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

　　今夜光州在下雨。昆明星光灿烂。里斯本有人在写诗，他的邻居在看足球。世界各地气候不同，但一个美妙的夜晚注定降临。对于我来说，这种美妙是由一个湿淋淋的足球带来的。在光州的足球场上，葡萄牙人踢得快感极了，以至我不断地听到解说员不断地说到“射”这个字。还没有射，来不及射，射偏了，转身射，直接射，他射进了！等等。那个不看足球的诗人如果听到这场解说，他会误以为这世界怎么如此风流。汉语的解说词一向一本正经，但这个夜晚我听出张解说员有些情不自禁。葡萄牙是一只漂亮的球队，我不是只说球技，我是说他们长得非常古典，就像是一群国王、王子在踢足球，就像红色的火焰，光州的倾盆大雨犹如汽油，令这支球队燃烧得更加猛烈。波兰人并不是胆小鬼，他们也拼出了昔日血战华沙的气概，但终究技不如人，没办法，他们的球门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光州在下雨。昆明星光灿烂。我不知道里斯本天气如何，但我知道那边将陷入狂欢，数百万个屁股会同时从椅子上弹起来，数百万的啤酒瓶盖会飞进天空，成为另一种雨。在一瞬间改变一个国家的表情，除了上帝，恐怕只有足球可以做到。

　　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78年。当时我所在工厂的工会有一台电视机，一个乳黄色的小箱子，放在工会的播音室，三千人的工厂里唯一的一台，归钳工老肖管着。老肖是我初中同学，我们刚满16岁，初一还没有上完，就被国家分到这家工厂来做工。我们很喜欢这个工厂，它经常停电，一年有半年没有什么活干。另外半年不是开大会就是去农场劳动。工资照发，虽然不多，一个月17块钱，交了伙食费，还能剩下五六块。工厂里什么人都有，流放到基层劳动改造思想的话剧演员、芭蕾舞演员、被监督改造的右派分子、劳改释放分子……还有老工人的后代、少数民族、以及我们这些初中生……还有一个讲故事的，他以前是高三学生，没毕业就来了工厂，我们经常听他讲故事。那时候书太少，除了毛选、马克思、列宁和鲁迅，几乎没有多少书。要看其它的书只有两个渠道，一个是靠地下传阅，一个是在文革以前看过书的人把他们看过的书讲给没看过的人听，所以有许多讲故事的人。有一天他讲《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是一个体育明星的故事。今天我百度了一下，才知道他讲的是阿根廷作家奥古斯丁?库塞尼的一个剧本。主角是个足球明星，那时候可没有什么足球杂志，做梦都不会梦见什么球星，我们根本不知道足球明星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他讲的这个中锋是踢足球的。话剧只有对话讲出来的故事，没有脚也没有球。我很多年牢记着这个故事的标题，可从来没想到中锋就是足球场上的中锋。足球对于我很简单，就是可以用脚踢的球。小学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有时候也会抱着一个灰乎乎的东西来，椭圆的，让我们在篮球场上踢一阵，篮球架下的两根柱子就是球门。我们闭着眼睛瞎踢，球早已跑到一边去了，我们还在乱踢，都踢到彼此的脚上。踢足球是很勇敢的，我又喜欢又害怕。工厂一停电，我们就唱国际歌、画水彩画、写诗、读《资本论》、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老肖迷恋普通话，经常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学，说得很麻利了，厂里就让他当业余播音员。我们正在干活，会忽然听见藏在车间大梁上的高音喇叭咔哒一声响，接着就传来他的声音：通知，通知，请全厂职工下午两点到大礼堂开会！有一次他广播完了，忘记关掉开关，高音喇叭安静了一会儿，我们听见关门的声音，接着又传来他的声音，他没有说普通话而是讲昆明话，只有一句：过来。接着还传来一阵阵无法判断的响声，过了半小时，老肖大约发现播音器还没有关闭，啊了一声，咔哒关掉了。我们边做活边听着，猜测着，那天他叫谁过来，做了什么，猜了很多年。你叫谁过来，我们问老肖，他只是说，猫。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汉，许多事情都朝两性关系那边想。我们根本不信，猫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声音。

