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雨

　　黑海之滨的保加利亚不仅盛产玫瑰，也盛产诗歌——其诗歌文化十分悠久，我们现在所知的最早的保加利亚语诗歌出现于公元9世纪，不过那时的诗歌多与宗教有关。但在历史的变迁中，保加利亚诗歌像玫瑰一样，在那片土地上不断茁壮成长，一直持续到21世纪。若干年前，我得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很短的时间内，保加利亚诗人康斯坦丁?帕夫洛夫的一本诗选就销售了一万册，而保加利亚全国人口仅区区七八百万！从此中不难看出，这一数字跟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相比，民众对诗歌的热爱恐怕有着天壤之别。而我所知道的另一个事实是，即使在东欧的铁幕时期，保加利亚的诗人地位也较高，一些诗人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比如二战后诗人久尔吉?德雅加罗夫（1924-）就曾担任过副总理；而在1992-1993年间，著名女诗人布拉加?迪米特罗娃（1922-2003）还担任过保加利亚副总统——这一点，对于推动诗歌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从这两个事实来看，在保加利亚，诗歌的确有着丰厚的生长土壤。

　　在20世纪以来至今的保加利亚诗坛上，出现过两位姓氏为迪米特罗娃的女诗人：一位就是上述担任过副总统的布拉加?迪米特罗娃，而另一位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克里斯汀?迪米特罗娃，即我们此次推出的诗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发生剧变，前苏联解体，西方现代主义在保加利亚诗坛上重新抬头，后现代主义诗歌则刚刚兴起。到了90年代以后，由于创作自由，各种流派和风格盛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新诗人开始涌现，且表现出空前的创作活力。在这批新诗人当中，克里斯汀?迪米特罗娃显得比较突出。

　　克里斯汀?迪米特罗娃的诗主要分为两大类：日常性和哲学性。她早年攻读过英美文学，照理说受到西方文学风格的影响比其他诗人大，但奇怪的是，她却在一定程度上坚持用保加利亚的诗歌传统风格进行创作——总体比较写实，但同时又有一定创新。她的题材多半来源于日常生活，但其间闪烁着深沉的诗意。这类诗貌似很平淡无奇，但实际上是她对生活琐事进行细腻的观察和思考之后，上升到一个诗意世界的结果。在《边界》一诗中，她通过和女儿关于泡泡糖的对话，最后将诗意巧妙地展现了出来：“在一块泡泡糖之间/有一个幸福世界和一个悲伤世界。”《上校的遗孀》一诗，尽管叙述十分平白，却反映了前东欧国家社会生活的一些点滴，让我们感受到了前东欧国家体制的残余影响。在《火车上》，作者几乎是用平淡的语言来讲述在火车上偶遇的一个匈牙利老妇，通过她的口吻来反映东欧生活的某些现状，尽管她“门牙缺失”，却一直保持着普通公民的尊严。

　　而克里斯汀?迪米特罗娃的另一类诗，则显得比较哲学性，诗意闪烁不定，却不乏朦胧之美。在《我在方格间的生活》一诗中，她将这种哲学性诗意展现得游刃有余：通过在国际象棋的方格间博弈，作者表现了自己经历的一场始终无法取胜的游戏——这就是诗人的另一种生活，或许是一种无奈的现实生活。在这首诗里，对手的身份始终不清楚，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然而在另一场扑克游戏——在《游戏》一诗中，对手的身份却清清楚楚——上帝。在她的笔下，上帝可是个丝毫不守游戏规则的人：“他用一张两点击杀我的王牌。”但是面对这样的结局，作者也无可奈何。《拜访钟表匠》则是这类作品的中另一代表。诗中的“秘密的店铺”和“钟表匠”都是某种特别的象征，时间和计时器都被高度象征化了，隐含着特别意义。而《镜子》中的“镜子”也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体，但这面镜子究竟是寓意着生活，还是暗喻其他什么？具体意义，只有读者去想象了。

　　读克里斯汀?迪米特罗娃的诗，感觉其语言比较平实、朴质，毫无花哨之物，更没有那种无病呻吟的虚妄抒情。她善于利用叙述和对话来拓展诗歌的空间，往往从日常小事开始，从头到尾以叙述性的口风向读者娓娓道来，这样的语言虽近似写实，却避免了一味的虚幻——她坚持用日常口语来叙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很多句子貌不惊人，但在流畅的语感下却隐含着意外的诗意。

　　不过，跟当今许多国家的60后、70后诗人一样，对于克里斯汀?迪米特罗娃，诗歌创作之路还很漫长，她仍需在生活经历中进一步磨练，提高诗歌境界，写出更多或深邃或宏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