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

1. 郁达夫

《郁达夫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郁达夫以小说家身份传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内的位置或许仅居于鲁迅之后吧？鲁迅小说触地、为人生、冷峻，郁达夫小说则云游、浪漫、温情。但我更喜欢他的散文。其实，他小说、散文的边界一贯模糊：小说中处处有“我”在，散文中则时时出现“他”、“她”。叙事、抒情、思辨，圆融一体。

　　郁达夫散文大抵上是感伤、柔和的，但尖锐、不平之气屡现：“在都市的沉浊的空气中栖息的裸虫！在利欲的市场上吸血的战士！年年岁岁，不知四季的变迁，同鼹鼠似的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你们想发见你们的灵性不想？你们有没有向上更新的念头？”这是他《苏州烟雨记》中的文字。当时，他是从上海的市场奔向苏州的花园去更新自我的。“我觉得苏州城还是一个浪漫的古都，街上的石块，和人家的建筑，处处的环桥河水和狭水的街衢：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的态度。”这“悠悠的态度”，如今，像高铁、像高速公路一样急匆匆的苏州和我们，还有吗？“裸虫”、“战士”、“鼹鼠”一类人物则依旧盛行。

　　中年以后，三十年代，对现实和文坛怀着双重失望的郁达夫，在故乡杭州半隐半显地居住了较长时期，散文就写得比小说多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散文就是人生，是中年以后最合适的文体。抄录《花坞》中的一段文字：“十余年来的变革，在花坞里也留下了痕迹。竹木的清幽，山溪的静妙，虽则还同太古时一样，但房屋加多了，地价当然也增高了几百倍；而最令人感到不快的，却是这花坞的住民变作了狡猾的商人。庵里的尼媪，和退院的老僧，也不像从前的恬淡了。”这“花坞”，就是今天的西溪景区，郁达夫时代的尼媪和老僧已无迹可寻，游客汹涌，地价飙升，所谓“恬淡”也就更加不像从前的“从前”了。

　　我曾沿郁达夫《半日的游程》中的路线，在西湖以南浅山游走半日，九溪十八涧边流连忘返。他当年是和友人同游到此，在九溪与十八涧汇合处的茶馆里喝茶吃点心，“大约是山中的清气，和十几里路的步行的结果罢，那一碗看起来似鼻涕，吃起来似泥沙的藕粉，竟使我们嚼出了一种意外的鲜味。我昂起了头，正在赏玩着这一幅以青天为背景的夕照的秋山，忽所见耳旁的老翁以富有抑扬的杭州土音计算着账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我真觉得这一串话是有诗意极了，就回头来叫了一声说：‘老先生！你是在对账呢？还是在做诗？’他倒惊了起来，张圆了两眼呆视着问我：‘先生你说啥话语？’我说，你不是在对账么？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是不是对上了‘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了么？他摇动着胡子，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们也一道笑了。付账起身，向右走上了去理安寺的那条石砌小路，我们俩在山嘴将转弯的时候，三人呵呵呵呵的大笑的余音，似乎还在那寂静的山腰，寂静的溪口，作不绝如缕的回响。”

　　如今，溪口、游客笑声、郁达夫文字，依然作不绝如缕的回响。且那九溪与十八涧汇合处的茶馆还在，老翁不在。茶馆外悬一副对联，就来自郁达夫与老翁当年的对话：“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但此处的“文”，我并没有想到郁达夫腰包里庸俗的文钱，而领会成一种江南山水般的好文字。

　　文字好，有利于写情书情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最终，他为美、为美人所累，一部把自己也放进去成为男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开始转折、高潮、结尾：三十年代末与杭州第一美女王映霞情变，舆论沸腾，彼此攻讦；出走新加坡，放弃文学创作，成为《星岛日报》主笔，彻夜书写社论、杂文，为抗日而呐喊；1945年，在印尼被日军杀害……狂狷、颓靡、放浪、闲适、孤独、痛苦、决绝，这些形容词都可以指向这个南方才子。