　　那台14寸的熊猫牌电视机就放在播音室里。1978年6月里的一天，老肖在食堂朝我使使眼色，我就跟着他去了播音室，然后又陆续来了几个青工，都是铁杆哥们。个个像电影里面的地下党那样，神秘、庄严、激动，怀着使命的样子一个个走进来。老肖关起门，慢条斯理地接天线，像个魔术师。自从他进了播音室后，样子就越来越像魔术师了，他整日摆弄那些电线啦，开关啦，插座啦，小灯泡啦、三极管啦。魔术师在电视机后面搞了一阵，感觉他已经钻进了电视机盒，忽然露出头来，吩咐我们别出声，然后一按，电视屏幕先出来一阵雪花，接着，一个绿茵茵的足球场出现了，一群金头发的外国人！穿着短裤在奔跑！看台上在欢呼。其实电视机几乎没有声音，老丁怕人听见，把声音开得极小，我耳朵不好，几乎听不见，但依然感觉到海潮般的欢呼声从观众的脸上传出来。队员正冲向球门，镜头上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高举着手。天啦！这是1978年，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了，但世界还看不出有多少变化，依然是红旗、社论、标语、高音喇叭，口号声、锣鼓喧天声、领袖画像、押送阶级敌人去会场批斗的大卡车在公路上呼啸而过……而我居然在看一场世界杯的转播，这是1978年6月2日到6月25日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的一场。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还有世界杯这种事情，我以为外国世界无非就是许多人在受苦受难，被资本家压迫，等着我们去解放，或者就是些坦克、大炮、战斗机什么的以及时刻要来侵犯祖国的敌人。忽然看见那些外国人在踢足球，那么鲜艳灿烂、那么强壮粗野，那么结实滚圆的大腿，狮子般的金发，那样健康勇敢、跃起、落下，就像一群金光灿烂的鲤鱼在跳龙门……我被强烈震撼，身体内部像是发生了一场地震，呼吸急促、颤抖、流汗、冰凉……似乎全中国只有我们几个人在看，我们已经逃出了这个国家似的。我估计是天线的关系，老肖真是个伟大的魔术师。我们像犯罪一样地看了一个多小时，一直担心着有人敲门，越往下看，我们越害怕，老肖也害怕，干脆把声音完全关了。开头我们看球飞来飞去，后来镜头里面不断地插入观众席上那些穿奇装异服的人，出现了戴墨镜的金发美女！太酷了！那时候形容cool还没有被说成酷。Cool，我们说太勥（jiang）了！一个戴墨镜的人，我们说太勥了。一个穿细裤子的人，我们说太勥了！太勥了，她们的身体公然露出来那么多，那时候在中国，一个女性那么露的话，她肯定是疯掉了，会被批斗甚至逮捕的。世上有许多事情，你不知道也就算了，一旦你知道了，就立刻觉悟，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美女就应该穿成那样（那时候我们身边的美女大部分喜欢穿女式军装）。本来就应该有足球，后来我才知道，1978年，中央电视台盗用国际广播卫星的公共信号，首次对国内进行了世界杯转播。我记得那些镜头都是彩色镜头，可是看了一下中国电视机发展史，在1978年时，还没有彩电呢，也许是我在梦里面将那台熊猫牌电视机变成了彩色的吧。

