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走了。不，他出逃了。1968年2月24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乘小艇偷渡香港一年之后，在陈独秀之女陈子美凭一只汽油桶泅海赴港两年之前，他，关愚谦，一个文革中的弄潮儿暨溺水者，一个孤注一掷、绝地求生的亡命徒，盗用日本留学生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从北京机场惊险闯关，南飞上海，转乘巴基斯坦国际航班，继续向南，向南，经停羊城，折而向西，终于高蹈远遁，逸出国门，逃出生天。
次日，关愚谦现身埃及首都开罗。
一只冲破红色中国铁幕的飞鸟——是的，他在原单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仅仅是个办事员，连个科长也没捞上，充其量就是一只麻雀——瞬间成了世界瞠目的焦点。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闻风而动，包围关愚谦落脚的旅馆。哼！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小子逃得出国门，也休想逃出使馆造反派的手掌！
兹事体大。埃及警察抢先一步，把这位“非法入境者”控制在掌心——控制在一座隐蔽在沙漠中的、等闲谁也找不到的、城堡式监狱。
才出国门，便进牢门；关愚谦，真的被关起来了。
从此沦为囚犯，坐待八方折冲樽俎。
半年后，美国，当年中国的头号敌手，照会埃及，愿意接纳关愚谦入境。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接纳了马思聪。
消息是由联合国驻开罗代表传达的。在场的人，压根儿没有料到，场外的人，全世界的人，也压根儿没有料到，关愚谦竟然一口拒绝。
“不！我不去美国！美国是帝国主义！”关愚谦说，“而且，美国派兵打朝鲜、打越南，对我们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打的都是联合国的旗号！”他捎带将联合国也批上了。
冒犯联合国，拒绝美利坚，等于自己给自己拆桥。关愚谦啊关愚谦！你是脑子里进了水？你怎么这般愚不可及？！
“我也不去苏联！”关愚谦又郑重宣告，去国未敢忘忧国，他还惦着《九评》，惦着中苏论战，“苏联是修正主义，我虽然学的是俄语，一旦去了那里，同样会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这辈子别想再回祖国，家人、朋友，也将因我而牵连坐罪。”
啊，明白了！明白了！正如伯夷叔齐之耻食周粟，贤者不悲其身之厄，而忧其国之劫，流亡在外的关愚谦，坚持他背叛的是江山云扰，风雨如晦，而不是民族大义。
联合国之后，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出场：“关先生，您知道吗，您的出走，在国际社会掀起了巨大的冲击波。阿拉伯世界，北美大陆，苏联东欧，以及远东的日本，都被卷入了。中埃关系一度变得十分紧张。”
“我有那么重要吗？”关愚谦茫然不解。
“是这样的，”对方解释，“中国政府要求引渡您回去，美国、苏联竭力反对，埃及夹在中间，递解不是，收留也不是。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因为中国总理周恩来表态‘不再追究，这么一来，我们就可出面帮您一把。”
啊，原来如此。
“关先生，您既然不去美国，也不去苏联，那么您究竟想去哪儿？”对方问。
“我想去那些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比如中欧的瑞士、奥地利，北欧的挪威、瑞典、丹麦，澳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北美的加拿大。”关愚谦回答。
“那好，这些国家在埃及都有使馆，我们现在就帮您联络。”
有国际红十字会出面，联络变得十分简单：首先是选定目标，然后递上入境申请，再然后，就是扳着手指头坐等。爱德蒙？唐泰斯（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的主人公）有言：人生的全部真谛，就在于“等待”和“希望”。遗憾的是，关愚谦等来的，却是失望接着失望，第一国答复“爱莫能助”，第二国答复“爱莫能助”，第三国答复，也是“爱莫能助”。
爱莫能助？既然“爱”，怎么就“莫能助”啊？你们，只要从“爱”的净瓶洒出一滴水，不要多，就一滴，便足够我关某安度余生！
咳，你怎么如此天真幼稚，亏你还在“和大”工作过。外交是什么？外交是你盯着我的锅碗我也盯着你的锅碗，你盯着我的炕头我也盯着你的炕头。事情明摆着，对于你申请入境的那些国家，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一个并无多少利用价值的逋客，一边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邦交，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窗户纸捅破，真相凸现，关愚谦顿时从云端坠落谷底。来埃及一年，蹲监狱也是一年，无国籍，无自由，也无人理，希望破灭，生命归零，“愁肠车轮转，一日一万周”。早知如此，悔不该当初，一刹那的冲动，铸下一生的大错。既然周总理指示“不再追究”，莫如干脆回国自首，纵然自投罗网，也算得是代马依风，狐死首丘！
