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本朝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夏天。尤其是对重庆小说界而言，在说得出理由的悲伤背后，还多了一份说不出理由的孤独。悲伤的缘由是莫怀戚走了。

　　莫怀戚的去世，让我非常意外。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都在大学里担任教席，但见面还多是在文学活动上，而我又是一个不喜欢活动的人，朋友之间也并不经常见面，但一年里总会见上几面的。在我的记忆里，确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老莫了。记得是在2014年初重庆作协举办的年会上，《红岩》杂志的吴佳骏悄悄给我说起老莫生病了，还说他不愿意有人去探望。我在惊讶之余，还与佳骏分析老莫拒绝探望的原因。我想，一向乐观、洒脱的老莫定会渡过疾病这道难关的。事情却来得这般突然！人们老是赞叹生命的坚韧，而我却分明体悟到生命的脆弱。

　　老莫的去世，让我失去了一位真诚而有趣的朋友，也让重庆文学少了一位顶梁柱，少了一位标杆式的小说家。我自己非常清楚，我并不是莫怀戚身边交往最深入和最亲切的朋友，而是对他的小说特别是重庆文学中的莫怀戚，感受最为真切而珍惜的朋友。相对于重庆诗歌，重庆小说一直是缺乏艺术力量的。我曾经在《题材中心论：重庆小说的复制经验》（《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刊发时，改名为《题材中心论：重庆小说的得与失》）一文中说到过，新时期以来的重庆小说，虽有相当的作家作品数量，但具有全国影响的小说家和文学经典却泛善可陈；重庆小说有一定的时代感，但却缺乏剔骨见血的现实深度；有相当敏锐的个人感觉，但却缺乏文化的洞察力或人性的想象力。在艺术与史实，形式与材料，审美与现实之间更偏重于史实、材料和现实的选择，对写什么比对怎么写有更大的兴趣，作品的影响力主要依赖于小说取材的现实性和关注度。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表现在小说观和创作实践上的题材中心论。以题材为中心，或者说题材优先，这样的构思方式几乎成为重庆文学创作的重要特点。喜欢关注题材的现实意义，常以急功近利的眼光选择题材，考虑较多的是题材在现实中的社会效应，满足于题材的时代性意义。写历史离不开抗日战争，写农村离不开三峡移民，写城市离不开伦理道德，常常出现同质化和撞车现象。由于缺乏现实的批判性、历史的反思性和人性的洞察力，自然也就难以产生思想的深度和审美的高度。真正的文学创作需要摆脱历史或现实题材的羁绊，而抵达生活的深处，捕捉人性的底蕴和人类命运的力量。这也涉及到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1987年前后新时期文学出现了“先锋派”小说，小说开始摆脱对外部现实世界的依赖，而进入到历史的虚构和内心的缅想，开始艺术形式的大胆实验；文学逐渐离开乡村和地域力量，而与人性和生存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实际上，重庆小说家并没有融入新时期小说潮流，无论是前边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派小说，还是后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诗意化思潮，似乎都与重庆文学无关。且不说引领潮流，就是保持同步也难以做到。我想，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也许是重庆地处偏僻，思想封闭，人才缺乏，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学艺术场，也与重庆文学过分崇尚题材决定论，相信题材本身的价值，忽略小说的艺术创造和审美力量，缺乏对社会历史的批评力度和人性的开掘深度有关系。我个人是这样看的。

　　但莫怀戚却是一个例外。在我看来，这也是莫怀戚之于重庆文学的意义。莫怀戚有自己的小说标准，没有陷入题材至上的陷阱。他有自己的审美追求，懂得何为文学艺术的力量和价值。自2008年以来，重庆举办了三次“红岩文学奖”。莫怀戚以中篇小说《和平时代》和短篇小说《孪生中提琴》两次获奖。我是这个奖的评委，参与过评奖过程，知道它所坚守的艺术水准和审美立场。小说《和平时代》采用莫怀戚一贯的反讽笔调，用语俏皮、机智，举重若轻，把严肃的、神圣的、崇高的叙述为戏谑的、世俗的和普通的，不时幽它一默。这既是《和平时代》也是莫怀戚小说的叙事特点。从作品里随处可以发现叙述者的“轻松”，油腔滑调，插科打诨，叙述者有意识地贬损甚至丑化自己，勾引女人老练又有心计，识破世相，有自己的体会，还有发现和思想，这样就形成了既是事件的亲历者，又是事情的局外人的叙事效果。他似乎悟透了人世间种种思想、道德和艺术与身体的关联，上半身为了下半身而奔忙，下半身控制着上半身，社会人生间的种种严肃似乎失去了正统和正经。《和平时代》取材原生态的日常生活，琐碎而自然，没有人为设计的偶然和蹊跷，没有故意的拔高或降低，生活是什么就是什么，尤其是它的对话，既符合人物个性又有生活实景，如同把生活搬进了小说。莫怀戚是讲故事的高手，知道如何把一个故事变成艺术，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