　　我不是从体育的角度进入世界杯的，而是像看禁书一样进入世界杯的。这在后来成了习惯，我总是摆脱不了把足球看成地下运动，现代派文化、看成先锋派、另类、波希米亚文化、看成口语写作甚至看成行为艺术的毛病。到了八十年代，可以看的书像洪水一样多了，我总觉得奔跑在足球场上的人是尼采、萨特、乔伊斯、艾略特之类的人，他们是一支足球队。我看过贝肯鲍尔的传记，这家伙说什么“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新的聘约。我可以担任教练，可以做广告，任凭我选择，有时候还有诱人的物品。但我问自己：何非得受聘呢？……有时你会生出一种向往自由的要求。你也该在生活中当一次自由人，一个无羁无绊的人。” 看看，这个哲学家是如此理解自由人的。我也看过《普拉蒂尼传》：“‘普拉蒂尼，你这个法国小杂种！’这是都灵队的支持者写的。长期以来，他们忍受不了我们在都灵的心脏里建立起来的统治地位。每当都灵市邻队间进行比赛的夜晚，他们便扮演着与我们的支持者分庭抗礼的角色。我的名字写在石头墙上，时间流逝，日晒雨淋，总有一天会被冲刷掉。然而，它却绝不会从我为之踢过球的那些人的心灵上抹掉。”美妙而智慧的语言，他绝不仅仅只是两条长满横肉的大腿。至于那个号称白贝利的济科嘛，更酷，他甚至是个诗人。不是比喻，他真的写诗。没办法，我已经不能仅仅把足球视为体育活动了。我记得那时候地下流传过一本灰皮书《阿登纳回忆录》（文革中的内部出版读物，1974年出版），里面谈到足球与德国民族精神的关系，说足球是一个国家政治的晴雨表。说，“德国人是直线的民族，足球体现并传承了德国人崇尚勇敢、追求荣誉这一民族特征，以及忠诚性和法制性。他们将准时性看作“最高准则”，日耳曼人和普鲁士人的忠诚、服从这一国民特征体现在当今德国人的工作态度和职业水准上，在今天，忠诚成为德国许多企业用人的重要标准之一， 这种纪律性和严谨性所体现的严肃态度一方面使德国：做事稳重、踏实和认真，另一方面使德国人缺少幽默感，死板、固执，没有灵活性。”我从这本书里面知道了贝肯鲍尔、马特乌斯、穆勒这些人，那时候德国队还叫做西德队。那时候一个人爱看足球那可是个了不得的爱好。有此爱好的人必定不同凡响。足球，意味着男子气概、意味着勇敢、青春、自由、浪漫……那个时代有种风气，就是人们普遍崇拜英雄。足球队员很符合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人们心目中的男人标准，十足的男子气野气生气蛮气霸道气。看球时时常会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就是那些个盘球前进、过关斩将、一脚怒射，“进了！”的英雄，以为自己就是济科罗马里奥马拉多纳贝利贝贝托，以为自己也会像那些个明星一样，成为少女们钟情的对象。那时我们崇拜那些足球队员不是因为他们的球技，而是因为他们的男人气概，这些个男人简直就是古希腊的英雄，就是阿喀琉斯安泰。足球场就是希腊的古战场，就是古罗马的斗技场。那时候看球可不管什么明星不明星，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明星，报纸上没有体育版面，更不会介绍明星。只要踢足球的我们都崇拜。男人在崇拜足球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是潜在的同性恋。

　　那天看世界杯是偷偷摸摸的，并没有得到厂里批准，领导不知道，就是老肖冒着风险，自作主张，也只是看了一场，仿佛无意中看到别人在做爱。我从来没有问过老肖怎么知道那天要播世界杯，我很感激他叫上我，那是多大的信任，如果被告发，判刑都是可能的，世界杯转播，那就是反动电影。我们工厂，经常会有人被抓起来，因为偷听外国电台的、因为看黄色小说（只是说到爱情而已）的，因为偷一块砖的……这个播音室外面就是工厂召开全厂职工大会的大礼堂。那时候工厂里隔三差五地就要开全厂职工大会。开会的时间比生产的时间还多。我进入工厂的第一个月，就参加了一次批斗流氓的会。与我同一批进厂的青工小查因为在正义路的一个商店里拾到别人掉在地下的五块钱，当场就被旁边的人告发，立即扭送工人纠察队，不由分说，绑起来押回厂里面，交给民兵。民兵不问青红皂白，当天晚上就用麻袋把小查套起来用扁担打，打得他像猪一样嚎叫。民兵打人很有经验，用麻袋套起来，被打的人就防不胜防，看不见棍子会落到那里。我记得打得最凶的是一个长得很英俊的矮个子，在热处理车间工作的，踢足球的时候是右边锋，跑得很快，后来我一直都害怕他。第二天，小查被押到大礼堂公审，公审就是要他当众交待罪行，小查站在一把椅子上，高于会场，站了几分钟就摔下来了。他被打成重伤，休养了一年才回来上班。后来发现他并非小偷，但也就不了了之，他落下了终身残疾。他是非常老实的一个人，长得像个高加索山民，我在高尔基小说的插图里面见过。他喜欢踢球，但是他不跟踢足球的那伙人一起玩，他有时候会自己找个篮球在篮球场上盘球玩。以前我与他关系很好，正准备进一步发展友谊，他就消失了。等他养好伤回来上班的时候，已经不怎么认识我。腿瘸了，再也不踢篮球了。那个矮个子也没有什么好报，后来因为贪污被关进了监狱。

