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 潇

　　记得八十年代末的一个早晨，经过风口，我感觉到冬天真正来临了。雨夹在风中，阴暗地刺痛了皮肤，回到家里我再不愿出门。

　　周围的一切离我太远太远，唯有诗歌与死亡离我那么近那么亲。犹如雪莱的一生，正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心好意导致了他的不幸。在我心中的世纪末更是如此，干净、执着的心灵越来越少，好心好意对待这个世界是疼痛的根源。

　　那时，诗人们就像当年的红卫兵大串连，只要你写诗，你搞诗歌流派，诗歌运动，在诗歌的江湖上混得有一些名气，那么不管你认识不认识都可以敲开全国任何一个诗人的房门，自报姓名，然后坐下来有吃有喝。记得当时，有人冒充诗人丁当、秦巴子，在四川的诗歌圈子中通吃了一遍，然后溜之大吉。事后，当大家得知真相了，在一种愤愤不平中，又有一种仿佛“愚人节”的自我解嘲。那时，诗歌在有些人心中早就变成了伙食！难怪一些人会为了上好的伙食拉帮结派，搞动静，诗歌成了他们最时尚最漂亮的外套。“圈子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成长。

　　作为“圈子文化”中的女诗人，我感到悲哀。诗歌拯救不了现代人的灵魂，而“圈子”中的浮躁、轻狂却容易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对于当时的状态，我深深地恐惧，正如卡夫卡在他的小说《鼠洞》里的描述：“作为地洞的主人，我能有足够力量来对付任何来犯者吗？我作为这样一个既宏大又脆弱的建筑物的主人，面对任何比较认真的进攻，我深知自己恰恰是没有防御能力的。”对于当时诗人的“圈子文化”，我早已深恶痛绝，它常常在不经意中伤害一个人的真诚和美好，许多人靠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分享诗歌的蛋糕。那时，还在人世的骆一禾在一封信中叹道：我们孤单地面对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又是多么险象环生，稍不经意就被伤害得体无完肤啊！

　　我真的觉得很累，很累了，不知道，那种“马拉松”式的生活何日结束？在诗歌和生活之间，有时真想一次睡眠永远不起来。那时我也常常想到爱情，可我太清楚了，一个女人高贵的内心，不是最杰出的男人，他是承受不起的啊！

　　在我觉得一切都渐渐远离的时候，更加怀念“神农架”山顶的雪花。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大的雪，漫天飞舞的雪啊，落在高处，好白，好白啊！这是南方的奇迹。站在冰雪上，是群星闪烁的天空，面对纯净的空气，甚至可以闻到流星的气味。雪，大雪的灵魂多么干净!

　　在积满雪花的悬崖边缘，心底的暗示不止一次悄悄提醒我，跨出一步就是上升的路，在轻飘飘的永恒行走中，一切都会美好起来，在星星和冰雪之间，一个女人的粉身碎骨将熠熠生辉……

　　我没有跨出最后一步，在一阵阵冻僵之后昏昏呼呼返回了现实。房间的火炉和酒精让我平静地度过了一夜漫长而紧张的寒冷。

　　那时，我被普拉斯的“死亡艺术”牵动着神经，她的诗，就是我的粮食，我的氧气。最后，我在普拉斯的死亡中得到了拯救，我拒绝参加任何流派，任何圈子，虽然当时我处在最热闹的四川诗歌现场。1988年，我怀着一颗被拯救的心，怀着对普拉斯的热爱，写下了《树下的女人和诗歌—怀念西尔维亚·普拉斯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