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敏

　　今年三月下旬我从北京回到重庆。一天我在重师沙坪坝老校区碰到文学院的两位青年教师，他们表情凝重地告诉我：莫怀戚老师得了食道癌，已是晚期，他因失语无法给学生上课了。稍停一会，他俩又说，现在莫老师全休在家，不愿意接受探视。

　　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想到的是，老天怎么这样残酷？几年前老莫（在重庆师大文学院人们都这样称呼莫怀戚。我虽年长他许多也不例外）才得了一场大病，近些时候才恢复青春，再现了他有朝气、活力无限的本来面目。现在又被病魔缠身，而且这一次似乎来得更猛，似有一种泰山压顶之势。不过，在我心里总还是觉得：老莫是一个超强的汉子，他一定能再一次战胜病魔，创造奇迹！

　　我因为现在仍住在沙坪坝老校区，不知道老莫的家已经住进了重师大学城的家属小区，所以一直还在打听他渝中区的家庭住址，无论如何都想去看看他目前的状况。到了七月中旬的一天，在与刘阳通电话时才知道他早已住进了大学城家属区，同时也从刘阳那儿知道了他的病情更加严重。我从刘阳所描述的病情中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凶狠的恶魔正在向他逼近，十分令人担心。正当我安排要去大学城看他的时候，噩耗降临了。

　　莫怀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第三军医大学转入重庆师范大学的前身—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这位新来的年轻人，给人的印象不错：多才多艺，活跃而智慧，嗓音高亢嘹亮。就个人关系而论，因为不在一个教研室，所以并没有多少个人之间的私下接触。但日积月累，渐渐形成了一些清晰的印象，也有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

　　他于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直接去了第三军医大学，这是一个令人向往和羡慕的全国首屈一指的著名大学，而重庆师范学院是当时四川省政府管辖的普通地方院校，差距是极其明显的。但是部队有严格的军事纪律，以及地方院校没有的规章制度。莫怀戚对此深感不适应。他酷爱文学，钟情于文学创作，它不仅需要一般意义上的熟悉社会，他特别需要深入草根社会的生存状态，把握他们的脉搏，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为此他需要更多的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莫怀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但是他的个性绝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单向性的特征，他的个性内含具有丰富的多向性特征，简要地说，他是豪爽与内敛共存，外向与内向同在的性格。他有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对于来自外界的管理与约束，他愿意牺牲某些眼前利益而逃避。正是出自莫怀戚所具有的独特视角和考虑，他认为第三军医大学这种全国大牌院校与一个省属的一般院校相比，后者还是具有更适合自己需要的一些优势的。比如，地方院校，特别是地方院校中的文学艺术类性质的专业团队具有宽松的氛围，这和文学创作需要的张扬个性就是合拍而融洽的。又比如地方院校对于教师来说，除要求准时上课和参加必要的会议、活动以外，无须天天坐班。地方院校的这些特点，以及这些特点所营造的人文环境与莫怀戚的个性和在事业上的追求完全相融而和谐共生。

　　在后来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莫怀戚始终是双重角色—作家与教师。我可以果断地说，莫怀戚的双重社会角色都很精彩。作为作家的莫怀戚是精彩的。他的作品见于全国不少文学期刊，其中如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十月》。这些刊物的资深编辑对他的来稿很有兴趣，称誉有加，几乎是来稿必用。我们知道，文章能够入选中学课本是很困难的，非典范之作是不可能进入专家的视野的，莫怀戚的散文《散步》已经入选多年，经过多次修订，至今仍在其中，由此可见其“典范性”已成共识。

　　作为教师的莫怀戚是精彩的。中文系的写作课是很有难度的一门课，也是很累人的一门课。常常要面对无数挑剔的眼光。但是莫怀戚的写作课总是座无虚席，还常常有一些“编外”的听众混杂其中。这些“编外”的听众大多数是他的粉丝和崇拜者。

　　莫怀戚的双重精彩是互为促进、互为影响的。作为作家的莫怀戚他不仅仅是因为兴趣和喜好而进行文学创作的。他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作家，系统而专业的高等文学教育，长期沉浸在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的欣赏和分析之中，这就为他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大量的参照物和审美境界。作为从事大学文学院写作课程教学的莫怀戚，与同样从事写作教学的同事相比，具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写作教学课程除了从知识层面和理性的角度去把握各类写作的规程和技能技巧之外，他有自己独特的、非常具有“莫式特色”的实践经验，从而使他的写作课程显得更鲜活，更能使受者得到真切、具体的启迪和教诲。这就是为什么莫怀戚多次被学生拥戴为最受欢迎的教师的原因所在。

