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美国至少向世界文学贡献了三个诗人，如果没有他们，今天的一切都不会是这样……”1984年4月的一个春日，当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带着国际诗人的身份和一双永久性失明的眼睛，来到美国中北部印第安纳州，如数家珍那般，面对全人类述说着诗歌世界里的人与事；同一时间，在中国，正悄悄酝酿和经历着一场—蓄势待发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此次运动参与者众，且极具原创精神，若干年后，甚至彻底诊治、矫正和改变了—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的流弊与症候。其中的一些由诗歌实物（各流派的代表作和诗歌宣言）慢慢叠加起来的诗歌观念，由于它们在母语特质和多种可能性基础之上的—开创性写作气象，已逐渐形成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精神之典范。诚如博尔赫斯接下来关于个人写作与整体文学的关系所叙那样：“他们是文学的基础。”如果缺了这些人，缺了这些自由体诗歌诸多的发明者，所有当代文学都将是另一种样子。博尔赫斯甚至直接肯定了那些闪光的名字，他说：“这些人当中首先是惠特曼，其次是爱伦·坡，至于第三位，我要推举弗罗斯特。”那么，3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那场“八十年代诗歌运动”，基于参与者们的创造力与颠覆性，和对“现代汉语言”运行至国际视野下“现代汉语诗歌”中的探索、沉淀及后启来者之功德，开疆辟土，仁育义征，这些战功赫赫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和主将们，他们中有一长串名字可以列入—对中国诗歌有着巨大贡献者的名单之中。若干年后，或许他们和他们“后人”中的某一位、两位或更多来者—在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语境”的格局和状况之中，可以代表现代汉语诗歌，像辉煌的中国古典诗歌中，那些伟大的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苏东坡、陶渊明等等那样，同样也可以对国际诗歌产生重要影响，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现代汉语诗歌得以在全球化语境中定位自身的创作坐标，始于朦胧诗以降，第三代诗歌的崛起。其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历经各种潮流冲击，带来观念巨变与诗歌精神的极大积累，而不断成长和成熟；及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八十年代诗歌运动构建起来的精神向度，在网路上得以深度延伸，呈现出一种“后现代巴别塔”似的—立体的、多元的和多维的语言景观。总体来讲，相对于1949-1976年间的第一代诗人，和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第二代诗人所界定和建立的诗歌概念与秩序，第三代诗歌及后来者们的原创精神，把诗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在诗歌中融入日常和将戏剧性场景移植到写作中，以口语的方式对传统行以颠覆，获得更多书写自由，促使中国诗歌呈现出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趋势和景象。因其区别于宏大叙事，倡导小人物平民意识，重视流派与理论建设，在创作上呈现出高度的汉语言母语意识，用日常的、自由的，和富含现代性“口语化”之母语形态，拓展了当代新诗发展的空间，而最终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分水岭。这个文学景观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由各种出版物和大量的民刊，将外国文学不断地介绍到中国。那时的一些先锋诗人在考量自身诗歌之时，已有意识把作品放到一个更广大的人类文化背景中去讨论，自觉地汇入世界文艺思潮，逐渐建立起一种全球化的文学意识。进入九十年代，社会进程全面提速，与诗人们的身心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重大变革。一夜之间，一切标准观念都失去了原有的规范，伴随而来的是流行文化的兴起。此间，一些有意识的诗人通过对被刷新的时下文化语境的快速接触和研究，将日常迅速转化为另一种诗意，以后现代艺术逻辑和文学思维，表达别样的文学思想。他们和他们的后来者，已脱离苍白的象征手法和泛滥的抒情风气，甚至直接参与到具体的流行生活，通过诗歌之眼探询新的诗性，以表述自己的见地，整理并批判各种文化道德，企图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现实和历史的进程，期望着发生某些对具体生活的影响。无疑，这些将文化现象演变至诗歌创作中的行动，促使当下诗歌形态快步融入一种开放型、创新型和日常性的语境之中，逐渐形成某种全球化语境下的诗歌创作意识。