转机来了，来得是那么愕然：斜刺里蹦出一个联邦德国，申明不提供移民，仅仅从人道出发，帮他摆脱缧绁，暂时安定下来，再作转赴第三国的选择。
这事，搁在一年前，他一定断然拒绝；所谓联邦德国，在他的政治辞典，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加法西斯军国主义！搁在今天，他三思之后终于同意前往；因为当务之急，是尽快跳出樊笼！
事情就这样转换了。1969年春末，某日（狱中无日月，他已失去明确的时间概念），关愚谦从开罗机场，搭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
二
回想起来，整个出逃过程，简直比唐泰斯逃离伊夫堡还要惊险万分。
一切源于一念之闪。1968年2月23日下午，机关造反派召开全体大会，布置下一阶段斗争任务，作为刚刚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关愚谦被勒令在办公室反省交代。他预感泰山压顶，大祸临头，悲愤中想到割动脉自杀，工具是现成的，喏，就用平时的刮胡刀片。他哗地一下拉开抽屉，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刀片，而是一沓由他保管的国际友人护照。最上面的一本，封皮为宝蓝色，主人为西园寺一晃，乃毛泽东、周恩来的贵宾、“日本国驻中国的民间大使”、西园寺公一先生的公子。他顺手打开，突然一愣，护照上的照片竟然和自己有点相像。咦，以前怎么没注意呢？再一翻，我的天！里面还有去埃及和法国的签证！
这是什么兆头？他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室内就他一人，门窗也都紧闭。
他把抽屉关上，再也关不住怦怦的心跳。他太了解自己了。他试图作出警告：这是魔鬼在诱惑！瞬间又作出否定：不，这是命运之神在微笑！
一个念头，一万个人中也不会有第二个作如是想的另类创意，就这样破茧而出：关愚谦啊关愚谦，与其坐以待毙，莫如铤而走险！
时值下午三点，他拿起电话，拨给民航售票处，预订明天经开罗转机巴黎的国际航班。
那年头，闭关自守，不与外邦往来，国际航班寥寥无几，加之票又要得这么急，搁在平常，基本没有可能。
若不可能也就算了。偏偏，偏偏民航的朋友使出浑身解数，帮他搞掂了明天的机票，从上海飞往卡拉奇。
一脚踏出，弓已拉开，没有回头箭了。
关愚谦揣上那本蓝色护照，骑上车，赶往公安局盖外宾出境公章。
当值警员不在，铁将军把门，如果公章盖不上，后续出逃的步骤就竹篮打水，明天擅用外宾名义订票的事曝光，他就罪上加罪，死路一条。
可巧，节骨眼上，外事警员老王回来取文件，关愚谦也不知从哪儿生出的急智，一番巧舌如簧，在忘带出境申请表的不利情况下，骗得老王“只此一遭，下不为例”地敲上了公章。
随即返回机关，掐准在六点下班前五分钟，急步跨进财务科，找相熟的出纳老许，领取转账支票。
关愚谦在心里祷告，千万别撞上难缠的王科长。谁知冤家路窄，他刚和出纳搭上话，王科长就悠啊悠地晃进来了。关愚谦暗暗叫苦，王科长是他运动中的死对头，只要王科长稍加核对，他的马脚就会露出。
真是天助我也！王科长抬头一瞧是关愚谦，二话没说，扭头又退了出去。
领到支票，六点一刻，他想到要去储蓄所取钱。平常这时储蓄所已关门，可赶到那儿一看，哈，今天延迟到八点下班——仿佛是在专门等他。
宁非天意！
从存折中取出两百元，他又赶去民航值班室，领出预订的西园寺一晃的机票。
事情至此，仅仅完成了一半。
第二天上午，关愚谦来到首都机场。假如海关检查员小金例行公事，对他送交的“外宾”行李开箱检验（里面仅有几件中式衣服，一套四卷本《毛泽东选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把小提琴）；假如他藏在厕所水箱后头的那套中式衣裤——那是为了亮出里面穿的西装，而避着人悄悄脱下的——被谁不经意地发现；假如那位与他熟悉的边防警察老刘，在归还盖好出境戳子的外宾护照时，一眼认出张冠李戴、假冒外宾的他；假如那位把守在三号登机门前，平时经常与他开玩笑的上海女孩子，不是在最后一刻，因为有首长驾到，转去二号门夹道欢迎，而是坚守岗位，蓦地叫出一声“小关”……假如啊假如，只要有一个假如化为现实，他今天就撞上了鬼门关！
你不能不相信运气！不，光说运气还不够，你不能不相信鬼神！关愚谦身履险地，如有鬼使神差，每一道关卡，他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神仙的事，笔者不敢妄言。鬼魂之说，或许有之。苌弘化碧，望帝啼鹃。文革前期屈死多少冤魂？邓拓、老舍、言慧珠、叶以群、顾圣婴、陈梦家，罗广斌，等等，等等。生前，倘有一线机会，相信他们也会选择逃生。但是，举目神州，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让他们往哪里逃啊！万般无奈，万箭穿心，万念俱灰，这才斩断尘缘，一死了之。而关愚谦竟异想天开，冒用日本人的护照鹏举鹰扬。这在当时，绝对是史无前例！一念至诚，上冲斗牛。大概冤魂也被震撼了，震撼了而且恍悟了，恍悟了而且呼朋引类，连袂如云，一路助关愚谦瞒天过海，绝处逢生，把一个只有万分之一胜算的赌注，演绎成百分之百的奇迹！
