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怒

　　刚才胡续冬提到他在北大给学生讲毛片，很好。很多学生太纯洁了，不解世事。中国当代诗歌界，也是这样，很多诗人太纯洁，太严肃，太不好玩了。诗歌中无趣、乏味、装。文学应该全面地反映人性，不只是纯洁的一面，还有消极的一面。不妨也弄一点毛片，但我所说的这个“毛”并不是下半身那样的“毛”，而是亨利米勒、凯鲁亚克、纳博科夫、库雷西那样的“毛”，带有文学性和语言革新的“毛”。我个人觉得，中国当代诗歌的现状，是比较腐朽的，只有那么几种类型的写作方式。

　　大家都正儿八经的在写诗，提起笔就提醒自己“我在写诗”，作品过于像诗的样子，写出来就类型化了。我们再看看当代艺术，不断有人突破既有的艺术观念，拓展艺术的疆界。诗歌如果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么写作者，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不断更新对诗的定义，不断地拓展。

　　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诗歌相对来说停滞了，没有人“胡闹”了，大家都正经起来了。给诗歌附带很多的，比如说社会的责任、道德、担当，都是诗歌本体以外的东西。我认为道德、责任那些东西，是人的责任，而不是艺术的责任。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比如说像塞林格、纳博科夫那样的作家。我们的诗歌，为什么不能像绘画界那样充满活力？为什么不能像杜尚，弄一个小便池放在这里，说：这就是艺术、这就是艺术品？小便池是不是艺术品是不重要的，关键是杜尚借此质疑了既有的艺术的定义、美学原则，拓宽了人们看问题的视野和对艺术的理解。现在的诗歌，暮气沉沉，诗人们中规中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不敢随心所欲，乱一乱呢，像纽约涂鸦运动？像米罗的画，画很多小玩意，没有微言大义，只是好玩。为什么不能随便写两个句子，就说它是诗呢？将两个不相干的没有逻辑痕迹的句子拼贴起来—当然这两个句子之间，一定要达到奇妙、好玩、有意思的效果—只要使读者心里一动就行了，不一定要说出个道理、真理、抒发或担当个什么。这种拼贴的方法，我们想任意而为的手段和方法，为什么不运用在诗歌上？我觉得80年代中期的一拨人，就是韩东他们那一批，创作很自由，突破了前人的藩篱。只是韩东的追随者把他给妖魔化了。为什么说妖魔化？韩东诗歌中的那种独特的节奏、语调（尤其是语调），甚至分行的模式，被后来不动脑子的诗人照单全搬，一点不思改变。现在相似面目的口语诗铺天盖地，沦为中学生的日记。实际上用口语写诗，有各种方式，比如奥哈拉的方式、贝里根的方式，并不是只有《有关大雁塔》一种。瞧瞧奥哈拉、贝里根的口语多鲜活，再看看后来的口语诗人，那么呆板、僵死。80年代中期的氛围很好，大家都在写各自的东西，虽然泥沙俱下，很多东西失效了，但是总有几粒沙金。现在，那种氛围没有了，都在强调传统，一片复古之声。有个学者，居然给季羡林下跪。这样一个不平等的心态，能搞出新的学术成果？战战兢兢，敢对前人的定论说不？现在有些诗人、文人，迎合大环境，借助强大的外力在艺术、诗歌领域为年轻人设置疆域。传统成了一块遮羞布，成了维护诗歌既得利益者的一种可以倚靠的庞然大物。这种氛围，是不利于创新的。鼓励创新，并不是说新东西就一定是一种进步了，但是没有新东西，肯定是不利于艺术的进程的。传统重要，创新更重要。对于创新者，可以不提传统，因为之所以他成了一个大家认可的创新者，他一定有着传统的功底。这就是我个人对诗歌现状的一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