　　郁达夫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在《故都的秋》里，他说：“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读本里又有着很普遍的欧阳子的《秋声赋》与苏东坡的《赤壁赋》等，就觉得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特别深了。可是这秋的深味，尤其是中国的秋的深味，非要在北方，才感受得到底。”但历史上，南方书生中一涌而出的秋士颇多，凛冽、陡峭之气逼人，如鲁迅、容闳、秋瑾、徐锡麟，如郁达夫。他们去过北方，身体内也存在一个北方。胡兰成、周作人一类文人应该喜欢晚春，在书斋内，闲看窗外苦雨中的弱柳夭桃、闺秀老僧，蘸着缺了一角的古砚台中的墨，在纸上写枯淡的字。

　　郁达夫总让我想起他的同学、朋友徐志摩，王映霞让我想起另一个美人陆小曼。这两对情侣的波澜起伏都与杭州有关。两个才子的死亡都与佳人有关。一个死在异国，一个死在天上。之后，陆小曼妩媚动人的容颜渐渐衰败，埋头在上海画画。王映霞则始终很美，一生好像都陷在春色里了，被男人们春游般窥探招惹，烦恼，而又自得。晚年，她也在上海生活，与陆小曼偶有来往。回忆与郁达夫热恋的时光，王映霞说：每月有二百元大洋用于日常开支呢，“吃得比鲁迅家还要好”——一个人间烟火气很浓的女人。而郁达夫，是秋风吹云朵。终究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郁达夫与王映霞相识于上海马当路某次酒聚，后幽会于霞飞路尚贤坊内某处公寓。我曾无意中步行路过此地，看到弄堂门口一铜质铭牌：“郁达夫、王映霞旧居”，就站下来。弄堂内恰好携手走出一对情侣，与我擦肩而过，消失于通往外滩灯火的方向——当代的才子佳人之戏继续上演。年轻人，要注意结尾，要演好一点呵。

2. 萧红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萧红的这部长篇小说版本众多。众多萧红热爱者都在寻找最初的“桂林版”，即桂林松竹社《呼兰河传》（一九四二年）和桂林河山出版社《呼兰河传》（一九四三年），而不得。这本写于香港的遗作，是一个女子在人生终点对起点的回望和眷恋。一个只有三十一年人生的女子，履历简单而又复杂，如呼兰河，水静流深：

　　一九一一年生于呼兰河边小城；一九三零年，逃婚，被未婚夫追随，同居、怀孕、被抛弃、孩子夭折；被萧军营救，相爱、同居、合著《跋涉》一书；一九三五年，在上海获得鲁迅关心、引导，出版《生死场》，建立起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九三八年，腹中怀着萧军的孩子，分手，被端木蕻良追求、结婚，孩子夭折；一九四〇年，在香港，写《呼兰河传》，连载于戴望舒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一九四二年一月去世，《呼兰河传》开始替一个女子永远活了下来。

　　《呼兰河传》分七章：一、二章，小城风情（扎彩铺、放河灯、跳大神、娘娘庙会、野台子戏、风霜雨雪、火烧云）；三、四章，家人、家（最亲爱的祖父，有蝴蝶、蚂蚱、蜻蜓、黄瓜的后花园、菜园，清早在床上念祖父口授的唐诗）；五、六、七章，其他人物如二伯、老厨子、老胡、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等等，“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茅盾序言）……这部结构散文化、语言诗化的小说，无视传统小说做法，不追求故事的完整和戏剧性，以碎片化的文字，缓慢复原碎片化的童年生活，为民国时代一条北方河流两岸的生与死、欢与悲、绚丽与寂寞，作传。充满痛惜、怀念，试图把丧失了的空间还给纸中的时间。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这句话，我看作是贯穿《生死场》和《呼兰河传》这两部书的主题。“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挪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萧红的语调就是这样凛冽、粗粝、痛切。她是最早触及“故乡死亡”这一主题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愚昧、麻木、苦难、疼痛、挣扎着的中国乡村，生，或者死，至今依然是一个问题，需要当代作家继续面对。但我们似乎热衷于伪造乡土的诗意和生机，回避死——这是一个问题。

　　喜欢《呼兰河传》的尾声：“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却忘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祖父”这一主语重复出现，但并不冗繁。“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如果简化成“祖父一过了八十就死了”，萧红就少说了一次祖父。一个生命正处于尾声的作家，只能用词语让消失了的亲人和景象，反复出现。我猜想，写到这里，萧红一定哭了。