　　虽然我上小学的时候知道了足球，但足球对于我，相当于在地球上看火星那颗球。我可以说一丝毫的足球概念都没有，在我少年时代，足球真的是和火星一样，是外星人的玩具。我虽然也和几个同学踢着玩过，和古人第一次发现圆体还可以踢着玩是一回事。那时候上体育课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酷刑。受家族的遗传，我很忌讳运动，鄙视运动员，认为那些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祖父在民国初期曾经考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是他不去报到，宁愿呆在家里面养花、看金鱼、写字。我父亲也不是一个喜欢体育的人，热爱体育活动，在他看来，乃是弱智的表现。童年时代，他只是喜欢领着我散步，一路上告诉我这是梅花，那是竹子，这是海棠，那是菊花这些。我也很笨，上学最怕的就是体育课，认为那是当众出丑。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号召搞体育运动，还亲自游泳，横渡长江，影响到社会，运动成了文革时期的时尚。那时候江河湖海，到处可见游泳的人。广场公园，到处是练习武术的人。打篮球、乒乓球更是流行。每个单位都有篮球场，乒乓球桌更是见缝插针。国家禁止人们自由思想，许多自由思想者被逮捕、枪毙，于是都不敢再思想，只是转述准说的话，默默地锻炼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并不是世界杯足球场上的那种身体，虽然也动手动脚，却是严格禁欲的，有点像三十年代的德国。多年后，我看到莱尼?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觉得似曾相识。但无论如何，这种风气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青年时代，我已经从一个胆小文弱，经常想哭的男孩被改造成了一个意志坚强的青年，我游泳、登山、练哑铃……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这个小说的主人公拉赫梅托夫非常佩服，他为了考验自己是否经得起审讯和拷打的痛苦，在一个钉满钉子的毡子上睡觉。

　　我看球，总是激动得过头，比人家就坐在球上的正牌球迷还投入还激动，未免矫揉造作，也确实很做作，我对足球一窍不通，只通一点，就是进了的都可以说“好球”。有时也纳闷，怎么球进了，那些球迷却一声不吭，我看球，像马匹一样，不知道“越位”。那天我们几个秘密地看世界杯的人与其说是看足球，不如说是看世界，那个陌生的世界令我们着迷、激动。世界还有这样的！我们很得意，觉得自己从此比其它人高了一筹，哼哼，我知道啦。但是也很痛苦，我们不能把这种得意逢人就说。那时候我已经看过惠特曼的《草叶集》，云南人楚图南翻译的，是铆工陈实秘密借给我的。这场足球对于我就像是惠特曼诗歌的另一个版本，草原、力量、激情、速度、肌肉，男性的魅力、性感、英雄主义……我把它当作活的荷马史诗看，那个守门员就是阿加门农王，那个前锋阿喀琉斯，海伦们就坐在看台上。那是一个政治正确决定一切的时代，我们天天都要读报纸上的社论，生活中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身体的语词。那场转播说的是英语，没有翻译。对于我，全是身体在说话。那些镜头令我充满了激情，恨不得立即就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那些公马般的臀和大腿啊，那些自由舒展如花朵怒放的奔跑啊，那淋漓痛快的射门啊！看台上那些圆滚滚的乳房啊！有时候它们变成一个个足球，满场乱滚。足球场上的一切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场灿烂光明的做爱，我以为这也是西方足球潜意识里面的东西。但我们只能哑哑地看，捂着嘴巴咳上两声。如果被人听见，去告发，我们就完蛋了。真是千钧一发，嗓子痒得要命。

