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

　　一个想要写诗的人，周身是焕发着光芒的。这句话的意思是，永远不在于这个人写出了怎样的诗，而是在于他想要写诗的心情。一个怀有想要写诗心情的人，某种意义上，他怀有一种信仰。在任何时代，这都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当今。

　　在如斯消费主义时代，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性社会中，一群新生代诗人，既没有经历过历史苦难的历练，也没有见识过诗歌的辉煌时期——他们刚进入诗坛就面临诗歌边缘化的境地。他们在安稳的历史轨道中出生，被动地生存在强势的物质话语中，既享受消费社会与网络科技带来的各种快捷与便利，同时也经历着形而上意义的失重——没有历史感的支撑，信仰的解体。

　　进一步而言，相对于第三代诗人，8090后出生的诗人从一开始就获得所谓的“自由”——他们一出生就被抛入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但是这种“自由”的本质，仅仅是先天被迫的“存在”——人的被迫自由。也就是说，这一代年轻诗人所要面临的最大的命题并不是“自由”，而是“虚无”。他们手上所拥有的各种语言符号，其意义已被历史消解殆尽。看似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实质上渗透着新生代诗人集体无意识的恐慌——缺乏秩序感。他们内里质疑、蔑视和反抗一切既定话语的约束，却又找不到新的“秩序”规划自己的方向与步伐。他们既无意于承接诗歌的传统，又不确定建立何种新的诗歌语言体系。他们在诗歌中不再承包家国愁思的历史重任与集体使命，而更多的是为了“我”——将注意力转向了生命的追思，以及个体的自我。就像诸如苏笑嫣的“我丢掉了手机 丢掉了文件夹/丢掉了备忘录 丢掉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只是为了/不丢掉我自己”（《在旅馆》）。因此，笼统而言，这一代年轻诗人普遍走上的是一条存在主义式的道路。另一80后诗人阿斐，他的一句诗“我的孩子都快出世了/而我昨天还是个小孩”（《众口铄金》）被众多的读者认为反映了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特殊命運。但诗人阿斐自身却选择了同一首诗中的另外一句“如果我是一头猪/命运会赏赐我一个猪圈吗”来代表80后一代人的精神特征和特殊命运。他在《80后诗歌：一段历史，一部文献，一种美学》一文中这样解释道：“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寻找一个‘猪圈，我们从一开始，就在漂泊，寻找一个家，一个身体的家，一个灵魂的家。”也许，这句话更能阐释为什么说上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诗人走上的是一条存在主义式的道路。

　　面临这样的时代语境，年轻诗人们所作出的选择各有不同，如80年代出生的诗人王原君写的一句诗所表达的那般，“阳光，曾是我们共同的背景/但内部已千差万别”（《中国铁箱》）。有的追求“速成”，过把瘾就行；有的坚守诗歌底线，绝不向口水诗、梨花诗、下半身诗（指纯粹追求感官刺激的那类）低头，而诗人康宇辰无疑属于后面一类。

　　初读康宇辰的诗，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是，一个满脸苍茫的年轻诗人举着火把行走在漫漫长夜中。她孤独、疲惫、迷惘、无助，甚至她怀疑，她举棋不定，她举步维艰。但是，她并未放弃相信着什么，正如她在诗中所说的，“我渴望的回答，是不严肃的时辰里的回答”（《不严肃的时辰——致姜涛师》。而我们同样对这“不严肃的时辰里的回答”充满了期待。

　　作为一位年轻的诗人，生于91年的康宇辰，其字里行间不经意地透露出一股遗世独立的孤独，比如说，“我看到人们举起词语浩浩荡荡”、“而我握着一朵枯萎的玫瑰”、“当他们谴责的时候。我也谴责”、“但我的柔弱或许在某处加剧了正义”（《一个知识青年的独白》）、“等钟声响起他们会加入合唱/而我留在此地，像石头留给石头”（《寒假之夜》）、“我的房间在人间的川流里过于安静”（《傍晚聆听天堂》）、“我努力睁眼、读书、学习/努力认清时代的细花边”（《寒假之夜》）。在这些诗句中，我们会发现“我/人们”、“而我”、“但我”、“我/他们”、“我/人间”、“我/时代”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模式，而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又是以少对多，以小对大的模样呈现出来的。因此，在康宇辰的诗歌里，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弱小的人类拼一己之力在对抗着整个世界中一股不可遏制的黑暗洪流的形象。这一孤独而弱小的形象在诗人的一篇文章中也可得以印证，“我相信一切美好的灵魂都是痛苦而纯洁、孤独而挣扎的，而我在这个时代，至少我狭小的生活圈里看不到这些。我看着自己不合时宜，非常悲观，相信我要走一条苦难之路。”她深切地明白自己行走的是怎样的一条道路，正如她在诗歌《冬之塔》里所隐喻的，“而你伫立的北方，清洁而孤寒/是一个艰难的启示在我眼前”。即使孤寒，但是清洁。即使艰难，但是“行走”本身就足以点亮孤寒的人心。

