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佩

　　民谣巨擘鲍勃？迪伦在未被提前知会的境况中，与瑞典学院从全人类数十位文学大咖中挑选出来的四位作家一道，被提名为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者，使之陷于某种处境，置身于写作者和唱作人之间，迎候各种改变和被改变，于所谓诗歌与音乐的接合部。随后，从全世界每一角落的每一个人那里，得知正式获奖的消息时，广大的音乐受众和日渐稀少的文学读者，却并没有能够收到鲍勃？迪伦对此事的表态，甚至一丁点的表情也没有。满世界的哗然中，这位老愤青终于沉默了，接下来，古老的文学奖也沉默了。鲍勃？迪伦从来都不是世界的顺从者（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区别于全球化语境进程中的每一个人，以另一种方式，沉默的方式，代替了他一贯反叛大众化的方式，即便他的艺术形态自始至终都根植于大众当中。此时，唯有沉默，既是对经典的叛变，也是对流行的反叛。迪伦和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傲娇的二者，你永远不知道他们的下一张牌，会以怎样的方式打出去，这恰巧对接和应和了——古老的同时也必须是新鲜的——诗的方式。

　　诗影响流行音乐得以改变的事时有发生，若比现代诗歌之于当代艺术（绘画），于观念层面上，横向获取某种程度的精神进阶而产生内核剧变的过程。这些变化，不仅是艺术形态或形式感的改变，更多来自于诗歌精神的接通和文学性的渗透，获取音乐质地和绘画语境的升级换代，使之更具诗性，更具文学创造力，更有活力。就像当初那个犹太青年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因追随被世人命名为“疯狂迪伦”的天才诗人迪伦？托马斯，而将自身更名为鲍勃？迪伦，标上对某种属性的自我认知和对创作的觉醒，并在随后数十年“唱作人”的生涯中得以践行，从而被世人美誉为游吟诗人那样。而被诗影响过的流行音乐，折返回来倒逼诗的概念发生剧变，则实为鲜见，又或许是莫须有。相对于平静的音乐界，诗歌的这种剧变，以渐变和突变的方式，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使得全世界的文学人和他们日渐稀缺的受众，产生出某种程度上被影响的焦虑。此种焦虑于之前从来都是纵向的，是当代诗置身于诗歌经典发生的焦虑，正如于布鲁姆的理论中，经典树立起了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诗的历史形成乃是一代代诗人误读各自前驱的结果。如今此种误读指向另类，指向书写与差异，时代语境下，布鲁姆的理论体系被快速瓦解和解构。

　　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档期，在文学力量遭遇非文学因素从而促使创作与表演同台，在大众化文化需求甚嚣尘上，后现代通天巴别塔正待崩塌的消费主义时空，在此种影响力搅扰全球化语境发生裂变，并由类似于诺奖评委机构有意助推的境况中，得以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后现代处境和“后文学状况”。今次，“中国诗集”特别推荐阅读诗人得儿喝和得儿喝们的作品，在如斯经典与经典被打破的书写中，这些用键盘敲下的诗歌，和用吉他弹出来的歌词看似并无大的差异，于文学性的前提下，同样杂糅了Rock、Blues和Rap等音乐素质，与此同时，诗性漫漶于书写与歌唱的力量之中，使我们恍然见到这一个迪伦与另一个迪伦，唱作人和诗人，用去数十年的光阴渐渐聚合的境况，然而，隔阂与界限依然存在。此情此景，于编者脑洞无端地跳出豪格的作品《诗》（董继平译）：“如果你能写出一首/农夫发现有用的诗，/你应该幸福。/你永不能理解铁匠。/最难以取悦的是木匠。”从诗到歌词，从书写到“唱作”，从文学性到大众化，甚或，从分门别类直至二位一体，“影响的焦虑”正在刷新。此后，诗人的创作不再仅仅依赖于一支笔一块键盘，或许还有一把插电和不插电的吉他。然而于人类现实，诗歌和音乐（或许还有别的），不同“语言”间的大融合不会得到神的首肯和帮助，若比当初人类社会那个超大型基建项目——建设中的巴别塔工程被前任上帝勒令停工那样，在后现代上帝这里，此种场景的再现同样不会得到神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