　　祖父的出现，使萧红的文字温存、抒情。祖父，使一个女子关于童年的回忆出现了暖阳——这祖父已不是萧红一个人的祖父，而成为乡土、爱、生命力的象征。呼兰河就是祖父。有祖父这样的人存在，死了的故乡才有复苏、重生的可能。在离死神最近的病床上，在纸上，萧红努力将下游的水重新搬回上游，让呼兰河再奔流一次，席卷黯淡和绝望。有这样一条河流在身后和钢笔中哗哗流淌，悲凉和虚无的人生，才能被坚持到底。

　　鲁迅在萧红文字中看到了与自己相贯通的精神质地——那对底层中国的万千悲情。他赞许萧红“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疼爱这个像大晴天一样的东北姑娘，他像祖父、呼兰河一样疼爱。萧红在上海租住的房子，离山阴路鲁迅家很近。我看到过萧红在鲁迅家门口与许广平的黑白合影，像回家的孩子一样表情幸福，棉袄破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萧红把自己比喻成水鸟了吧？呼兰河上的水鸟，在低气压下飞、沉重、短暂。萧军是高飞而去的鹰？端木蕻良是蹲在树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缺乏被爱，尽管她爱着像刀子般切入生命里的一切，甚至这爱显得那么缺乏理性和算计。

　　《呼兰河传》最初的编辑、诗人戴望舒，是萧红在香港期间认识、交往的少数友人之一。萧红死后，葬于浅水湾海边，戴望舒来此祭奠，作《萧红墓口占》：“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在你的头边送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海涛闲话。”短短四行，一首杰作，让我想起法国诗人瓦雷里《海滨墓园》的开篇：“这片平静的房顶上有白鸽荡漾，/它透过松林和坟丛，悸动而闪亮。/公正的中午在那里用火焰织成/大海，大海啊永远去重新开始！/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也像是为萧红而作。“卧听海涛闲话”，“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是对萧红寂寞一生的酬劳。但短暂。这一海边墓地因位置绝佳而后成为商业用地，萧红骨灰部分埋于某中学一棵树下（已无迹可寻），部分移葬于广州郊区银河公墓。

　　作家最好的墓地，其实是一本与其生命相称的书。有《呼兰河传》、《生死场》，萧红就会像呼兰河，像呼兰河汇入松花江、鄂霍次克海那样——“永远去重新开始”。而一条河流、一个国度，也只可能在伟大作家的笔下“永远去重新开始”。

　　在上海，去山阴路一带访萧红旧址，难觅。萧红，总让我想起她的同时代上海作家张爱玲。张爱玲在上海的旧址，屡屡可见。屡屡可见文学青年在这些旧址前徘徊、留影。萧红比张爱玲寂寞。二人性情、文风迥异，或许因呼兰河与苏州河的宽度、流速不同。张爱玲世故、冷，萧红天真、热。张爱玲写实，是寂静庭院角落里大约三平方米左右的刻薄阴影和雪。萧红写意，是冬日长路上的一抹春风。张爱玲说：“在最坏的时代里做最坏的事情。”萧红没有这样阴湿的世界观。她用瘦小的身体承受“最坏的事情”和基本上由男人们组成的“最坏的时代”。

　　更喜欢萧红，或许因我自己也有漫长的乡村生活经历，一条唐河贯穿中原南部平原和童年，在数十公里内游走行医的外祖父酷似萧红祖父，但他不到八十就死去了。没办法用研制的秘方治愈自己的病，这是他一生最失败的事情。热爱《呼兰河传》的人们，可能都有过寂寞、苍凉的乡村生活吧。但我们和萧红的区别之一是：有没有随身携带一条故乡河流的能力？

　　二〇〇一年春，在北京参加中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期间，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看到陈列复原出的若干名家书房，其中：萧军书房，有剑、酒壶、破旧的藤椅，像流浪者的客栈；端木书房内有全家福、暖水瓶、拐杖、塑料假花，世俗气息盎然。两人的书房距离很远。之间，是其他人的墨迹、著作、照片。