　　在康宇辰诗歌中所感受到的孤独，我们并不陌生。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的大地上，同样也有一位年轻的诗人举着火把在黑夜里踽踽而行，“有时我孤独一人坐下/在五月的麦地 梦想众兄弟/看到家乡的卵石滚满了河滩/黄昏常存弧形的天空/让大地上布满哀伤的村庄/有时我孤独一人坐在麦地为众兄弟背诵中国诗歌/没有了眼睛也没有嘴唇”（海子《五月的麦地》）。而当我们读到康宇辰的这两句诗时，“当它们写下：这黄昏是美的/这黄昏是真的是可以理解可以爱的”（《教室里的黄昏》），我们仿佛看到隔了数十年的黄昏以同样哀伤的美丽铺陈在中国的天空上。

　　更为关键的是，在康宇辰的诗歌里，我们不仅频频感受到孤独的存在，还频频地发现“匮乏”这样的字眼，“我是玫瑰而没有故园/我是鱼而没有水/我的匮乏，使大地羞愧”（《彩色的困局》）、“我只有这些诗，代表着匮乏”（《冬之塔》）、“在陆续到来的陌生岁月里有一只手/它加重匮乏，它凿刻生活”（《时间的手》）。这些“匮乏”在康宇辰的诗歌中，显然与表达是有关系的。当表达无力时，便出现了“没有收获的麦田啊/让梵高尴尬，让海子写不出诗”（《在北京》）这样的困境。因此，诗人在自己的诗中悲叹，“我的这些可怜的词，又冷又硬/会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遭到抛弃/但现在只有它们装饰我空虚的房屋”（《太阳的酒》）。

　　而这些“匮乏”的实质，是与时代符号的崩解所造成的虚无相关联的，这也是所有80、90后出生的年轻诗人所面临的处境。尽管海子曾经那烈士般与宗教般的决绝——“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流淌到康宇辰的诗歌中时，已然被时代日新月异的能指变幻消解为一股无力，“我看到人们举起词语浩浩荡荡/走过去形势一片大好/而我握着一朵枯萎的玫瑰/就不太好。/面对未来我惊慌失措”（《一个知识青年的对白》），海子当初握在手心高举的“火把”，已然变身成了“枯萎的玫瑰”，海子那“独将此火高高举起”的悲壮，也消退成了“面对未来我惊慌失措”的感伤。而这些感伤，源自于年轻诗人内心的无力，“当他们谴责的时候。我也谴责/但更多的时候因为乌托邦气质受苦”（《一个知识青年的对白》）。我们是否可以想见，在诗与生活之间，从海子的“远方的忠诚的儿子”与“物质的短暂情人”之间，所生发出的诗与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时代洪流的冲击，变得愈加难以弥合了？——“我生怕诗歌烧毁我的一生/所以庸庸碌碌，做了些无聊的事”（《彩色的困局》），并加之能指的分崩离析，表达的功能也在逐日消退，人类通过语言触摸自我的能力也将随之退化，“一切都被釜底抽薪地替换过了/行动替换成语言以后/我像个失去哭泣能力的饶舌者/满地寻找我昨日的泪水//有一天爱人也会替换成诗歌吧？/我拒绝这场生活的交谊会”（《寒假之夜》）。但不可否认，这些感伤让我们从一个细微的角度，既深切地感受到了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也感受到了时代洪流中年轻诗人某种意义上的拒绝，与秉持——对人类尊严和希望的秉持。

