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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可以继承的遗产

时间:2023/11/9 作者: 红岩期刊杂志 热度: 16356
欧阳斌

  夏夜深长,读完一摞来稿时已至凌晨,睡意却迟迟不来,依然有些兴奋,于是开启了闲聊模式。此间和一位有爱的朋友,于微信平台散吹,话题照例会涉及爱和欲望。随后,性格特质中带着些宿命意味的他,把交谈引向生与死的终极命题,有些沉重,但同时也变得生动起来。嗯,相似的人生境况大约是这样的,极具破坏性的青年时代连尾巴根儿也找不见了,青春已死,实物不再,能说明我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和那样的青春的,如今只有维持的现实,维持那些被青春破坏过,又在被破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命意识……。这样说的时候,已经在谈及文学了,然后,话题很快转向诗人之死。朋友举例说到斯塔福德的绝笔诗《“你是威廉?斯塔福德先生?”》,令我想起索列斯库临终前写下的《天梯》。我们近乎绝望地看见,一个诗人的最后一首诗,基本上就是对他健在人生中所有诗的否认,是死对生的否认,同时也是认领,是生死最终朝向“天梯”。就像牛顿于临终前,用神学意识否定了他的物理学成就那样,生的传统受到质疑。

  即便如此,我们一生都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响和呵护,尤其是,那些起初用“坏小孩”的方式,顽皮的方式,随后用破坏的方式,最后用颠覆的方式,与文学传统发生深度关联,并由此建立个人传统的诗人。富有意味的是,他们几乎开启和运行着同一种命运——不仅于最初,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写下否定的诗!而证实了伟大的传统和“向死而生”个人的创造力,将同时伴随着诗人的一生。只有平庸的诗人,才会于临终前写作总结的诗。

  基于某种历史思维而非诗性思路的惯性,在文学传统的问题上,人们一直认为美国诗人是不幸的。“红岩文学奖”获得者勃莱曾说,(早期)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用美国语言还是英国语言写作,而同时,美国诗人必须独自干很多事,我和其他美国诗人的起点一样,完全没有传统。但是,正如勃莱借用约瑟夫?康拉德的建议“将你自己沉浸于破坏性的元素中”所指称的那样,勃莱结合自身境况,意识到其中的深意,并写下这样的“证词”:现在这破坏性元素就在这里,美国就是它的中心。如果我们注意倾听我们的文化正在发生的事,我们就有了格特鲁德?斯泰因所说的“幻想的国度”。我想,某个意味中的美国诗人群,无论是弗罗斯特、斯蒂文斯、庞德和威廉斯,还是勃莱、默温、斯塔福德和西密克,他们的诗歌因为建立了这样一个“幻想的国度”,而有了类似于传统的某种格局,重要的是,这种文学的格局指向对世界文学传统的“破坏性”,而在笔者看来,如斯“美国诗”传统,与其自由精神、广大的杂糅能力和丰富的创造性是分不开的。

  无独有偶,今次通过“国际诗集”栏目,呈现给读者的这一老一少两位诗人,他们在对待自身诗歌传统的问题上,都有较多的意识和清晰的认知。关于日本近现代诗歌,大冈信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人们历来多从追寻外国诗思想的‘影响’痕迹着手进行叙述,但是,当有人说某一日本诗人受到某一外国诗人的影响时,其所谓影响这一事物的实态,并不像接受物品一样清晰。”具体到日本的诗人个体,从西方接受影响,这是他们自身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最初发生作用的是“诗人自身的嗜好或志向”。但实际上就我们目前所接触到的日本近现代诗歌,包括“国际诗集”栏目曾推出的辻井乔、大冈信,和今次刊发的谷川俊太郎的作品而言,不难看出日本现代诗的源头,汇流入了欧美现代诗歌这一支,通过杂糅和融汇,而直接成为日本现代诗的某一种“传统”。就其现代诗的“诗歌语言”而言,绝对的种族语言是不存在的,即便在日本古典诗歌传统中,特征明显的“和歌”和“俳句”的强大气场下,也只能通过新鲜的方式,从时代语境、诗歌思想和审美理想的角度,进入新一轮的对日本现代诗的影响之中。而谷川的诗歌,即是在这种逐渐趋于更为自由的现代诗歌传统的背景下,自现实物象中寻找到自身的诗意笔触,将“物哀”这一审美传统行以“现代化”并使之发展广大,而迅速融入日本民众的阅读生活之中,长达数十年之久而不衰。

  值得称道的,还有逐渐被我们的阅读所熟知的东欧诗歌地理。在那里,从乌拉尔山连接至波罗的海,从北冰洋延伸到黑海,自十九世纪末至当下,基于深厚的现代诗歌传统、民族性特征、时代造势和非凡的文学创造力,而诞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诗人,米沃什、辛博尔斯卡、赫伯特、索列斯库、塞弗尔特、霍卢伯、皮林斯基等等堪称伟大的诗人,集合了人类小语种诗歌的魅力,不断刷新和再造出新一轮的现代诗歌传统。重要的是,如像迪米特罗娃这样的年轻诗人,在如斯宏大的现代诗传统中,得以迅速成长。迪米特罗娃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保加利亚,自美国黑人诗人史密斯以来,这是“国际诗集”推出的第二位外国年轻诗人。迪米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在新的语境下传承了东欧文学中的哲学血统,并将其与自己的时代冶炼一炉,从而在日常生活中,在诗歌和哲学之间,提炼出合二为一的某种新型的诗性关系。是的,这是有难度的探索,甚至是冒险的诗歌行动,虽然在哲学和诗歌之间,存在着一种择亲和势,但也有着天然的敌意和巨大分歧,而迪米诗歌之优长,在于有意识地将诗歌的“精确性”,与哲学的“不精确性”行以结合,最终达至诗性凸显,完成恒久的且有启示意义的诗意。

  那么现在,当我们谈论传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当我们谈论继承和创造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毋庸置疑,传统是可以继承的遗产,同时,新的传统也需要新的创造。重要的是,我们从世界现代诗歌传统中,承袭和接受到某种永恒的基因和讯息,毫无疑问,那就是人类对世界万物的终极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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