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波

　　关于诗歌的标准，即什么是好诗，什么诗就不是好诗，从古至今一直是个话题，先是有“诗无达诂”这样的把标准弱化了的言辞出世，继而一系列的讨论便无止无休地展开，时到今日，也没有一个定论。但很诡秘的是不管有没有定论，人们还是多多少少能够在面对某些诗人与作品时求得一致的意见。举例说：人们不会说陶渊明、李白的诗不好，白居易是一个特别差的诗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谈论标准问题，有时候的确让人感到这是有点把人搞糊涂的事，因为我们能够一眼看出李白和很多诗人的好，为什么就不能说出其他的诗人不好？这一点我想过来想过去，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现在有个说法叫：凭感觉。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下，一首诗的好坏与否的确只能是凭感觉的事情。但事情好像又不能仅仅如此就行。譬如说我在网上看到了一首诗，初读觉得不错，作者在结构方法，用词造句、意义确定等方面有些新意。于是觉得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但是等再读一次，用我长期阅读建立起来的经验，以及将之放在我认为的诗歌史的框架内衡量，马上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就看到它的不足，它在我这里并不足以当得起一首好诗的名。于是乎对最初阅读得到的评价给与了否定。那么，这样的阅读到底哪一种获得的评价是对的？也许都对也许都不对。问题的确要看站在什么角度，以什么样的要求来评判一首诗。经常的情况是，对一首诗的评判，如果取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要求，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诗人读者很喜欢，但业内人士，同行对他的评价却很低的原因。由此产生的对立，一时半会无法和解，也造成了文学史叙述的困难。

　　上面说的话有些左右摇晃的意味。也没有解决什么是诗歌的标准这一问题。其实说到底，我也解决不了。就像我这种写了二十几年诗的人，从古代一路看过来，有些诗人，像陶潜、杜甫是自己最喜欢的诗人，莎士比亚则没有那么喜欢—因为他的古典欧洲式的表达方式。反而喜欢后来的一些地位没有他高的诗人。甚至极端时觉得像美国著名批评家布鲁姆这样的人对之的评价有过分嫌疑。但这些好恶都不是标准而只能说是偏好。问题是几乎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偏好上选择自己认为好的诗人。如果要造一份表格调查一下，可能很难有统一的答案。虽然有些诗人得票要多一些，另一些诗人得票少一些。我不想认同的是，那些对某些大家都看好的诗人投了不喜欢的票的人就应该遭遇批评，说他们完全错了或者诗歌趣味有问题，也许人家也能说出一整套理由来。这一点就像英国诗人约翰·邓恩的遭遇，如果不是艾略特在上一个世纪的大力推崇，这位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人也许就会慢慢地从英语诗歌史中退出去。但正因为艾略特声称邓恩是自己的写作源头之一，马上好多人跟上去说他的确了不得。其实细究下来，这里的好多人不过是追随影响力巨大的艾略特，他们的意见当不得真，说不定在他们心里仍然认为邓恩很一般呢。这又涉及到诗歌评价其实存在着追随心理，很多人不过是被大人物的言论牵着走，他们没有反对意见，并不说明他们真的有见识。有时我被逆反心理左右，总想做出当大家都吹捧一个人时我就要做出表示不喜欢的举动。当然我能够说出自己的道理，并非单纯的胡搅蛮缠。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在阅读中求快乐的人，干嘛非要听诗歌史家与权威的话？