　　没有萧红踪影。萧红存在于简省的文字、寒冷的大气。

　　以自传体形式进行遗言般的写作，或许是一个作家忠直于内心和人生的秘诀——从茨威格、沈复到萧红。

3. 胡兰成

《今生今世》。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爱玲的爱人胡兰成，汉奸胡兰成，文人胡兰成，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这个产生越剧剧种的地方，就开始演他一生的戏，情感与政治之大戏，落幕于日本东京，1981年。

　　胡兰成在文学上的成就开始于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的逃亡之旅。“渡汉水时，我把随身带的一枝手枪沉于中流。人影在水，白日照汉阳城。”胡兰成把“一支手枪”写成“一枝手枪”，似乎那手枪也像江南的树枝、花朵一样可以审美。但不知他这手枪响过没有。他不说。他知道自己叙述的边界在哪里、诚实的尺度在哪里。

　　从童年的母亲、嫂嫂，到明媒正娶的玉凤，到玉凤死后“不论好歹总得有一个”的新媳全慧文，到张爱玲，到武汉护士小周，到隐居温州时的范秀美，到逃亡日本后的和服女子一枝，及最后自香港奔来同居的上海滩白相人的亡妻佘爱珍，这些女子像插图一样贯穿了胡兰成的个人史。除了母亲、嫂嫂，他的文字毫不掩饰在与异性周旋、交往中的功利、轻浮和薄情。如，在日本，穷途末路，就勾连上有夫之妇一枝；立足稍稳，想摆脱一枝，就住到寺庙里去清修；佘爱珍来了，胡兰成就出了寺庙，重新开始世俗生活。

　　无论玉凤、全慧文、张爱玲、小周，还是范秀美、一枝、佘爱珍，以及其他被觊觎但未成艳丽故事的女子，胡兰成从不言“爱”。他认为“欢”这个字眼比“爱”要好，比如汉魏时期民歌《子夜歌》中的“欢”，为他回避“爱”这个字眼找到了依据。即便对于念念不忘的张爱玲，他也坦然自道：“我与爱玲只是男女相悦。”是的，对胡兰成而言，有欢即可，相悦即可，何必谈论爱与被爱。这是他的诚实，也是他的可怕——一个放弃“爱”这一字眼的人，也就没有了爱的责任，可以随时跨越各种伦理边界，可鄙可叹之处也就屡屡见。如，玉凤死，胡兰成去镇上买棺木回来，过路的乡下人赞赏说棺木好料子，“我得意非凡，……这样的排场总算体面，我听了愈发高兴。”再比如，杭州读书期间，父亲来看他，二人西湖泛舟，“对船舷外伸手可及的流水和刚才到过的岳王坟，亦无话说”，船舱被桨泼进来湖水，湿了父亲鞋底，“父亲不觉，我亦不告诉他，竟有一种幸灾乐祸之心”。令我愕然。

　　胡兰成的滥情实为寡情。他的人生，或许与少年时因家贫而从胡村被送往俞傅村做义子这一经历有关。“俞家真是好人家。在他家里，只觉银钱亦沉甸甸的有情意份量。”但这毕竟“先存了求人之心而攀亲，这样委屈，我又叛逆又顺受，一直矜持如作客”。胡兰成就这样形成了“又叛逆又顺受”“矜持如做客”的人生态度。没有了自己的主场、立场。在上海，他诧异，“闲时走街从不遇见流氓，可见只要自身不太触目，就海晏河清，许多事原不必靠斗胜或屈伏来解决”。他就这样放低自己的身段，不太触目，随遇而安——遇到一把枪也掖进了腰里，就很触目、很不安了。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没有详述并反思其附逆之经历，但通过描叙借居杭州斯家时对朋友的小妹起坏心思而遭驱遣这一事情，对自己做了宛转辩护：“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情，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是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说得轻松而有美感。但人世之邪正美丑，岂是花与叶的关系？他想忘掉“坏事情”，想让他人也忘掉这些“倾侧摇荡”，并不像花开叶落那样容易、必然。

