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经典写作不同于经典本身。经典写作具有两种倾向，如果说经典是一个美学的常数，那么经典写作就是向其无限接近的一种趋向，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动词。其一是具有一种向上超越的动姿，它突然向上，并持之以恒，是趋向于恒久的爱的行动；其二是具有一种普照性，接近博尔赫斯所言，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天定的，并且是深刻的，有如宇宙般博大，并且一切都可以引出无止境的优美歧义。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趋向过程中，写作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已经足已告慰经典了。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的话就显出了一种通透的高度，他说，“写作者的荣耀在总体上还是取决于一代又一代无名的人们在孤寂的书斋里对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激情或冷漠”。这也就是我的诗性写作向度。
这就是说，语言绝对不再是一个构成问题的问题。记得诗人袁勇说过，诗人写作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在变构和超越语言自身的同时，完成语言的人类使命，找回语言的灵魂，提升语言的精神。在语言中闪光到死为止！这就是严肃诗人的宗旨，也是先锋写作的信念。思的定位让诗歌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纳入更多的甚至是“非诗”的甚至“反诗”的东西，德性不仅加强了诗本身的还原，也把诗歌导向一种与当下局势、内在语境的关联意义。我认为，正是在关注的领域与思之间，清楚标识了一个诗人的位格。
对于我们来说，在今天的时代，比以往任何的时代，都缺少诗意。就像水浸袭于沙之下，我们必得从内心采集润湿笔端的液汁，也可以说，时代并没有使诗缺少什么。因此，对先锋写作者来说，主要关注的领域，还是两极领域，即对向下的深切和对形上的追问。
聂作平，男，1969年10月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精英荟》总策划。已出版著作30部，主要有长篇小说《自由落体》、《长大不成人》；随笔《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1644：帝国的疼痛》、《画布上的声音》、《天朝1793-1901》、《皇帝不可爱，国家怎么办》、《一路钟情》等；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
淡淡的烟雾纠缠在高低错落的屋顶上，空气中奔走着火药味、酒精味和腊肉味。在一丛掉光了叶子的玫瑰下面，一只黄色的老猫细着眼睛在打盹，它已经衰老得接近了暮年和死亡。除了长久的睡眠，就连腥气十足的熏鱼也无法吸引它的注意力了。
这是又一年春节时，从我家的楼顶望出去看到的寻常风景。平庸而真实的人间烟火，岁岁如常，年年相似，如果拍成照片并抹去拍摄日期，要分辨出到底是哪一年并非一件容易事。