在这之前，关愚谦尊崇唯物，蔑视宿命。
自打他为了寻找自戕用的刀片，发现可以利用出逃的西园寺一晃的护照，及至用三个钟头，办齐平时三天才能办好的出境手续，及至在机场顺利闯关，蹿上蓝天，飞离中国，驶向遥远的卡拉奇，他越来越相信：必然有一个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在暗中护佑自己。
那不是天命，又是什么呢？
三
这边厢，关愚谦怀着前途未卜的忐忑，踏上联邦德国的土地。
那边厢，关愚谦的家人，已陷入在劫难逃的深渊。
首当其冲的，是妻子美珍。她是摘帽右派，本来就有前科，丈夫这一跑，更成了重点嫌疑对象。造反派的逻辑：夫妻通心连筋，男的潜逃，女的必定参与密谋。因此，关愚谦星期六飞遁，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一上午，美珍就被抓起来了。新账老账一起算，大牢一关就是六年。
其次是哥哥迪谦。他比愚谦大两岁，为人温良恭俭让，名副其实的谦谦君子。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甘作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一搬就搬在了一家建筑单位。他落地生根，无怨无悔，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又被搁到了领导岗位。文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虽然当权，因为人缘好，处于有人“造反”更有人“保皇”的拉锯状态。愚谦这一撒脚丫子，就没人敢再“保”他了。造反派断定他是弟弟的黑高参，管你有没有证据，管你承认不承认，先扔到大牢再说。这一扔也是六年。
再其次是儿子小新。那年，儿子才十岁，爸爸逃亡了，妈妈被抓了，家被封了，他跟着外婆，待在大姨妈家。大姨妈让小新去找爷爷。爷爷是个大官，在国务院做事。爷爷见了孙子，当然心疼得不得了，俗话说“隔代亲”嘛！可是爷爷头上悬着一把剑。那年头不讲人性，只讲阶级性，“亲不亲，阶级分，忠不忠，看行动。”爷爷知道周围有密密麻麻的眼珠子在盯着，只好叹了一口气，塞给小新几毛钱车费，打发他回头。
小新又回到大姨妈家。大姨父在解放军报社，住的是部队大院。院里整修房屋，砖头瓦块外加家具什物，在空地堆出了“八卦阵”，一帮顽童在其中摸爬滚打，冲锋厮杀，闹得不亦乐乎！杂物中露出一块铁皮，一个小孩把它抽出来，平铺地上，当魔毯踩，幻想自己腾云驾雾，满世界飞。又一个小孩跳上去，又一个小孩跳上去……突然，有一个小孩火眼金睛，他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那不是块魔毯，那上面隐隐约约烙着毛主席的像！这下炸了锅，踩踏铁皮顷刻转化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事件！家长们闻讯围拢过来，你看我，我看你，个个张口结舌，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有位家长斗争经验丰富，他把在场的儿童逐个审视了一遍，发现小新是生面孔，一问，果然不是大院的，这下找着了替罪羊，不由分说，把责任一股脑儿栽到小新的头上。大姨父一看小新闯了祸，担心惹火烧身，赶紧让他去找奶奶。
奶奶住在姑妈家。姑妈在全国妇联，当着个像模像样的官，这些日子，也被整成反革命，抓起来了。奶奶见了孤苦伶仃的孙子，焉有不心伤不庇护之理！但是姑父不同意，他说：“你们关家出了这么多反动分子，我要跟你们划清界限！”姑夫把小新推出门，将他落在地上的旅行袋，直接从二楼窗户扔了出去。
这一推，就把小新推成了流浪儿。那时城墙还没拆，西直门的城墙头，啸聚着一群无家可归的野孩子，物以类聚，小新自动成了他们中的一员。白天，到处混吃骗喝，得一口，是一口；晚上，以墙角、菜窖为家，以旧帆布、破麻袋当被；有时半夜饿醒，就学耗子，溜进居民楼的公共厨房，偷吃碗柜的剩饭剩菜。
小新看过印度的电影《流浪者》，他会唱那支主题歌：“我是流浪儿，我是流浪儿，流浪儿的命运真可怜！……街道马路是我的家，尘土热风陪伴着我，这样的命运我也能活，没有人疼我，没有人爱我，也没有房屋给我住，天底下没有我的安身处，人世间实在不舒服……”
昨天还是众人宠爱的小王子，转眼成了弃儿。这个世界没人要他，但他需要这个世界，起码他需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床睡。这愿望不算高吧？但又似乎遥不可及，高不可攀。一天，小新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实在找不到吃喝，就硬了头皮，一步一步，寻到姨妈家的大院。那门口站着解放军，进不去，他就远远蹲着守。他知道外婆每天出来买菜，说不定能在门口碰见，他从小是外婆带大的，跟外婆最亲。也许苍天有眼，外婆真的从里面出来了，小新老远瞧见，拔脚冲上去，哭着喊“外婆！外婆！”
