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是自己把自己搬运到别处去，当我们把自己搬运回原地时，带回了土特产、手工艺品、书籍以及新结识朋友的点滴记忆。土特产可以与人分享，书归个人独享。自从有了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影像的价值犹在，其稀有性和珍贵性却已大打折扣。而书籍，特别是旅行新目的地有关人文、史地、方志类的书籍，在我看来是途中最好的收藏了。那年写完《柔巴依：塔楼上的晨光》一书后去了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一家书店发现欧玛尔？海亚姆《柔巴依集》的四五个俄文译本，其中最为袖珍可爱的只有火柴盒那么大，于是大喜过望，统统拿下，如获至宝。而以色列之行带回的藏品，除了橄榄木耶稣像，就是希伯来文《圣经》了，虽读不懂，却为我收藏的数个《圣经》版本增添了“正宗”的一个。今年秋天去丽江，买回的一摞书中有《东巴文化通史》、《东巴经故事集》和《纳西东巴画概论》等。在古城四方街，两位女诗人对我慷慨：海男送我一个精美的东巴纸笔记本，“要在上面写诗哦，”她认真地说。宋晓杰送我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和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两本轻便的适宜路上阅读的口袋书。回到新疆不久，丽江快件到，诗友鲁若迪基寄来一部沉甸甸的大开本著作——约瑟夫？F？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这是“纳西学之父”洛克最重要的著作，我找它已多年了。
奇人？怪人？强人？狂人？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F？洛克兼而有之。孤独、高傲、专断、固执、暴躁、睿智、正直、勤勉、冒险……都是他的性格特征，构成其反复无常、神经质的内心世界。他曾在日记中写过：“忧郁的沉思又会将我带向何方？”使人想起里尔克的诗句：“何处，啊，何处才是居处？”洛克似乎一生都在逃避早年的不幸和阴影（六岁丧母、与父亲的冲突、肺结核的折磨），永不停息地在路上，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真正安顿下来：与死神频频相遇，每每都能化险为夷；一意孤行、百折不回，却身心疲惫，受着消化不良、肠梗阻、脸部神经痛等多种疾病的折磨；热爱工作，高度敬业，却常怀有自杀的冲动；一生没爱过一个女人，也不愿与任何人陷入任何亲密关系；一方面用西药为穷苦百姓治病，一方面又骂中国人是“臭虫”、“退化的种族”、“爬满跳蚤的狗的灵魂”；痛恨中国乱象，又厌恶西方文明，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不停地来回折腾，过着动荡不羁的生活。断断续续在中国西部生活和旅行了二十七年，丽江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安妥他内心的地方。丽江，是洛克的驿站、栖息地和香格里拉。
“我将在来年视局势的发展，如果一切正常，将返回丽江去完成我的工作。与其躺在医院凄凉的病床上，宁愿死在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1949年8月被迫离开丽江后不久，洛克在加尔各答写给哈佛大学植物学家默里尔的信中如是说。然而这一去，是与中国、与丽江的永诀。1945年，他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的序言中同样流露过对丽江深深的怀恋之情：“当我在这部书中描述纳西人的领域时，逝去的一切又一幕幕重现在我的眼前：那么多美丽绝伦的自然景观，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的森林和鲜花，那些友好的部落，那些风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我走过漫漫旅途、结下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