说是我家，其实严格地说，是老家；而老家，往往就是父母家的代名词。老家所在地是沱江下游的一座古镇，名叫赵化，据说早在宋朝时候就已是一个地处要津的繁盛聚落了。到了近代，当离赵化百里之遥的自流井因川盐济楚而成为中国最大的井盐基地时，大量外运的食盐从自流井出发，顺釜溪河而下，在邓关进入沱江。盐船在泸州汇入长江之前，赵化是它的必经之地和大多数盐船都将泊舟过夜的大港口。因此，赵化的繁华便是板上钉钉的事。父老相传，鼎盛时期的赵化，这座几千人口的小镇，有着数十条大大小小的街道和近百座香烟缭绕的庙宇，以及多家外省商人修建的同乡会馆。至于茶楼酒肆、妓院当铺，在和码头相衔接的河街、西街，更是鳞次栉比。两层的木制吊脚楼屋檐高耸，尽力伸向街心，青石板铺成的街面，只要不是大雨天或正午，行人便不会淋到雨水或被太阳直晒。
只是，随着自流井盐业的衰落，随着公路和铁路的四通八达，赵化曾经的繁荣如同镇子脚下的滔滔流水，一去不复返。如今还能让人想象赵化昔日花样年华的物什已然不多了。其一是两湖会馆门厅。建于160年前的两湖会馆，原是两湖籍商人的会所，只是一个半世纪后，那座原本偌大的会所只余下了一座坚固的门楼。飞檐斗拱，青瓦红墙，在那些两层的吊脚楼的簇拥下，有一种鹤立鸡群的奢华和孤独。两湖会馆旧地，曾是赵化中学的学生宿舍，就连两湖会馆的门楼，也充当过几位年轻教师的寝室，现今则改作了鸡鸣鸭叫的农贸市场。其二是顿邱当铺。那座民国初年的当铺，门楣高大，用当地特产的青色条石砌成，如同一座古堡。当铺位于如今的一条半边僻街上，对门的老建筑垮塌了，废墟收拾成一方小小的菜园子，莴苣、豆苗、蒜苗，青碧的菜疏郁郁葱葱。其三是镇外两公里处沱江畔的一处石刻，四个三尺见方的大字：保障东南。其下是若干数寸大的小字，记录了清朝咸丰年间李永和、蓝朝鼎农民军一部途经此地，被地主武装设伏并一举歼灭的往事。
我的老家其实不在赵化，而是在赵化上游的安溪。只不过，安溪曾是赵化管辖过的一个乡，并且，父亲几十年来一直在赵化工作，我亦在赵化中学读了三年高中。而二十年前，母亲也从乡下搬到了赵化，因而赵化庶几就成我的老家了——更何况，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哪里就是温暖而破旧的老家。
老家在一栋已有二十余年历史的小楼顶楼。楼顶上，父母另外搭建了两间小屋，作为厨房和饭厅，其余的地盘，都开荒似地种上了蔬菜和花木。老家地处小镇高处，站在楼顶，能俯看大半个镇子。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晚饭后，站在楼顶枯萎的玫瑰和如同巨手般伸向天空的仙人掌下朝镇子方向闲看，不时有几朵礼花划破寒冷而黑的夜幕，在半空中炸出一朵朵五色的花，尔后在孩子们隐约的欢叫中慢慢熄灭。凭借昏暗的路灯，我能辨识出几条大大小小的街巷如何交叉延伸，像是一条长着一排排复眼的爬虫，从爬虫的一只只复眼里，传来猜拳声、行令声、欢笑声和麻将的哗哗声。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大中城市，不仅赵化下辖的乡村人口日益稀少——尤其是年轻人，九成以上都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即便是赵化这样的镇子，人口也在减少之中。一个例证是，镇上的中学曾经兴旺了几十年，现在终于萧条得有些办不下去了。时至春节，那些远在深圳、温州、上海、广州打工的年轻人，只要有条件的，都撵在空气中的年味越裹越浓时赶回了老家。为了回到老家，为了和父母亲人的这场聚会，他们有的需要坐上三四天的汽车，有的需要在人满为患的绿皮火车里挤上几十个小时，有的则骑着摩托车，后面驮了妻儿，一路顶风冒雨，昼夜兼程。
众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了故里，春节时期的赵化便比一年中的其它任何时候都更繁荣热闹，让人忍不住要去想象它在几十年前或一百余年前曾有过的锦瑟年华。那时候，拥挤在青石板街道上的，是长袍马褂的商人，是肌肉结实的水手，是堆脂抹粉的妓女；现在则是一些年轻或不那么年轻的年轻人，他们有的骑着崭新的摩托车，有的开着挂着五花八门的外省牌照的汽车，到了镇子边上，将车泊了，勾肩搭背，呼朋唤友，大声说话，大声调笑。镇上不多的几家餐馆和大排档天天人满为患，喝醉了酒的年轻人脸色红润，自说自话地讲述自己在外面如何威风，如何挣钱，如何吃得开。买单时，常会因争抢而有一番颇带夸张的争吵。
