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你不能占有这些，要本分。不能占有语言，语言在语言那里过年，而什么东西过河了。

　　一篇散文的字数——能够被我使用部分，甚至比诗还少。不，是更少。

　　在散文写作中，文字被节俭——而挥霍者总是会在那里暴食。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挥霍写作在当今散文领域的地位与权威，避开它们，船帆绕道，不与暗礁明礁称兄道弟。

　　这类散文的一个特点：这他妈的也太夸张了，这不他妈的还是夸张。

　　在“神色自若，傍若无人”右边，是陆机刚到洛阳，有人问他长柄葫芦。散文终不是把玩之物，但确有“得种”“不得种”问题。这“种”比“文脉”更为挑剔，大头和尚曾曰：“挑出灯彩皆不是，剔尽红尘也不来。”

　　在“神色自若，傍若无人”左边，是高坐道人肃然改容。昨晚，我读一位东欧作家的散文，肃然改容。她说：“在关键时代或高尚时期，我们会发现声音洪亮的散文作家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地想糟蹋和作践一番自己的冲动。”

　　散文是王顾左右而不言他。

　　散文是“你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散文是“少说为妙”。

　　散文是洁癖的。

　　在当代，散文的写作——不怕干净过头。

　　而散文是洁癖者的事业。

　　我宁愿看到一篇写得很烂的好文章，而不愿意看到一篇写得很好的烂文章。但，写得很好的烂文章，历朝历代，时至今日，今日也太多了。

　　祝勇，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主要文学作品有：《血朝廷》、《纸天堂》、《辛亥年》、《故宫的风花雪月》等。《祝勇作品系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获郭沫若散文奖、十月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百花文学奖、黄河文学双年奖等。主要纪录片作品（总撰稿）有：《岩中花树》《辛亥》等，获星光奖、金鹰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香港无线电视台庆（TVB）典礼最具欣赏价值大奖、中国纪录片年度特别作品奖等。

　　青铜器，原本并不是“青”色，而是熟铜般的颜色，一种灿烂的金黄……

　　一

　　走进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馆，首先会被许多纹饰华丽的兽面纹鼎震住。

　　商代的鼎，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鼎，却不是历史中最早的鼎。

　　中国最早的鼎，出现在夏代。

　　李泽厚说：“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1]

　　关于大禹，人们都知道他治水的故事。许多人并不知道，大禹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创始人、九鼎的铸造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意义上的“男一号”。

　　正是因为有了那九只大青铜鼎，华夏文明的眉目才清晰起来。

　　夏朝建立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200年前后。

　　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也大约从那时算起的。

　　治水成功，他就把天下分为“九州”，分别是：豫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冀州、兖州。之后，大禹就主持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青铜鼎[2]，把各地方国的动物图像都绘制在上面，各地方国的金属也包含其中。精美绝伦、形体巨大的青铜九鼎，使抽象的权力第一次通过具象的物质形式得以确认。

　　二

　　九鼎不仅是艺术品，更是大禹“晒”权力的最主要的工具。权力是需要展示的，没有九鼎，大禹这位肌肉男的扩胸运动就只能是孤芳自赏、自娱自乐。

　　中国的青铜器，一出场就成了“国家艺术”，成了国家力量的象征。这不仅因为青铜器象征着财富，更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科学家用摄谱仪对二里头青铜爵进行成分分析，发现其中92%是红铜，7%是锡。这两样金属，在当时无疑是贵金属。夏商时代，数以千计、万计的奴隶，分散在深山荒野，寻找着铜锡矿藏。甚至有学者分析，“这或许是导致夏、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之一”。[3]

　　在那个时代，一座都城可以没有壮阔的宫殿，却不能没有华丽的鼎，因为它，已经成为王朝正统性的象征。有人用“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来指明了鼎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它具有内在的纪念性和礼仪功能；另一方面，它通过青铜的坚硬质感，克服权力的易碎性，使它得以永垂不朽。

　　但是，商朝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永垂不朽。这个王朝在这座最后的都城度过了最后273年之后，在第30代商王帝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商纣王）的淫乱中，土崩瓦解了。[4]纣王宠爱妲己，让一个名叫涓的乐师专门为她制造淫声，然后他们一起，沉浸在“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中。当然他最重要的发明，是他招来大批戏乐，聚集在沙丘，然后“以酒为池，以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5]

　　在纣王的充满快感的叫声中，周武王率领着他的军队从西北高原上俯冲下来，沿着黄河一路高歌，杀进了殷都。直到这时，纣王才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于是仓皇登上鹿台，穿上他的宝玉衣，纵身跳进火里，自焚而死。周武王到达后，手起刀落，砍下他的头，挂在太白旗竿上，任那颗曾经不可一世的头颅，在风中摇来荡去。

　　纷乱的大火中，华美的殷都碎成一堆闪烁不定的光，又变成一股黑色的渣滓，升到在天空中，就不见了踪影，剩下一堆黑糊糊的焦炭，夹杂着变色的青铜器，在漫长的岁月中被尘沙所掩盖，仿佛一只巨大的沉船，河岸边的淤泥里越陷越深，成为一座地下废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手攥洛阳铲一点一点把它挖出来，后来的中学历史课本上于是有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殷墟。