洛克的西部中国探险，以丽江为总部，先后到过云南、四川、青海、甘肃等省份。这些偏远地区，那时还鲜为西方世界所知，甚至在中国内地知识界尚是认知上的“盲区”。洛克达到中国的身份是一位植物学家，先后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和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委派，采集这些边远山区的植物和鸟类标本，并进行摄影和勘察活动。“最后当我自己能全力以赴地从事纳西部落以及他们的文献、他们的居住区域的研究时，我进行了个人的独立考察。”（《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序言）这里是指自己从一位植物学家和探险家向着史地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华丽转身。转折点发生在1923年的丽江，洛克观赏到东巴巫师为一位病妇驱魔治病的神秘仪式，从而激发了对纳西文化的极大兴趣，并渐渐从“自然”转向对“人文”的关注和研究。其硕果是《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和《纳西—英语百科词典》两部巨著的诞生，呕心沥血，耗时二十余年而成。洛克由此成为中外学界公认的“纳西学之父”。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是关于中国滇川纳西地区的一部实证民族史地杰作，译成中文有五十五万字，分《导言—云南省》、《丽江的历史》、《丽江的地理》、《丽江迤西和西北部区域》、《永宁区域的历史和地理》和《盐源县的历史和地理》六章，配有洛克亲手拍摄的二百五十五幅黑白照片，这些照片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那个地区最早的图像资料，十分珍贵。史料引用+实地考察，是洛克的方法论，也是本书的明显特色。涉及历史，洛克总是旁征博引，引用了大量中国历史资料（正史、野史、地方志、家谱等）、外文资料以及地方口碑传说；而在实证考察方面，他几乎走遍了滇川纳西族居住的所有区域，对那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村村寨寨都有细致、详尽、准确的记录。
洛克在书中用的是一种科学严谨、事无巨细的史地笔法，但在不露声色的客观描述中，常常流露出他的性情和爱憎。永宁的内容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占了四分之一篇幅。他在泸沽湖的湖心岛上度过了颇为愉快的时光，能专心于《纳西—英语百科词典》的编撰。他称泸沽湖是全云南最漂亮的一个湖，“小岛像船只一样漂浮在平静的湖面上，一切都是宁静的，真是一个适合神居住的地方。”这得益于永宁总管阿云山的殷勤款待和周到安排，“阿云山的友好亲善，使人真正感到自己受到热情的欢迎。”在洛克眼里，阿云山是一位慈父，一个富有正义感的、敢为穷人承担重任的人，对他的回忆是书中的温情段落，是他唯一一次提到的人与人之间心无芥蒂的亲密友情，以致于对这位总管老人将所有钱财、珠宝和几位年轻太太藏在泸沽湖湖心岛上的做法，他都表示了极大的理解。而对盗匪和无能的地方官吏，他的愤怒溢于言表，认为中国边地的贫穷不是因为远离统治中心，而是地方官吏对人民的冷漠造成的，“在中国这个地方存在着多么可怕的一种情况：官员们对于农民的可悲命运和苦难，以及在他们管辖境内的无法无天的行径，是怎样地漠不关心。”第五章《活埋一个麻风病患者》一节文风大变，惨烈骇人，悲剧发生在蒗蕖土司区域内（现云南宁蒗）：