夜色已深，距我家不到两百米的一条街上，两家大排档灯火通明，年轻人呼三喝四的声音丝毫没有因夜深人静而有所收敛。有时还会听到他们大声斥骂老板或是跑堂的伙计，大约是拿啤酒上烤鱼的速度慢了。其实，就我所知，这些此刻看上去很有些霸道的年轻人，他们原本都是赵化四周乡间最为朴实的农民。就在半年之前，他们说不定还在田垄上挥汗如雨地劳作，一心想通过春耕夏耘的努力，重修那座业已破败的祖传瓦房，以便迎娶从小就心仪的王家二姑娘或张家四丫头。那时候，他们说话是轻的，慢的，柔的，要脸红的。但仅仅只过了半年，当他们从那个遥远的打工的南方城市重回故里，是什么让他们像变了一个人呢？
一个朋友带有几分刻薄地总结说，他们是在外面当够了孙子，回老家来装大爷的。话丑理端。想想这些年轻人，他们洗净了腿上的泥土，随着人流涌进南方的城市，在那些资本为王、发财至上的城市，他们除了一身力气和满头梦想，别的却一无所有。他们只能在现代化的流水线上，做一个最普通最卑微的打工仔，在工头的喝斥、老板的白眼、联防队员的警棍和地头蛇的拳头下讨生活。一年下来，当春节来临，他们终于回到了老家，只要兜里多少有几个钱，谁又不想大方一回，潇洒一回，以便让别人羡慕他们在异乡其实混得颇为成功呢？所以，众多的外省牌照的小车，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他们买的，而是租的。至于春节期间的牌桌上，他们一夜之间输掉了一年半载积攒下来的几个血汗钱，甚至连回工厂的路费也没有，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想想他们在南方的省吃俭用和回到老家的挥金如土，如果不是熟悉他们如同熟悉老家大地上的稻麦高粱，你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同一个人，同一群人，同一类人。
我家的楼下，有一块空地辟作了停车场。倘在平时，里面只会偶尔停三四辆车，但到了春节，竟然车满为患。当地政府大约意识到这个停车场还是个重要的宣传窗口，于是这两三年来，每年春节期间，都会在停车场的两株大树之间，扯出一幅红底白字的标语：欢迎赵化籍成功人士回家过年。
我把这条可笑的标语拍下来发在朋友圈里，引来无数朋友义愤的批评，纷纷指责打这条标语的官员实在是脑子进了水，实在是功利得令人生气。是的，这是一个比任何时代都更渴望成功更艳羡成功的时代，但什么是成功呢？什么又是成功人士呢？绝大多数人眼中，腰缠亿万自然是成功，身居高位当然也是成功，除了位尊而多金以外，还有什么能说是成功？所以，既然地方政府也在潜意识地嫌贫爱富，那么，那些一年一度像只流浪的燕子那样，在春节的鞭炮声中飞回老家过年的年轻人，他们绷起面子装一回爷，就不仅不可笑，反而有些可悲和可扼腕了。
镇政府似乎每年春节都要开一次成功人士回乡座谈会。有一年，我竟也被当作成功人士请了去。座中四五十人，除我以外，都是官员和老板，至少也是职业经理人。地方领导讲话之后，就该成功人士为建设家乡建言了。成功人士的发言顺序，严格依照从官员（官员又由级别从高到低排序）到老板（老板又由资产从多到少排序）再到知识分子，其间虽然发言者众，但竟然没出半点差池。看来，一个所谓的理想的成功社会，就是官员出思想，老板出资金，知识分子出赞美？
古代的商船早已驶出了后人的视线。多少年来，赵化一直是个交通不便的僻远之地。由县城通往赵化的公路，自我记事时起，三十年间似乎一直在不断翻修，修来修去，永远坑坑洼洼。从赵化到县城只有四十公里，但即使自驾，也需要一个多小时，至于破旧而肮脏的班车，竟耗时两个小时以上。为了修整这段四十公里县级公路中的两截，大约有至少三年以上的时间，这条进出赵化的通道竟然断道施工。安溪和赵化到县城，只能从赵化经轮渡渡过水量愈来愈少、水色愈来愈深的沱江，绕道万寿、青山岭和琵琶，其间的麻烦周折，居住此地的居民除了忍受，别无他法。“谁叫我们生在这个鬼地方呢？”十字口的茶馆里，我听到一个年迈的老人叹了口气，然后再也没有人言语，只听得一阵唏唏呼呼的喝茶声。