　　但胡兰成确有才华。这是让我很无奈的事情。

　　《今生今世》是他逃亡日本之后的第二部书。前一部书《山河岁月》，是练笔性质的中国古典文化随笔集，尚显生涩。至这一部，文字已绚烂、清嘉，属周作人、废名这些江南才子一脉文风，上承明清小品传统。明清小品大家如张岱、袁枚等等，也都生息于江南，所以，美国人福克纳说得有理——“人无非是其气候经验之总和而已”。但江南青山里隐伏着的剑气英雄气，胡兰成没有兴趣，而走了春风牡丹这一文路——“春风牡丹”是胡兰成喜欢的词，在《今生今世》中反复出现：“太太说话的声音像春风牡丹”，“爱玲与小周的好处，只觉如春风庭院，一株牡丹花开数朵，而不重复或相犯”，“华堂张宴，只为这春风牡丹人”，“在他面前，只觉你的人亦如春风牡丹”……显然，胡兰成不喜欢菊花、梅花、松柏这些寒冷中的事物，就像他不喜欢穷困且忧国的杜甫。

　　应该承认，胡兰成的文字，对于中国现代散文的语言实验有开拓之功。《今生今世》的叙事开阖自如，如“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同乡前贤王献之的话，胡兰成是熟悉的，山阴道胡兰成亦应是熟悉的。

　　胡兰成文字有着剧本、唱词一样的音乐性和画面感，跌宕起伏，别开生面。用这样的文字写情书，女人很难不被打动。或许，他适合做一个像洪升、李渔那样的人，在春风牡丹的好岁月里，跟着戏班子，走在散发着脂粉香的日月山川里。

　　但遭逢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时代、大变局，他捏着“一枝手枪”登台，把自己演成一个丑角。遗憾。

4. 卞之琳

《卞之琳诗集：雕虫纪历（1930——1958）》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卞之琳1984年出版的最后一本诗选集。“1930——1958”这一时间段，意味深长。1958年之后无诗。

　　卞之琳生于 1910 年，1929 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就读，接触英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诗歌，开始写诗，出版诗集《三秋草》和《鱼目集》等。抗战期间，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2 年出版《十年诗草》。1946 年到南开大学任教，1947年赴牛津大学从事研究。1949 年回国，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 1953年后任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英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尤其是对莎士比亚的翻译与研究影响巨大。

　　他的名篇《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诗中的“你”，多年之后才被人推断出来：张充和。但张充和只站在桥上看风景，不看楼上的卞之琳。她不爱新诗，爱昆曲、书法和古诗词，晚年，在美国写了一副有名的对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张充和且欧且古。卞之琳的诗学主张是“化欧化古”。但张充和拒绝“化”。“白蝴蝶最懂色香味，/ 寻访你午睡的口脂。”这是卞之琳《淘气》一诗中的诗句。这只白蝴蝶的前身，大约就是卞之琳吧。张充和在午睡?1955年，人到中年的卞之琳才结婚，娶了文怀沙的前妻。

　　作为新月派诗人的卞之琳，在三十年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诗歌探索运动中才情醒目，如新月。这一诗派名字的来源是泰戈尔的《新月集》。同派诗人先后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梦家、卞之琳、废名等等。

　　1935年春，废名在北平给远在江南山水间的卞之琳写了一首诗：“我说给江南诗人写一封信去，/乃窥见院子里一株树叶的疏影。/它们写了日午一封信。/我想写一首诗，/犹如日，犹如月，/犹如午阴，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我的诗情没有两片叶子。”以颓废著名的废名写了一首温暖的诗。卞之琳认为废名的诗“中外杂陈，未能化古化欧，佶屈聱牙”，但《给之琳》让卞之琳感动。

　　这首诗，让我想起台湾诗人郑愁予的 《错误》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底心如小小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底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不知《错误》受过《给之琳》的影响否。可以肯定的是，废名、郑愁予都知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作者丘迟，这一梁朝将军的招降文《与陈伯之书》，降服了无数后世读者的心。

　　卞之琳《距离的组织》同样在向中国古典抒情传统致意：

　　“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 /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醒来天欲暮，无聊，访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哪儿了？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好累呵！我的盆舟没有人戏弄吗？/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一首现代主义风格的诗，在结尾处暴露了他的中国文人的身份——“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的寂寞，与卞之琳的寂寞没有千年的距离——敲门的人，就是白居易？