外婆看到一个黑不溜秋、脏不拉叽的小叫花子冲过来，吓了个大跳，定睛一看，原来是她的心肝宝贝小新。才这些天不见，竟落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外婆一把将小新搂到怀里，失声痛哭。
外婆将小新带回大姨妈家。大姨妈左右为难，转而征求单位领导的意见，领导表态：“孩子没有错嘛！”一句话救了小新，这才得以在大姨妈家安身。
末了说一说母亲。家里的一切变故、灾难，最终都集中到她的身上。早年，丈夫离家出走，一去就没有回头，她独自一人，拉扯大三个孩子。如今，小儿子跑到不知哪国去了，儿媳妇坐牢了，大儿子也坐牢了，女儿成了反革命，孙子下落不明，女婿大义灭亲，不仅公开检举揭发女儿，还跟大儿媳妇勾搭到了一块。天旋地转。天昏地暗。天塌地陷。她不知道这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只晓得，自己的儿女绝对是好人；再就是，天垮地垮，自己不能垮，这个家的所有担子，从现在起都要她一人挑！
请记住这样一幅画面：通往郊外监狱的黄土路，日头苍黄，脚步沉重，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太太，口角噙了一缕被风吹散的白发，左手拉着外孙，右手牵着外孙女，胸前挂着一个饭盒，目光焦灼而又坚定。她这是去哪儿？日头知道，半空的浮云、路边的野花知道，连杨树上正在搭窝的乌鸦也知道，但见它朝老太太注目片刻，“哇！哇！”高叫两声（口一张跌落了叼着的树枝），扭头朝前方飞去，那模样，像是在抢着给他无辜罹难的儿子报信：“你的老妈妈来给你送牢饭啦！”
四
当初到德国，是说好了拿她作跳板，临时过渡。谁知一旦住下来，就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击中，他有点乐不思蜀，晕晕然，飘飘然，陶陶然。这情感是不对头的，他怎么能变成这样？
嗯，他是爱上了德国。
关愚谦启蒙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在教会的学校中浸泡长大，从里到外，都是按照西方的文化模式塑造的，他娴熟英文，能歌善舞，风度翩翩，倜傥不羁；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专攻俄文，学习是认真的，或者说是玩命的，于政治却若即若离，不像某些人那样一拍即合；工作在中央财政部，为苏联专家当翻译，他习惯于以洋对洋，和人家打成一片，不分内外，不分彼此；后来到“和大”，负责外事联络，这工作可以经常见到中央领导，他是不卑不亢，宠辱不惊，应付裕如。凡此种种，在他是天然本色，尽其在我；在掌握他命运的上司眼里，却成了“问题分子”，毛病一抓一大堆，诸如个人主义、风头主义、自由主义、目无尊长、目无组织、目无纪律，等等。
然而到了联邦德国，人，还是这个人，作风，还是这个作风，关愚谦发现，一切恰好颠倒了过来，曾经的弱点、缺点、污点，一夜之间，都被漂白成优点。此话怎讲？请看：
正是由于他的骑士脾性，绅士风度，才与萍水相逢的汉堡大学刘教授一见如故，结为莫逆，后来又经其推荐，在汉堡大学中文系谋得一个临时助教，一个暂且栖身的平台；
正是由于他才华横溢，热情奔放，而又入乡随俗，因洋施教，才在教学上一炮打响，获得学生的热烈爱戴，并在日后顺利谋得正式教职和终身教职；
正是由于他的博学多识，倜傥不羁，才一举俘获德国少女佩特拉的芳心，印证了古语“天涯何处无芳草”；
正是由于他的“白专”功底和玩命精神，才敢在不惑之年从零开始攻读大学，并最终拿到连许多德国人都望而却步的博士学位。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物性未变，地性异也。
难怪，若干年后，他的哥哥迪谦来到德国，考察了半年，得出结论：“愚谦，你这辈子就给我在欧洲待着吧！中国不适合你。”
德国并非一切都好，比如德国人的傲慢、冷漠、刻板，常常令关愚谦头疼不已。头疼之余，他也没忘为德国辩护：人家这是讲规则，讲纪律，讲契约。德国人说话算数，一诺千金，雷打不动。相比之下，在中国，关愚谦回忆：“从上到下，我对这个社会有一种不信任感。见什么风，说什么话，吹捧、阿谀、奉承，当面笑得跟见了亲人似的，你根本不知，他说的话是真是假。”
傲慢、冷漠、刻板的德国人，偏又笃守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在德国大学得到如火如荼的复制，就是一例——然而在故国呢？关愚谦反省，昙花一现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最终异化成大张旗鼓的钓鱼执法。五七年，他因转抄了别人的大字报（还是在组织的授意下），险险乎被打成极右分子！
幸亏身居高位的父亲出手相救，他才被降级处理为“中右”，发配青海劳动改造。
一改造就是五年，差点赔上小命，仍是在父亲的斡旋下，侥幸回到京城。
文革风暴乍起，为响应“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号召，他拿起笔，作刀枪，奋勇向单位的走资派开火。未曾想，祸起萧墙——他的妻子揭发了他，为和母亲从前的一个女学生合影的事——正好授反对派以柄，旋即成为万炮齐轰的“生活流氓”、“政治流氓”、“右派翻天”、“混进造反派的黑手”、“跳梁小丑”！大难临头，浩劫将至，他效法古人“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冒死出逃。
