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诗歌场域,李亚伟有着不言而喻的符号意义,他从1980年代向诗歌写作的下游秘密漂送启示。他称得上是这个麻木时代的强力诗人,写作伊始就深入到历史中。直到今天,在一向低调的李亚伟写诗20多年后,人们才有幸读到他公开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这个麻木时代总算意识到自身的冷漠和势利。所以我说有幸,总算有幸。
李亚伟早年盛传人口的名篇《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等为他赢得了反文化英雄的名号。前者是对文学及其教育的恣意调侃、反讽,后者则直接逗弄了传统诗歌的风雅颂、赋比兴。李亚伟告知我们诗歌可以不优雅、不精致、不宽厚、不蕴藉,可以极尽粗野和孟浪;诗人可以是颠覆人们从文化中习得的有关诗歌传统教养、知识、经验的莽汉。“我的手在知识界已经弄断了”(《给女朋友的一封信》),谁说不是呢?这还是1984-1985年间的事。接下来,李亚伟写出了一批“醉酒的诗”和“好色的诗”。前者很有些醉醺醺的晕眩感,后者则让我们瞥见了“桃花在雨中掩盖了李家的后院”,还有—“下个世纪,丑女子将全部死掉/桃花将空前地猖狂/弥漫在香气和音乐之上成为一个国家”(《破碎的女子》)。我称这一时期为经典的莽汉时期,也是李亚伟的酒色才气时期。
1986年,作为诗歌流派的“莽汉主义”解散后,李亚伟开始了孤独的行吟时期,我称它为经典的后莽汉时期。《岛·陆地·天》、《航海志》和《野马和尘埃》等长诗,以某种超现实主义的方式诉说着诗人心灵甚于地理的流浪。李亚伟带着他飞扬的诗歌、骚动的青春和肾上腺素不断升高的生命激情呼啸在80年代第三代诗歌运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在写于1993年的《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一文中,李亚伟说道:“莽汉主义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用来爱,世界不够我们拿来生活,病不够我们生,伤口不够我们拿来痛,伤口当然也不够我们拿来笑。”天哪,并不是什么东西不够,而实在是诗人的青春、生命和诗歌、才华极度过剩。诗人热血迸发,荷尔蒙狂飙突进,过剩供得起全部的挥霍。李亚伟大肆挥霍着80年代。写诗、喝酒、追逐女人、打架、走州过府地流浪,李亚伟实践着诗歌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诗意化。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痛痛快快地做着知(诗)行合一的诗人。诗人的角色及其世俗生活的角色相重合,语言/文字和行为/声音相重合,英雄加泼皮,或者好汉加暴徒,这使“莽汉主义”将诗歌流派广泛地拓展为风格化的生活方式。当然,“莽汉”就是中国式“嚎叫”,“莽汉主义”就是中国的“垮掉一代”。
“再不揍那小子/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我本不嗜血/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想瞧瞧其他血是怎么回事”。“这是很好的交流/我揍那小子眉心/我不想看他那副生活/还过得去的样子/其实我生活也过得去/可我拳面太粗糙/骨节太大这会儿/很过不去”,这是《打架歌》中的诗句。李亚伟的词语搭配充分陌生化,语句跟语句之间往往充满悖论。诗人先是拆解意向(不是意象),再重建意向。拆解是为了重建,为了更有力地强化意向。经由这几道工序发展出来的幽默不过是其诗歌的副产品。李亚伟实际上重建了他独立的语言系统:他的语法和修辞。他的诗歌自然是轻向度的,一种浪漫的喜剧精神贯穿了他的全部写作。一般而言,这种喜剧体现在某种混乱局面被制止后的欢乐上。在李亚伟眼中,事物往往混乱不堪,他预先描绘混乱并深入混乱再予以制止,然后迎来混乱被制止后的欢乐,以此发展诗歌的表现力和打开张力。在这种相互排斥、相互悖反、彼此缠绕纠结的加速度语言突围中,语言本身获得了极大的生殖力,诗歌因此大开大阖,就像一场刀和伤口的调情。尤其是李亚伟惯用的长句,进一步铺张了调情的喜剧氛围。这也是他对语言的挥霍。
李亚伟说过,“我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语言打手/汉字是我自杀的高级旅馆”(《萨克斯》)。他还说过,“我是一个叛变的字,出卖了文章中的同伙/我是一个好样的汉字,打击了写作”(《自我》)。他经常使用一些极其张扬、主体外露的抒情,自嘲并不动声色地反讽别人,这比后来的王朔风格自然早了很多。“寺庙与青春”、“野马与尘埃”,这两个诗歌标题,可以看作是李亚伟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命名的两组意象。《寺庙与青春》中说,“我有时文雅,有时目不识丁/有时因浪漫而沉默,有时/我骑着一匹害群之马在天边来回奔驰,在文明社会忽东忽西/从天上看下去,就像是在一个漆黑的论点上出尔反尔/伏在地面看过去,又像是在一个美丽的疑点上大入大出”。无需更多解释,当青春骑上斑斓的高头野马,后面是无边的滚滚尘埃和空虚。
还是在《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一文中,李亚伟写道:“我反复打量过80年代,眺望当初‘莽汉主义’的形成与爆炸,多少次都面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刺激场面,我反复告诉过那个年代,我要来,我们要来,我们要回来!”终于在2001年的《芙蓉》杂志上,李亚伟复出了。记得当时,我在橡皮网上发帖,称他那组《我飞得更高》(9首)为当年中国诗歌最富想象力的作品。新世纪,李亚伟依然在他的招牌长句间穿行,生命再次打开,一种奇异的海洋和陆地景观幻像般从我们面前掠过。李亚伟依然狂妄,不过这一回已是年华老去后在高处俯瞰苍茫空阔时被寂寞热烈拥抱时的狂妄。诗人不在人间,他住在高处、住在天上。
只是我们不知道李亚伟是否会继续挥霍他的才情并继续出卖文章打击写作:像曾经的野马、公牛闯进了诗歌的瓷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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