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这似乎是一个散文的时代，铺天盖地的文字都被囫囵地贴上散文的标签。许多人蜂拥着去看一场社戏，并因为参与和在场而欢欣。这样的繁荣和从众遑论优劣。但我更在意这样的文字：有温度而不温吞，有湿度而不黏稠，有广度而不漫漶，有深度而不玄奥，有气度而不欺人。知冷知热，有疼有痛。流血流汗。悲悯。慈爱。关怀。清澈。与面包、盐、灯盏、明月、清风、海洋、天空……同质同源。找到了它们，就找到了好散文。

　　朱强，1989年生，赣州人，现供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百花洲》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在《人民文学》、《花城》、《天涯》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出版散文集两部。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提名奖”和“万松浦文学新人奖”等。

　　一

　　2014年国庆节，宝光打电话说他回到了老家，拟小住几日。这些年，他以记者、自由撰稿人、编剧、文秘的身份在外面无头苍蝇似的乱窜。

　　我约他来家里坐，他家就在隔壁的一个县；自从城镇化按钮开启了后，县就并成了城市的一个区，区与区之间，车程也就半个钟头。那天，它骑了个快要报废的摩托车。因为我家他从没有来过，我就约他在附近一个醒目的邮局等。这年头，出行要么电驴，要么就是四个轮子的。还有谁弄这个破玩意。车一打火，简直就像个肺结核病人，狂咳了十几下，也没有见它咳出一口痰，只见浓得呛鼻的黑烟，一团团地从屁股尾巴里往外冒。

　　吃过了饭，按计划，我们打算去八境台，叙一叙旧。本来叙旧完全可以在家里叙，但我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种古来有之的酸文人气，好像聊天非到特定意义的八境台，否则那感觉，卡在喉咙便出不来。八境台在这个城市的最北端，再往北，就没有路了，两条跑了几十公里的江，在台下汇成了一条大大的河，气势汹汹地向北流。我坐在他的这一匹老马上，穿过闹市的灯红酒绿，转几个弯——西津路，县岗坡，涌金门，市供电局……人越来越少，灯火的光明都向后退去了，周围便渐渐冷清了起来。车随便地靠在了江边的一个老榕树下。宝光说：刚在邮局的门口，足足等了你二十分钟。在这等你的二十分钟里，太无聊了，只好给自己做游戏。他一直琢磨着，我会从东西南北的哪一个路口闪出啊。当时他把自己分成了好几个自己，每一个自己都和另一个自己打赌，到底哪一个自己会赢呢。因为这，心始终在怦怦地跳。因为这种紧张的东西，焦躁的情绪暂时就被自己压了下去。

　　我说，一听这话，就暴露了你这个典型的文青身份。他呵呵傻笑。傻笑的声音，就像一锅热水在喉结的地方煮，两排白净的牙齿在暗夜里挤出一道光。这年头，文青的意思，实在是不好琢磨。意思也不知是贬是褒，它既不像春秋时候的“士”，也不同古代的穷书生与幕僚，总之，只要在身体里，有几个活着的文艺细胞，神经敏感，感情细腻，眼神或恍惚或游离，人有点点潮，喜欢神经兮兮憧憬未来理想生活的，都可以算。宝光和我很可能就算是这一类。他带着行李箱，一年四季东奔西跑，从赣州跑到了共青城、南昌，后来又跑到更远的杭州；箱子里除了替换的衣物，还塞着李白、卡夫卡、佛洛依德以及那些写到了一半又写不下去的狗屁文章。

　　不过话说回头来，历史上所有值得后人仰望的文豪，哪一个不是由当年的文青与芝麻大小的狗屎文人一步步进化来的。只不过，有的只进化到一半就不幸地变异了，成了奸商、污吏、建筑家、律师、革命家或者窃取革命果实的伪革命家。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费了吃奶的劲，终于长成了大文豪。