……人们在距麻风病人所坐的牛皮不远的地方挖好一个大圆坑，病人已处于昏迷状态。人们准备一个大木桶，放在圆坑附近。然后，亲戚们围着牛皮和病人坐下，开始表达他们的哀痛，告诉他离开的时辰已经到了，因为没有任何办法摆脱病魔，他只有离开他祖先的这块土地。他们一面痛哭，一面呼号，并大口地饮烈酒以麻痹自己的感情。可怜的麻风病患者也不得不参与这肆意的饮酒，让他饱餐痛饮，事实上就是给予他安慰。饮宴结束后，把最后一杯溶了鸦片的酒递给麻风病患者，他的最后时辰已经到了。
当病人饮下毒酒后，亲戚们赶紧将他缝在牛皮内，抬起来放入木桶里，又将木桶放进预先挖好的坑中。人人参与，手忙脚乱，因为患者在牛皮里断气之前，必须被活埋掉。
除了他的重要著述，我感兴趣的是洛克矛盾冲突的个性，仿佛他身上活着多个自我，常常到了撕裂和崩溃的边缘，又能在间隙性的暴风骤雨过后回归心智的平衡。所谓性格即命运，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的不安分，他的无处栖居，他的永在路上，他的东西方之间的时空穿越，乃是个性驱策，个性使然。譬如他对中国的感情，就十分复杂，可谓爱恨交加。一方面，很小的时候就自学了汉语，向往东方，去过中国回到西方，却感到茫然、失落、不适应，魂牵梦绕地想返回中国，回到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去；另一方面，中国令他失望、愤怒、痛恨，他说“在中国唯一的定数……就是不稳定”，“在我路过的二十多座城市中，适宜有教养的人居住的恐怕只有一两座”。他痛恨鸦片、破烂的公路、腐败的官员，军阀、土匪、传教士和混乱的货币制度，也痛恨四处爬行的虱子和那些不明中国真相的西方人。他认为“冷漠”一词可以概括中国的状况，“独一无二的冷漠，极端的冷漠，促成了中国的混乱现状。……冷漠滋长了自私的心态，而自私的心态又导致人的物质欲和残忍心。”（1928年11月11日日记）
洛克曾带两位纳西族侍从到美国玩过一趟，但不能说明他与纳西人的感情如何亲密、笃深。他与侍从、助手、东巴译经师的关系，更多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他本能地疏离人，不与任何人建立亲密关系，与永宁总管阿云山的友谊，可能是唯一的例外。1985年，美国小说家布鲁斯？查德维到丽江寻访洛克的足迹，一位纳西族老中医劈头盖脸就问他：“告诉我，洛克为什么这样恨我们？”查德维愣了一下，赶紧说：“他并没有恨你们，他生来就是一个愤世种子。”在第二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在中国：洛克的王国》一文中，查德维为洛克做了如下辩护：“或许我本应该告诉他，洛克愤恨的对象实在太多：《国家地理》杂志（仅仅因为修改了他的文章），他唯一在维也纳的外甥，哈佛大学，女人，政府部门，政党，那些装腔作势的官样文章，传教士，宗教僧侣，中国山区的土匪，以及西方没落的文明等等。”
尽管丽江的美景和纳西人的善良不在洛克痛恨的行列，但他仍在反复抱怨丽江城的贫乏和单调、肮脏和混乱。顾彼得是与洛克生活在丽江几乎同时期的一位老外，俄国人，1949年8月与洛克乘同一架飞机离开这里。他看出去的世界就与洛克有所不同，美丽的丽江坝子使他为之倾倒，需要人们下马凝视这“天堂的景色”。他笔下的丽江城区整洁、高雅，用水非常方便，没有灰尘，没有臭味，如同一幅热气腾腾、生气勃勃的市井风俗画。你看他写丽江的猪：“猪是家庭妇女的好伙伴，它总是哼得那么好听，两只小眼睛闪烁着，用嘴轻轻碰一下勤劳的主妇，点点头表示对她的同情。”他写到丽江没有小汽车、马车和人力车，不论贫富，不论将军或士兵，也不分社会等级，大家都走路。由此他说“运动方式的一致，对各阶层的人有一种奇妙的平衡作用，从而在人际关系上促进了真正的民主”。当他看到纳西妇女十分勤劳而男人比较休闲懒散时，有些困惑不解，于是有了下面有趣的对话：
“太太，你们为什么不得不背所有这些沉重的东西，而你们的男人几乎总是空着手骑马回去呢？”
她转过脸来对我说：“晚上哪个女的会喜欢一个疲惫不堪的丈夫呢？”
——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
洛克总是高高在上，而顾彼得把自己放得很低，有一种朴实的、民主的姿态，对人与事有更多的包容和体谅，对世界有着尊重和欣赏的目光，因而能与远方、与陌生族群平等相处、融为一体。