　　那时候在我的工厂对面的中学里面有一个足球场，民国时候建的。这个足球场很少用，荒草丛生，球场外面就是田野，流向滇池的金汁河环绕着它，我经常跟着厂里的青工去玩足球。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足球场了，蓝天白云，各种昆虫叫唤着，戴着金手表的蟋蟀从这根草爬进那根草，蝴蝶在它头上巡视。金汁河岸上，柏树苍然挺立，老得不得了，就像一群群白发苍苍的祖父，都是三百年前种下的。农民的马匹在河岸上嘶鸣。秋天，牛车拉着稻草堆在河岸上走，车夫的孩子坐在稻草堆上咿咿呀呀地哼着歌子。足球时常飞越稻田，落进河中，就有若干人飞快脱去衣服，跳进河里去捞，那河水清澈无比，挂着水草、青苔和鱼苗。抢到球的人将球往岸上一抛，接着一翻屁股，鱼跃过水面，趁机游上一阵。黄昏，稻米平原后面的山岗上停着红色的落日，天空中也有一只看不见的脚在奔跑，它踢了一天，现在累了。球场上野草茂密，只有中间的一块露出泥土。守门员小伟不是我们厂的，他在油漆厂上班。这一带喜欢足球的人都互相认识，业余球队各单位的人都有。他个子中等，浑身肌肉，当他鱼跃而起或者凌空一脚将射向球门的球再射回去的时候，仿佛有某种东西从他身体里喷出来，他即刻变成一种动物，豹子或者马鹿。女工们浑身抖动，尖叫起来，恨不得这个飞跃天空的男子属于她，我们听得出来的，很嫉妒。在那时代，一个优秀的男人，一般指的只是政治立场正确或者有行政级别，人们崇拜政委，书记、团长、队长、指挥员、劳动模范……一个仅仅身体健康，肌肉滚圆，小腿有力，飞起一脚就准确地将足球踢到一个他预定的落点的男人无足轻重，平庸无能。小伟在足球场上出现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就是我们中间最性感的男人了。他戴着一双不知哪里找来的破手套，张开腿，胸大肌一挺就扑将出去，就像非洲荒原上的饿兽，似乎那不是一个皮球，而是一只羔羊。有时候被球门附近的泥水滑倒，女工们再次尖叫，那是多么爱怜的担心啊。我们很喜欢小伟，他经常来找我们，蹭饭吃，踢球，亲密到已经在分析哪个女工可能会嫁给他了。但在油漆厂，小伟默默无闻，那个厂离足球场太远 也少有人知道足球。没人注意小伟，他穿着膝盖上打着两片补丁的劳动布裤子，这种裤子就是现在叫的牛仔裤，只是比牛仔裤宽大些，下班时，他把足球夹在单车后座上，马上朝我们的这个足球场奔，在我们这边，他是球星啊。前锋是王小军，他踢得相当臭，经常一脚把球踢到金汁河去的就是这小子，车工，但他就是要当前锋，一上场，就霸着那个位置。大家也奈何不得，只是叫他，捡球去！这个业余球队没有队长，也很少比赛。大家想踢那个位就踢那个位，后卫人人都觉得容易对付，想踢一脚，就去踢后卫。我很少踢球，大多数时候只是在场边看着，踢球结束后，把小伟的衣服或是一只军用水壶递给他。有一次，冷开水被他喝光了，我去金汁河里又灌了一壶。我偶尔也踢后卫，球过来了，我严阵以待，闭着眼睛，球从两腿之间钻过去了。浑身大汗时，翻身就倒在草地上，那个白云，那个蓝天，一只鹰高高地盘旋，一群麻雀在下面吵吵嚷嚷，永恒啊！

　　偶尔，也约别个厂的队来比赛。裁判员就是老胡，在这一带，所有的足球赛的裁判员都是老胡。老胡是看省队踢球慢慢学会了裁判的。他在铝合金厂当技术员，推着一辆烂兮兮的单车，后面夹着一个饭盒，里面经常装着一盒玉米粉和大米混合蒸成的饭、半只鸭蛋、一点咸菜。一般踢球只能利用中午休息的时候，老胡骑着单车朝球场飞，这一带只有这个足球场。约球都是半个月前就约好的，也是老胡去约，他很喜欢约球，这样他就可以当裁判了。那时候没有电话，老胡知道各厂的球员住在哪里，跑到他们家里去约。几年下来，大家都成朋友，这一带的球迷，都认识老胡。老胡人很正直，这是裁判的基本素质。他卷起裤脚，一边跑一边吹口哨，大叫着，越位！越位！足球场上没有线，老胡说越位就是越位，他估计着差不多了，就大喊越位。球员也会有犯规的时候，大家拉拉扯扯，尤其是那些女工来得比较多的场，球员特别兴奋，犯规就更多，时时想要显示自己的梁山好汉品质。尤其是毛兵，踢球他从来不配合，球到他脚下就是他的，他玩大脚远射，玩倒挂金钩，玩头球，即使球的角度较低，他也抬着身体去顶，经常头顶在泥巴里，球不知去向。他踢球主要是踢给小水仙看的，他想通过这些公牛般的举动，让小水仙佩服他，但是小水仙只来看过一次球，就再也不来了。所以，踢球的时候他闷闷不乐，常常忘记要把球传给别人，也许他指望另一个姑娘喜欢上他。中场也要休息，但不一定是十五分钟，或者一小时，或者半小时，歇得差不多了，再接着踢。有一次老胡约来的两个队踢到后半场开始打架，脱掉球鞋扔过去，蹲下来用水坑里的泥巴水乱泼，还骂骂咧咧。那个球远远地呆在草丛里，完全被忘记了。最后，还是老胡平息了事态，他说，再打，老子以后就不判了。大家就住手了，找球去。然后一伙人，两个队，个个推着一辆自行车，后面夹着湿淋淋的短裤汗衫，走回家去，天快黑了。女子们跟在后面，不和男子走在一起，这是那时代的风气。我们偷看世界杯的时候老胡不知道，他的单位离我们厂有五公里，那是个小厂，没有一台电视机。后来，我们把这场球赛说给他听，老胡只是问，教练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们都忘记了。

