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波

　　我在忙碌不堪的生活中写诗，在很多人以为的庸俗世故的生活中当一个诗人。我曾经试图将作为诗人的我，与为了养家糊口而从事商业工作的我彻底分开。一度，我以为他们能够分开。每次，当我将内心从工作频道转移到诗歌频道时，仿佛都需要使劲一掰，嘎嘣一声，心惊肉跳。

　　在不断的写作，不断的与庸常功利，甚至必须抹杀思想锋芒的社会工作对抗的过程中，我的焦虑日渐增多。这种对抗性的焦虑，来自对自己内心的不信任。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质问和寻找，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我到底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我？我会不会因为做不成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我而彻底完蛋？我被我的分裂搞疯了。至少是，曾经疯过。

　　但我活过来了。写作的过程亦是对内心的修炼。诗歌的目的并非为了抵达真理，但它需要抵达的是真理之后，甚至是真理背后—那些有无限广阔的、令诗歌的微妙之羽飞翔的空间。这是诗歌与宗教最根本的区别—导向一种积极的虚无。而这，正是生活本身所同样正在试图抵达的。

　　生活与诗是一体的。生活中的一切与诗歌皆为一体。生活中之我与诗，自然也是一体。当区别心消失，诗歌的微笑，向我释放温柔而强大的力量。仿佛（其实就是真的）经历了一次艰难的修炼，我发现我真的开始热爱生活中的一切时，诗歌开始围绕我舞蹈，诗歌是空气，其中的生活饱满而充满质感。是诗歌令生活充满质感，而当我感受到生活的质感，诗歌才长出了更热烈丰厚的嘴唇。

　　写作无所不在，因为诗歌之箭随时会命中生活竖起的一个个移动靶心。作为诗人，我要做的只是，击碎靶心，让离弦之箭，穿越靶心之后，继续在微妙之境飞翔。

　　诗歌不是证道，也不是证道的过程。但其中包含着证道所带来的过程快乐与顿悟的快乐。另一方面，它又做鬼脸般揭发出证道的伪善与无聊。诗歌不排斥任何其他事物和精神，他有着虚怀若谷的热情。

　　于我，诗歌写作的过程竟构成了某种自我教育的过程。从2000年到2012年，诗歌对我进行了长达12年的教育。直到今天，我才敢侥幸地说，这种教育正在我身上初见成效。我目睹着自己经过了非常艰难的跋涉，正在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在2008到2009年，我花了两年时间想明白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我写作了后来带给我巨大荣誉的长诗《蝴蝶》，当《蝴蝶》写完，我仿佛真的完成了一次自我的清算，甚至觉得，自《蝴蝶》写完的那一天开始，我变成了一个新的人。

　　诗歌无时无刻不在对我的生活发生作用。诗歌写作是一种自我教育，生活本身亦是一种自我教育。当两种教育开始在我身上展现出默契的融合，我突然觉得，也许，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写作即将在我的生命中发生。无论如何，我都明白一点，我要写的诗歌是离生活最近的诗歌，我的诗歌与具体的生活的距离，就是我与真正的诗歌精神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