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嫂到我们家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大姐未满两岁，而刚出生的婴儿是我二姐。那时母亲在广东新兴县人民政府工作，公家便从新兴县城外的一户农家，请来了三嫂。1950年代初共产党干部施行供给制，从住房家具到口粮零用，都由公家统一配给，薪水这个东西，要到1955年才有。三嫂到我们家带孩子，也是由公家配给，每月酬劳五元，那时的币制叫五万元。“公家”这个词现在我说起来有点别扭，那时却是个时兴词，连三嫂这样的农妇也耳熟能详，它指的是政权，或说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三嫂原住的村子叫南外村，大约是县城南门外的意思。她的丈夫早早离世，一个儿子十几岁便去往海外打工，家中还有一个女儿，约八九岁。三嫂给我们家帮佣的一点收入，用于抚养她的女儿，供她上学读书。
三嫂就这样成为我们家的成员，须臾不可缺少，与我们朝夕相处达十年之久，带大了我们姊妹四人。实际上，她比母亲更可依赖，依靠，比母亲更知我们的饥渴，冷暖，她完全是我们的家人。家里最贵重的东西是一个小红匣子，里面装着粮本，各种票证，钱。简单地说，这匣子是我们一家的生活之本，它就由三嫂掌管。三嫂不识字，却能记得清楚各人的粮食定量，各种票证的名目和它们所对应的物质数量，以此打理我们一家数口的生活，从没听说出过什么错。
三嫂做活时，用一条背带把孩子背在背上，她的背几乎没有直过。她把我二姐背到四岁，然后背我，到我两岁，又背我妹妹。按照我母亲的描述，母亲总是赶在外面工作，哺乳期需要两头赶，每一到家，三嫂便把孩子交给她，同时端出饭菜，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哺乳，一边还要盯着闹钟，时间一到，她便放下碗筷，把怀里的孩子递给三嫂，匆匆又扑出门。
1955年初，母亲离开新兴县，迁往广州与我父亲团聚，三嫂便随我们家一同到了广州。那时新兴到广州的路很远很周折，对于三嫂来说是离乡背井，三嫂的心里当然和我母亲不一样，广州对于她是全然陌生的所在，她是为了带别人的女儿抛下自己的女儿。当时母亲是个孕妇，正怀着我，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其中一个还生病发烧。三嫂担着行李，用一个热水瓶装上粥，准备路上喂给发烧的孩子。她们站在铁轨边上等过路的火车，小站之小连站台也没有。火车之后是轮渡，之后再换长途汽车，又或者是汽车，轮渡，再到汽车，三嫂自己也记不清了。她记得的是，站在江边等轮渡的时候，风把人变得僵硬，十个手指都不会伸展。我母亲对她说，这个孩子烧得太厉害，怕是不能拖到广州了，我要马上带她去看医生。母亲把全部家当交给三嫂，让她带着我大姐上轮渡，先去广州找我父亲。我母亲作出这个决定，一点犹豫也不曾有，因为三嫂完全就是我们的家人。
所有人称呼她三嫂，我父母这样称呼，我们姊妹也这样称呼，这两个字叫起来很亲切，我甚至觉得那音调里带有撒娇的成分，这是我们在父母面前所不敢有的。等我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照料一個孩子有多么操劳，而三嫂要操劳的还得多上几倍。做饭洗衣不必说，还要担米挑柴，把黄泥和煤粉揉在一起做煤球，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为了给我们买上一点肉、蛋和副食品。三嫂的手是粗糙的，掌上的沟壑密得可以吸水，我们当中谁流了眼泪，她会用手在那哭脸上抹，三两下泪水就干了。她的指关节像老树的疤痕，拉不直，指甲倒像崩裂过的岩砾，没有一个光滑平整。我以为人到老了都会那样，几十年后我也老了，才知道并不是的，那样的手指其实全是疼痛。而三嫂的手却能给我们止痛，我们肚子痛了，三嫂会在手心点一滴生油，搓热手心给我们揉肚子，直揉到红红的发热。我们哪里磕碰青了肿了，她也那样给我们揉，直到疼痛缓解消失。她用枇杷叶子煮水，给我们治咳嗽。她用大铁盆盛上热水，搓衣板横架在铁盆上，把我们当中生病的那个搁在板上，让蒸汽给发汗退烧。
我记事的时候，三嫂的女儿已经在广州念书，不久便进了工厂工作。周末她会到我们家来过，和我们一起玩，我们叫她阿姐。她把长辫子搭在我和妹妹肩上，让我们假想自己也有这样漂亮的辫子。
