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老师的弟子中，我是唯一一个继承陈老师的“衣钵”主研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人，虽因不敏而做得差强人意，也因之常含愧疚之心，但毕竟还在忙碌着。
1992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西北大学图书馆现刊室翻阅报刊，因為读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当代小说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自然对当代的相关报刊较为关注。没有多想，我随手拿起刚到的《文艺报》翻看了起来。突然，一个题目吸引住了我：《读〈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作者“江晓天”。《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写的什么？看看。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江晓天的文章写的什么已没有印象了，只记得作者高度赞扬了这本研究著作，而且认同冯牧的话——“一本对于作家和读者，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工作都将大有裨益的著作。”“江晓天”这个名字因出版姚雪垠的《李自成》我多少知道一点，冯牧则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既然他们都赞扬这本书写得非常好，而且“大有裨益”，那应该写得不错吧。去借来看看。这样想着，我随手将陈美兰老师的名字与书名记在带来的笔记本上，便去图书借阅处检索目录。很幸运，书刚上流通库，书袋里的借阅卡都是崭新的，我自然是西大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了。拿到书后，我才知道陈老师是女老师，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不过，我并没有立刻读它，而是将它放在教研室后就奔向了操场（我们那时常在教研室学习）——下午4点半左右去操场踢足球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晚饭后，我拿起书认真读了起来。书，确实写得好，确实是爱不释手，冯牧的序说得确实如是。我禁不住为书中的精彩部分击节叫好，也禁不住感叹，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书看完后，我对陈老师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我清晰地记得责编张有煌在《编余絮语》中说：“报纸编辑的幸福，在于它比广大读者至少早一天就获悉令人欣喜甚至激动人心的讯息。书稿编辑的快慰，则莫过于向社会奉献内容厚实，富有创作的著作了。编讫《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我又一次体验了这样的愉悦的心情。”这句话自我读过后就再没有逃出我的脑海。我第一次看到责编对作者的书这样由衷的赞美，不由得想：什么时候我才能写这样一本书呢？读罢书，我忽然明白了我要干什么，仿佛夜航中看到了灯塔般有了明确的方向。对，就做长篇小说研究，就像陈老师这样做长篇小说研究。本科毕业后，我虽然在高校当教师，但做什么？如何做？怎样做？一直处于摸索中。我学的是日语，本科论文写的是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工作后本想续做东方文学教学，但因单位缺当代文学教师，我也只得服从组织的安排。在教学之余，虽然还发表过两篇关于当代诗歌的论文（其中一篇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但总觉得自己还是缺乏诗情，并不适合从事诗歌研究。陈老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恰如其时地确定了我的未来，这怎不令我兴奋不已呢！第三天，我又把陈老师的书认真地看了一遍，又仔细地想了想，对，就做当代长篇小说研究。既然这样，陈老师的这本样板书，不能光是借过看过就是了，一定要自己买一本，常常看看，想想。于是，我又直奔西安市的各书店。很遗憾，跑了一天，一无所获。我不甘心，回到教研室，就开始给陈老师写起信来。我那时胆大，若遇到好书实在想要但又苦于买不到时，就会使用最后一招——给作者写信求寄一本。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将信写好并在信里夹了5元钱后寄了出去。书4.05元，寄5元书费邮费都够了。不久，收到了陈老师寄来的书，打开一看，5元钱仍然夹在里面，扉页上写着这几个字：“陈思广同志惠正，陈美兰，九二年夏。”看到陈老师亲自寄来的签名本，禁不住心花怒放。可陈老师绝对没有想到，她随手寄来的这本书决定了我的人生，决定了我的未来，决定了我1999年有机会报我考博士生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她作为师从的导师。
