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骏

　　古人作画，素有“气韵”之说。气韵是否生动，是评判一幅画作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所谓“气”，即指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风骨神采；“韵”则指艺术风韵、情韵。如元代美术史论家杨维桢在《图绘宝鉴序》中写道：“故论画之高下者，有传形，有传神。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此论虽为言画，却同样适用于散文写作。

　　一篇优秀的散文，也理应是“气韵生动”的。换言之，或可称之为“风骨”和“精神”。风骨体现作品的品质和境界，而精神则决定散文的深度和内涵，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哪怕你依赖的题材再特殊，主旨再宏大，也终究不过一堆文字瓦砾而已。

　　检视当下的散文创作，不少作者喜欢在形式和技法上玩儿花样，或沉溺于自我的玄思与假想中逍遥取乐，或钻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咬文嚼字，故作高深，而唯独少见深邃的精神光芒和鲜活的生命气场。正如沈从文曾经批评过的那样：“近来人总不会写人叙事，用许多文字，却写不出人的特点，写不出性情，叙事不清楚。作议论，易头头是道，其实是抄袭教条少新意深知；作叙述，简直看不出一点真正情感。笔都呆呆的，极不自然。”

　　其实，大多数人读散文，并不奢望能在其中获得丰赡、广博的知识，更多的则是寻求一种情感的慰藉和心灵的洗礼罢了。只有与读者的内心建立起对话关系的作品，才称得上是好散文。一味的高蹈、虚浮，小题大做，移花接木，而不注重对情感层面的深度开掘和精神世界的深刻探索，写出的作品终究是苍白无力的，自然也就缺乏风骨和精神指向。这相当于在读者心中设立起一道无形的“路障”，使其难以进入作品的内核，只能在文字游戏的层面观望和徘徊。

　　作为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身份的周伦佑，是深谙散文写作之道的。他的此组文章，不矫揉拔高，假借思想之名标榜自己，而是从不同的横切面和视觉，梳理、归纳、剖析其自踏上诗歌之路后的心路历程，以及思想变迁轨迹。尤其对“非非主义”创立之初的回顾和坦露，对其“反价值”理论提出的前因后果的自述，真诚而不虚饰，可视作二十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诗歌的一份“民间档案”。

　　陈世旭身为小说家，散文亦自成高格。他以诗性飞扬的文笔，勾勒出一代文豪苏轼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以及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不掉书袋，贩卖知识，做琐繁的考证，完全采取“写意”笔法，思接千载，神游八荒，处处彰显出对历史事件的叩问和反思，极富才情，且语句诡谲，不落俗套，有金石之声。

　　而大解的七则短文，则可视作其诗的延伸，是一个诗人触摸“大地”和仰望“星空”的诗与思，充满了形而上的追问和反省。就像他在创作谈里言及的那样：“我从两条路进行尝试，一是从理性出发，通过严密的推理和运算，最后却得到了非理性的结果；一是从非理性出发，把荒谬推到极端，却意外地接近了事物中暗藏的真相。”当肉身无法挣脱尘世的桎梏，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即是寻找安放灵魂的“净土”，站在大地上仰望头顶永恒的星空。

　　以上三人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均堪称是有“风骨”的散文，至少体现了当下散文自觉的“精神叙事”。这是独立思想的表达，符合散文的自由精神。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说：“文学要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生动的对话，作家必须表现出两方面的尊重：尊重读者成熟的想象力；更复杂、更重要的是，尊重他笔下人物的完整性、生活独立性和核心。”

　　任何一个从事文学创作之人，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