　　更令人欣慰的是，在无力的同时，年轻诗人的内心当中，那粒火种仍在蓄势待燃，“我的全部和盘托出，像善一样无力/但我的柔弱或许在某处加剧了正义”（《一个知识青年的独白》）。正因为这样一句诗，我们看见能指爆炸的新世纪当中，势单力薄的诗人与诗永恒的真相。而埋藏于诗人康宇辰诗歌中的这粒火种究竟是什么呢？诗人所等待的那辆通向天国的马车，将要把诗人载向何处呢？她所说的“正义”又是对什么的诉求呢？

　　在康宇辰的诗歌中，有一句这样的诗——“像石头留给石头/活着的永远活着，/死去的在生前就很安静”（《寒假之夜》），“石头留给石头”与什克洛夫斯基关于艺术目的的描述相关联，“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作为手法的艺术》）因此，在康宇辰的诗歌里，除了“正义”（《一个知识青年的独白》）与“天国的马车”（《阴影玫瑰》），除了“仰头喝下虚无与天空”（《一个人的当代史》），我们还读到了“多年過去，光阴无言/一切平安，只有我突然惊讶/坐在黄昏里我第一次摸到了自己”（《岁月》）。至此，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了诗人所要求的“正义”，所企图抵达的彼岸，所匮乏的本质，其实是对语言纯洁性的捍卫。“艺术的目的是使人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作为手法的艺术》）这句话更为具体地解释了什么叫做“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我们可以理解，诗人康宇辰在深夜阅读的时候发出的这些感慨，“终于到了这个氧气稀薄的地方/再也没有大写的名词尾随……没有历史的地方也没有记忆/也没有你，也没有烦忧……我拒绝去习得纯洁或不洁的雪……书旧了/再也兑换不来今天的生活”（《参差的夜读》）。“大写的名词”、“历史”、“书旧了”、“习得”都通通表述了一种陈旧的东西，而这些陈旧是因为身上被层层叠叠的意识约束着。它们在一个人认识一朵花的时候，强行灌入“英雄”一类的概念，在面对“母亲”一词时，僵硬地划等号于“祖国”。它们绑架着每一个弱小人类的感受。因此，在《参差的夜读》的后面，诗人坚定地认识到，“大地上纷纷扬扬，那岁月是/丰富的雪、温暖的雪、痛苦的雪/我的光明埋藏在雪的深处/我要发掘出我的意义，它的轮廓”。纷纷扬扬的“雪”等于丰富悠长的“岁月”，而“我”将在“雪的深处”发掘自己人生的意义，也就等同于说，相应于那些被意识形态所绑架的生活意识，以及与其他年轻诗人一般为了拯救形而上的意义失重，诗人康宇辰选择了一条存在主义式的道路。但不同于某些80、90后诗人一味沉溺于对青春期孤独感的状写，诗人康宇辰自觉自愿地选择了走向人群的道路，“我灵魂的苦痛与挣扎必须回到人群，必须回到为他人，这样才是真正的自我珍重与自我拯救”（《硕士论文后记》）。也正如她在一篇自述里所言，“我的诗歌成长，就是试图从一次次的自我沉溺而变为向世界敞开，达到一种澄明、通透、以至神圣的境界。这是我对于诗歌的期待。因为在我看来，诗歌不是为语言而语言，诗歌是为了人的心智的成长和开放。”（《天国的马车》）我们是否可以了解，在彼岸与此岸之间，在沉溺与敞开之间，在语言的狂欢与裹挟生命的写作之间，康宇辰统统选择了后者，而她所渴望的那个“不严肃的时辰里的回答”，是否也已经有了答案了呢？

　　我们珍惜那些身影茕茕的夜行者，疼惜他们努力融入新世界的模样——竭力嗅闻“时代的细花边”（《寒假之夜》），并理解他们“为了一个offer我们死而后已”（《彩色的困局》）。就像诗人在诗中的出发，“二十五年我批发了足够的孤独/现在我必须零售”（《彩色的困局》），而我们愿意作为“每一个失眠的听众”来接纳诗人的“孤独”。某种意义上，我们疼惜这样的孤独，因为表现孤独是不容易的。因为，在长河之源，抱着石块跳入江流的屈原，是不容易的。因为，有所信仰，是不容易的。而当诗人呼喊着“无家可归的马车，请带我走/请把我的孤独安置在/他点亮的目光可及之处”（《阴影玫瑰》）时，更多地，我们想告诉诗人，在黑暗中举起火把的人并非诗人一人，我们只是并未相遇罢了，而孤独将是指引众生于黑暗中相遇的永恒。

　　责任编辑 欧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