就隐藏在这些细枝末节里。可结果呢，我又时常迷失在求证这些细枝末节真伪的过程中，就像是一头被蒙着眼睛而努力寻找方向和出路的驴，围着磨盘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

　　譬如说，对于这个上午的事，我明明可以耍个滑头一笔带过——即使如此，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叙述——可我总想着把与这个上午有关的事情都从记忆之井里打捞出来，结果耽误了时间不说，还扰乱了正常的思绪。

　　我们来到胸部内科医生办公室——在这一天之中，每当我把我和父亲推入到这间狭窄的办公室后，正在播放的那卷记忆胶带就卡在了这里，我的脑海里闪烁着类似于电视机因为信号不好而发生卡壳花屏现象时才会出现的凌乱画面，伴随这些画面出现的，还有录音机卡带时制造出的那种叽里呱啦的音响效果。

　　我之所以被一次次卡在这个镜头上，那是因为我正纠结于，我们这次来究竟有没有见到医生。如果说见到了，我们见的又是哪位医生？如果没见到，我们是转身下楼去了与人民医院一墙之隔的防疫站，还是给姚医生打了一个电话？

　　我分明记得，我在这个上午是给姚医生打过一个电话的，他当时推脱说正在外面取药，让我们找另外一位医生帮忙代看检查结果。可不一会儿，我们就在那间办公室里见到了他。他正趴在那摆弄电脑呢。

　　我还纠结于那位善意的女医生给父亲开转院手续时，我们是否已去过一趟防疫站。我也不敢确定，那时是上午还是下午。

　　然而，我们在这个上午的确是去过一趟防疫站的，确凿的证据在于中午我和父亲去县城有名的景点朝阳观游玩时，他的口袋里还装着一个卫生防疫站的医生递给他的用来采集痰液的标签盒。

　　而且，我们和防疫站那位态度十分友好的女医生站在她办公室外那个空旷的院子里聊天的场景，也还历历在目。

　　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我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或许就是人民医院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医生在我们的请求下，把CT片子和那几张检查报告单看了一遍，十分肯定地对父亲说，您的病是肺结核。

　　之后，我们拿着这位女医生开给父亲的转院证明，来到防疫站，办理手续，缴纳了一部分自费费用，领了一个月的药。

　　九

　　这是一个细雨霏霏的中午。我们在防疫站空荡荡的院子里告别那位态度和蔼可亲的女医生（她那时连口罩都没有戴）后，又沿着医院门口那条饭铺和水果店林立的街道朝朝阳观的方向走去，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向右拐，来到了前两日我们吃过一顿午餐的那家面馆。

　　念及这是个特殊日子，我便点了两碗肉丝面。

　　这一天年满六十一周岁的父亲，坐在我对面的一条板凳上。虽然身体有疾，满脸病容，头顶略秃，但粗看起来，他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苍老——以前，我在文章中，总是会提到他与真实年龄极不相称的老态。这既源于在我们一年一次地见面中，他留给我的印象，确实是一年老过一年了，也源于我对一个农民父亲容貌的想象，似乎他没有过青春——甚至还看不出他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

　　这大约是三十一年来，我第一次觉得父亲还是很年轻的。这种感觉真是奇特。以前他年轻气盛时，我总认为他的样子老气横秋——在那些不如意的年头里，或者是染了风寒的日子，我常常能在他抑郁的神色里瞥见雾霭般沉沉的暮气；而现在他真正老了，两鬓含霜，脸庞瘦削，身高渐减，两只粗糙的大手愈发沧桑如冬天枯瘦的树枝，我却认为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好几岁。

　　大约五十五六岁吧。我一边望着父亲，一边在心里估摸着。

　　事实上，倘若现在真有人让我一笔一划地细笔描绘出“此时此刻”正坐在我对面熟练地使用筷子吃面条的父亲，我只能对他深表歉意。我不曾拥有穿越时光的本领，也就无法把“此时此刻”的父亲纤毫不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不用说他低头吃面条时脸上流露出来的细微神态，嘴巴里发出了什么样的异于别人的吧嗒声抑或他在不经意间做了一个什么不易察觉却十分有意思的小动作，就是他在这一天穿着一件什么颜色的上衣一条什么颜色的裤子，我也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

　　我忽然惊讶地发现，与他做了三十一年父子，我几乎没有认真地打量过他，以致于我在回忆有关他的形象时，多是蹒跚而行的背影，而非清晰可见如我们照镜子时完好无损地出现于镜面的面部表情。

　　他的脸，对我而言，多半是模糊的，支离破碎的，不是打着一片马赛克，就是弥漫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像一个笼统的政治概念。我只知道那是父亲的脸，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來。