　　很多年后，纣王那位因不愿与他同流合污而自我流放的叔叔（一说庶兄）箕子，在前往周朝的途中路过了殷都的废墟，看见残垣断壁、荒草萋萋，心底升起无限的感伤。

　　三

　　我的朋友、专攻故宫史的日本学者野岛刚说过，他不喜欢中国的青铜器，因为它沉闷、阴森，甚至有些狰狞。他不理解为什么古代中国人会制造这样的器物。

　　他或许并不知道，放回到几千年前，青铜器原本并不是“青”色。

　　而是熟铜般的颜色。

　　在黄河与黄土之上，发出一种灿烂的金黄。

　　这种颜色不是镀上去的，而是铜锡合金本来的颜色。

　　因此，古人将青铜称作“金”，青铜器上的铭文，也通称“金文”。

　　只是因为是岁月中沉积得太久了，它才变成我们熟悉的青绿色。

　　那不是那些器皿的本色，而是岁月的颜色。岁月，也是有颜色的。岁月的颜色，就是青苔的颜色。因此，它们表面的铜绿斑驳，是岁月强加给它们的。

　　我们可以想象九鼎新鲜出炉时的样子——粗重敦实的形体上，布满了精细的花纹。它们被一字排开，分列在庙堂之上，阳光穿过廊柱，有如今天舞台上的追光，从侧面打上去，凸显出它们的花纹，幽幽地反射着金灿灿的光。

　　我注意到一件事，在自然界中，并没有金色。自然界有各种各样的黄色、橙色，却没有金色。我们说金色的秋天、金色的阳光，都不过是一种比喻，那不是真正的金色。中国传统的“五色”（青、黄、赤、白、黑），也没有金色。真正的金色是人造出来的，它不是自然界颜色中的任何一种，却能够压倒所有的颜色，在各种颜色中独占鳌头。就像一个人，原本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他成了王，就不再是人，或者，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人与王，永远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夏王大禹，人们始终不愿意拿他当人看，而是把他当作了神——能够战胜洪水的，一定是神。他因治水而伤了脚，走路一瘸一拐，这样的“禹步”，被一代一代的巫师所效仿，成为他们最具职业标志的步态[6]。

　　应当承认，金色是一种迷人的颜色，也是最能烘托出权力的富贵和威严的颜色。它令人肃然起敬，又目眩神迷。因此，金色是一种充满魅惑的颜色，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颜色诱发的。

　　四

　　商朝灭亡后，从夏朝流传而来的九鼎，就像漂流瓶一样，漂流到了周朝，由商朝的最后一个首都——殷，搬运到周朝崭新的都城——洛邑，安顿在成周城的明堂当中，用以震慑天下。

　　张光直说：“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也就是来自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独占。所以改朝换代之际，不但有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精华的转移。”[7]

　　因此，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漂移路线，同时也是九鼎的漂移路线。

　　四百年后，公元前606年，一位雄心勃勃的楚王挥师挺进到东周都城洛邑附近，这让周朝皇帝心中感到彻骨的冰凉。此时的周朝，早已天下大乱，皇权出现功能性萎缩，周王已成傀儡，再也无力展示自己的肌肉。于是，那些不忠不孝的诸侯们，就像惦记父亲的存折一样惦记起九鼎。有一天，兵临洛阳郊区的楚王，向周王派来的那个名叫王孙满的使臣打听鼎的下落，问道：九鼎到底是大是小，是轻是重？王孙满的回答给了楚王一个大窝脖儿：再怎么论，你也与九鼎攀不上关系。

　　王孙满当时的回答，后来被史料一遍遍地书写过。他说：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8]

　　王孙满告诉楚王，鼎身上铸出的那些动物纹样，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用来沟通天地神祗的灵物。它们张嘴的地方，风就从那里产生，巫师升天，也全靠它。因此，九鼎并不仅仅是用来显示政治权威的礼器，更是一种神器。只有在有德的君主面前，它才灵验。夏朝不灵了，它就来到了商朝；商朝气数尽了，它又来到周朝。如果君王德行兼备，那么鼎即使再小，它的分量也是重的；反之，鼎再大，它也是轻飘飘的。此刻，周王就把九鼎放在郏鄏，占卜已经预言，这只鼎可以传30代，享七百年，这是上天的意志，是“天命”。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弱了，但是天命谁也篡改不了。所以，这九鼎，你还是别惦记了。

　　《左传》里的这段文字，不仅描述了九鼎的外貌，更让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观念中，万物之灵，都附着在鼎上，使这些鼎拥有了超自然的色彩。大禹创建夏朝，不仅依赖政治上的强势，更是天命所归。天的旨意，成为指导人间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

　　后来的帝王从这一事件中得到启示，无不把自己描绘成“天命”的代表者。唯有如此，他的权力才会变得无可争议。而九鼎，无疑就成了对“天命”的证明。于是，它不再是作为历史事件的结局而出现的，而是成了这件事件的先决条件。公元前606年，楚王不知天高地厚地“问鼎”，把得九鼎与得天下完全划了等号。九鼎的意义，从此出现了戏剧性的倒置，成为天下诸侯得到王权的一个先验性的条件。

　　公元前290年，秦相张仪向秦惠王的建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主张攻打新城、宜阳，以威震周室，周皇室惊慌之下，必然会将九鼎出让给秦国，以求自保。拥有了九鼎，依照版图和户籍，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天下就没有敢不听从的，秦王的霸业，可大功告成。[9]

　　周朝灭亡后，九鼎下落不明。公元前219年，扫灭六国的秦始皇在东巡归来途中，在彭城[10]听说九鼎又在大河中神奇地出现了，立刻乐开了花，派数千人脱了裤子下河寻找。就在他们用绳子即将把九鼎拉上来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一条苍龙，一口咬断了绳子，九鼎又重重地摔入水中，溅起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很久以后，它们荡起的巨大波纹才慢慢平复。

　　《资治通鉴》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秦始皇东巡归来，过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11]

　　自夏至周、在人间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的九鼎，至此断然离去，再也没有人看见。

　　它们的神秘消失，成为中国历史中的最大谜语。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