　　我也曾经去省体育馆看过足球比赛。露天水泥看台，红旗招展，东风劲吹，我顶着一张报纸，被太阳晒得死去活来，昏昏地听见那些内行的球迷把场上的一个秃顶的队员叫做“九号老倌”。他是足球场上的核心人物，球总是围着他转。他的球技很好，球就像是有根线系在他脚下似的，但是他很少把球传出去，他玩着玩着，就被对方抢走了。有时候他终于传了，却不知道他是传给谁，对方接到了球，有人咕哝道，这家伙是不是叛徒，咋个（昆明话，怎么。）老是传给人家嘛！球场上就吼起来，冲啊！冲啊！都希望队员就像解放军占领孟良崮那样冲上去。那时候在放一部电影，叫《红日》，有个镜头，解放军举着红旗满山遍野地冲锋。射门！射门！喊成一片。这是一个省队与另一个省队之间的比赛，过程与开会一样，从入场，全体起立、奏国歌、政要讲话、队员上场、两队面对面高呼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又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然后才是友谊赛，从入场到终场，折腾三个小时。结果是0比0，或者一比一。与我们金汁河畔的足球赛相比，真不好玩。所以我很少去。印象较深刻的一场足球，是德国草蜢队来访，其实这个队是瑞士的，不知道怎么传成德国的了，或许大家对瑞士很陌生，熟悉德国，以前有时候会放苏联电影，大家对德国法西斯很熟悉。不过嘛，也差不多，都是德语区的，一种人。只是画了条叫国家线的线而已。那是第一只外国球队来访问。看真的外国人踢球，全城轰动，搞到一张票，就能改变命运。看了和没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洗礼是什么意思，就是去看一场足球。那时候外国人就像神仙一样，偶尔在大街上一晃，许多人跟着。何况这是11个外国人，还要脱掉衣服！球赛是下午两点钟开始，人们上午十一点就入场，还差一点占不到座位。球场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座位是一圈圈的水泥台，有点像古希腊的斗兽场，大家都用报纸、衣服、手帕什么的垫着屁股。看台后面的围墙边站满了警察，那时候的警察穿白制服，戴着白色的大圆盖帽，他们沿着足球场的矮墙围了一圈，如果能空中看，很像一群大蛋糕的奶油花边。看球的人自己带了面包、干粮、汽水、许多人带着饭盒，里面装着冷饭、咸菜什么的。边吃边等。等得不耐烦，就玩起来，把某个人的帽子突然揭掉，向空中一扔，落下来，又被另一群人抛上天去，再掉下来，再抛起来，所有已占定座位的闲人都跟着起哄，帽子飞上天空，那些人就“嗷嗷”齐叫。那个被夺了帽子的秃顶用一个手掌捂着头，扬声乱骂，但无人理睬，帽子越传越远，最后已经回不到他的头上了。到了开场将近时，人越来越多，许多人只能站着，但后来的人仍然像泥石流一样由上往下拱，都企图拱到那个绿色大蛋糕上去。前面站立的人终于支撑不住，软了下来，泥石流般地缓缓朝前流动，一排排弯掉又立起来。最后失去耐性，前面的人就和后面的人展开战斗，武器就是汽水瓶、面包、鞋子。警察在后面喊，但挤不进。有座位的人不参战，只是在座位上呐喊。正在酣战，忽然全场欢声雷动，原来是德国草蜢队出场了，有一个剃平头的怪叫道：哎呀，德国人的屁股真大，像婆娘一样的大啊！哄堂大笑。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活的外国人，他正不知道该怎么看这些人，那人一提醒，这才注意到一群红色的摆动不止的臀部。“德国人冲锋了”！那些年轻的瑞士人小跑着，逐渐散开，忽然某人飞起一脚，那个球抛起一条弧线，准确地落到另一人脚前。前场一阵惊叫，这种脚法！瑞士队员踢球像机器上的螺丝钉般地各守其位，彼此配合，步步为营，每个队员的球路，都像斯洛克台球的那样精确计算，我怀疑他们在一抬脚的刹那，已经计算出角度，弧线、高度、力度、甚至风力、风向、气压……根深蒂固的理性、设计、算计，已经成为返璞归真，成为无意识的、闪电般的、血液中的本能。就像中国队血液里本能的“跟着感觉走”一样。相比之下，中国队基本上是凭着感觉、闭着眼睛整，感觉怎么可以自我表现就怎么整，乱整，歪打正着……一开始瑞士人也有点懵，按常识、理性的话，这个球他应该传给右边锋，他却不传，一个人单枪匹马就带着突破禁区，拿下！瑞士人很快反应过来，中国人不搞配合，那些灵机一动的小聪明、小旋风、小表演被瑞士人一一冷静地破解。他们踢球的线路在脑海里面都经过本能的计算、测量，基本上是几何形的，就像打斯洛克台球。中国队踢一脚就不管下一脚，他们却设计出第三脚、第四脚。那时候球迷还不会欣赏战术，只是喜欢看表演，射门、倒挂金钩、跳起来用屁股挡球得到的喝彩最高。中国队才不考虑什么球路，许多人只会加减乘除，根本没有几何概念，凭着感觉整。讨巧、花招迭出、哗众取宠，用写作上的行话来说，就是喜欢形容词。中国队骨子里面都是些拙劣的诗歌爱好者，这是他们永远踢不好的宿命，除非血液里就注入几何、算术。足球嘛，我以为，玩玩算了，何必凡事都要争个高低。西方人就聪明，他们从来不与中国比下围棋。海德格尔睿智，有一次他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欧洲人也许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家中〔dann wohnen wir Europ?er vermutlich in einem ganz anderen Haus als der ostasiatische Mensch〕。……那么，从家到家的对话就几乎是不可能的〔So bleibt denn ein Gespr?ch von Haus zu Haus beinahe unm?glich〕。”世界，有可以对话的部分，可以通约的部分，也有无法沟通的部分，上帝就没有创造过挖这道沟的工具，这才是世界，世是有界的。全世界都是一条高速公路，几个站牌，完全畅通无阻了，无聊将淹死我们。草蜢队看起来很平庸，没有什么表演性、戏剧性、机器般地精确，他们不是足球表演，他们在干活、做事、工作、劳动。九十分钟，一个倒挂金钩也没玩出来。但最后是瑞士队赢了，都不明白他们是怎么进的球。