父亲和母亲却无比地眷恋着这座破败而边远的镇子。三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比我如今还年轻的父亲就已在赵化工作了，他曾是赵化区管理蚕桑的负责人。众所周知，四川是栽桑养蚕的大省，其中尤以南充和自贡为盛。自贡的四区两县里，富顺占了百分之七十的比重；在富顺的十多个区镇里，赵化又一枝独秀。所以，说到蚕桑，父亲是有发言权的。他从三十来岁到六十岁的三十年光阴，全部交付给了赵化和蚕桑。步出起伏的小镇，川南矮丘陵这片精耕细作的农业地带，阡陌纵横，稻浪迎风，田埂上和坡地上，到处都是成排的桑树，碧绿的叶子宽大如掌。薅秧的男人和采桑的妇女在各自的地盘上忙碌，近旁是三五相依的农舍，炊烟升处，传来亲切的鸡鸣狗吠。这种让人分不清年代的农业社会的恬淡与辛劳，常常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要流泪的冲动。然而，这样的景象如今竟不常见了。随着年轻一代进入城市，大面积的田垄开始抛荒，曾经的良田长满了构树，古人说，“谷田废久必生构”，荒芜杂乱的构树枝蔓横斜，让人心里生出些许黍离之悲。至于近年来国际上绸价大降，丝厂早已倒闭，栽桑养蚕不再是家家户户可以指望的一笔不菲的收入。那么，那些逐渐老去的桑树，它们的命运便是砍伐后烧火做饭。幸好在这样的变革来临之前，父亲因撤区并镇而等同退休，每天的事业只是和几个朋友在茶馆里谈谈往事，谈谈年轻时的豪气和梦想，中午时分，顺便找一家便宜的羊肉汤馆或豆花饭馆，呷上几两高粱酒，于是整个下午的麻将桌便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母亲原本在安溪下辖的长冲村做村干部，三十年来，从妇女主任一直做到党支部书记，也就是长冲村几千号人的最高长官。虽然小学三年级便家贫辍学，但要强的母亲处事雷厉风行，把一个村庄治理得井井有条。因此，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女儿两岁时，她其实是不愿意辞职并举家搬迁到赵化的。但基于种种原因，她到底还是不顾上级的一再挽留，辞了职，舍弃了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的坛坛罐罐，带着几只鸡，一只猫，七八件家具，去了十多里外沱江边的赵化。到赵化相当长的时间里，母亲一直不习惯。毕竟，一个习惯了在田间劳作的农人，一旦让她停下来，天天坐在铺着地砖装有空调的单元房里，不仅不是享受，反倒是难以言说的折磨。幸好，母亲后来找到了寄托。
老家的楼房后面是一匹平缓的小山，山的一侧，是曾经的区公所。上中学时，我住在父亲的宿舍里，父亲经常下乡，相邻的几个邻居也如此，因此一大排宿舍，常常只有我一个人。据邻居们讲，区公所的地盘原本是赵化镇自古以来的乱葬岗，修这些宿舍时，挖出过不少古墓。夜阑更深，我坐在空空荡荡的宿舍里读书，风过时，远处的破门烂窗像是有人在推敲，有时则听到脚步声自远而近，又自近而远。那时候我年轻得目中无人甚至目中无鬼，一夜兴起，抄了一把菜刀循声跟了过去。在破败的已经无人居住的老宿舍里，借着昏暗的路灯好不容易折进破屋的微光，我看到到处是蛛网的屋子角落有两只鸡正在来回扑腾。我一下恍然，这间屋子与区领导家比邻，那么，这两只鸡一定是区领导下乡时带回来的礼物了。农业时代的中国乡镇，求人办事不过是请吃一顿饭，而送人一只鸡或一瓶酒，就要算不小的人情了。
