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宗庆

　　彭逸林是“朦胧诗”的早期诗人，他太执着于“纯艺术”,又做学术，所以成了诗林的隐士。但我知道，很多当时的诗界名人，从逸林的诗中得到了启示，为达者讳，恕不道姓指名。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一般人认为黑格尔哲学晦涩难懂，或可称之为“朦胧哲学”，他操着一套唯心主义的术语，力图接近人类精神的真相。心理学从哲学的认识论萌芽，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上的巨大贡献是，发现了“潜意识”，这就是黑格尔的“理念”。所谓“朦胧诗”也由此产生。当然诗歌正史上，不称“朦胧”，而叫“意象派”。

　　1912年，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首次采用了“意象派”名称。意象便是当一个外界客观的事物射入脑海化作一个内部主观的感受（入侵潜意识）时，那一精确瞬间产生的幻象。他的代表作《在地铁站》只有两行：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枝条上朵朵花瓣。

　　这是对意象派的经典注释：人面和花瓣的对应制造出底片叠印一般的效果。不要认为花瓣是人脸的比喻或象征，那是“理念（潜意识）的感性显现”。

　　有了这个背景的轮廓，我们可以看逸林的诗了。

　　意象有它自身的逻辑，波诡云谲的意象生成来自深层的潜意识强迫性逻辑力量，我们由此可以窥见作者的动机：哲理的狡猾、意淫的色情、精致的敏感和对自由的渴望，克制而委婉的表达透露出一种骨子里的高贵与超然，看似随意的词句透露出诗人对语言把控的深厚功力。

　　略举几例：

　　“我的父亲也是我身外之物”，《父亲》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意象：父亲仿佛是出现于我存在之后，拾起，而又放下，是我们生活中一种沉重的习惯，像门前矗立的大树，成为我们生活中永不磨灭的标记。在这里，父亲不是一种曾经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植入潜意识的心理存在。

　　世俗中，我们习惯于概念化地看待事物，贴上一个语言的标签，那件事物就永远不变了，而诗人的感受与众不同，比如“阳光”：

　　“阳光因等待你而变得宁静”《向晚时分》）、“有一种阳光的呢喃终究让人无法安宁”（《雅歌》）、“十一月临街的阳光是不饱满的”（《雅歌》）、“刹那间点燃的阳光发出尖叫”（《三月》）、“任成列的阳光流浪”（《在孩子们的节日里》）。

　　你看，“阳光”已经变作了有生命的活物，充满了动感。它会宁静地等待，细语呢喃，会性感地饱满，惊悚地尖叫，会像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成列地沿街流浪……。

　　事实上，诗中的父亲不是诗人的父亲，阳光也不是物理的阳光，它们不是客观事物，而是诗人幻象中的生物，是没有所指的意象。

　　偏僻的杜鹃去了还会再来，

　　阳光更深入，

　　梧桐下临街的气候，

　　停泊在多水的浅湾。

　　村庄如此闪烁不定，

　　一种心思升起，

　　便有紫色花堇。

　　（《死者》）

　　意象的转换常令人猝不及防， 心中涌起莫名的不安，诗人到底说的是什么？对于这些意象，我们不必寻找它的客体对应物，也找不到。实际上，这是一些虚构的意象，是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艺术存在，是诗人幻象中的生命体。

　　在现实生活中，情感是一种副产品，必须有所依附，比如因恋爱而痛苦或快乐，我们受制于必然律，被痛苦或被快乐。而在艺术中，情感成为目的，我们乐于体验所有的情感，包括恐惧、痛苦和悲哀。虚构的意象激活真实的情感，这就是艺术的奥秘。

　　隐士是超然的，在纯粹的想象中玩味人生；诗人是超验的，他可以穿越具体的事件进入从未存在的幻象中，这种超然和超验才使诗人具有想象的空间和语言的张力。让事件回沉在潜意识中，过滤掉它特定的指向，让幻象在语言中自由成长，语言在幻象中自由组合，这就是彭逸林诗歌的张力。

　　初读逸林的诗，有一种被钝器击中的感觉，找不着痛点定位，心却悄然裂开，渗出一种诗意来。“无辜的人踏着草鞋走来，试试这里黝黑的阴影、伸开的手指、激动的线。”（《三月》）在彭逸林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诗人提炼幻象的超验的能力和隐士透明而纯粹的态度。摆脱事件的特点指向性，在细节的流动中体会生命的成长，这正是彭逸林诗歌的魅力。

　　“我们整日探寻新的消息，彼此真情不渝”（《雅歌》）。不管世界怎么发展，生活总是一成不变，变化的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但是个人的内心感受又彼此隔膜，生活因重复而变得麻木。物累越重，孤独愈深，赖有诗歌的幻象，个人的感受孕育出生命。引发人类的共鸣，世界由此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