逃是逃出来了。如今回过头来看，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祖国就一无是处？
决不。说来奇怪，离开中国越远，越久，他似乎越来越看清了中国，理解了中国。这感觉十分神奇，不似脱胎换骨，胜似脱胎换骨。关愚谦的观点，有点近似于日后台湾的李敖。他剖析：中国的最大问题，是革命成功后，没有及时转上建设轨道，而是执著于阶级斗争，斗散了人心，斗垮了经济。但是（万事总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赶走了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再也不做亡国奴，再也不准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来到上海的黄浦江边耀武扬威，中国人不是站起来了吗？而且，1964年，中国的核试验爆炸成功，它的影响太大了。这应该说是中国的一个骄傲。新中国的辉煌成就，足以让过去一百年来欺压中国的侵略者们目瞪口呆！”
人在一夜间可以白了华发，古例有伍子胥；人在一夜间可以成熟长大，今例有关愚谦。他是为逃避迫害而流亡番邦，他到了番邦，却又在各种场合，包括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欧洲一些华文报刊开设专栏，坚持为中国说好话。
关愚谦的政见，引起德国某些反华分子的不满。他们说：你既然这么热爱中国，为什么还要逃到西方来？你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国度，怎么懂得几种外文，还吹、拉、弹、唱样样都会？
五
1981年，在去国十三载，感觉上仿佛经历了十三个世纪之后，关愚谦获准回国探亲。
神州乍暖犹寒，天气半晴半阴，所到之处，谅解与敌意并存，谅解是主流，敌意是支流，有人，当然是极少数，还抓住他的“叛国”辫子不放，扬言要把他捉拿归案，绳之以法。
1983年，天，看起来更高更蓝了，风，吹在身上，更清更爽了。关愚谦应邀乘游轮环航世界，“欧洲号”，新下水不久，巨无霸，途中经由香港至上海，他的任务，就是向乘客揭开华夏古国的神秘面纱，宣扬她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多好的差事啊！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他个人。但是支流也者，少数人，依然纠缠纠结于过去，企图阻挠他在上海入境。
这是最后的冬雪。
局势说变就变。曾经，在逝去的三十年，将近三分之一世纪，国人一边唯马列马首是瞻，一边又大批特批崇洋媚外，而今，马列立国依旧，随着国门打开，大伙儿，只要有一点儿门路的，就作大串联状，作洋插队状，呼拉拉往外跑。
关愚谦这一家，是出国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首先冲出国门的，是儿子小新。他走的是外婆家的门路。文革落难，是大姨妈收养了他。文革落幕，二姨妈从美国回来探亲。天啊！他居然有个二姨妈在美国！这在从前，是谁沾谁倒霉的“海外关系”，移在今日，则是谁有谁“先得月”的“近水楼台”。那是1980年，国门刚刚启开一条缝，小新就顺着二姨妈这条线，飞往了旧金山。
随后是姐姐的女儿朱蕾。唉，父母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出身的大知识分子，可怜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头，她高中都没能读完，以“准大老粗”的身份，在一家木材厂“光荣”着。“光荣”到后来，高考恢复，知识又增值了，她终因基础太差，落榜，不得已求助舅舅，打算到德国读大学。哪知德国更严，没有高中文凭，想进大学，门都没有！愚谦只好退而求其次，帮她申请了汉堡一家语言学校。
朱蕾之后，是她的弟弟朱锋。朱锋小，从小吃的尽是“社会主义的草”，长大也在一家工厂“光荣”着。姐姐去了德国，他的红心开始浮动，渴望向西方飞。他努力自学英文，三年后，踩着姐姐的脚印，也来到汉堡。
朱锋之后，是他的妻子范冰。她没有学历，也不懂外文，先是拿一个旅游签证，到德国观光。这一观光就眼界大开也茅塞顿开，归国前，她精心设计了一个绕道美国回北京的线路，理由是有个表姐在洛杉矶。范冰到了洛杉矶就滞留不走，赤手空拳在那儿打开了天下。
反过来又急坏了朱锋。从前是一中一德，现在是一德一美，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一个两地分居。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既然出来混，就不用再考虑回头。德国和美国比较，当然是后者更具吸引力。你说巧也不巧，这节骨眼上，恰好她的母亲赴联合国任职，他就走了这个后门，顺顺当当地去美国和妻子团聚。
在这期间，愚谦同父异母的妹妹沂谦，与她的儿子，以及堂姐慧善的三个女儿，也都相继走出了国门。
该出国的，差不多都出去了吧。姐姐敏谦因为是中国妇联国际部部长，又一度到联合国妇女委员会任职，自是全世界到处跑。就连哥哥迪谦，一介典型的老夫子，一家党刊的总编辑，也在五十六岁那年，跑到欧洲开洋荤。