　　我的故乡，是一个比南方北，比北方南的古老城市，这里的土和水一样，常年都是流动的，因此向来长不出什么顶天立地的豪杰与能够写出星斗文章的文豪。但是南来北往的奇异之士都爱在这里逗留一下。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一个十分有名的驿站了。自从秦朝建制以来，中间不知繁华了多少年，又凋败了多少年。现在又轮到了他繁华的时候了。

　　这个晚上，如果我们不是因为骨子里那一点点小文人的情怀作祟，两个大男人，不去泡脚，不去喝酒，不去打麻将，不去K歌，不去鬼混，跑到这黑漆漆的八境台来做什么。要说这地方，确实很对文人艺术家们的味口。一来是它的“旧”，断壁颓垣，楼台码头，统统被时间搁在了这，而文人们好像从来都对旧的东西情有独钟，总爱到那鬼都怕的地方去，以此显示出自己的清高与非凡本领。再者这里深厚到让人窒息的文化背景同样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吸力，让文人们有种在茫茫荒野找到组织的意味。找到组织，文人眼前的清高、骨子里所谓的非凡本领才站得住脚。

　　中国文人的传统，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向别处寻找组织的传统。比如，两汉魏晋的骚客，觉得周围的环境不好，万人皆醉，唯我独醒，呆不下去。于是想方设法到更加古老的地方，寻找醒着的人。尽管这样的找，只是一厢情愿，至于长安开封的文人尽管多如牛毛。但其心里，仍觉得寂寞，总觉得自己的组织在魏晋甚至更早的地方。这样一来，文人们的头，就总是往后扭，众里寻他千百度，而文人通常就通过这一个楼，那一个台，去完成他们头往后扭的这个高难度动作。我和宝光，头除了偶尔后扭，多数情况，还要向前看。前面有什么呢。前面有我们需要直面的各种东西。毕竟，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文人的身份，就被特别的眷顾。你同样可能失恋，失业，被贫困围剿，遭到朋友的背叛，被时代唬弄得神经兮兮，也许，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也是文人的真实处境。

　　这个晚上，我和宝光都没有登台之想，只是想在台下面坐一坐，近近古人。水很安静地拍打着岸边的石头，这种啪啪的声音，很容易把人带向沉静的地方。在响亮的拍打声中，时间就开始拼命地回溯。如果换成一般的游客，楼与涛声，也并没有什么的特别，过目过耳即忘了，但是谁叫我们和文人沾一点边，对于文人，这可能就是一种神奇的暗号了。涛声与楼，把人的思想带向了遥远一端，想象那里的人，饮酒放歌，侣鱼虾而友麋鹿。在腥味很重的河风中。我想到河的对岸，也就是虎岗，蒋经国1940年代在这里开创中华儿童新村，无数的难童，就被这顶保护伞留了下来。如按当时的地理位置，八境台每天都将升起在孩子们的视野里，蓝色的天空中，除了飞鸟、白云，所剩的，就是这个楼台高高举起的翘角飞檐了。这些东西，一点点的渗进孩子们的血肉，然后让其中一部分人，日后有了种不一样的气质。

　　这就像沈从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讲——水这种文化，从小就对他构成了一种深久的影响，他的生命，始终都有着水的痕迹；水就是他的人生了。或许，每个人，从小都被固定在一种特殊的文化中，置身于这个文化语境，渐乎其渐，你就难免的成了某个特定的样子。当初，造物主为了把我打造成一个文青的形象，老早地就把几个灰扑扑的楼，摆在了我家的附近。左一个八境台，右一个郁孤台，前一个涌金门，后一个建春门；它们等待我出生，就像这个城市的红旗大道，文清路，南市街，皂儿巷，卫府里菜场等待我出生。它们被天造地设地放在我日常生活的后边、前边、左边，右边，然后用漂亮的檐柱、琉璃瓦、赵朴初等人的牌匾对我的麻木不仁进行着一点点的熏染，它们试图开我的窍。每年春天，楼台周围花木抽芽吐绿。磅礴的水汽从土里窜出，楼台笼罩在空濛的烟雨里，常常给师院文学院的老教授们制造着一种身在梁朝或者宋朝的幻觉。

