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竹

1、我的祖先叫何子达

为了写一部关于苗族迁徙的书，我于2010年3月来到贵州省松桃县。坐的是火车。火车从成都到达秀山，再坐汽车从秀山到松桃。这一行程跨越了三个行政省，即：四川，重庆和贵州。由于铁路的开通，此行只用了不到12个小时。

　　松桃县是苗族自治县。在到达松桃之前，火车还经过了四个苗族聚居县，它们是：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这四个县原属四川，现归重庆。而我的出生地，就是彭水。

　　作为出生在彭水的苗族后裔，我从小就对自己的族别及其族群的来历充满了好奇。我说汉话，写汉字，怎么又是苗族呢？而苗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我问父亲，父亲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他只是说，根据族谱记载，我们的祖先是从江西迁过来的，所谓“江西起祖”。他还说，族谱上能够追溯到的有名有姓的祖先是何子达。小时候，父亲曾跟随爷爷去何子达的墓地上扫过墓，祭过祖。此墓曾在若干年前被盗墓者打开过，得知里面的棺木是用铁索悬挂在墓室当中的，称为“悬棺”。这种上不沾天，下不接地的墓葬方式，是否暗含着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2、茶峒

在前往松桃之前，我绕道去了洪安和茶峒。洪安是秀山县的一个镇，茶峒是花垣县的一个镇。花垣属于湖南省管辖。两镇之间隔一条河。而两镇的旁边，还有一块地属于贵州。因此，这是一个三省交界的地方。苗族作家沈从文的著名小说《边城》，写的就是这里。小说中写到的那个拉拉渡现在还在。只是物是人非，“翠翠”和“翠翠的爷爷”已经不见踪影。准确地说，洪安和茶峒两镇的房屋及其两岸的风景也变了很大的模样，早不是沈从文笔下的那个样子了。甚至，也不是1982年我看见的那个样子。

　　1982年，我就到过这里。那次是先到的秀山的石堤，然后由石堤到的洪安和茶峒。那一次，我就是坐了这样的渡船，从洪安渡过茶峒，落脚在茶峒街上的一家客栈里。这家客栈是一栋两层高的木楼。楼上是客房，楼下是饭馆。街上一例是这样的木板楼房，经过烟熏火燎，那些木楼的木板均呈现出一种棕黑色，散发出一种古老而幽暗的气息。那时候，这里还没成为像今天这样的旅游胜地，街上十分清静，连木门开合的吱嘎声都清晰可闻。只有逢场的时候，赶场的人们汇集于此，才熙熙攘攘的热闹一下。

　　我在茶峒住了两个晚上。白天在客栈楼下的饭馆吃饭，经常听见邻桌的食客用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在交谈，那语调就跟唱歌一样。我问客栈老板，他们说的什么话？老板说，是苗话。我又问老板，你听得懂吗？老板说，听得懂一些，虽说自己并不是苗族，但几代人住在这里，又是开客栈和饭馆的，常跟乡下来的苗族人接触，所以，即使说不来苗话，但也能听出一个大概。我说，我也是苗族。老板有些吃惊，便顺口跟我说了一句苗话。我摇摇头说，我是不会苗话的苗族。

　　有一次，一个男子在饭馆吃饭，吃着吃着就唱起了歌，唱的是苗歌。我扭头一看，才知道男子唱歌并非一时兴起，漫无目的，而是对着邻桌的一个少妇唱的。那个少妇穿的蓝布衣裳，领口和袖口上都绣着花边，头上和颈上也佩戴着簪子、耳环和项圈等银饰。她在男子的歌声中埋着头一声不响地吃饭，但看得出来，她知道这男子的歌是对着自己唱的，而且还知道他唱的什么。她的脸变得很红，不知道是因为羞怯还是气恼。她在男子的歌声和旁人的哄笑声中吃完了饭，丢下饭碗，站起来将自己的背篓背上肩，就在她将要走出饭馆的时候，也突然地唱起了一首歌，曲调跟那男子唱的十分接近，也是我听不懂的苗歌。我便问客栈老板，他们唱的什么？老板告诉我，男的在唱妹子生得白，奶子大又翘，既有爱慕，也有调戏的意思。女的唱的是，你家也有妹子，想怎么样回自己家去，你那副样子老娘还瞧不上。