　　忽然想到台湾的余光中，一个很像卞之琳的诗人。皆试图在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消除距离，于李商隐、李白身上融汇生成当下的自己。于是，余光中有了《白玉苦瓜》等一系列名篇。余光中甚至仿写过卞之琳的《断章》。三十年代前后新月派、九叶诗派、七月派们的现代主义探索与实验，在1949年之后的大陆消失，在海峡对岸的孤岛上赓续。八十年代，台湾诗歌渡海而来，影响新一代写作者，余光中、洛夫、瘂弦、周梦蝶、郑愁予……此时，大陆上的胡风、艾青、卞之琳、穆旦、冯至、牛汉、郑敏们，要么已经亡故，要么停笔。

　　比如，穆旦，与卞之琳的经历酷似：西南联大毕业后投笔从戎，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幸还。后加入九叶诗派，写作，翻译。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1953年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1958年以后被停止教学资格，入洗澡堂工作，在水汽蒸腾中垂首接受批判达十多年。坚持翻译普希金、拜伦、布莱克、济慈、雪莱——他把自己的灵魂翻译到边境线以外的云雀歌声里去了？1976年，穆旦右腿骨折。1977年写出《冥想》：“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四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生活。”不久，他完成了一种普通的死——心肌梗塞。终年59岁。

　　诗人们以全部的努力完成一种普通生活，也多么困难。

　　“葡萄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卞之琳说。

　　卞之琳一代诗人永远活在酒一般的诗句里了，脱离身体、时光、政治、经济的组织。

5. 周梦蝶

《周梦蝶世纪诗选》。台湾尔雅出版社。

　　河南南阳籍台湾诗人周梦蝶，诗作数量不多，只有《孤独国》(1957)、《还魂草》(1965)等诗集。《周梦蝶世纪诗选》是一本选集，辗转在手，如获至宝。繁体，竖排，纸色古旧，与周先生穿长衫的瘦弱形象吻合。

　　读这本诗集的过程中，我也在看香港制作的电视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上写作》。每一集纪录一位台湾作家的生活，包括余光中、林海音、洛夫、周梦蝶等等。最感动我的还是南阳乡亲周梦蝶。一口蒸腾着土腥气的乡音，几十年未变，狷介、固执如其性情。

　　上世纪二十年代，南阳山区一个农家的遗腹子周起述来到动乱中的人间。十一岁上私塾，初中毕业后考入躲避战乱、迁入南阳西部的开封师范学校，未毕业即作为国民党青年军战士，南撤，经上海，越海而去，改名周梦蝶。母亲、妻、两子，在故乡相继死去。同一时期被迫或自愿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的南阳籍青年学生很多，包括诗人瘂弦。其大陆亲属在文革期间遭受的苦难可想而知。在台湾，瘦弱的周梦蝶退伍之后，曾做过茶馆雇员、守墓人，之后在武昌街一个叫“明星咖啡馆”的门口摆书摊为生，每天挣够三十台币就可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有一个馒头、一碗面条，就可以思考、读书、写作、坐禅——他把街头而非寺庙作为禅修之地，多么难。“忧喜心忘便是禅”（白居易），心忘忧喜，多么难。

　　与圆融、宽和的同乡人瘂弦相比，周梦蝶羞涩、孤单，与他人相处时寡言、沉默。但与女子聊天，就开心开朗，会用诗意的话缓慢赞美女子的衣着、风致。喜欢参加婚礼，有很多鲜艳的女子可以看、可以赞美，但也仅仅是小心翼翼地看和赞美而已，不逾规矩。一个独居者、参禅者，在婚礼和女子们的美好中缓解思想和肉体的孤单，取暖。纪录片《他们在岛屿上写作》中，有一女子回忆自己二十三岁时与六十四岁的周梦蝶约会的场景：她提前一小时到达约定的车站，而周先生已提前两小时盘坐于细雨中了，像蒲团上的僧、荷叶上的蜻蜓……