　　《孪生中提琴》更称得上当代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较之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当代短篇小说创作却存在浮浅、疲弱等种种情形，多流于对人生体验和现实创痛的简单描摹，缺乏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的存在状态的深入思考和揭示，特别是缺乏对人的存在的诗性沉思，对现实可能性的想像，以及由此呈现的人性情怀和阔大境界，这也是人们对当代短篇小说创作最为期待的。《孪生中提琴》却是这样的优秀作品。它讲述了一个如何摆脱物欲、回到自然人性的基本道理，是一个探索人性和物质欲望的故事。小说借两把罕见的“孪生”中提琴“大疤子”和“小疤子”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离奇经历，让人在奇货可居之物的诱惑下，不断体验着拥有时的满足感和失去后的痛苦煎熬。如果从来没有拥有，便不懂得失去的难受，难受是“有”了再失去，这无疑是对当今社会时代中人性和人心的独特体验。最为奇妙的是，它让不该占有的人占有了，让“我”在巨大的幸福中饱受着良心的谴责。琴虽然回来了，“我”的心却无处安置。好在“我”有一个智慧的小女儿，在她的帮助下，“我”摆脱了“物”对人的控制，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获得了心灵的解放。小说告诉人们，被物欲所攫取的生活是非人的、异化的，超越物欲，摆脱私欲是回归自然人性的第一步。小说之为小说，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有趣的、令人冥想的、自足的世界。人们可以在小说中看到与现实相近的生活，但它却绝不同于社会现实。如果小说如同纪录片一样还原了现场，那谁还去读小说呢？《孪生中提琴》利用了作者自己所具备的音乐爱好和禀赋，同时将自己对人性的观察和对社会时代的独特审视融入故事之中，既展示了作者对中提琴的专业眼光和美妙观察，小说对中提琴的相关描述有着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同时又编织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故事，让神奇的孪生中提琴落了单，让其中的一把消失掉，然后经历一系列的转手、旅行，由此呈现人心的隐秘和人性的复杂。小说有了一个精巧的故事，小说的艺术性也就被建构起来。小说如同一首精美的诗，自然天成，毫无人工痕迹。实际上，一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应是最具有诗人特质的，特别是对小说节奏、形式和爆发力的掌控上，应有诗人的眼光和笔法。小说家王安忆就曾经说过，小说走完现实的一段，再向前，就走进诗里去了。废名也说他是把小说写成绝句的，所以，才有《桃园》的美丽。我们倘若要把小说写好，特别是短篇小说，就有必要把小说写成诗，至少应有诗的构思和语句。实际上，短篇小说也是最接近诗的，由于篇幅的限制，它需要对生活的浓缩和人物凝练，在书写现实的同时，更需要有象征和非写实笔法，以创造丰富的艺术空间和有意味的审美境界，由此体现短篇小说写作的难度和深度。短篇小说并非是题材的短小和立意的简单，《孪生中提琴》是完全可以写成中篇或长篇小说，但莫怀戚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创造了一首精致的诗。

　　有一个让人奇怪的现象，重庆的小说家总喜爱写长篇，并且越写越长。也许在写小说的看来，长篇可以藏拙，可以有一定的败笔，甚至可以藏污纳垢。实际上，这样的长篇也是难以卒读的。这也许来自重庆作家对小说史诗的迷恋。的确，当代中国文学拥有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诉求和书写历史本质的急迫愿望，史诗或者说史诗性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审美迷思。它常常选取革命历史作为书写对象，试图揭示历史本质和规律，证明历史变化的必然性和社会现实的合理性，同时，追求宏大叙事和崇高的艺术品格。但对缺乏主体体验和自由思想的作者而言，写什么被社会利益所规约，怎么写又被个人经验所限制，本质化或者说崇高化的历史叙事也就成了概念的演绎和逻辑的修辞。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但并非是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像《孪生中提琴》这样的短篇小说在重庆文学界确是凤毛麟角。莫怀戚是一个真正懂得小说艺术的作家，开始有了小说大家的风范。

　　但是，他却出人意料地走了，弃绝丰富的人生，留下了与他相伴30多年的重庆文学，他的文学也随同他的人生戛然而止。他的人生的收尾犹如诗一般令人回味和感叹，他的作品经得起重读，也是耐读的，可以说，他站在了当代重庆小说的高处。我们可以通过他留下的文字，去想象他人生的空缺和残损，去感悟他的丰富与独特。莫怀戚的小说表明，文学不能仅仅作为社会工具而被滥用，不应成为社会意志或观念的装饰，而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是作家勘探人性、倾听时代的存在方式。

　　莫怀戚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大家熟知的长篇小说《经典关系》和《白沙码头》，以及收入中小学课本的《散步》和《家园落日》等等。新时期的重庆文学，因为有了莫怀戚而上了一个层次，至少不会显得那么孤单。我曾经说过，不少重庆作家偏于浮躁，沉不下去，这也是重庆文学落后于其他省市不能回避的主观原因。一些作家并不十分明白文学写作的意义，不能领悟到文学精神的高贵和艺术的奥妙。文学创作是一条漫长而孤独的道路，急功近利，自我封闭，只能小打小闹，成不了大气候。

　　已成气候并有大境界的莫怀戚却走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在这个炎热的夏季，除了怀念，还有期待。不时浮现在我眼前的，虽有20多年与老莫交往中的点点滴滴，但感受最为真切的还是莫怀戚之于重庆文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