　　过去三十年了，这情景至今还栩栩如生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感觉是，真是进入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了。兴奋之余，也更加遗憾，自己身为苗族后裔，却听不懂一句苗语。

　　那时的茶峒，晚上还有电影看。是在一个像礼堂一样的屋子里看的。银幕悬挂在墙上，坐的是那种没有靠背的长条凳子。看的什么电影我不记得了，但我记得，那天晚上，坐我前排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我记得她，是因为她头发上散发出来的香皂的气味。她肯定是刚洗过澡就来看电影的，湿漉漉的一头长发披挂在身后，离我那么近，害得我整个晚上都想入非非，心神不定。电影散场后，我还尾随着她在街上走了一会。但最终，我没有勇气上前与她说话。

　　茶峒河边的吊脚楼，现在大都成了配合旅游的家庭客栈。木楼之间也耸立起一些水泥楼房，那种生硬的轮廓和白色的瓷砖，显得格外扎眼，仿佛在提醒着人们，这已不是《边城》中的那个茶峒，虽然，为了招揽更多的游客，政府已将“茶峒”更名为“边城”。只有河水还是如沈从文笔下描绘的那般清澈，走到河边，蹲下来仔细看，也还能看见穿梭在水中的一尾尾细小的游鱼。但对岸那个被称为“三不管”的长满了灌木和杂草的河滩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带有石梯和广场的公园，一尊巨大的汉白玉少女雕像突兀地耸立在公园临河的广场上，那少女据说就是“翠翠”。可能当地人觉得，这样的改造是跟得上时代的一种行为吧？

　　流经茶峒的这条被沈从文称为“大河”的河，叫白河。往上游走，就可以走到松桃。到了松桃，这条河就叫“松桃河”了。据说，当年西迁来武陵山区的苗族先民，就是沿着这条河进入松桃的。而往下游，这条河就叫“酉水”了。无论酉水、白河还是松桃河，都属于沅江水系，它们汇入洞庭湖，然后再进入长江。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沿着酉水，到过酉酬、大溪、里耶、石堤以及茶峒等小镇和村寨，对这条河沿岸的景色有着十分深刻的印象。1990年，我到了松桃，又在松桃河里游过泳，是那种一丝不挂的裸泳。我是在江边长大的，对水有与生俱来的亲近感。我老家彭水县城有一大一小两条河，大河叫乌江，小河叫郁江。有意思的是，乌江与白河，就字面而言，恰好形成对仗。迄今为止，我已有四次来到茶峒，坐白河上的渡船，吃白河里的鱼。也在白河岸边，遥想当年苗族先民沿江而行的迁徙情景。我与这片被称为“武陵”或“五溪”的土地有着文化和血缘上的联系，除了听不懂苗语，这片土地上的山山水水，以及餐桌上的食物，都让我有一种家的感觉。

3、武陵与五溪

从我老家彭水，一直到湖南湘西州和贵州的铜仁地区大片土地，被称为“武陵地区”或“武陵山区”。那么，武陵之名从何而来？它在哪里？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作为地域、地理概念上的“武陵”， 是以武陵山脉为主线，在今湘、鄂、渝、黔接壤地区所构成的一个范围。“武陵山，在湖南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东北——西南走向，乌江和沅江、澧水分水岭。海拔1000米左右，主峰梵净山在贵州省江口县北。”（《辞海》）“武陵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蔓延于湖南省西北境沅、澧二江间，高度达六千余尺，至常德西境之平山（又名武陵山）止，通称武陵山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在这个范围内，包括现在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八个县市；张家界市所辖的四个区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八个县市；宜昌市所辖的两个县；重庆市所辖的五个区县；贵州省铜仁地区所辖的九个县市和一个特区。一共3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近十万平方公里。