啊，还有保尔，愚谦同父异母的弟弟，不可不提。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计算机专家，一个偏才，怪才，大才。他不适应体制，总想飞。第一站到了汉堡，以他的身份，访问学者，无法打进当地的研究机构；第二站去了香港，香港的舞台比内地大，但还没有大到让他尽兴施展的地步；第三站去了美国硅谷，这才“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造化就是这么弄人，进入本世纪，出国留学、创业，已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你到神州各地转悠，哪儿不是从娃娃起猛抓外文，为的是长大与国际接轨。所谓外文，主要是英文。所谓与国际接轨，主要是与老美接轨。哈，你再上互联网瞧瞧，现在最时髦的是什么？不是你有我有他也有的海外关系，也不是自抬身价、挟洋自重的海归，而是老婆、儿子外派，资金外流，以及让人在心头打一个大大“？”的裸官。
世事嬗变如云，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之否定……“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忙坏了哲学家，累坏了诗人，都说要跳出“庐山”，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可有谁能彻底摆脱地心的引力？唯有上帝高高在上，洞察尘寰，但是，上帝他老人家不接电话。
关愚谦本色近于诗人，他作事没有多少“理论”概念，全凭“感觉”驱使。于是乎，世人看到，这个当年的“叛国分子”，如今的德籍华裔学者，在垂暮之年，重新回到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上海，置房安居。
六
关愚谦说，他的先祖为三国时代的猛将关羽。此乃国人修谱惯例，实实虚虚，虚虚实实，寄寓着一种名门望族的情结。关愚谦又说，他的高祖为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关天培。这话我信，因为有案可稽，关天培的侄儿为关晏，关晏的第三子为关在田，关在田有子名锡斌，此即愚谦的生父。
关锡斌的血管里流淌着列祖列宗的热血，1919年，他在天津师范学院读书，五四运动爆发，他挺身响应，姿态激进，为军阀政府逮捕；出狱后，与周恩来、邓颖超共同组织“觉悟社”；是年底，经周恩来建议，与徐特立、向警予、恽代英同船赴法勤工俭学。稍后，周恩来也到了巴黎，两人同居一室。
1921年，关锡斌转美，深造学业。周恩来继续留在巴黎，谋重整神州之伟业。两位老友再度相逢，已是十多年后，那时，关愚谦辗转各地从事抗日宣传，周恩来则是叱咤风云的中共领袖。由周恩来介绍，关锡斌加入了共产党，化名管易文。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检阅红卫兵，关愚谦陪外宾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居然认出他是关锡斌的儿子，说他长得活像他青年时代的爸爸。
1971年，关愚谦在汉堡，因为思家心切，致信新华社驻伦敦办事处，希望政府宽大为怀，法外施仁，准许他浪子回头——前提，是保证他和家人的安全。信一发出，他就懊悔了，深知自己闯下了泼天大祸，不可能平安着陆。没多久，新华社驻波恩首席记者王殊，奉命找关愚谦谈话，针对他的活思想，王殊说：“你既然有顾虑，就不要着急嘛！又没人逼你。首先你要完全打消顾虑，想好了再回去。但是在欧洲，要多做些对中国文化有益的事，不要做对不起祖国的事。”
1998年，事过境迁，关愚谦在北京拜访退休的王殊大使（1974年出任驻联邦德国大使），听他讲：“实际上，这是外交部长姬鹏飞的意见，不要勉强你回来。”他的夫人插话：“我看，这不是姬鹏飞的意见，他当时也不敢下这个决定，肯定是周总理的意见。”王殊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关愚谦的母亲姓言，名忠芸。言氏家族也大有来头，可上溯到孔子的弟子言偃。这都是宗谱上的讲究，心理上的自尊。说到婚姻，下面一条更为实际：她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她本人毕业于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既为书香门第，又为新潮知识女性。因此，在关锡斌留美返津，两人一见倾心，惺惺相惜，很快共结连理。
这桩婚姻，她为关家生育了两男一女，留给自己的，则是永久的创伤。
还有什么好说呢？分手了，她也恪守为夫君讳——前夫，也是丈夫啊——他只是浪漫大于责任，大到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言氏年纪轻轻独守空房，终老没有再寻伴侣。
前面提到，1971年，在波恩，新华社记者王殊找关愚谦谈话，王殊当时刚从国内出来，带给他母亲的一封信。杜甫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借用老杜的诗意，在他，则是“风波连三年，家书抵亿金。”然而，展读之下，他又心生疑窦，通篇，没有一句牵肠挂肚，嘘寒问暖，只是一味劝他回家，这哪儿像母亲的信？这是党报的社论，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太直截了当了吧，太革命化了吧。愚谦猜测，这是按照别人的授意，不是母亲的真心话。