今年秋天，诗友鲁若迪基陪我去了一趟雪嵩村。在丽江的大部分时间，洛克是在丽江坝子最西北的这个纳西族村庄度过的。村庄位于玉龙雪山扇子陡脚下，纳西语叫嗯鲁肯（意为“银石之脚”），外国旅行家通常称这个村为古鲁根村。村里很安静，一条地势缓高的碎石路是村里的主街道，石墙瓦房构成纳西民居的最大特色，墙壁用砂石、火山石、钟乳石砌成，五颜六色，煞是好看。村庄散发古朴安详的旧年气息，仿佛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上半叶洛克生活的那个时代。站在海拔近三千米的村里，丽江坝子的美丽风光（洛克称它为“大棋盘”）一览无余，抬头则是云雾缭绕的玉龙雪山。
村里有四百多户人家（洛克那个时候有近百户）。七八十岁的老人，大多记得洛克，有的还见过洛克。在村口长寿亭，遇一位抽旱烟、听收音机的老人，名叫和学诚，今年八十五岁。他说几次见过洛克，觉得他性格有点古怪，个子不高，架子大，脾气也大，看上去像一个大官、一个教授。“我的叔叔还是洛克学东巴文的一位老师。我二十岁时，他坐飞机离开了。”老人说。据和学诚回忆，除了六位侍从和助手，洛克较少与纳西人往来。每当杀猪过节，热情的村民会请他。他去村民家做客，也是礼节性的。大多时候，他在住所二楼独自用餐，喜欢吃鸡，煮熟了整只地吃，而且他是村里唯一使用刀叉的人。
在“三房一照壁”的洛克故居，六十五岁的和正元先生独自管理故居已有十来个年头。他带我们参观了一楼的陈列室，里面主要是洛克拍摄的黑白照片和少量生活用具。二楼是卧室、书房兼餐厅，床、餐桌、书架、唐卡、地毯等都是原物。他细声细气地为我们讲解。当鲁若迪基无意间提到，有一位云南诗人认为洛克可能是同性恋时，老先生好像受了冒犯和刺激，很生气，提高声音嘟哝：“这不可能，不可能！”他急匆匆下楼，翻箱倒柜找出一本书：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的斯蒂芬妮？萨顿。老先生激动地翻书给我们看，一边说：“书是译者李若虹从哈佛大学寄给我的，目前唯一的、最权威的洛克传记。我已读过两遍了。书里说得很清楚了，同性恋，不可能！是污蔑！”在他看来，“同性恋”是一个不好的词汇。但从他的语气和神情中，我看到了纳西人的宽厚、包容，以及对洛克这位外来“闯入者”的尊重和呵护。《苦行孤旅》写到了洛克的独身主义、禁欲、对女性的轻蔑，以及单身绝后带来的丝丝罪恶感，洛克自言“必须努力创造自己的生活而不至于给祖辈丢脸”。斯蒂芬妮？萨顿写道：“单身是个人能获得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而自由正是他（洛克）最为珍惜的生活方式，为他提供了无限的个人活动空间。”当我对这一看法表示理解和赞同时，和正元先生显得轻松和高兴了，后来在“玉湖人家”农家乐共进午餐时，他特意为我买了一杯好喝的马卡酒。
孤独和孤傲，是洛克的性格底色，是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丽江奇人宣科先生称他是一个“恃才傲物又有魅力的人”。洛克的孤傲（常常是傲慢）还表现在，每次出行都十分讲究排场和气派，把自己虚拟成一位王子、一个显贵、一个大人物，希望遇到的人尊敬他，不敢轻视他，多多少少带点白人种族主义和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埃德加？斯诺曾两次与洛克结伴而行，他看不惯洛克讲究排场的“奢侈的游牧生活”，而洛克则认为斯诺对中国下层贫苦大众表现出太多的同情是一种毛病。两人的志趣和性情差距很大。1931年春，斯诺和洛克第二次同行，从昆明出发长途跋涉去大理。斯诺亲眼目睹了洛克浩浩荡荡的旅行阵势，感到不解和吃惊。在1950年代出版的《复始之旅》一书中，斯诺回忆并写道：“整个行程中，洛克率领着的众多侍从分成两队——先锋队和后卫队。领队的有一位厨师、一位厨师助理、一位大管家，他们沿途选择驻足休息地点时，既要顾及安全，又要保证有好的视域。一旦选好地点，仆人们就摊开一张豹皮地毯，然后在上面架起一张桌子，一块干干净净的亚麻布铺上桌，放上瓷器、银质餐具和餐巾。当随后的人马到时，饭菜差不多已做好了。一般晚餐会有好几道主食，并辅以茶和开胃酒结束。”作为一名同情穷人、怀有悲悯之心的记者，斯诺为洛克在中国旅行时享用的各类奢侈品感到脸红。
