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 雷平阳 霍俊明 施战军

李以亮：掏出飞鸟的心脏，取出满天星光

在诗的写作上沈浩波保持了他一贯的“决绝”姿态。先期沈浩波的“决绝”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在他的反对者那里也不会有不同看法。而在近期作品里，沈浩波似乎不那么“决绝”了，有人说是“成熟”了。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认为沈浩波还是那个沈浩波，只不过他更尊重诗歌艺术本身罢了，这倒使其作品在骨子里更具力量、更富于在“气势“之外的“蕴藉”。2004年写的《离岛情诗之伤情别离》和2012年底写的《我在你和神之间》比较，前者的力量是外露、短暂的，后者的力量却是内藏、持久的。但两首诗在张力上的表现，却是一致的；这种张力在诗人的主体性与整个世界之间，在二者紧张甚至是对立的关系上构成。但是，进一步说，“决绝”的沈浩波绝不是一个不懂得“和解”的诗人，否则他不是一个好诗人，然而，沈浩波又绝不是一个“善于”妥协的诗人。在此，有着属于真正诗人的全部秘密。

　　正是在“和解”的意义上，沈浩波称得上是一个“一往情深”的诗人。不少诗人已经发现在他身上存在“刚柔相济”的一面，说到底，“心藏大恶”只是一句反讽，是对流俗的不屑；而“先锋诗人”的反叛和抗拒，更是诗人在他的时代，必须“为文明的棺材钉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在诗里，沈浩波不是一个只知“一味与文化作对的人”，他的“反文化”意在剔除妨碍文化生长的“文化的毒瘤”，他更不是一个“反人性”的怪人，毋宁说，他一直就在试图引导读者，正视人性的方方面面，恢复其本然。在诗里，沈浩波只对值得表露情感的人述说情感，如果他有时藏起了心底的“爱”以及这个字，那是因为“有一个字经常被人亵渎，我不会再来亵渎，有一种感情被人假意鄙薄，我不会再来鄙薄。”

　　现代诗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说：“诗歌生长于矛盾之上/但并不克服矛盾”。沈浩波及其诗歌的丰富性，同样也寓于诗人生存的巨大矛盾性中。“总有一些人会留下来/掏出飞鸟的心脏/取出满天星光”。这是沈浩波的诗句，用在他的身上正好合适。

雷平阳：见佛杀佛笑和尚

每次见到浩波，他都是个笑和尚。但这个笑和尚口无遮拦，见佛杀佛，总是把自己放在刀尖上。对中国现在的寺庙中的和尚群体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大多数“遁入空门”的人，似乎都是些在现实生活中遭受过挫折，受到伤害的人，之所以做了和尚，寺庙不失为避难所和甲级医院。这当然不是佛教收徒的原旨，吊诡的是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只不过，与和尚们静悄悄的反抗有所不同，沈浩波作为领受“时代”创伤的“笑和尚”，他没有选择绕道走开，而是做了一个收起笑脸便一派张狂之相的怒目金刚。值得我们认真辨别的是，他这个怒目金刚，不是端立于庙门入口的那些，而是拔剑自卫、挺身涉险的“我”。

　　沈浩波的“我”，从来没冒充耶稣释迦牟尼，也不是诗歌界满眼都是的伪道士中的一个。这一个“我”，血性、邪念、悲悯、讨巧、装佯、焦灼、无奈、反讽、自虐、尖酸、决死、冷漠、悲怆……什么样的现代性的羊杂碎都掺杂在一起，仿佛就是为了对应轰轰烈烈地高速运转的时代的搅肉机。这个“我”不怕粉身碎骨，常常又能借尸还魂；这个“我”是其反对者的时代性同谋又是反对者原则上的掘墓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沈浩波谲诡殊甚，像戏剧中的潜伏者，他深谙对手的花招、软肋和强势，并能与之周旋，然后再用对方的言辞，呈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恶之花，预支我们共同的末日景象。