　　看伟大的球队踢球，可以看出心来，看出灵魂来。这不止来自炉火纯青的技术，那光芒是心的光芒，激情、冷静、顽强、智慧，如冰凉的钻石。上半场是斑斓猛虎，下半场那些花纹忽然变成了森林。阿根廷队是第一流的豹子，想象力丰富，但是没有马拉多纳，有些心力不济。英格兰的铁门般的森林已经天衣无缝，只有心灵的一击，才能穿越，等待的是一点灵犀。先有下，才有上。先有身体，才有脚、才有动作，才会流动活跃奔腾起来，心才有地，才会有想象力、创造和自由的欢乐。身体、技术是基础，是出发点，但这一步，只是到达实在。伟大的足球不是实在的足球，是心灵的足球，是创造者的游戏。如何进攻需要创造，如何过人需要创造，如何传球需要创造，如何后退需要创造，如何保守需要创造，如何摔倒需要创造，如何点球需要创造，如何向观众致意也需要创造。分分钟要创造，就像写作，写作是一场词的运动，而不是意思的填充。脚是用来使足球滚起来的，心则想象足球还可以怎么滚。贝克汉姆终于射进去了。那个点球是用心踢进去的，庄严、迅捷，门员凭经验根本判断不出来，因为他遭遇的是创造。四年前他为什么没有射进去，那一瞬他没有心，有的只是大球星的自尊心，他没有创造什么，他只是想补住球星这个洞，别让它露馅儿，所以被扑住了。两军旗鼓相当，输的一方，肯定是输在心上。足球最好玩的是，足球总是不知道的。虽然大家都知道基本的游戏规则，可能也知道关于足球的种种理论、知道谁是球星，但是除了事先定好的黑哨以外，足球场上将出现什么状况，永远是无法预料的。教练米卢在总结一场球赛时说，前七十分钟我们彼此彼此，但最后十分钟他们进了两个球，这就是足球。脚开踢以前，你可以说这个队如何如何了不起，得过多少冠军，有多少国脚，多少球星，打法是欧洲最新式的，但一进了场，一切就不知道了，不算了。就像足球队员郝海东说的：只管这一场。谁也不能居功自傲，赖在宝座上不走，熬到退休，看足球看的不是德高望重，永远是看这一场，足球永远是当下的。当两支队伍走向球场中央的时候，一切都不知道，开始！这与一个主任和科员的关系不同，科员这一场再怎么玩得好，位置还是得主任占着，即使主任踢的是臭脚。在球场上如果你踢臭脚，那么你就是昨天还是足球皇帝，正处级，今天你也得滚蛋，罗马里奥、马拉多纳的名头帮不上你什么忙。在许多领域，座次这种东西，可以管一辈子，例如文学界，在前排就座的永远是年轻时写过点东西，后来就只是吃老本的角色，好汉靠的是当年勇。而足球，只管这一场。如果足球规则适用于所有领域，那还了得，有多少人要下岗？所以在中国，最开放的地方不是有思想的地方，而是有身体的地方，足球界其实是中国思想最解放的一个领域，足球队们时刻淌着汗地等着挨骂，球迷也敢骂、能骂，足球界不管怎么吹黑哨，至少他们准你骂的。思想解放，因为身体先行。足球永远是不知道的，谁将上场不知道；谁将下场不知道；谁将踢什么位置，不知道；谁将被担架抬下去，不知道。但踢不好就滚蛋，这是知道的。这与写作是一样的，在未动笔之前，你可以有这种理论那种理论，但一开笔，你就必须是不知道的。比分不知道才需要写，都知道了还写什么！我曾经说过，诗歌是不知道的。这与男女关系是一样的，在未关灯之前，你无论怎么朗诵都可以，浪漫主义、小资，独立制片、流亡、头衔、存折、柏拉图、德里达、知识分子写作……什么都可以，但关了灯之后，如果没下半身，就领红牌吧。相比之下，足球场外的世界就知道得太多了，有时候我以为那世界简直就是黑哨制造的。足球不喜欢说得太多，没有那么多背景、来头，只有脚动起来，一切才能搞定。就是那些足球评论员，那些批评家，也必须跟着足球滚，身体、足球在先，言论，概念，是非、判断在后，而且必须随时随着场上的形势改变观点。这是足球的魅力。