　　“五溪”则为“武陵”别称，因沅水的五大支流而得名。三国时就将武陵地区也称为五溪地区。其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水经注》：“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满溪、酉溪、无溪、辰溪。”历史文献对五溪的确指颇多争议，涉及属于“五溪”的竟有九溪之多，即：酉溪、辰溪（锦江）、武溪（泸水）、溆溪、雄溪（巫水）、无溪（舞水）、朗溪（渠水）、月溪和沅溪，迄今尚无定论。今人阳国胜认为其包括酉溪（酉水）、辰溪（锦江）、无溪（舞水）、雄溪（巫水）、清溪（清水江）。

　　据有关史料记载，苗人西迁，先是经广西进入湖南，即武陵、五溪地区，然后再向五溪深处西迁，进入贵州东部和东南部。而早在汉朝时期，武陵五溪以西的夜郎国、滇国、南诏国境内就已经居住有苗族。到唐代“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五代十国时期，又是由于战祸，苗族才开始大批地进入武陵五溪地区，直至落脚于贵州境内。

　　苗族先民来到武陵地区之后，与先期生活在这里的其它土著民族被外界统称为“武陵蛮”。这些土著包括现在土家族、仡佬族、布依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先民。这些不同的民族长期杂居在一起，相互之间既有区别，但也有融合。这种区别首先体现在语言、服饰、宗教仪式以及日常生活习俗。但如果对武陵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语言、服饰及宗教仪式、生活习俗有所了解与研究，不难发现，这其中是有相互影响的痕迹的。比如，在某些村落，苗族与侗族长期杂居在一起，苗族会说侗语，穿有侗族特色的服装；侗族会说苗语，穿有苗族特色的服装，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更由于彼此通婚，血缘上也很难截然划分。但是，有一点，也是最本质的区分，就是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武陵地区各个少数民族均对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记忆力。哪怕他们穿上了汉装、西装，说上了汉话或英语、法语，这种“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族群意识是不会淡忘的。这也是民族文化得以形成，并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延续至今的内在因素。

4、苗族博物馆

2010年7月初，我经远在成都的藏族作家色波的遥控引荐，并在画家刘华忠的陪同下，有幸在凤凰县的山江镇见到了苗学家龙文玉先生。他曾经是湘西州政府的州长。在做州长之前，是凤凰县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色波的班主任（色波是出生西藏而在凤凰长大的藏族人）。龙文玉先生曾经以《屈原族别初探》（与龙海清合著）一文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在山江苗区长大的苗族后裔，他精通苗语（东部方言），在苗族语言学上尤有建树，擅长从语言学的角度探寻苗族的族源及其迁徙的历史踪迹（下章节所述对摆王村红苗的认证就是例子）。退休之后，出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他在山江镇的“苗王府”遗址上，建起了一个苗族博物馆。该馆占地面积2600平方米，建筑面积1864平方米，藏品一万余件。馆内分为普通农舍、古代住所、殷实人家、武士家居、服饰掠影、绣女之家、匠人居室、巫师小屋、文人陋室、库房楼、贵宾楼、生活区和苗族风情表演场等九馆两楼一区一场，将实物布置、民俗表演与群众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文人陋室馆”里，我看到了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半身木雕像，以及墙上的沈从文晚年时候的生活照。沈从文就出生在离山江镇不远的凤凰古城。龙文玉于1980年代初就在北京拜望了这位家乡出去的作家。他对建立这样一个博物馆十分赞同和支持。现在的苗族博物馆的馆名，就是沈从文生前题写的。

　　山江地处腊尔山台地边缘，也可以说是通往腊尔山区的第一镇，处于苗疆边墙的交界处，与“苗务”军事重镇镇筸（即现在的凤凰）毗邻，这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山江在明清两朝的特殊地位。将苗族博物馆建在这里，其意义不言而喻。