　　可那时候，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梁朝宋朝的概念；也没有李煜宋徽宗的概念，更没有文人与知识分子的概念，我只有我自己吃喝拉撒的概念。尽管我生在赣州这样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早早享有登台的各种方面的便利，可那些楼却始终与我无关。飞檐啦、翘角啦、朱漆的柱子啦，那些玩意整天在我妈带我去幼儿园、儿童公园、人民医院、百货大楼的路上伸出头来。可是它们的一番番举措，却并没有撩拨到我的心脏，那时候，我从头到脚都是俗人，俗不可耐；爱吃爱哭，爱玩爱睡。一团混沌。骨子里并没有什么文人的元素。

　　二

　　如果不是因为某个下午，表哥从八境台牵着两个金色的氢气球高高兴兴的归来——在我面前狠狠地炫耀了一通这一件事，我爸妈的伎俩很可能就已经得逞了。那时候，我的爸妈为了对我严加管教，常常在我心里种植着恐惧，八境台是他们用到的咒语。他们扬言要把我放到台上去喂鸟。那地方，蛛网密布，漆黑一片，暗中闪烁着奇异的绿光，那都是些鸟眼，十分恐怖。听起来满身的汗毛孔就往上竖。

　　真正消解疑惑的，是我小学的美术老师。按照惯例，每年春天，赣州市教育局都要搞个特别大型的画展。没想到，这年画展放在了八境台，观展的对象，都是从各校绘画兴趣班遴选来的。而我从小就爱涂爱画，这样一来，我便堂而皇之地获得了伟大的登台权。第一次去，想，应该偷偷趁着夜色，从台后面的窗子或者栏杆翻过去才过瘾。但现实情况，我却随着大队伍，趾高气扬、光明正大地爬上去了。说爬一点也没有错，那时我只会爬，人模狗样，滑稽可爱。要说登台都是文人们的事，那时我连半个狗屁文人都不是，只是个俗不可耐，俗得白白胖胖的少先队员，我在浩浩荡荡的队伍里，系一根鲜艳的红领巾，身穿校服与白板鞋，过个门楼，里面绿意葱葱，百花齐放；然后是一道高高的青色围墙，有两个卷头发的售票员阿姨在里面一边聊天，一边懒懒散散地打毛线。透过锈迹斑斑的铁门，我朝四十五度的斜上方看了几眼，摇了摇头，既没有看见我爸妈说的什么绿眼睛的东西飞来飞去，也没有看见我想象的那一些东西出没，所谓的台，不过是几个刷了红油漆的柱子，一些勾心斗角、雕龙画凤的构建。它的形象，与我之前对它产生的冲动，可以说，一点也不匹配。也许，在那时候，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台就是台，我就是我，台不可能利用高高的飞檐把自己载负到唐朝宋朝魏晋南北朝，而我也不可能借助于天马行空的想象把自己想象成苏轼、柳永还有纳兰容若。

　　进楼，感觉这个半封闭的空间，笼罩着一层薄薄的凉意。1990年代八境台，里里外外，冷冷清清，游客稀少，隔叶黄鹂空好音。在它前面，是一抹淡淡的浅草荒山，山上聚集点点坟冢，其时间可以追溯到各个年代。我曾祖父曾祖母双双葬在了山头。几条挖沙大船，孤零零泊在江畔。台的后面，是个园子。松柏杨柳香樟苦楝葛藤森森。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古小说里幽人狐女往来之境，园子前面，是条泥巴夯打的土路，瓦屋夹道，地上依稀可见歪歪扭扭的几条自行车车辙。