　　老肖并没有成为球迷。他带我们去看那场足球，只是为了证明他胆子大而已。后来他考进大学离开了工厂，有一天，我们聚会，忽然想起那只猫，又问他，你到底叫谁“过来”。他笑笑，说，小秋。小秋是翻砂车间的翻砂工，那时候长得很像周旋，就是他老婆，他和他老婆在一起也是讲普通话，就像播音那样。因为小秋和他好起来，就是爱上了他的普通话。那时候我们中间，没有人说普通话，会说普通话，就像拥有电视机一样，那就是出人头地了。

　　老胡后来成了专业的足球裁判。每次世界杯他必看。1986年的世界杯结束后，他遇到我，说马拉多纳那个球肯定是手球。一定是手球。我没和他争辩，只是写了一首诗赞美马拉多纳。

　　小伟后来从油漆厂辞职，自己到外面去做生意。最近我在市中心的一处大屏幕下看阿根廷队对德国队的直播，居然发现他也站在人群里，有个短头发的女子和他在一起。看见我，喜出望外，一把拉住。还是大屏幕看着过瘾啊，有现场感。问我，你赌哪个队？我说，阿根廷。哈哈，这是爱情，不是足球。是的，我就是喜欢阿根廷。86年写的那首诗我从来没给他看过，这次又写了一首，也不会给他看。他不看诗。这两首诗都献给阿根廷，不同的只是，上次写的时候，马拉多纳在球场上奔跑，这一次写的时候，他白发苍苍，坐在看台上。

　　我的诗也老了。■

　　创作谈

　　散文在中国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散文就是文章，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基于中国道法自然，随物赋形的哲学思想，为它种语言所不多见。散文是最基础的写作，也是最开放，最具有创造空间的写作。散文没有边界，怎么写都行。中国过去五千年的文章基本上是散文，黄金时代作品的杰作都是散文。但在20世纪以来，受西方文化影响，小说兴起，散文在汉语写作中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散文不是什么轻骑兵，而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我认为，伟大的散文其实在一切写作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