　　龙文玉先生现如今已七十余岁高龄，但相见之下，感觉这位身材瘦小的老人身体特别的硬朗，精神特别的爽朗，精力特别的充沛，记忆力也特别的好。在谈到苗族迁徙的历史时，他基本认同石朝江先生的“五次大迁徙”的观点。但是他表示，自己主要着重于苗族中路迁徙的考察与研究。中路迁徙指的是“逐鹿之战”后，蚩尤部落南迁的主力。这支主力从中原南迁回洞庭湖一带，建立了楚国，成为楚国的主体民族。楚国被秦所灭后，其皇族（楚王熊氏家族后裔）一支西迁至湘西，然后部分宗族又再往西迁至铜仁和松桃，即腊尔山腹地，相互连成一片，形成后来的“苗疆”版图。关于这个迁徙路线，龙先生介绍说，他依然依据的是语言，即从中原到湘西这条迁徙路上的地名，这些地名所对应的苗语发音。他认为，在无文字记载和地下考古尚未提供明显证据的情况下，语言是唯一可供“发掘”和考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当我提出想要先生的这个迁徙做本书的写作参考的时候，这位治学严谨的苗学家告诉我，由于其中还有诸多疑点未能解决，尚在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此时还并没有完成一幅中路迁徙图。随即，他转身指了指起居室的墙上，说，目前只是初步将苗族不同支系的服饰分布图做出来了。看着墙上的这幅彩图，我深感其工程的浩大。同时，也深知要将苗族的迁徙图绘制出来，是一项更加浩大的工程。

5、苗语

1985年6月，我应苗族作家伍略之邀，前往贵州威宁县参加首届全国苗族文学研讨会。我是从涪陵坐船到重庆，又由重庆坐火车到贵阳，在贵阳转车至六盘水市，然后坐汽车到的威宁。

　　威宁是彝族、苗族、回族和汉族杂居的地方。位于威宁城外的草海，是乌江的发源地。我感觉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让我得以从乌江的源头开始，认识自己的苗族身份，探寻苗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

　　首先吸引我的便是苗族的语言，以及迁徙的历史。

　　与会者除了贵州本省的，还有来自湖南、湖北、云南、广西、海南、四川（现重庆）的苗族作家、诗人和学者。在这样的会议上，最有趣的还不在于讨论文学，而是听他们说苗语，说自己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及其传说和故事，追述苗族从远古到近代的神话与历史。我置身其中，只感觉既好奇又茫然。因为我不会苗语，无法用本民族的语言与同胞们交谈。但我同时也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会说苗语也未见得彼此都能会上话。像汉语一样，苗语也有方言。但让我迷惑不解的是，一个黔东南（凯里）苗族，不能与相邻的湘西（吉首）苗族会话，却反而与千里之外的广西（融水）苗族相谈甚欢。经解释，方知他们分属黔东方言（中部方言）和湘西方言（东部方言）两个不同的方言区。而贵州凯里和广西融水的苗族，恰好说的都是黔东方言，隶属于同一个方言区。

　　在谈到苗语的时候，伍略作为苗族作家对自己的母语是十分自豪的。他说，苗语是一种诗性的语言，其丰富性和美感与汉语及其它语言是一样的。随即，他举了“眼睛”为例。苗语单是用来形容人的眼睛的词语，就多达五十多个。我在听了他的发言之后，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么古老的民族，有着这么丰富而美丽的语言，却没有创造出（或留下来）自己的文字呢？我问伍略，他沉吟了一会说，应该是有文字的，但怎么丢失了，无从考证。传说是迁徙的途中，唯一的一部书籍在渡河的时候掉进了水里。