　　周梦蝶一生只说河南土话——在土话中维系与故土的联系？与他人对话，周梦蝶总捏着笔、纸，来辅助说明难懂的语意。选择难懂的土语，就是选择一条难懂的道路——一条寂静、孤僻的小路，有三两蝴蝶从路那一端的荒草间飞来、从庄子时代飞来……蝴蝶这一意象，在周梦蝶诗中、笔名中持续出现——蝴蝶和笔的存在，让他有勇气把孤岛上的生活坚持下来。他的诗，有情、有禅、有陷溺、有超越，语调枯瘦孤寒，似暗通于南宋姜白石、现代废名。阅读者普遍评价：难懂。周梦蝶视同代人余光中为师，向其请教现代诗的定义，余光中回答：“美与力。”周梦蝶诗中的美、力，我懂——

　　记录片中，周梦蝶用乡音朗诵：“我选择紫色/我选择早睡早起早出早归/我选择冷粥，破砚，晴窗：忙人之所闲而闲人之所忙。/我选择读其书诵其诗，而不必识其人。/我选择不妨有佳篇而无佳句。/我选择好风如水，有不速之客一人来。/……/我选择春江水暖，竹外桃花三两枝/我选择渐行渐远，渐与夕阳山外山为一，而曾未偏离足下一毫末。/我选择电话亭：多少是非恩怨，虽经于耳，不入于心。/……我选择持箸挥毫捉刀与亲友言別时互握而外，都使用左手。/我选择元宵有雪，中秋无月；情人百年三万六千日，只六千日好合。/我选择寂静。铿然！如一毫秋蚊之睫之坠落，万方皆惊。/我选择不选择。”

　　这首诗，《我选择》，是仿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诗作《种种可能》。我独自试试用国语或者说普通话朗诵，效果大打折扣。像他那样用河南土话念一遍，心就仿佛喝过冷粥，就仿佛晴窗下的破砚，隐隐地痛了。宋朝时期的官话、河南土话，适宜断交、传令，语调沉痛、孤绝、苍凉。纪录片中，周梦蝶坐在台北某茶馆内早年曾经与恋人相会时所坐的老位置上，怀念，吟诵：“……若欲相见，只须于悄无人处呼名，乃至/只须于心头一跳一热，微微/微微微微一热一跳一热。”然后他哭了。像孩子一样哭了。我，也泪流满面。

　　周梦蝶喜欢紫色。他说，紫，忧伤、不引人注目。在给余光中七十寿辰写的献诗《坚持之必要》的结尾，他再次写到蝴蝶、紫蝴蝶：“川端桥上的风/仍三十年前一般的吹着/角黍香依旧/水香依旧/青云衣兮白霓/援北斗兮酌桂桨/举长矢兮射天狼/……/隔岸一影紫蝴蝶/犹逆风贴水而飞/低低的/低低低低的”。他在生活和语言中坚持蝴蝶的紫、低，就像他敬爱余光中云衣的青、高。他视比自己小几岁的余光中为师。这首诗，他写了三十天，每天带着干粮、纸、笔，到一个茶楼里坐下来，写，在余光中生日之前终于写完了，高兴得很，像孩子。

　　还有一首诗，周梦蝶想了、写了四十年，就是《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十行，在老得捏不紧笔之前，终于写了出来，高兴得很。如果没有诗，周梦蝶或许很早就消失于这个世界上了。他也是一场好雪、故乡中原的好雪，片片落在纸上，不落别处——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干净的纸上，一片一片，落——除此之外，也没有别处可落……

　　《他们在岛屿上写作》片尾处有一场景：周梦蝶裸体进入澡堂池水中洗澡，周围，热气浮动如大雾；他动作缓慢，艰难，瘦骨嶙峋，如一支枯萎的晚秋荷叶——“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一生的雨，打在这个游子的身上、纸上，让我遥遥地听。在台湾的这个澡堂池水中，他是否想起了八十年前童年时代曾裸体进入的南阳夏日荷塘？是否看到一只蝴蝶脱梦而去，栩栩然，紫，越海而去、而来？

　　在周梦蝶眼里，一只蝴蝶比一头故乡南阳盛产的黄牛脆弱、急促了千万倍，但它美，因脆弱、急促而美——诗，就是将种种的脆弱、急促挽留于纸墨。在远离大陆的孤岛上，他梦着、写着蝴蝶，尤其是紫蝴蝶，那一种不张扬的、美到极致的颜色，是乡土、乡愁的颜色。