到我妹妹三岁，公家规定不能请保姆了，三嫂求我母亲说，你再生一个吧，再生一个就是儿子了。但我母亲不愿再生了。在我们这个国度，生不生孩子不归个人决定，而属于国家大计。我这一代，生孩子需要报告组织批准，必须持有有关部门发给的一张准生证。我母亲那一代，国家提倡的是英雄母亲多生育，不生孩子需要报告申请组织批准。母亲打报告，三嫂小声嘀咕，你看楼下那家，生六个了，二门那家，都九个了，公家不会批准的。但母亲一个报告再接一个报告，公家终于批准了。几十年后三嫂对我讲起这件事，眼眶里还是湿的。
这个时候正好是1960年，大饥荒降临了。那三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明显减少，从1952年到1958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浮动在1700万到1800万之间，1959年却一下缩减到1300万，1960年是1400万，1961年是1100万。饥饿的父母难以喂养孩子，这大约是母亲铁了心的主要原因。
城市人是有口粮定量的，即便以各种名目消减，也比农村人要好过得多，何况我们还是住在军队大院里，供应算是相当优越。但还是饿。院子里但凡有一点土的地方，都变成了菜地，种上番薯南瓜之类可以充饥的东西。更多的面积种的是君达菜，因为它速生，厚实，顶饥，我们叫它牛皮菜，三嫂叫它猪乸菜，说是她在乡下喂猪吃的。虽说现在的菜摊不时也能看到这种菜，正如也能看到番薯叶和南瓜苗一样，但我以为必得把它作为主食吃上一些日子，并且没有油和佐料，才算了解它的滋味。
大约因为公社化之风劲吹，大院里办起了幼儿园，一来可解决家属的就业问题，二来也解决我们这些小孩子的问题。我和妹妹进了幼儿园，三嫂也作为职工进了幼儿园。有三嫂在，幼儿园跟家便没什么两样。周一的早晨，我和妹妹拉着手，头也不回走出家门，一点无需母亲操心。三嫂会等在幼儿园门口，把她自己口粮中的一个黑馒头掰成两半分给我们。饥饿大约和眩晕是同伙，我总是赶不开眩晕。一天傍晚，照例对着碗里的一小坨双蒸饭，里面照例黑黑黄黄不知掺了什么叶子，我竟然就不饿了，反倒想要呕吐，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医院里，三嫂守在我身边，我就闭上眼睛再睡，觉得舒服得很。这个病房住着我和妹妹，三嫂是先带我妹妹住进来的，几天之后我也来了，于是她一并照看我们两人。病房外面的草比人高，某天听到草后面的坡地里声音很乱，有人喊，狼，狼，打狼，快打狼。因为有三嫂在，我倒也不怕，就趴在窗子上看，看见深草后面许多晃动的锄头和棍子。三嫂说，现在的狼也好饿啊，好饿啊。她用手臂把我和妹妹团得紧紧。
大饥荒时期有许多人逃往英国治下的香港，数目虽有不同说法，但总归是成千上万。仅在1962年5月，广东当局短暂放开了边卡，允许饥民自行赴港，前后十几天，就涌过去三十万人。据说当时的广九火车站，每天都潮水般挤满企图去往边境的人们。我们居住的军队大院当然没有饥民，但不时会看见有人收到亲友寄自香港的邮包，那些铁皮的花生油罐，饼干罐，花花绿绿漂亮得很，谁也舍不得丢掉，大人们总有很多心机，把它们做成各种生活用具。这些邮包启迪人们想象外面的生活，虽说想象力有限，但无疑是不会饿饭。三嫂动了去香港的念头，她当然不敢偷渡，便依法规申请赴港随儿子生活，但法规这东西老百姓总是捉摸不透，结果是不获批准。
我们的幼儿园是一阵风起来的，没多久又一阵风散了。三嫂又去给别人家带孩子。后来三嫂的女儿有了一间很小的宿舍，并结了婚，三嫂在广州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尽管那小屋连她的床铺也摆不下来。三嫂的儿子没怎么念过书，在香港做的是苦工，却尽责寄钱回来，赡养帮补母亲。国家非常需要外汇，便出台条文鼓励华侨给国内亲人汇款，国家收了外汇，按官方汇率折成人民币付给国内的收款人，鼓励的方法是，按汇款的额度发给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叫侨汇票，凭这种票，可以到华侨商店买市面上买不到的商品。三嫂记挂我们，我们家是她走动最勤的亲戚，她来的时候，手里端一个纸袋，里面便是华侨商店里买来的面包，她把面包分给我们。我从没吃过那样好吃的东西，那样喷香，那样松软，如果纸袋里还有几点碎末，我和妹妹也会用指尖捏起来放进嘴里。看着我们的吃相，三嫂的脸上是满足的笑纹。