　　莫怀戚是一个具有相当艺术天赋的人，他对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艺术门类都有涉猎，对文学、音乐、影视等有敏锐的感悟力，有敏锐的语感和乐感，熟悉一些乐器。过去学校举行红五月歌咏比赛，中文系以及后来的文学与新闻学院离不开由他来领唱和指挥。他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注意和广大劳动人民相融、相知，打成一片。他在衣、食、行方面都非常平民化、草根化。他曾不止一次地在重庆市的渝中区、江北区等闹市地段和棒棒军等下层群众在一起，谈天、喝酒、说重庆言子。这就是为什么他虽然长期读书在大学，工作在大学，而他的文学创作却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能够在作品中讲出许多又俗又土的生动故事的原因。

　　我们接触的莫怀戚从青年、中年进入了老年，他的事业在步步提升，他的文学创作从热情四射、多产高产到渐渐厚重成熟。他的可贵在于并不依仗着自己的一定天赋而固步不前，他常常以超常的投入去赶路，去发挥自己潜在的能力。可惜可叹的是，他的潜能还未完全发挥出来。正当他要达到高峰之际，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说到莫怀戚的精彩，他所工作的重庆师范大学，这个特定的绕不开的工作环境是不能不说一说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重庆师范学院，在当时四川省内若干省属师范院校中自有特色，其中的中文系尤为突出。特色之一就是历届的系领导对于教师的日常事务管理如集会、考勤等所谓量化指标的把握上相当宽松、容忍甚至非常马虎，有些地方只要能对付过去就算平安了事，从不较真。直辖以后，似也大体如旧。但这并不是说，重师中文系是办学不作为。事实上重师中文系的教师一直是快速成长的，有两点可以作证：第一，重师最早的两个硕士点（古代文学和文艺学）产生于中文系；第二，重师中文系由于教授数量全校最多，因此最早取得了汉语言文学学科的教授审议权。相比较而言，重师中文系以及后来的文学与新闻学院是一个和谐、团结的专业团队，在管理上以充分信任教师的自律为原则，充分以所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学生对教师的反馈为主要指标，以宏观的角度考察教师，而不是斤斤计较那些细枝末节。这一点，对莫怀戚来说，非常有利。这种所谓的“利”就是极大的自由度，就是自己有了活动的广阔的空间。这对莫怀戚的文学创作是绝对的大好，而不是小好。关于这一点莫怀戚不止一次表示认可，认为重师就是他最适合的家园。

　　还应该说一说莫怀戚的职称问题。我本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就直接参与了原四川省和后重庆直辖市的校级、省市级的教师高级职称评定工作。按当时的相关规定，评定教授、副教授要有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的科研成果才会被认可，而文学创作（小说、诗歌等）是排除在外的。当时的莫怀戚的数量可观的文学创作成果是有一定影响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尽管他的文学作品的数量和专业评价，在文学圈内节节攀升，但如果死扣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关条例是无法跨越的。就全国而论，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有些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的高校教师就一直被这道坎挡在教授、副教授的门外。在这种情况下，重师充分肯定了莫怀戚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和成就，特别强调他的教学受到学生高度赞誉，充分运用了重师在汉语言文学学科方面具有教授审定权的优越条件，采取慎重而灵活的原则，运用特人、特事、特办的操作方法，充分认可莫怀戚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充分认可他在教学上的突出成绩，充分考虑他的社会影响，痛痛快快地为他评了教授职称。也许这并非重师的首例，但对莫怀戚而言，确确实实是一桩名至而实归的举措。

　　在我的记忆中，重师曾经两次与重庆作协联手召开过莫怀戚的作品研讨会。我曾经以《我观莫怀戚》为题，表明了我对莫怀戚作品的总体评价。莫怀戚也当面对我说过，他很看重我那篇评论。现在，斯人已远去，而他那远远就停下脚步，笑容可掬趋近交谈的面影却浮现在眼前。我很少写对故人的回忆文章，但对莫怀戚，我不能不提起笔来，记下一些往事，这既是我的一种怀念，也是一种追忆。写下这些怀念和追忆，我的心情得到了释放与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