小山的另一侧，是大面积的果园。果园只种了一种果树，那就是橘子。每年四月，缠绵的春雨把小镇都融进雨烟的时候，橘子花开放了，小小的、白白的橘子花翻山越岭，发出淡淡的却又铺天盖地的清香，整个小镇似乎都因这橘香而轻轻摇晃。等到橘子成熟时，区公所的十来个子弟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穿过破宿舍的后门钻进园里，小心翼翼地摘回一书包还没完全成熟的果实。只是，十多年前，因橘子售价极低，有关方面遂把成千上万株橘树尽数伐去。从那以后，小镇多了一片长满杂草和灌木的山坡，少了春雨飘飘时熟悉而亲切的橘香。
按政府规划，昔日的橘园将开辟为公园，但大约资金不到位，公园迟迟未能建起，只好先修了一条通往山顶的小路，小路两旁遍植紫荆。至于其它地方，仍然一如既往地荒着。荒地上野花竞放，孩子们奔上山顶放风筝，向晚时分，镇上的老人结伴到这里散步。在山顶上，能够看到沱江细流如线，绕着偌大的赵化划了一道圆弧，尔后依依不舍地向着沪州的方向走完它的最后几十公里路程。
母亲看上了尚在规划中的公园的荒地。经人打点，有关方面同意她将其中的两块荒地加以利用。于是，她和父亲一起找来从乡下带到镇上的锄头、镰刀，耗费了整整几天功夫，去芜除秽，整治出了一亩左右的菜园子。从那以后，在这片菜园子里，四季蔬果不断，辣椒、茄子、黄瓜、南瓜、韮菜、玉米、豌豆、西红柿，几十个品种的蔬果在小小的园子里轮番粉墨登场。与菜园子相映成趣的，是紧邻的那些荒地和荒地更深处偶尔可见的一两堆破败的坟茔。父亲和母亲都是有几十年耕耘经验的老农民，蔬果产量极为丰富，他们吃不了，便送给邻居。我怕他们过于劳累，要求他们少种一些，自己够吃就行了。他们口头上答应了，但每年每季所种的蔬果，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增长的趋势。后来我恍然明白，其实他们是从邻居们的一次次道谢中，得到了人生的自我满足。在小镇这种熟人社会里，熟人之间的友情与善意，足以影响每一个生活其间的人。
母亲到赵化几年后，竟让我异常吃惊地学会了打麻将。我之所以吃惊，是因为几十年里，她一直对打牌深恶痛绝。后来我明白，那其实也是几个邻居的好意，一心一意教她学会麻将，她们的麻将桌上便多了一个伴。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她那些疏果的回报，虽然这回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老家楼下有一座简易茶馆，那是父母和她的邻居及朋友们打麻将的地方。与茶馆相距不到十米，就是那座扯了“欢迎赵化籍成功人士回乡过年”的停车场。停车场之上，是母亲的菜园子。菜园子之上，是日益茂密的紫荆花和那条穿行在紫荆树下的小路。黄昏时分，附近的老人们纷纷来到常常空无一车的停车场跳坝坝舞，高亢的音乐响起之后，紫荆树上夜宿的鸟儿扑打着翅膀朝泸州或隆昌飞去。
我的老家赵化，其实它不仅和我的父亲母亲有关，它还和我的祖母有关。享年一百零一岁的老祖母，正是在赵化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十七载光阴。初到赵化那些年，祖母腿脚尚硬朗，厨房和饭厅在楼顶，每日里需上下十多次楼梯，对她来说也毫不为难。天气晴好时，她还会走下楼去串门甚至逛街。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长寿却因长寿而更多地经历了苦痛的老人，体力既衰，眼又半失明，她已无法走上近在咫尺的楼顶。她晚年的上千个日子，注定只能局限于那间十来个平方的小屋。那间小屋有一个小小的阳台，正对曾经的果园。春雨润物的夜晚，橘子花的清香一定反复涌进她的梦境。我相信，一个老去的干瘦老人，在那样的雨夜里，也会梦见自己丰盈的少女时代。