　　1986年夏天，我去安顺看黄果树瀑布，碰到当地一个漂亮的苗族女孩，我为了套近乎，告诉她我也是苗族。怕她不信，还给她看了我的身份证。但她问我：“你说你是苗族，那你会说苗话吗？”我只好承认，我不会。她于是笑着说道：“你是茶叶苗。”茶叶苗并不是种茶叶的苗族，而是假苗族。在安顺乃至整个贵州，“茶叶”即“假”的代称。此典故据说出自七十年代，安顺地区出口一批茶叶，由于质量问题，被退了回来。于是，“茶叶”一词便被用来代指一切假的东西。

　　被同胞称为“茶叶苗”，对我这个自认为是腊尔山红苗后裔的人来说多少是受到了一些刺激的。所以，我曾对出生于松桃的苗族诗人龙建刚说，我想到苗寨学苗语，并拜他为师。建刚满口答应，并说安排个时间，他陪我去他家乡的苗寨住上一段时间，保证让我掌握一般的苗语会话，以后再要是碰到那个女孩，她就不敢说你是“茶叶苗”了。但是，终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至今我也只能自称（或自嘲）自己是“茶叶苗”了。

　　我曾经走过包括苗族、彝族和藏族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其观察到的现实情况是，只要学校建成和公路所达之处，这里的本民族语言及其服饰、习俗便迅速地被淡化乃至消失。其实，这也是人类进入现代化、全球化所要面临的共同困境。不独中国，在美国，在欧洲，少数族裔同样面临着保存母语和为了融进当地社会必须学会英语、法语的矛盾问题。据石朝江先生在《世界苗族迁徙史》中介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陆续有近20万苗族人从东南亚迁往美国。美国政府为了让这些新移民适应美国的生活，专门为他们开设了英语培训班。许多上了年纪的苗族人由于始终学不会这门新的语言，只能在当地从事建筑、搬运和清扫马路的工作，只有一些掌握了英语的年轻人，找到了比较体面的工作，或能够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现在到了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多数人已开始用英语作为自己的交际语言，对于苗语反而不怎么会说了。尽管移民美国的苗族头人们为了延续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苗族社区办有苗语电视台，苗文（一种创制于清末民初的以拉丁字母为表音符号的苗语文字）杂志、报纸和出版社，但苗族母语的被边缘化、淡化乃至消亡的趋势仍然让不少有识之士们感到忧心忡忡。

　　1982年，我还是涪陵歌舞团的一名乐手兼编剧，曾经去过秀山与松桃交界的苗寨收集过民歌，就是所谓的“采风”。在大多数苗寨，歌师傅（当地对有资历的歌者的尊称）虽然唱的依然是苗歌的曲调，但歌词已经是汉语的了。后来我听说秀山县晏龙乡还有个苗族村小，实行的是双语教学，即老师上课时一半时间用汉语，一半时间用苗语，便专门去那里看了一下。通过与村小校长的交谈，我了解到的情况是，由于实行双语教学，一半的时间花费在苗语教学上，这所小学总是完不成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因此升学率极低，能够考上初中的很少，上高中或大学的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基本上是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了。校长自己便是为数不多考上了初中的人，后来又被保送进了秀山县师范，毕业后被分配回这所小学任教。当时我的心情比较沉重，也没继续与他讨论双语教学有无必要。但这个问题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始终也没有一个好的答案。所以，当看见美国一个关于少数族裔在学校是否有学习自己母语的权利的案例报道，便很关注。这个案例说的是美国一些语言保护组织出于保护少数族裔的语言，维护其使用母语的合法权益，联合议员提出了一个在学校实行双语（英语加少数族裔母语）教学的议案。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议案遭到了多数少数族裔的反对。其理由很简单，也很现实，那就是生存和生存机会的问题。谁都知道，要在美国这个以英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国家生存，并获得较好的发展（最起码也是涉及到就业机会的多少），首要的就是能够尽快和尽可能熟练地掌握好英语，才谈得上对其它学科的学习。