　　那时候，我念书只念到了小学二年级，刚学会拼音字母，连猜带蒙能辨一百多枚生字；对于我泱泱大国的古老文明，鲜有其闻。尽管在我经历了某次小小的病痛以后立志未来做个医生，但那一切都属于吹牛，我就像个笨拙的接收器，无条件地接收着各个方向涌来的信息。其中包括了光线、声音、五色，我既接收着这个世界的芜杂也接收着各种文化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很笨拙地跟在同学蔡劼、卢毓江、叶子锐屁股后面，高一脚、低一脚扶着栏杆蹬蹬地爬上去，后来根据我的外公，一个小学校长半信半疑的口吻，他说八境台的历史最初可以追溯到北宋嘉佑元年。因为水患，州守孔宗翰伐石为址，冶铁锢基，搞了个可以登高望远、饮酒赋诗的逍遥会所。后来又约请到了当时的文化明星苏轼，题写《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的广告。台也因此名声大噪了，开始了它招蜂引蝶的光辉岁月。无论是庶民、骚客、狐仙、僧尼都被它招引过来。大家在欢愉中，共享这一个楼。后来，又不知谁，捧来了吕祖的神像，它很快抢尽了风头，远近男女络绎前来奉香。1663年（清康熙二年）的春天，火从香炉里溢出，踢翻了炉子，没过多久，曾经的巍峨就化成了一堆焦土。乾隆、嘉庆二朝，官府又按它本来的面目进行修复，盛况再一次地得到绽放，1929年，火继续失，1934年，楼继续建。到我出生的前几年，火从老化的电线绝缘皮里再一次迸出，粗大的斗拱、大梁、柱、屋顶、彩画、栏杆、檐、枋、檩条以及楼中所藏的文物700余件都被饥饿的火吞没得一干二净。而当时分管此楼的那个头头——也因此被公安局抓了进去。后来呢，人走了，楼没了，政府觉得这个地方空空如也，满城风景缺了个提纲挈领的角色，主题十分涣散，文化局最终决定把一个钢筋混泥土的仿古建筑嫁接到古老的基础上。事情才总算有了点从前的模样。

　　当时我俗眼所见。便是1980年代重建的那个台。它的窗户楼梯，和我家的窗户楼梯根本就没有两样；窗上嵌着冷冷的蓝色玻璃，踏步栏杆还有扶手一米八宽。我当时弯下腰，特意地敲了几下，发现地板用的也是一种叫磨水石的材料。刚开始，我第一脚迈进这个阴暗的环境，心脏还轻微地收紧了一下，可当我发现楼梯墙壁以及电灯和我家的没有什么差异，神经就彻底地放松了。上楼，看画展，这与我平时上楼吃饭、写作业、上厕所、洗澡、进屋子睡觉，实在是没有什么区别。我觉得看画展实在是太容易了，我出生到现在，看过无数事物，看月亮从云层里出来，看烟火上天，看日出，看动画片，看飞机屁股上冒出白烟，看我外公背对着我呼啦呼啦地撒尿。看就像吃饭喝汤睡觉手掏鼻孔一样轻松简单、它顶多给我制造着一点点兴奋喜悦恐惧，除此以外，大部分被看的对象，都可谓是麻木不仁的一类。

　　但那一天，所谓的“看”，的确在我的经验外。我借助楼梯，上升到二楼的高度，我发现封闭的空间外有个回廊，于是就偷偷地溜出去。楼下的花坛，重新调整了尺寸。槐树、柳、香樟也都降低了姿态，公园里弯弯曲曲的路，逐渐明亮。就着兴致，我开始围绕着回廊慢慢走动，我以楼前的一口水塘为标志，然后按顺时针的方向移动视线，最先出现的是几株粗壮的樟与柳树，它们原封不动地站立了大概五百年，并且将继续恪尽职守地站下去。在他的身上，满是留疤与鬼脸。与它们一路之隔，是一道灰色墙垣。无论从宽度与高度考究，都能判断这绝不是一道用来防止鸡鸣狗盗的普通墙垣。那时候，我读书甚微，视力良好，明察秋毫。我看见墙垣上生长着形状奇异的花草，它们的穗啊、茎啊颀长又鲜嫩；而墙垣就像个破旧的火车，沿着江流的方向缓缓开动。大江两岸的广阔土地，在挖沙厂、造船厂、木料加工厂、以及一个灰头土脑的砖厂的齐心协力下，被弄得四分五裂。露天的造船厂里，工人们挥汗如雨，两两协作，拉着锯子。而砖厂的上空高高举起的一个红色烟囱，窑口里滚滚灰烟就通过这个通道被送往了高处。八镜台当时就在这些乌七八糟的包围中，烟熏火燎。身上冒出了一种来自熏肉的古怪气味。