　　但是，权威之所以是权威，不是白混出来的名头，肯定有比一般人更能忽悠的道行。譬如说“新批评”的权威布鲁克斯，他写《精致的瓮》一书，用细读的方法谈论叶芝、谈论艾略特，长篇大论，一点一滴，上下纵横，如果不存偏见，我们不得不说他确实读出了一般人读不出来的东西，哪怕有点过度阐释。问题是其他人为什么就过度阐释不了呢？这里面涉及到标准的另一个问题，到底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一直认为之所以我们会发现诗歌的标准很难统一，问题之一还在于它其实建立的基础很难统一，即不同的人会为诗歌建立评价的不同平台，有的人建立的高，而有的人建立的平台在另一些人眼里几乎算不得平台。到底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平台将诗歌放在上面去称一称它有没有重量，这里，又涉及到另外的更复杂的问题，即我们承不承认平台的存在。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把平台建高了，马上会遭到很多人反对，说你那样不对，是把某种个人的好恶用在了对别人的苛刻要求上，结果到头来不是你的标准成立了，是你成为被排除在建立标准权力之外的人。而且还不能抱怨自己碰到了审美趣味、文学要求低下的时代。如果那样，更是会遭到攻讦。所以说起来有时非常滑稽的现象会出现在人们面前，明明出现了一种能够称之为标准的标准，最后这一标准的命运是它必须不是向上而是向下去求得更多的人的认同。搞到后来标准也就不成其为标准，众说纷纭的现象也由此产生。

　　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不想谈标准的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呢？前些年有人想用量化的方式提出自己的标准，说诗应该有道德要求，与正义、善、美站在同一边。这样的提议看起来有理有据，很有尊严，但明显暴露出来幼稚的一面。因为如果以那么简单的要求来判别诗的话，历史上很多作品都不会合格，像白居易，尽管他写了《卖炭翁》这样的对底层人民表达关怀的诗，但他的很多作品其实写的不过是日常琐事，譬如描写一座园子，记录自己从早到晚都干了啥事，喝了什么茶，晒太阳什么的，有时候真的很唠叨和琐碎。还有像意大利的邓南遮这样的诗人，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追随者，一个法西斯分子，但谁也否认不了他在意大利诗歌史上有自己的地位，一些诗写得的确不错。更不要说大家都很熟悉的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他的诗反对犹太人，支持对犹太人的迫害，将他们称为高利贷者，但那些诗写得真的不错。所以，诗这种东西不能简单的用“政治正确”来要求。再之诗还有语言学的发展是它成立的要素，让它产生了对形式变化的要求。我们看到有些诗人更倾心于在这一点上做文章，写出了自己有些形式主义意味的诗篇，但这样就不成立了吗？不能这样认为。何况还存在不同时代趣味变化的问题，有时候一些生前名声显赫的诗人，死后没过多久就湮没无闻了。让人觉得有时候诗的标准其实是随着时代变化的要求不断改变着的，里面很有些功利主义的味道，就是通常人们所说诗应该“有用”。先不说诗其实是很务虚的存在，问题是在什么时代氛围内有用，或者还有前面说到的对哪些人有用。譬如说有些诗对年轻人有用，对老年人则一点作用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吧。

　　总之，说来说去，关于诗的标准的确是个问题，不说，也许还能管它什么标准不标准的，一说，问题不是得到了澄清而是更多了。我现在的态度是：主观。什么意思？就是以自己对诗歌的认识建立标准，只要是符合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美认知的角度建立起来的好诗的要求，我就觉得是好诗，反之则不是好诗。这样的认识，虽然看起来霸道了一点，还有些不管不顾，蔑视众人的味道。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首先，这里面存在着对自已诗歌视野的要求，即必须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看到诗歌的内在的变化，同时还需要真正厘清诗歌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与人的审美要求的变化的关系。这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到的事情。仍然要求的是，我们必须有更为宏观的阅读视野，以及真正的对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认识，这当然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科技等诸多方面的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诗的认知并不是单纯的对诗本身的认知，还应该扩展开来。只有我们真正的了解了一个时代，甚至所有已过去的时代关于人类生活的奥秘以后（当然这是很高，而且奢侈的要求），才可能再回到诗的上面，看清楚是什么东西在左右着它的成立。或者说它最终为我们呈现了什么样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简单地说一下就完事了，而是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学习什么呢？大量地阅读当然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方面，譬如学会不断地分析，从普遍的现象中寻找特殊性，等等。一句话，这是并不容易做好的事。但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这不免让我想到另外的问题：标准的建立，到了最后它会不会并非针对外部的东西，而是首先对自己的要求呢？即：当一个人自身对诗的认识达到什么程度，他对诗的要求亦才能到达什么程度。如果情况是这样的，所谓标准，就首先成为了对阅读能力的要求，其次才能再谈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