　　2014年5月1日下午，九十四岁的周梦蝶因肺炎去世了。化为一只蝴蝶，浴火而飞。

　　这一天，我恰恰自上海回到南阳参加同学会。周遭湖光山色，应该在周梦蝶的梦里屡屡出现过吧？我，在替一个游子、一只蝴蝶回到故园？

6. 汪曾祺

《复仇》。小说、散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把小说、散文选在一本书里，且不注明文体，这是编者的慧心：汪曾祺是一个把小说当成散文来写的作家。把小说当成散文来写，就要求作家的叙述不能零度、旁观，而要求作家像写自传、地方志那样书写——即便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者的经历、气息、温情，也要流贯其间。比如，这本选集中的名篇《大淖记事》《受戒》，都像汪曾祺的个人史——汪曾祺就像是那个受戒的小和尚明海，就像是在沙洲上响应巧云低声召唤的小锡匠十一子，内心柔软，一身月光。

　　汪曾祺的语言，有故乡江南云水的美感、中国文人画的诗意。

　　这种语言的来源，第一是江南俚曲民谣。一次，在某个娘娘庙，少年汪曾祺曾听到一个媳妇祈求生子的祷告词：“今年来了，我是跟你要着哪。 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 咯咯嘎嘎地笑着哪！”这诗一般的祷告词让他震惊。那祈祷中的妇人，就是一个诗人！汪曾祺就是这样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自己的江南情怀。他曾经编辑过《民间文学》。迷恋于民间语言之美。他认为，一个人不听民歌是成不了好作家的。读汪曾祺这些散文般、长诗般的小说，就仿佛在听一首民歌。

　　第二个来源是唐宋诗词、明清小品。明清以来江南产生出的李渔、张岱、袁枚等等才子，无不影响着汪曾祺的审美趣味和语调。尤其是扬州前辈、宋代诗人秦观，散文亦佳，《宋史》评其散文“文丽而思深”，被汪曾祺心慕神追。而他《沙家浜》中的名句“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直接源于苏东坡流放儋州时的诗作《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东坡汲水、煎茶，然后“小杓分江”，进入汪曾祺以及我等后辈的“夜瓶”之中了——我的墨水瓶也应该是东坡的春瓮夜瓶，面对汉语南方这一条大江……

　　第三个来源是同样把小说当散文来写的作家沈从文。《复仇》一书中收入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是沈从文去世后，汪曾祺以学生身份写下的悼念文章。这是一篇当代祭文名篇。充满细节。如，“他抓钢笔的手势有点像抓毛笔（这一点可以证明他不是洋学堂出身）”“他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作势，真像一个孩子。”“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 ，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了。”等等。文章结尾处，汪曾祺写道：“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 ，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型的小钧瓷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多好的结尾。像明代归有光《项脊轩志》的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中年以后，回溯往事，我才明白：有细节的情感才是深情、真情。我们之所以能轻易与他人断交或失联，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好细节，来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像没有一片野花、蜜蜂来说明一堆石头与一棵树之间的关系。同样，有细节的语言才能过目难忘、历久弥新。汪曾祺说：“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句子与句子，像情人一样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多好。

　　清人张船山《论诗十二首》云：“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幻句偶成。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好诗的秘密如此，好小说、好文章的秘密同样如此——“近人情”三字而已。

　　问题是，今天的写作者大都装神弄鬼、不近人情了。■

　　创作谈

　　喜欢博尔赫斯的一个观点：“散文是诗歌的一种复杂形式。” 我希望自己的散文应该是围绕诗歌这一核心蔓延而去的广大地区。它应当是对于生活和灵魂的独到发现（discover）——除去（dis）遮蔽（cover）。它应当是一个写作者的精神自传，必须诚实、准确、独一无二。反对大量时尚散文上所充斥着的知识、脂粉、谄媚、狭隘、自闭、平庸。笔尖移动，使种种混沌暧昧的事物泄露出内部的光线，像一个矿难中的遇险者借着笔尖这把铁锹，一字一字开掘出通往地面的道路——写，就是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