洛克小时候拒绝了父亲让他当一名牧师的安排，而选择了自由无拘的人生旅途，但僧侣的禁欲主义、苦思冥想和宁静状态，对他有着强烈的、内在的吸引力。每年元旦钟声敲响时，无论在旅途上，还是丽江家里，他都要举行一个虔诚的仪式——双膝跪地，大声祈祷：“我父，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把这句话写在本子上，并郑重其事签上自己的名字，作为与上帝的一份契约。但与其说这是与上帝立约，还不如说是与大自然面对面的盟誓。对于洛克来说，大自然就是一座宏大的寺庙，神秘，壮丽，而有威力，上帝正是通过大自然时隐时现的。而西南中国纳西地区的自然景观，它原始的崇山峻岭，它的化外自足，乃至它的封闭性，不啻是一座神圣的殿堂，一种启示录式的背景。自然的恢弘吸引并呼应着一位行者内心的交响。只有面对眼前运行不息的自然界，洛克才会心甘情愿地向这一比自己伟大的力量称臣。“自然界中能打动洛克的并不是其巧妙的结构，或是复杂的、内在的艺术感染力，而是一股让洛克倾心热爱的、无可抗拒的威力。这就是为何洛克要用宏大、壮观、魄力和伟岸等词语来描述这个大千世界。他心中的上帝无非就是一个延伸的自我，一股完全美化了的自我威力。”（斯蒂芬妮？萨顿：《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
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是洛克旅途上的枕边书。少年科波菲尔的遭遇常使他想起自己不幸的孩提时代，“科波菲尔经受的痛苦和我的非常相似……而我的悲剧色彩更浓一点。”尼采的著作和“超人哲学”，则引起了洛克的强烈共鸣。查拉斯图拉在森林中修隐十年，终于走下山顶，向人群撒播新福音，宣布自己是“闪电的预告者”，并宣告“超人”的诞生——“超人的意义就是大地。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的意义必将是大地！……他就是闪电，他就是疯狂！”如果说尼采以《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开始了自我崇拜，洛克则以异国他乡大地上的漫漫长旅去寻找自我、确认自我，这是世上失败的生命的绝望的出路。旅途上，洛克的沉思常有一种超验的、形而上的色彩，一种查拉斯图拉式的意味：
心灵无边无际，包容万物，而物质却是有限的。正是心灵和物质的分离，我们才会死亡。死亡也许就是我们进入智慧之门的渠道，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死亡实现了所有的智慧，对了，死亡也就是智慧本身……存在意味着局限，而死亡意味着从这一局限中超脱出来，也就是无限的知识。
——洛克日记，1931年
洛克的口吻，使我想起另一位独身主义者、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1893年到1935年，赫定四次到达新疆，他在亚洲腹地“死亡之海”的沉思，具有同样的穿透力和震撼力，有关生与死、心灵与世界、有限与无限……。天地万物、日月星辰、沙漠瀚海在化为思想元素和内心乐章的同时，也化为意志、忍耐和力量，化为一部行动的大书。或许洛克不是一个行走在西南中国的“查拉斯图拉”，赫定也不是一个闯入塔克拉玛干大荒的“超人”，但他们用自己数十年的探险生涯，用九死一生、独一无二和卓越著述，完成了对自我和有限的双重挑战，向人类提供了一门有关异域的“无限知识”。我们至今受益于这种旷野知识的启迪和教诲。一定程度上来说，西部中国的当代探险，止于这两位强力探险家，并且念天地之悠悠而后不见来者。
2015年12月30日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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