　　紧接着，我被女老师带到三楼的屋子，屋子里灯光明亮，字画紧挨，垂下的画轴紧靠地面。我们把头抬起，将目光放到了字画上。然后沿墙身缓慢挪步。其中卢毓江东张西望，遭到老师的厉声批评，而我的鞋跟不幸被叶子锐踩脱了几次，对此她不但不赔礼，还瞪着我看。我觉得此人恶毒。不屑一顾，最终墙上的世界，把我引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太虚梦幻。

　　说真的，这些东西，和我平时所见的那些几笔就可以概括的兰花、竹子、梅不同。他们尺寸都十分的大，花木都已经成了精。并且拥有细长的触须，树下是拿大扇子的老人，之所以判断是老人，而不是青壮年的依据，主要是他们都留有颀长的胡须。这些陌生的东西，使我的血液加速，身体柔软，心情愉悦。特别是当一种叫做古筝的乐器奏响，荷、石、奔马、山水、花朵的背后就传出呼呼风声。垂挂在墙上的画轴也随物赋形地飘动起来，声音清脆，敲击四面的墙壁，整座楼就像钟磬发出奇妙的回响，产生富有节奏的摇晃。身体里巨大的黑暗就被撕开了一道隐形的口子，大量的光线涌了进去……

　　三

　　正当我津津有味地和宝光讲述这一切，码头的黑暗地方，一对年轻男女的爱抚，最终打断了我的回忆。

　　宝光对着江水吐了口烟，若无其事，好像被来自远年的某位大文豪附体。深沉得让人害怕。水被来自的天上的光，弄得一片的暗白。满江寒气都钻向了裤管，四周是一种被人遗忘的静。铺天盖地，我觉得文人就像是虚无的空气，始终并不知自己的有，又不知自己的无，只是很自以为是的存在着。他们把周围的事物不当回事，也把它们看成了空气。文人虽可以和天地、江河、断壁颓垣、锈蚀之剑、陈旧人物成为腻友，却容忍不了现实里一粒沙子。哪怕是再小的沙子，假使现实和他们过意不去，他们会觉得受辱的不止是我，还有我所背负的精神道义以及人格尊严。甚至包括了他们身体里那个庞大的组织。

　　说实在话，某年某月某日登八境台的那一件事，并不构成后来我成为一个小文人的因果。因为根据我现在的观察，同时与我登楼的卢毓江，最终成了县人民医院的眼科医生，叶子锐埋没于日常的柴米油盐，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出现，蔡劼在一个精密仪器公司从事质量监督的工作；他们都没有成为和这个楼的气质能够划上等号的一类。但我也并不否定后来我的那些选择和登台没有一定的关联。包括身处于现实，我那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也都可能是某年某月某日登台所种下的祸根。我在单位，经常被领导数落成不靠谱，不靠谱最能够概括我的文艺范了，记得有年的深冬，我莫名其妙地就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失踪了。并且失踪得没有前兆，就像酒精在空气里瞬间消失，我被几个半僧半俗的人，掳进深山的一个破庙里，然后和他们一起唱经说道了几日。另外根据同事们的反映，一到晚上，单位走廊的某个地带，总有人在吚哩呱喇的朗诵诗文。尽管他们并不知朗读的人是我。