　　这真是个在全球范围都不好解决的矛盾。就我所知，在中国，有用彝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很优秀的文学作品（小说和诗歌），但这些使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和诗人基本上都默默无闻，包括在自己同胞中间，文学爱好者们主要接触到的也是用汉语创作的作品。藏族作家阿来就曾坦言，学会汉语，以及用汉语写作，让他在更大范围内获得了认可和声誉，因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说，苗族只有一种由近代外国传教士会同苗族学者创制的“人造文字”（这说法不太准确，目的是为了与那种在漫长历史中“自然生长”的文字相区别，正式的说法是“拉丁拼音苗文”）。但这种文字在过去和现在都只是一种“学术文字”，即只局限于苗学学者使用。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在松桃等苗族地区曾经对这种苗文做过大量的推广工作，也迅速地让许多苗族人乃至汉族人掌握了这种文字的读写，但是，仅仅很短暂的时间，这种推广就终止了。到现在，连那些曾经学会这种文字的人，也差不多不会读不会写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这种“人造文字”缺乏大量的读本应该是导致它不能广泛推广和持续运用的主要原因。既没有将许多苗族的口头文学转换为文字读本，也没有将其它民族的经典作品以及本民族作家用汉语写成的作品翻译成苗文文本，更没有现当代作家用这种苗文直接创作的大量新作，即使有人学会了这种文字，但如果长期没有东西可阅读，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册识字课本，那么，这种文字的生命力究竟如何，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曾经向一些懂苗语的苗学专家和苗族诗人、作家有过请教，知道苗语是一种很优美的语言，其语音至今还保留着五个声调，说和听都极富音乐感。有时，同声母和韵母的词语变一个声调，其语义就变了，这跟汉语的同音字还不一样，很有趣。其语法（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只是形容词一般跟在被形容的名词之后）也与汉语近似，应该不是十分难学。

　　其实，就交际而言，学习苗语的必要性已经不大。现在的苗族地区，包括腊尔山区，会说苗话的人，基本上也能说汉话，交流和沟通不是问题。即使我不会苗话，我说我是苗族，他们一般也不会见怪，更不会说我是“茶叶苗”。这种现象，我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悲哀？只是有一点我们都知道，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哪怕在节假日穿上本民族的服装，但那些只能在本民族语言中体会和感受到的民族文化，是怎么也找不回来了。

6、松桃城

离开茶峒，折回秀山至松桃的二级公路，驱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松桃县城，即过去的松桃厅城。

　　1982年，我去秀山县的晏龙乡收集民歌和民间故事，顺道进入了松桃境内的梅江镇。但那次，我没有去到松桃县城。直到1990年，我应邀参加由松桃县政府承办的第三届全国苗族文学研讨会，才第一次亲眼看见这座美丽的小城。

　　这一次会议，让我再次见到了伍略老师，以及在威宁时就已结识的松桃的苗族作家吴恩泽和苗族诗人龙建刚。同时，还新认识了松桃的苗族诗人龙志敏（完班代摆）、龙险峰，苗族作家张琪敏，以及画家刘华忠。当时的县委书记龙岳洲，亦是一位作家，这次会议能够在松桃举办，便是他与伍略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样的聚会，主题虽然是文学，但联络情感才是实质所在。苗族作为一个分散的民族，其“聚合”的愿望，在每个苗族人心中都是十分强烈的。尤其来到贵州，更有一种回到了大本营，回到了家的感觉。我自己便有这样的体会，与苗族同胞在一起，心情特别的激动，喝酒特别容易喝高。伍略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苗族文学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性格率真的性情中人。在那次的篝火晚会上，大家唱歌跳舞正在兴头上，伍略突然醉醺醺地跑进人群，抓住来自黔江的年轻诗人杨见的手，高高地举起来，大声宣布：“今晚的跳舞王子是杨见！”话音落下，他突然又不见了。后来听龙志敏讲，他邀约了几个年轻人，进招待所的房间谈起了文学和写作。

　　东道主松桃县政府还为我们安排了看苗族的傩戏，以及爬刀梯、打四面鼓、唱山歌等艺术表演。遗憾的是，由于会期短，没能抽出时间到下面的苗寨，去看看苗家的日常生活习俗，体验纯正的苗族风情。