总归母子连心，母亲没有让愚谦彻底失望，她在信封的底层，塞了一方小小的折叠纸，里面包了一张照片，是母亲自己的，属于那种常见的证件照。母亲信里没有明说的话，都由这张照片代言了。愚谦捧着它，眼发热，心发烫，手发抖……啊，母亲从千里万里之外，悄悄地，不露声色地，也是心照不宣地，走进，走进他的心窝……都说母爱如水，愚谦这一刻才明白，母亲清澈而凝定的目光，流泻着故园的五湖三江；都说母爱如山，愚谦这一刻才恍悟，母亲多棱而多褶的额头，叠映着故国的三山五岳。母亲啊母亲！您就是五湖三江！您就是三山五岳！
1981年，关愚谦终于踏上返国省亲的路。终天之恨，母亲没能等到他回来，母亲魂断在三年前。“娘在最后两年，得了痴呆症，她常对人说：‘我到底有几个儿子啊？怎么我已经记不得啦！”那天，在天津舅舅家，姐姐敏谦半是安慰半是责怪地告诉他。
舅舅立马反驳：“姐姐什么事情都会忘记，但是，愚谦，她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北京那样的政治环境里，她怎么敢提到愚谦的名字，可是一到天津来，说到愚谦她就老泪纵横。我劝她说，愚谦早就命里注定，浪迹天涯。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就把郭老（沫若）给愚谦写的诗背给她听：‘灵峰有奇石，入夜化为鹰，势欲抟风去，苍茫万里征。这首诗，是我到北京愚谦家，在他卧室的墙上看到的，印象特别深，现在看来，郭老真是大师，一语成谶。”
母亲是1978年过世的。回头再说那年夏天，很难说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一天，确切的日子，愚谦记不得了，但那梦境，它刻骨铭心，历历在目。那是一个深夜，大梦沉沉，华夏已近拂曙，欧洲犹在混沦，沉沉大梦中，愚谦忽然听到母亲的呼唤，声音弱而细，传自极远，极远，却又清清晰晰，字字入耳：“愚谦！我走了！”“愚谦！再见！”“愚谦！我走了！愚谦！再见！”有一刻，他还隐约看见，母亲披散着头发，张开双臂，仿佛在和他作最后的告别……“娘啊！娘！您千万不能走！”愚谦一跃而起；原来是梦，窗外冷月在天。
心口急跳，汗毛直竖。难道是母亲万里迢迢托梦？难道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难道……愚谦心乱如麻，一时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他翻身起床，扭亮灯，翻出母亲寄来的那帧小照，看了又看，亲了又亲，然后，找出画纸、画笔，凭着梦中的记忆和照片的轮廓，精心实意，画了一张母亲的肖像。
数月后，南京大学精研易学的张家懋老先生来访，他站在那幅肖像前，审视良久，告诉愚谦：“你把她老人家的灵魂画出来了，她一生一世的印迹全在这里。”
七
人生何处不相逢？但看有缘无缘。
1973年，关愚谦在汉堡大学立足初稳，利用暑假，赴美作学术访问。那天，他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在夏志清教授的陪同下，楼下楼上参观了一圈。结束，握手告别，准备离开了，可是电梯作怪，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愚谦性急，干脆从楼梯往下走。到了二楼，碰到三位中国同胞，一男二女，男的发白如雪，正在指手画脚，操的是普通话，中气十足，字正腔圆。咦！声音听来恁熟？仔细一瞧，这不是上海乐姨父家的小秃吗（出生时头发稀少，家人昵称小秃），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说起来，小秃和自己一般大，都是1931年生，今年不过四十二岁，头发怎么就白成了这样呢？关愚谦眼前闪过乐姨父——他出逃时带的那把小提琴，正是乐姨父当初赠送的——嘿，难怪，乐姨父是少白头哪，小秃的白发得自遗传。
“小秃！”关愚谦脱口大呼。
小秃看清是关愚谦，顿时也愣住了，两眼瞪得溜圆。
一出“沪上遗梦”，一出“天涯惊生”；前一出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后一出是“却道天凉好个秋”。
“敢情是上帝特意安排的吧。”关愚谦想，“如果让我做梦，我肯定梦不到，但是上帝让电梯怠工，逼得我走楼梯，这才有了今番奇遇。”
1977年，也是暑假，女友佩特拉要去台北学中文，关愚谦送她到香港。他俩临时决定，在当地办理婚姻登记。为什么选择香港登记？这又要说到德国人的死板了。根据德国法律，关愚谦要与佩特拉结婚，必须提供出生证明、未婚或离婚证明，以及护照。而关愚谦空手出逃，一无所有（在此之前，虽然获知美珍已单方面与他正式离婚，但他无法证明），因而被阻止在婚姻殿堂之外。而香港就通融得多了，护照之外（关愚谦实际拥有的，只是一本“无国籍者居德旅行证书”），仅仅各需要一位证婚人。
意外的欢乐也伴随一丝意外的烦恼：对于他俩，这两个少得不能再少的证婚人，却构成一道新的难题。你想，香港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到哪儿去找这两个角色啊？