　　但是我想登台而能够成为文人的几率，就像在路上踩到了蛇，本来踩到蛇，也并没有什么稀奇的，顶多被蛇咬而已；不料这却是一条修炼了近一千年的蛇精，它在咬人的同时，也把你带到了路旁的洞穴里，里面幽深、宽阔，四通八达，处处都是绚烂的光，等蛇摇身一变，体态婀娜，你就迷醉得再不想出来了。就这样，我在一种近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态中，最终成了我。偶然的东西太多了于是你就不得不承认这是命运的安排了。幸好中国的文化，最通融也最博大的地方，就是它能够在给你服一粒毒药的同时也喂你一颗解药。八境台最终把我搞成了一个文人。我认了！我就像古往今来的文人一样，愤世嫉俗，不修边幅。在路人甲乙丙来看，简直就像个怪物。但它又并没有把我干掉。通过登台、登楼、拜谒天下名胜——最终我找到身后的那个庞大组织，就像落魄的好汉，最终找到了八百里水泊梁山，在精神层面却并不孤独。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一个还没有来得及经历太多事情的人，登台又能够怎样呢。就像我爷爷说的，男人如没有故事，喝酒也等于白喝。没有淌过泪水的眼睛，怎么能够清楚地看见世界。没有饱经忧患的心灵怎么去悲悯众生？这就像天平的结构需要对等的质量才能保持住天平的平衡。说实话，那时候我所见的，只是八境台漂亮的飞檐翘角，琉璃瓦，朱漆的柱子，至于它内在的那个世界，以及它所释放出来的精神能量。我始终看不见，也碰不到。

　　四

　　廖伯伯是让我把文人与登台真正二者打通的人。廖伯伯来我家的时候，头还没秃，年富力壮，厚厚的眼镜片，好像对他的身份做了一种特别的强调。他把钢笔夹在中山装的前面的那个大口袋上。直着腰杆，一本正经地坐着。就凭他的这一种坐姿，我就能够判断他是个地道的文人。他把小姨子送到了我家，和我爸学裁缝。那时候，整个社会，普遍的风气都在羡慕着人的身上有一门像样的手艺。如果按照那时拜师的规矩，拜师之日，徒弟除要给师傅磕几个响头，还要奉一个大大的红帖，但我爸却死活地不要，廖伯伯又执意地把帖子推回来。后来他们都觉得这种礼节性的东西十分的消耗体力，于是就面对面坐下来语重心长谈天，天很快就黑了，红色的蜻蜓在门外的水面上盘旋，廖伯伯准备将他出版的新书赠我父亲，他取出了夹在胸前的钢笔，咋了咋舌，本能地将眼镜向上地一推，下手一行流畅的字，跃然纸上——“敬请朱益苗师傅惠存，某年春”。我觉得这个行为颇具风度，尤其是“惠存”这种让人觉得稀罕的字眼，里面传递出了一种文人才有的风骨。

　　按照惯例，廖伯伯每年的冬天，都要在我家定几套正装，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堂堂正正。记得有年的冬天，我爸在我家客厅的天花板上，搞了一个特别新奇的玩意，他把买来的金鱼养在了透明的塑料袋里，然后高高地挂在了原本挂电风扇的那个铁钩子上。廖伯伯仰头看着新奇，眼睛一亮，觉得创意很好。金鱼像一种红色的花朵，开在了空中，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正当他收起仰望的脑袋，不想，水花重重地砸下来，原本一身的儒雅在一团白花花的冷水中消灭了。当时在场的人，一律瞪大了眼。被弄得紧张兮兮的，搞不清他下一刻将作出什么样的举措。可是他却出人意料地蹲下了身，让我去厨房把盛满水的脸盆抱出来，他一边把柔软可怜的金鱼小心翼翼地捏在了手上，嘴对着嘴，朝里面用力吹气。最终鱼被救活了，他自己打出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廖伯伯每次说话，如果距离太近了，他总是要用手把嘴稍微遮挡一下；并不是因为他口中散发了什么异味，只是生怕给别人造成不适的感觉，也许是习惯了。他的这种特别讲究、特别有礼的做派让我对文化人有了一个最直观最基本的认识。我想中国的文人，最初也都是这样的，彬彬有礼，他们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举止，与内在的修为，比如我们所看到的春秋时期的士，像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他们并不需要依附于哪个权势，向来拥有独立的人格。因为外部自由的空气，让他们的心灵所蒙受的痛苦并不太多，于是即使没有恒产也可以有恒心，但是后来，外部的空间慢慢地受到挤压。文人活动的范围被极大地受到限制，忧伤的情绪让他们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心态。