　　沈浩波的近作沿袭了沈氏的风格，是其又一组落在地上现场性书写。由精神上的反抗与拒斥转入逼视现实的写作场域，我觉得这是其诗歌越来越具有生命力的象征之一。

霍俊明：沈浩波的争议和禁忌

直到今天，沈浩波身上依然存在着很多争议性和禁忌性，这是他作为一个先锋诗人所付出的代价。我在参与编辑《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以及编选一些其他诗歌选本的时候，面对沈浩波的诗，都有一种编选的挑战。因为他的很多重要作品，都包含着某种道德禁忌或者出版禁忌。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包括《河流》这样的诗歌，虽然我编选进去了，但最终还是没能在《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中发表出来。他的很多重要作品都进入不了公开流通的发表和出版渠道。我觉得这也构成了我们研究沈浩波诗歌写作的一个课题，这个现象也值得被批评界梳理。

　　沈浩波有一个最早的诗歌练习本，现在被《诗刊》杂志的主编商震先生保存着。我特别想看看那个本子，我想看看沈浩波诗歌的最初源头到底是在哪儿？他的最初的源头与到了今天的沈浩波，这二者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他在“下半身诗歌运动”时期的那些诗歌跟今天他的这些诗歌近作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只有深刻的梳理清楚这些关系，才能回答沈浩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诗人。

　　如果把“下半身”作为一个先锋诗歌流派放入到中国先锋诗歌发展史中来看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下半身”流派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朦胧诗对于此前的中国主流政治抒情诗的一个“反动”就是开始向“自我”回归，到了第三代诗歌运动，新一代的先锋诗人对于朦胧诗的反动还是认为朦胧诗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过于密切的寄生性联系，还是不够“自我”，因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继续向自我回归。新世纪的2000年，“下半身诗歌运动”开始，明确提出诗歌的“身体性”。这是中国先锋诗歌的一个发展过程，有其历史的源头。

　　所以，回到沈浩波的诗歌来说，不能说他今天的写作就是“合法”的，而早期“下半身诗歌运动”时的创作就是“不合法”的，不能这么简单来看。今天的沈浩波和“下半身”的沈浩波是同一个人，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一个诗人在其自身先锋性上的发展、丰富和深入。

　　沈浩波的诗歌，无论在过去和今天，都被设置了很多硬性的障碍，他的写作和他的动向，从他出道以来就置身在争议中。因此我觉得中国当代的诗歌批评，需要以沈浩波作为一个入口，重新来反思和检省我们当年诗歌的批评，包括当年的盘峰论战。

施战军：从情欲走向生死

这两年读到的沈浩波的诗中，有一首相对比较长的一首诗，叫《家族赋》。我觉得如果是处于尖锐的青春期的沈浩波几乎不可能对这样的主题进行面积这么大的、层面这么丰富的表达，因为这是少年意气很难安放的场域。沈浩波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也许是顿悟了人生的情韵和色彩之于诗歌的必要性，他开始写作一种有生命支撑的诗歌。在《家族赋》结尾，沈浩波是这么写的：“他们是阴影，他们是我在阴影中，找寻的明亮”。“找寻的明亮”这一句感觉特别刺眼。前面写的是阴影，他们是我在阴影中找寻的明亮。这种对比度太强的词在他过去的诗歌里真的是难以想象，但今天他把“找寻的明亮”放在诗的最后，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词放在这里突然不生硬不傻大了，因为前面有深厚的铺垫、水银泻地般渗透的过程。就像一块玉一样，经过耐性持久的沁，润度和光泽就显现了出来。

　　沈浩波持续至今的诗歌写作，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事情。他的诗歌里一直有一些关键点，比如说他的诗最早的主题是“情欲冲突”，他其实至今一直也没有放弃对情欲冲突的探索，因为这是诗歌思考的第一道实线，过去的诗歌虚线太多太长了。在他当年集中处理“情欲冲突”这一主题时，我就意识到，沈浩波的写作未来必然通往“生死冲突”，从“情欲”开始，逐渐落到“生死”上，是一个诗歌勇者由闯关到通关的必然逻辑。结合他新世纪初的作品和现在的近作，我看到了从情欲的考辨到生死的论辩这一嬗变的内在轮廓。这是个后坐力很大的发射选择，要求既要像从前那样打得准，又要在今天顶得住。正是在技艺和内功不断升级的过程里，我觉得沈浩波已经成为了一个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