　　再次来到松桃，时间已过了整整二十年。我也从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倒是松桃县城却是焕然一新，从“老城”变成了“新城”，我完全认不出它的模样了。让人欣慰的是，松桃的“旧城改造”由于规划得好，没有像许多经历过“旧城改造”的县城那样，出现“脏、乱、差”的格局。“改造”过后的松桃城，依然是整洁、秀丽，井井有条。尤其河对岸的新城，无论是建筑的设计，街道和广场的分布，都让人觉得很温馨，有一种想留下来居住、生活的冲动。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松桃，曾和当地一群年轻的诗友、文友，浩浩荡荡地穿城而过，奔向城边的河滩，跳进河里游起了裸泳。虽然小时候在乌江边也是打着“光胴胴”游泳的，但长大后成人后，游泳都是要穿游泳裤的。所以，当看见朋友们脱得一丝不挂跳进水里的时候，我还是感到了几分羞涩和迟疑。“脱了，脱了”，朋友们在一旁叫着，怂恿着，我也终于脱掉最后一块遮羞布，赤裸着跳进了水里。这种欢快的体验，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此次故地重游，这种浩浩荡荡裸泳的景观，在松桃城的河滩上已经是看不见了，而是被各种款式的泳装所代替。

　　在新的滨江路，有一个河段被拦了起来，修了个浅浅的堤坝，堤坝以内的河水因此变得开阔而平缓，成了一个天然的浴场，从下午太阳快要落山开始，松桃县城的男男女女以及小孩们便开始在这里戏水、游玩了。而浴场边上，又有许多不下水、不游泳的男男女女，他们坐在撑有太阳伞的方桌边，边喝着啤酒，边啃食着各种美味的卤菜，想必，也在偷偷地欣赏着边上那些身着泳装的美色吧？

　　有一条河的县城不多。有一条河而又离城这么近的县城更不多。如果再要将这句话罗嗦下去，那就是，有一条河离城这么近且还能在里面游泳的县城恐怕真的是少之又少吧。我想到了我居住的成都华阳镇，离小区不远也有一条河，河的规模不比松桃河小多少，但看着那污浊的河水，谁还敢下到里面去游泳呢？

7、苗王城

苗王城位于腊尔山腹地，正大、盘信、大兴三个乡镇接壤地带的一条峡谷的两岸，面积约4平方公里。它原来的名字叫“新寨”，21世纪初更名为“苗王城”，因为它曾经是苗王龙西波、吴黑苗、龙达哥居住的地方，现在尚保留着苗王吴黑苗的故居和墓冢。没去过苗王城的人，想象中那应该是一座带有巍峨宫殿的城池。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石头砌成的苗寨。只不过，这个石头寨的规模与格局，都与普通的苗寨不一样。

　　这是一座为满足军事用途而修筑的一个迷宫式的建筑群。

　　进入苗王城，首先便被城中的巷道所吸引。这是一种带有防御工事特征的巷道。巷道两边是石片砌成的城墙，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便开有一个小方孔。巷道两侧是一栋栋木楼瓦房。整个寨子依山而造，巷道也就蜿蜒、曲折地穿行其中，并不时分出一个岔道。巷道的布局很有迷惑性，明明看上去是宽阔的巷道，走到尽头却是死胡同；而看上去十分逼仄，似乎无路可走的巷道，走进去却是别有洞天。