　　那一张张被匆忙储存到我记忆里的父亲的脸，更像是那些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彩色胶版照片，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和反复推敲——过不了一年半载，照片上的图像就因褪色严重而蜕变得一塌糊涂，无从分辨哪是鼻子哪是眼睛了。

　　我现在能够清晰地回想起父亲的脸部表情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镜头。或许是它们的时间还没有过“保质期”吧，又或许是它们曾经让我难过，让我揪心，让我自责，让我差点没有忍住在眼眶里打着转的泪水，让我深感自己在太多的事情面前都是那般无能为力，让我联想到命运的残酷与无情吧。

　　正如我们文学创作领域，越是动人心弦的文字，留给人的记忆才越深刻吧。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陪父亲过生日，吃生日午餐。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只记得他过过一个生日。那是他年满三十六周岁的时候。

　　我不是说过吗，在我们镇上，三十六岁与六十岁，都是要大摆宴席庆贺的。依照民间的说法，三十六岁，这生命中的第三个本命年，是一个凶年。面对这个十分特殊的年份，人们往往如临大敌，多少都有些惶然不安。安然度过这一年，则预示着福寿安康，所以要庆贺一番。

　　这一年，我们事先似乎也没有打算要给他大肆庆祝生日的意思，顶多在这一天多给他炒几个下酒菜而已，哪里料到向家大院里的长辈们都像约好了似的跑到我们家来给他过生。

　　我依稀记得那时尚且不算年老的祖母给他拎来了一篮子红皮鸡蛋，一位伯父给他提来了一藤包金黄的麦子。那时时兴送这样的礼，而不像现在无论是拜年还是祝寿，送的都是现金。

　　这一天，烟雾缭绕的火塘屋里坐满了欢声笑语的客人。父亲的脸上堆积着层层叠叠的笑容。二十八岁的母亲在狭窄的厨房里忙得不亦乐乎。黄昏时分，我被他们派出去一家一家地接那些给父亲提了礼物而又返回到家中的长辈到我们家吃晚餐。

　　那一定是个金色的黄昏，漫天晚霞笼罩着这个坐落于武陵山脉和巫山山脉中间的景阳盆地，笼罩着向家大院，笼罩着我们家。

　　多年过去，我仿佛仍能看见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像匹欢快的小马驹一样奔走在向家大院迷宫般的巷道里，仿佛仍能听见他尖声呼叫那些长辈的声音：伯伯——伯伯——到我们屋里吃晚饭——

　　父亲的生日，竟意外地让六岁的我高兴得像是在过一个隆重的节日。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我对父亲生日这件事毫无印象。但可以确定的是，自从他和我的叔叔们被席卷中国的打工潮卷出村子后，他的每一个生日都和六十岁生日一样，无一不是在工地上度过的。在异地他乡，不会有人记得他的生日，更不会有人替他操办一个生日派对。打得二两小酒解一下忧愁就算不错了。

　　记得有那么一兩年，我明明叮嘱自己记得在父亲生日这一天给他打一个电话问候一声的，结果忘记了。等我再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生日早已从日历上翻过去了。

　　而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都会准时接到父亲从远方打来的电话。在长途电话里，他不会和与时俱进的母亲一样，对我说出“生日快乐”这四个别别扭扭的字，只会问我这一天有没有下馆子，或者是炒了几个什么像样一点的菜。

　　现在，当我想起这些往事时，我都觉得愧疚极了。明明是专程回家陪他过生日的，却只是在一家街边小馆子请他吃了一碗面条。

　　十

　　这一日从面馆出来，作为某种精神上的弥补，我提议去县城的朝阳观景区游玩一番。父亲欣然应允。看得出来，他对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充满了期待。要是往年，他肯定会拒绝。毕竟那景区不是免费的。

　　朝阳观是我们县城最著名的景点，历史悠久，风光秀丽，底蕴深厚。山顶不仅有始建于明朝中叶的天池古寺，还有各怀绝技的“朝阳十景”，确实是一个登高望远、探幽揽胜的好去处。在清同治五年版的《建始县志》中，就见得着这样的文字记载：“山耸峻，蹬道隘而险，徒步数憩始得登峰。视诸山皆若培塿，俯瞰城市万瓦鳞鳞，了如指掌。”

　　前往山中的蹬道，确如县志所言，陡峭而险峻。一眼望去，恍若从云端里铺下来的一架云梯。李白笔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或许就是这番模样吧。

　　这个中午，山中正落着一层薄薄的如烟细雨。台阶上湿漉漉的，我担心身体欠安的父亲吃不消——他的右脚在十多年前受过重创，至今仍不能长时间地行走——他却很幽默地说道：“爬山没有什么事。”

　　我们一前一后地埋头往山中爬去。我走在前头，父亲跟在后面。刚刚爬过百十步台阶，前胸后背就已起了一层细汗。我脱下了格子衬衫，父亲也解开了外衣的扣子。我们站在原地歇息了一会儿，只见他用左手扪着胸口喘着粗气。