　　事实上，世界文学视界从未放弃和离开过中国风度的诗歌，甚至，于国际诗人眼中，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富矿。在他们有意识的学习和借鉴中，中国古典诗歌早已融入世界文学语境，各国诗人深受启迪，“很多外国诗人背后都站着一位中国诗歌大师，或一位中国哲人，或枕着一部中国经典。”（董继平语）。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加里·斯奈德、奥拉夫·H·豪格、詹姆斯·赖特、迈克尔·布洛克等等一大批各国优秀诗人，均为中国古典诗歌之拥趸。王维的忠实fans罗伯特·勃莱尤为如此，他甚至坦言道：“我自己这一代美国诗人，包括詹姆斯·赖特、加里·斯奈德等人，通过阿瑟·威利、罗伯特·佩思等人的译文而深受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我们当时发现自己被英美学院派诗包围，这种学院诗能够谈及理念却无法深入情感，能够触及形式却无创新，大有忽视自然的倾向。因此，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使陶渊明、杜甫、李白诗中的某些风景适应了美国中西部和西部的风景，而他们的风景特征透过这个窗口，比透过莎士比亚、济慈、丁尼生或布朗宁的窗口更为清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人也早已发现这个奥秘，他们在放眼全球的同时，更多转向于对母语精神和传统诗性的承继，对诗歌遗产行以现代性之杂糅跟拓展，创新书写方式，缩小表达差异，以建立实现人类诗性之共通的—新的汉语言诗歌空间。

　　新诗百年，尤其是自朦胧诗以来，“第三代诗歌”以降，在一种全新的全球化语境当中，正是基于无数个体诗人的自我完善，和各种有理想的诗歌团体及流派的诞生，现代汉语诗歌精神才得以形成，并融入国际文学语境，缓慢地，同时也是快速地—与世界诗歌达成同步。然而，发展至今，现代汉语诗歌精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态？当下现代汉语诗歌的生态如何？它在世界文学的经纬度当中，又处于怎样一个坐标点？……与此同时，在我们的诗歌生活中，尚有这样或那样一些深沉的忧思。如今在全球化语境下谈及异域诗歌，或其它诗歌版图的特征，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指出：美洲大陆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精神，欧洲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乃至于北欧的冷抒情、东欧及苏俄诗歌中铁幕下的抑郁与反讽、拉美西葡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及“反诗歌”等等……。说到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建设，留给世界诗歌读者的印象几近于无，汉语诗歌的“标志性”特征，对外大多还停留在中国古典诗歌，和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意象、意味跟意向（诗言志）的衍生等等之上，几乎找不见一个—发生自现代本土诗歌中的现代性贡献，尤谈不上对世界诗歌进程中，行以刷新或颠覆性贡献的代言词。我们以为，“八十年代诗歌运动”、“第三代诗歌以降”，这两个关键词，不仅是本期诗歌专号的关键词，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诗歌百年史的关键词之一，这个时期若比诗歌中的初唐，因其为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诗歌盛世”的到来，夯实了必须的基础，而功莫大焉；重要的，它还是当下“现代汉语诗歌”形态和生态—缘起与生成之主要。事实上，中国新诗百年，不仅使得现代汉语诗歌—于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解放，同时也是我们对母语（汉语）的解放，是从古典汉语、文言文和书面语的语言方式，到白话和口语的解放，从而赋予我们伟大的母语以现代性的解放。尤其是，自第三代诗歌以来，直至当下中国诗歌的国际化发展，现代汉语在现代诗歌中的运行，已然达至日臻完善。本期专号的形成，基于“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诗歌的原创力”之前提，虽然未知可否达成—归纳、整理出中国诗歌对世界文学某个现代性贡献的概念，但至少可以用此种集合的方式，将这些意念和诉求提交给阅读世界，留待文学和历史自行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