　　在我看来。廖伯伯不可能是这一种类型，你能够从他的身上，分明地感受到一种来自春秋时代的士气，意气风发，就像宝剑从剑鞘里拔出来，带着优雅而干净的寒光。但是根据隔壁的环卫工人陈阿姨，一个新搬来的邻居她的讲述，又让我们觉得事情十分的蹊跷了。她说这个常来你家做客的矮个子男人，常常一个人闷闷不乐地跑到八境台上，之所以判断它闷闷不乐的依据是他通常独自带一壶酒，然后在城墙上喝得天昏地暗，醉气熏熏——以前我们也常常碰见这种因为生活不快而欲寻短见的汉子，于是立马向附近的派出所报警，但是对于这个男人的行为，早已经司空见惯，所以也只管忙于手头的工作，或许他本来就是李白那样的诗人，我们也搞不清楚。

　　陈阿姨的话，无疑在我的心底掀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因为在此之前，我并不觉得廖伯伯内心有什么悲观的地方，但事实上，他最终并没有逃过这种情绪对他的围剿。当这个新闻渐渐扩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大家开始揣摩起廖伯伯之所以这样做的缘由。有人猜测是因为他在学术上尽管成果丰硕，却并没有得到外人相应的肯定。这种揣测，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看，这个推断就显得十分苍白了。可以想象，一个人，20出头，就被保送到了省委党校，脸上享有着怎样的荣光。按道理，如果仕途平顺，不栽跟头，必然是前程广大。但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政治运动竟让他的梦想全部落空。他在宁都县青塘公社休眠了整整二十年，当消耗了人生最昂贵的时代——艰难地回到了原点。作为一个文人，你想想，他怎么可能不感慨万千。特别是文学史上那些闪亮而沉重的名字必然在他内心引发强烈的回响。当这种古今之间的某种相似命运被无形地重叠到了一起，于是他就被一条黑色的纽带拉了过去。我在想，假设廖伯伯一开始，就不在文人的范畴，或者说，不是把文人二字镌刻的在骨子里的那种，而是类似宋江那样的草寇或者流犯，那么，他即使登上了台，想到的，可能也不是杜甫，王粲，而应该是陈胜或者黄巢一类的人物，如此，我就不可能迅速地把那个拥有着翘角飞檐、朱漆柱子的台与文人们扯到一块了。

　　认识林爷爷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几了，他已经没有任何外在的身份了，包括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大学教授、翻译家、知名作家等等头衔。他在去日无多的路上，变得越来越小，这种小，既包括身体上的，当然也指向了记忆的层面。他就像潮水在一点点退去，然后回到海的中心，一个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他能够把那些地方的东西像数蚂蚁触须一样一个个搬出来。但是对于上一秒发生的事，很快的，他就像闸刀一样地拒绝了，他已经不接收任何新鲜的事物了。他甚至可以把刷牙这样的事，在一个早上接二连二地重复好几遍。

　　自从迈进林爷爷家的第一步，我就觉得这一个家，确实有别于常理之处，你会觉得所有的事物，都在某个特别的时间刻度上固定了下来，然后就再没有挪动过了，这其中，包括了各种材质的家具，英文打字机，钉在墙上的装饰画以及各种锈蚀的笔……一切都像陈列于时间的博物馆。而林爷爷就像一个负责任的保管员，他在精心地维护着这个神圣的现场。

　　我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老了，就特别的爱怀念过去的事，包括地上的灰尘，也受到了特别的珍视，生怕一旦它们的位置变动，人就无法抵挡住这种汹涌而来的苍老？