祖母去世是在前年盛夏。当我接到噩耗赶回两百多公里外的赵化时，她已被移到了老家楼下那方小小的院子里。院子一角，挺立着一株极为高大的四季黄桷兰，茂密的枝叶下张了一顶巨大的帐篷，邻居们都赶来帮忙，吊唁的亲朋鱼贯而入。香烟袅绕，纸钱明灭。按乡下风俗，我们为她请来了道士念经做法。作为长孙，我缠了白色的孝布跪在灵前行礼如仪。守灵的一个夜晚，狂风大作，急雨如倾，小镇停电了，四处一片漆黑，惟有偶尔的闪电拖着一道光亮，像一条晶亮的爬虫掠过又黑又低的天空。我坐在黄桷兰下抽烟，想着一个老人就这么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不论是在王场还是在赵化，不论是在成都还是在北京，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他既定的人生之路。该来的早晚会来，要去的终究要去，我们需要的仅仅是：适应。我一下子明白了严复为什么要在临终前为自己的陵园题写了四个字：惟适之安。几天后，我们把祖母送回了更为原初的老家王场，在一阵突如其来的疾雨中，我们将她安葬在了一匹长满高粱和杂草的山岗。那里，安葬着我们的祖父，一个早在四十年前就已匆匆离去的、记忆里穿着一袭青色长衫的老人，他坟前的杂树已经粗过碗口。
我知道，父亲和母亲已经习惯了赵化的生活，一如他们曾经习惯过的王场的生活。所以，他们既拒绝去兄弟所在的县城，更拒绝来我谋生的成都。每当我向他们抱怨回老家路途太远，过河渡水不方便，他们就会说，成都到泸州的高速路通了，听镇上说，马上就要修一座大桥通往万寿，再从万寿修一条联接高速的公路。那时候，你们回家就方便了，早晨出发，中午就能到家吃豆花了。是的，那条被媒体称颂为西南出海大通道的成都经泸州直到北海的高速公路几年前就已贯通，它离我的老家赵化直线距离可能不到二十公里。但是，这二十公里之间是一条泥泞的乡村公路和混浊的沱江河。我也听说过赵化要修一座大桥，还要修一条联接高速路的公路，只是，它们一直都是没有兑现的传说。
赵化曾出了一个著名人物，那就是清朝光绪年间变法图强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刘光第出生的老屋还在，他当年读书的晚晴书屋和授徒的明月楼也还在。几年前，赵化竟神奇地被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当地官员在将申报资料呈报有关部门时来过一次成都，邀请了几位故乡人出谋划策，我亦叨陪末座。申报材料上，刘光第作为一大亮点反复提及，和他有关的几处遗址，包括我少年时曾常常路过的、已经被垃圾埋了大半截的明月楼，统统被整理出来，作为赵化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的佐证。然而，令我纳罕而且伤心的是，在那份打印得极为精美的申报村料上，刘光第，这位长我一百一十岁的乡贤和诗人，他出现在材料上的十几处名字，竟然每一处都被错写为：刘光弟。
如今全中国遍地都是古城、古镇、古村、古街，但究其实质，这并不是一个适合怀旧的时代。人们之所以好古，不过是出于最现实的需要：悠长的历史可以通过旅游的方式转化为商品，转化为GDP、政绩和官员头上的乌纱。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包括刘光第在内的先贤们，只能委屈他们作为一个符号或者是一块金字招牌。
清瘦的儒者刘光第早年居住的晚晴书屋距镇子约两里地，在一座怪石嶙峋的小山上。几年前我去探访时，还能看到他孤灯夜读的那间破败的屋子。屋前有几株橘子树，时值深秋，无人采摘的橘子像是一些悬挂在秋风中即将熄灭的灯笼，要不了几天，它们就会从枝头坠落。破烂，发霉，腐朽，消逝，如同大地上所有的生命都要经行的路线一样，哪怕是一枚橘子也不能例外。在晚晴书屋外的岩石上，我看到脚下是北来的沱江，细浪泛白，远行无声。从晚晴书屋回到镇上，天色已晚，半掩的房门与窗户里透出灯光和笑声，人世的滋味在一场没完没了的寒雨里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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