离开我们家之后，三嫂又背过几户人家的孩子，我已经记不清了。之后她做了外婆，又背大了两个外孙。到我结婚生子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岁了，还执意要来背我的孩子。她的背一生都没有直过。
三嫂留在我记忆中的样子是沉默的，面容和体态都静着，几乎没有声音，没有歌谣也没有故事。她话很少，笑声也很少，脸上的皱纹都是苦味。有时那些皱纹舒展一下，像小风拂过水面，就是她苦中品出一点点甘甜。有一次她指着电视里的字幕问我，那里讲“小”什么？我叫起来，三嫂你是识字的？她羞涩地笑了，说，那个不是你名字的“小”么？
好不容易熬到孙儿长大，经过一轮拆迁，回迁，三嫂家的住房松动了一点，她终于有一个小间摆下她的床铺，有一个安定的角落养老了。然而没有安定几年，外孙娶媳妇需要房子，三嫂便用一个帆布袋收拾自己的铺盖衣物，返回新兴乡间去了。三嫂叫我帮她买一个小电饭煲，说她带回去自己煮自己吃，乡下的老屋虽然几十年没有住人，收拾一下还是好的。我把三嫂送到长途汽车站，到了栅口，检票的不让我进去，我只好站在栅栏外，看着三嫂吃力地把巨大的帆布袋举上车门，心里明白三嫂老了。
三嫂是在乡下的老屋里去世的。她的侄女告诉我们，她那两天不想吃饭，或者说，吃不下饭。不过两天，就过去了。她没有麻烦别人，她一生都照料别人，从没有麻烦别人。
今年春天我们姊妹去新兴给三嫂扫墓，现在路途顺当了，轮渡之类全不需要，不过两个多小时车程。
三嫂归老的老屋是她夫家的老屋，左近是她夫家的亲戚，村中的祠堂还是她停灵时的样子。她所以叫做三嫂，依据的是她丈夫在家中的排行，这个村子和这个祠堂，是以他丈夫 的名分容留她的。我从未听她说起过她丈夫的故事，只知道他姓甘，因为他的女儿阿姐姓甘。即使三嫂，我以为熟悉，其实也并不知道她的故事。
村子后面不远处，是先人们居住的山坟，已经许多世代了。由于城镇的扩张和世事的衍变，自然已经收缩了从前的蓊郁和静稳，看上去倒像流变之中的一个孤岛，近前已有车道穿过，距离三嫂的坟头咫尺之遥，已是一片被人承包的果园。所幸坟前那几棵大树年岁够深，应该是三嫂所认识的，夜里它们若是在小风中说话，想来那口音三嫂也能听懂。
三嫂的名字我是知道的，她姓陈，名灶养，但她的墓碑上没有她的名字。墓碑刻的字是：南外 甘复园 佑东公陈氏甘太母之墓。南外是村名。甘复园是甘氏的一支，山坡上另有一些墳碑上也有这样三个字。尽管三嫂与她丈夫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至少有四十多年完全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但在这片山坟中，她只能以其夫的名字为符号，碑上的佑东公该是她的丈夫。阿姐告诉我们，她父亲的名字其实是甘佐东，刻碑的写错了。此外碑的两侧还各有一列字，左侧是立碑年月，右侧是“二十一世”。我问阿姐“二十一世”是指什么，阿姐想了一想，摇头说不知道。
清明刚过，坟上的草已很长，是雨水洗过的青绿。我们俯身拔草，烧纸钱，给三嫂烧几套四季衣衫。但愿她用得着，但愿她能收到吧。
小学
我的小学校竟然还在那条小街里，五十年了。昨天偶然走过那条小街，我一眼就认出了它，在这样一个多变的时代，五十年而不变的事物难免令人生疑。它所以能在满城的大拆大建中幸存，总是有原因的，我上学的时候听说过，伟大的革命领袖早年在广州操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曾经居住过这里。
校门依然敞开，但已经不再是学校了，操场比记忆中的小，却也还在，白晃晃的阳光凛然镀在上面。两层的旧楼还站在操场边上，还是浅黄的粉墙，想必经历过不止一次粉刷，颜色比我记忆中的要新。楼下一层曾经是一年级的教室，左侧第一间是一年级一班，第二间是一年级二班。一班的墙上有一扇窗子，非常高，仅能用于通气，就算使劲踮起脚，也不可能看到外面的风景。我所在的二班就连这样的窗子也没有。为了采光，教室的后墙是全敞开的，坐在后排的同学，弓一下背，身体就到了走廊上。这种老式的房子楼层高，仰头向上张望的时候，觉得顶上黑森森的，横排的木梁大约是岁月的颜色，纵排在梁上的木楼板也黑得深沉，没有光线能让我看到蜘蛛在不在那里结网，但每当下课铃响，便能听到头顶上马群奔腾。