　　让我暗自奇怪的是，两个多月前，我在登山途中竟然心慌得不敢回头，下山时也是胆战心惊的，不知道把脚往何处放，眼里晃得厉害，好像随时都有可能一跟头栽下去。

　　可是这一天，我的恐高症似乎没有露出马脚，即使行至绝壁似的半山腰时，不用攀着山道边的灌木丛，依然可以自如地拾级而上。

　　或许是父亲站在我身后的缘故吧。“我不能让他窥见我内心的软弱。”记得我还小的时候，他就在一条通往乡场的山道上嘲笑过恐高的母亲。

　　和那日去文庙一样，父亲一路上都是兴致勃勃的，对于山中所见事物赞叹不已，譬如说那些生得标致的水杉，那些耸入云端的枞树，都得到过他这个曾经名噪一方的木匠师傅的欣赏。就是那些摆放在路边的仿树桩垃圾桶，也引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他不仅走过去俯下身子认真查看，还用手拍了拍结实的桶面。

　　这大约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尽管他在此前的十来年时间里走南闯北去过那么多个省份，到访过无数个城镇，甚至还在风景区里面工作过。

　　十五年前，他曾带着我大哥在北京房山、密云一带打工，无限接近这个国家的心脏。每逢假期，工友们都会逮着千载难逢的机会，换一身干净行头，成群结队地跑到伟大的首都，在天安门广场上拍一两张照片，在故宫感受一下昔日皇城的气象，在长安街上呼吸一下新鲜的汽车尾气。但是父亲一次也没有去。

　　说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伯父。

　　前两年到他家去拜年，吃惊地发现他储存在手机里的照片，竟然都是他在打工之余参观当地景点时留下的影像。嵩山少林寺啦，杭州西湖啦，南京玄武湖啦等等，都被他游玩过。

　　事实上，没有谁不对那些游人如织的景点动心的。只不过父亲这一辈子节俭惯了，即使是一分一毫的碎银，也舍不得随便花一个。就像他在给我讲述他在北京打工的那段经历时感叹的那样：

　　“还不是想去。看着人家去，心里就跟猫儿爪子抓一样，但舍不得花那几块钱车费。”

　　可就是这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区别，决定了他和伯父迥然有别的人生：伯父过得潇洒，笑口常开如弥勒佛；他活得拘谨，愁眉不展若苦行僧。

　　我们一路上走走停停，快到山顶时，雨点忽而变得大了，我回过头来让父亲打上伞，可他依然像前两日一样，对我摆了摆手，说这雨并无大碍，然后把手背在身后，稳稳地踩着脚下的青石台阶，继续赶路。

　　我担心他淋雨再染上风寒而让病情雪上加霜，只得撑开一把伞和他并肩走在一起。

　　到得掩映于参天古木之下的天池古寺，我们从祖师殿开始，一个大殿一个大殿地参观过去。我知道父亲相信世间因果报应，便让他拜一拜佛祖和观世音菩薩，以消减前世的业障，或许对于他身体的康复有所帮助。

　　他这一次没有拒绝，而是笨手笨脚地拜了，也不知许了什么愿。

　　这时节的朝阳观，满目青翠，烟气腾腾，气象万千，凭栏远眺，固然云雾漫漶，却仍可见远方的如怒群山，山脚的“万瓦鳞鳞”，还真是心旷神怡。

　　我们几乎把“朝阳十景”挨个看了一个遍，把山顶那些分叉的小径都走了一趟，才在斜风细雨中下山，回到车轮滚滚的现实生活中。

　　在山道上望着父亲饱经沧桑的背影，我忽然想起《建始县志》（清同治六年版）“艺文志”里的一句古诗：幽寻耽寂寞，岂敢叹冯唐。作者姓甚名谁我早已忘却，然而这句诗却让我印象深刻。也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它。

　　我不曾询问过父亲这一天在山中都收获了一些什么，譬如说是否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或是对生命有了什么新的认识，只是在后来听见他跟人家提及这段人生中的第一次旅行经历时，总是说：去朝阳观，得爬一千多步台阶。

　　我们到防疫站领好了药，于黄昏时分回到了家里。母亲炒了几个简单的菜，算是给父亲过生日。

　　她已经按照我的吩咐，给父亲单独准备了一副碗筷，盘子上还给他放着一双筷子。好几次，父亲都直接把他吃饭的筷子伸进了盘子里，可还没有接触到菜，他忽而又将筷子拿起来，换上了另一双。

　　窗外落着窸窸窣窣的细雨，潮湿的屋子里显得有些冷清。黑夜，很快就从屋檐上像幕布一样垂挂下来了。

　　责任编辑 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