　　尽管日常生活被患有中度老年痴呆的林爷爷弄得颠倒、乱码，完全丧失了原本的秩序。但是十几年来，一个每天都要温习的功课，却在证实着他并没有完全老掉。他从樟木抽屉的最底层，取出拳头大小的木匣子，又从这个匣子中，取出两层裹得紧紧的油纸袋。油纸袋里。套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需要他这样郑重地对待，而且，竟让他突破了苍老与昏聩的限制。那是林爷爷一家三口在八境台下的合影。1970年代，某日天气正好，作为背景的八境台，一切都还保持着民国时候的式样。罗马柱、低调的檐角。当时他和妻子在经历了人生的各种劫难以后，生活安定，他们作为这个城市的文化阶层，不仅拥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都和书打着交道，工作顺心。不料，几年后，妻子在一起交通事故中的意外离去，竟让这种曾经的欢愉转眼成为云烟。很多的东西就是在那一刻悄然发生改变，从那时起，家里的各种东西就再也挪不动了，它们被强行地封固了起来。而登台的习惯就在他日渐复杂的心境中慢慢地养成。刚开始，他还能够一个人跑到台上，自斟自饮，每到春天，楼台的周围花木抽芽吐绿。磅礴的水汽从土里窜出，楼台笼罩在空濛的烟雨里，常常给他颓败的心灵制造着一种身在梁朝或者宋朝的幻觉。但这种幻觉，很快地就消灭了，转而一个名叫沈复的人来到了他的眼前，沈复当然也是个文人，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是他写出了一本有关于夫妻生活的随笔——《浮生六记》。那时，这通常是少有人去碰的。他竟然能够写得那样哀婉、详尽。尤其是他们在中年丧偶这一件事上——所引起的共鸣让他觉出了这个男人的可爱。此外，还有苏轼、李清照这一干人的经历也都与他的人生表现出诸多的相似，这让他在苦痛中，竟获得一种莫名的慰藉。说也奇怪，这些平常并不出现的面孔，一旦登台举目四望，在苍茫中这些身影就在他背后一个个站出来了，然后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精神气场。

　　可以说，林爷爷的出现，又一次向我展示了八境台内部无法测知的引力，我突然莫名地恐惧了起来，想到那些曾经被父母所提到的，暗中闪烁着奇异绿光的鸟眼。我突然就觉得自己天生就有一种绕不开它的宿命了。我疑惑，是不是文人原本就带着命中注定的劫难、遍体的伤痕来到了世间——需要楼台给予他们某种精神的荫庇。还是他们本非如此，是楼台一次又一次的召唤让他们掉进了一个古怪的圈套？

　　可以说，楼台在中国文人的命运里，似乎成了一个可怕的符咒了。它把毒药与解药同时装在了一起。让你对它产生了一种长久性的依附。我越来越觉得那些像鸟的羽翅一样张开的飞檐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装饰。它就像一个神秘的暗语，像警幻仙姑出示的那些判词一样。指示着无数文士的来路与去路。而那些粗大的斗拱，朱漆的柱子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个不愿被权贵招安、向现实妥协的精灵，他们承担着时代落差所造成的种种悲剧。最终与醇酒，药，藜藿，落魄与幻想站在一起，一个紧挨着一个的背影，构成了一个特别瑰丽的景深。

　　后来我又从各个方面了解到八境台与各种文人之间千丝万缕。其中既有像廖伯伯，林爷爷这样的儒雅之士；又有像油画家林道福，考古学家李海根，国画家钟炳芳那样的狂狷之士。他们普遍带着羸弱的病体，带着袖袍里隐藏的孤傲登到了台上。然后拿忧愤下酒，拿相思下酒，所有负面的情绪，都被堂而皇之地转换成了诗意的成分。表面上看，他们像一些往来的幽人或者孤独的鸿影出现在冷清的气氛中。但是他们身前身后的那些拥有金属气质的文人，当然也包括我和宝光这样的后来人又把这种孤独的气氛彻底的给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