班主任老师姓李，我一定不会记错，她个子瘦小。1962年是饥饿的年份，几乎每天两节课过后，我便开始眩晕。但即使在普遍的饥饿之中，李老师的瘦小也还是过于明显。那时不少女孩子入学时间较晚，全班一起立，李老师就失去了身高的威严，于是我特别能感觉到她脸上的威严。大约因为作业得了几个五分，李老师偏心我，派我做班长，全没料到这其实是让我每日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上课铃响我便得站到讲台一侧，面朝全班同学，等着老师出现在门口，待她点头示意，我便喊起立。我不敢告诉她我是多么害怕这样一件事，只好一直忍受害怕。我默念着起立起立起立，唇齿也加入无声的练习，有时她的示意突然打乱我的节奏，我就变成口吃。
大叶榕或许不是从前那棵了，因为它不应该在围墙外面，但看树干的年龄似乎又是，横在我记忆中的，还有眼前这特别壮硕的横枝。从前操场边上立着两支粗大的竹竿，就是固定在榕树的横枝上，那是我们玩耍的器械，双手和脚掌变成小兽的爪子，从竹竿底部一下一下攀爬到顶部，然后刷的滑下来，这种乡村孩子擅长的游戏，也是我们体育课测试的一个项目。体育老师手持一个秒表，计算我们跑步的速度，也计算我们爬竿的速度，颈上还挂一根软尺，量我们跳到沙池里的脚印。他高而且瘦，以致脸小得看不出喜怒，我们都叫他“米七”，这称谓中有钦羡他的高度难以企及的意思。
我的书包是母亲缝的，蓝布面上的两朵花儿也是母亲亲手绣的，那是她早年为自己预备的花儿，为的是等待一个她自己的时辰。后来革命来了，花儿就折到箱子底下，日子一天比一天粗糙，枯涩，她自己绽放的季节就错过了。她把那块蓝布缝成我的书包的时候，心境肯定和在布面绣花的时候大不一样。走在上学的路上，我时常会用手指摩挲花儿的针脚，指尖就能知道那是花瓣还是叶子。
那是饥饿的年代。米和各种菜叶树叶合在一起蒸成饭，再加水蒸一遍，看上去量增多了，叫双蒸饭。树叶不仅是我们的主食，更是我们的零食。早晨上学，街面的落叶都是新的。有一棵树，至今不知道叫什么树，树叶是酸的，我每天捡一把酸树叶揣在兜里，做为零食。还有一棵树，许多年后才知道叫石栗，叶子大而厚，结出的果子模样有点儿像桃子，我也吃过掉在地上的这种“桃子”。酢浆草最好吃，也就不容易让我先看到，看到的时候它必是鲜嫩的，我们叫它酸味草，轻轻一嚼就满口清汁。
课桌与生活一样简陋，桌面凹凸不平，书包里必备的文具除了铅笔，还有一块铁皮垫板，时新一点的是塑料垫板，把它垫在作业本的纸页间，才能写出平整的字。
同学中我记得最真切的是汤佩兰，她总是坐在前排，与我为邻。她不言不语，上课和下课都安静地呆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也一样，于是我们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汤佩兰比我要大几岁，她作业本上写的字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些字工整方正，笔划很多，一行一行把方格子全部填满，但显然跟老师课上教的不一样，跟所有的同学不一样，无论语文课还是算术课，她的本子上写的都是我不認识的字。每次收作业本我都先收汤佩兰的，偶尔一次慢了一步，她的本子就飞了起来，后排的同学接住了又抛向前排，左边的同学接住了又抛向右边。我和汤佩兰在课室里来回来去跑，我听到她开口叫喊，但没听清她喊的是什么。抓住那本子，我才偷偷看她一眼，她哭了，她的眼泪是清的。
这会儿我站在学校门口，太阳暴烈，过往的记忆都被强光遮没，操场上停了几辆车，阳光在那里更堂皇了，亮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米七不会走出来了，李老师也不会，这里没有人认识我，岁月已经流变。
离开校门我拐向西面的巷子，我的好些同学曾经住在这个巷子里。侧壁的红砂岩是前朝的遗物，但青石板路不见了，换成了水泥铺的街面。街面太直了，不再是我记忆中曲曲拐拐的巷子。我没有企图找从前的旧房子，我想我的记忆是靠不住的。
而台阶下的那口井竟然还在，井旁的鸡蛋花树还在，它真的就是那口井吗？五十年前我投落一颗石子到井里，现在它是否还在那里？
创作谈
我心目中好的散文大约是，有自己的话要说，有诗性，有个人风格，文字要干净。耐读，经得起时间考研。其中有自己的话要说最重要。现实的困难是要在言与止之间迂回周折，即如一棵树屈曲成盆景，艺术是艺术了，但终究成不了大树。我欣羡自由生长的大树。
责任编辑 吴佳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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