关愚谦和佩特拉游荡在闹市，茫茫人海，人海茫茫。突然，佩特拉拉了拉关愚谦的袖子，指示他看前方一个行人，那是一位大个子，在身材普遍矮小的南方人中，显得十分突兀，走路一摇一摆，旁若无人，那姿势，像极了他们的一个熟人，谁呢？李永敏，五六年前，在汉堡留过学。愚谦提起嗓子，试探地喊了一声“小李！”，那人闻声止步，转过头来，哈！果真是小李！
男方的证婚人解决了，正应了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女方呢？到哪儿去找一个德国人？佩特拉把手一摊，调皮地说：“实在没办法，就到德国领事馆借一个；或者，随便在马路上拉一个，管他是哪一国的，只要是白种人就行。”
玩笑归玩笑，离预定的登记日只有两天了，女方的证婚人还是空缺。那天上午，愚谦到港大图书馆，恰好碰见一位德国朋友，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教授克劳斯？斯特尔曼，他是利用假期到香港查阅资料的。愚谦喜出望外，一把抓住他，激动得直想跳舞——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
1991年，关愚谦到日本旅行。多少年来，愚谦心上一直压着一块石头，当初拿了西园寺一晃的护照出逃，不知给他，以及他那位年高德劭的父亲，带来多少麻烦？在东京，愚谦设法联系上了西园寺一晃。
甫见面，愚谦立即躬身赔礼。
一晃紧紧握住愚谦的手，说：“护照的事，我不怪你。我父亲也不怪你。他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非常反感，大白天在家，都把窗帘拉起来，怕看那些戴高帽游街的场面。你出逃后，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就登门向我们道歉。”
“总理骂我了吗？”愚谦急于想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伤了总理的心；也想从侧面证实，是总理网开一面，救了他的命。
“总理没有骂你，只是再三道歉，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他一位好朋友的小儿子干的。”
啊，总理提到他是“一位好朋友的小儿子”，政治家的弦外之意，虚响之音，相信西园寺公一老人心领神会。
“那你没有护照，是怎么回日本的呢？”
“这事十分戏剧化。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交，缺乏正常渠道，周恩来总理就派船把我送到公海，和日本派来接我的船会合，我就从这艘船，跳上那一艘船。”
最后说一说季羡林先生。老人家和关愚谦，按说八竿子也打不着，可是，地球太小，又太圆，记得是2002年，那时，老人家还住在朗润园十三公寓，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你听说过关愚谦吗？”
我愣住，未往下答。
“就是那个文革中用西园寺公一儿子的护照，从首都机场跑掉的。”
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这是轰动全国的大案，当日在北大，听过军宣队的传达。说来也巧，西园寺公一的儿子叫西园寺一晃，北大经济系的留学生，很帅气的小伙子，我认识他，还和他打过乒乓球。
“关愚谦后来跑到德国，在汉堡大学中文系读博士，”季先生告诉我，“他的博士导师，傅吾康，是我的朋友。”
傅吾康？这名字似曾听说，一时想不起来。
“他是个德国人，原名叫Franke Wolfang，中国名字叫傅吾康，研究汉学，娶了个中国老婆，我留在哥廷根的几大箱书，就是托他运回来的。”季先生解释。
“这事，您《留德十年》中没有说。”
“这是后来发生的。我起先是认识他的父亲，福兰阁，柏林大学的汉学教授。我1946年回国，进了北大，傅吾康大概是1948年 ，也进了北大，教德语，我们很熟。”
话题又回到关愚谦，季先生说：“他现在是德国的名人了，写了一本回忆录，出了德文版，又出了中文版……”因为有后客到，我起身告辞，谈话没能继续下去。
事后，我买到了那本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浪：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
2014年8月，在上海书市，我又购到了它的最新版本，是东方出版社出的。对于读者，新版的特色，在于它恢复了老版删去的某些涉敏文字（时间专治一切涉敏顽症）；对于关愚谦，还在于它将书的副标题“一个‘叛国者的人生传奇”，改为“一个为自由而浪迹天涯者的自述”。
关愚谦曾为此作出解释：老版的“叛国者”三个字，是王蒙加上的，王蒙认为这样有卖点。但是，无论书买得多好，我总有点不舒服，正如摘帽右派，也仍旧是右派，“叛国者”打上引号，也仍旧是叛国者。因此，再版时将它改成“浪迹天涯”。这不是一个词的改动，这是斗转星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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