　　在苗王城游走，有点辨不清方向。但似乎也无需方向，如此信步而行，遭逢意外，也是一种乐趣。于是，走着走着，走到低矮处的一条巷子，走出寨门，就发现这苗王城下，居然还有一条河，河的两岸，是陡峭的山岩，构成一条S形的峡谷。原来，苗王城由两个寨子组成，分隔两个寨子的，就是这条S形的峡谷。流经峡谷的小河名叫官舟河，发源于腊尔山，其上游叫苏麻河。河水异常清澈，倒映着两岸的山影。峡谷之上建有一座风雨桥，即廊桥，将两个寨子相互连接。从苗王城的历史分析，这座桥的建成时间不会太长，应该是解放之后才建的。因为作为军事堡垒的苗王城，要依托两个寨子之间的相互转换，与入侵官兵进行周旋。一旦这边寨子失守，立马便转移到对岸的寨子，而寨子之间的这条河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可以起到阻挡追兵的作用。所以，在过去如果有这样一座桥，无异于为入侵的敌人提供方便。只有到了和平时期，为了方便两岸村民的往来，才有了建桥的必要。

　　除了这座风雨桥，现在的苗王城景区还在两岸之间建了两条往返的索道，供游人体验在峡谷之上凌空飞渡的“惊险”。而谷底的河面上，也备有木制的游船，可供游人坐在船上往来行驶，观看峡谷中的奇异风景。运气好，还能看见猴子在绝壁上攀援。如果是天热的季节，游人也可以换上泳装，下到河里游泳、戏水，将自己的身心完全的放松，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融为一体。■

　　创作谈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尝试不同文体的兴趣。尝试了几十年，觉得散文是最难写的。写诗写小说乃至写剧本，作者都可以藏起来，藏在词语的背后，藏在人物或故事的背后。但写散文的时候，作为作者，你无处可藏。你的思想、境界、趣味，乃至人品，都会在字里行间暴露无遗。当然，聪明的人，有才华的人，也可以藏。但是，无论你怎样藏，都躲不过明眼人的眼睛。举个例子，胡兰成，我知道有不少人喜欢他的文字，但我读了之后就很不喜欢。他的确有学问，对人情世故也十分练达，遣词造句也颇有韵味和特色。他谈历史，谈国家、民族，谈宗教和文化，这些“大问题”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是个很通透的人，尽管言谈间也显露出一些聪明、机智的卖弄。但就是当他谈及“小问题”的时候，比如与张爱玲的私情，那种“皮袍下藏着的小”就彻底地暴露出来。

　　所以，散文难写，不是难在写什么和怎么写，而是难在写的人，即你本身是个什么样的人。很多时候，与其说是文章有什么问题，不如说是自己在做人上存在着问题。但做人的问题，单靠写是解决不了的，还得靠做。做好了，自然就写好了。所以我觉得，人在年轻时和年老时，是比较适合写散文的。年轻时也许文笔幼稚，用词夸张，但还不失真诚。而年老时，该明白的已明白，该改正的已改正，加上无欲则刚，也容易表露真诚。最不堪的应该是中年吧。人在这个年龄段是最具欺骗性的，包括对自己的欺骗。貌似成熟，有经验，有见识，实际上心有千千结，被各种欲望所支配，被诸多利益所折磨，难舍难分。以此境况和心态行诸文字，其境况和心态必然于文字中流露出来，藏是藏不住的。但这个年龄段的人偏偏害怕这样的流露，总想藏起来，结果是越藏越伪善。我也正当中年，对此深有体会。当然，以年龄说事，并不准确和全面，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或者说，只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和观察，难免偏颇。比如有的人直到老年，由于内心并无省悟，习惯性的文过饰非，也是常见的。

　　有人说，《圣经》是世界上最好的散文。我相信。只是我对《圣经》并无研究，所以无法言说，其好在何处。也有人说，《史记》是世界上最好的散文。我也相信。而且，作为中国人，对《史记》并不完全陌生，但仍然因缺少研究，无法言说《史记》的好，究竟好在何处？不过，从他人的言说中，我大致可以猜想出，《圣经》与《史记》作为散文的典范，应该与其朴素、真诚的文风有关。这种朴素、真诚的文风，与作者的人品和人格有关，即它们的作者便是朴素、真诚之人（不是圣徒也接近于圣徒）。这也让我更加觉得，散文难写，写作散文的门槛太高。但我也不因此而完全悲观。我还是想继续尝试这种文体，通过写而知不足，就当它是一面镜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