1994年夏，我硕士毕业，为谋生路，赴烟台师范学院任教。由于家庭的缘故以及学校规定必须工作满5年后方可报考非定向博士生，我在1999年底才得以正式报名参加2000年的博士考试。当然，报考导师是陈美兰，学校是武汉大学。为了给陈老师一个好的印象，报名后我给陈老师写了封信，同时附寄了我近年来发表的几篇自己觉得尚可的论文，一本为了混职称而出版的小册子《诗与史的艺术——“茅盾文学奖”创作研究》。陈老师很快回了信，对我的报考表示欢迎。不久，学院的一些老师知道了我报考的事，便关心地问我认不认识导师。我说不认识，从没谋过面。于是一位好心的老师劝告我说，最好能找人认识一下，或者报个认识的老师，免生意外。我想了一下，找人认识，没必要，要认识我自己可以认识，不需要找别人；报个认识的老师，更没必要，自有考博的机遇那天起，我就没想报别的老师，何况8年前我就“认识”了陈老师呢。虽然这样想着，但心里还是没有底。距考前一个多月，我还是决定亲自去武大一趟拜访陈老师，增进一下相互间的了解（也想弄一套往年的专业题看看题型）。于是，我踏上了开往武汉方向去的列车。
第二天下午，我到了武大。住进了珈园招待所后，给陈老师打去电话。陈老师没有料到我居然从烟台来到了武大，而且住到了居她家也就百米的距离，就告诉了我详细的地址和进门的方式，我如示走了进去，陈老师在二楼把我引进了四楼的家里并直接带进了书房。坐定之后陈老师询问了我的出身及备考的情况，我简单地作了回答并说明了为什么报考陈老师的原因。为证明所言不虚，我专门把8年前她送我的那本书递给她看。陈老师看了有些惊异，睿智的双眼立刻透出慈祥来。陈老师让我喝茶，我象征性地喝了点。随后，陈老师拿出了一张复印的去年的考题，我知道时间已差不多了，接过来看了一眼又短坐了一二分钟后，便与陈老师告辞。通过这次拜访，我知道，剩下的事就是好好复习准备考试了。
一个月很快过去。为了能顺利备考，我提前一周来到了武大，再次向陈老师报了到。这次，陈老师带我去了文科楼，回来的路上顺便问我是否报考了其它学校，如果没考上有什么打算。我说，没有，如果没考好，明年再来。三天的考试终于结束了。由于外语比预想的要难，我有些沮丧，但我还是决定临行前向陈老师告别。在客厅坐下后，陈老师问我考得如何。我说：“小说研究还可以，中外文学不理想，鲁迅与外国现代派的关系那道30分的题从没有关注过，几乎无话可说。外语没感觉。”
“能不能及格呢？”这当然是指中外文学了。
“不好说，阅得严的话有点悬。我几乎是没话找话说，连卷子都没有写满。”
宗老师插话说：“只要及格就行了。”
陈老师说：“不行，要65分以上才行。”她还以往年的一个考例提醒了宗老师。接着陈老师又问：“外语怎么没感觉？”
“唉！40—70分之间，多少分都有可能。”
“做完了吗？”
“做完了。还有5分钟交卷时就做完了，之后还检查了一下并算了一下分。”
听到这，陈老师笑了，安慰我说：“只要做完了就好。”
是，只要做完了就好。我多少帶些安慰但更多是沮丧，离开了陈老师的家。一路上，我垂头丧气，情绪极为低落。为了准备这次考试，几年来我在烟师除了上课外，很低调（事后证明这一招非常奏效，使我在拿到录取通知书办理相关手续时一帆风顺，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学院虽鼓励青年老师报考定向或委培博士生，系领导也多次建议我不妨一试，我都以孩子还小并无兴趣等理由婉言谢拒了。其实，这不是原因，唯一的原因是我不想再报考定向或委培生。1991年考硕时，因我所在的学校非要考生报定向或委培生后才同意报名，为了赢得上学的机会，我被迫在学校的规定上签了字。毕业时西大中文系建议我留校，我把这个消息反馈给原单位，单位领导本能地反应是：“不可能。西北大学中文系绝不可能留你。”而当这一消息得到确认时，领导又以边疆需要人才为由死活不放档案。我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相应的问题，只得忍痛放弃。本想再考一下，也因单位不肯盖章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这一沉痛的教训，让我刻骨铭心。我发誓，以后若再考，一定要报考非定向统招统分生，否则宁可不上。这次，隐忍了5年的机会终于来临时，却可能因自己的发挥不佳而失之交臂。一想到这些，我真是沮丧万分。去年的外语线是55分，今年能否考上这个分数心里完全没有底，更让我懊丧的是中外文学，一道30分的题居然不知如何下手。唉！外语倒了也还有情可原，专业倒了真是无法交代。一想到可能出现的无奈的结局，悲催之情涌上心来。一路阴沉，一路沮丧地回到了家。
这一低沉的情绪直到有一天接到陈老师的电话后才云开雾散。
这天，我正在医院里照看住院的父亲，妻子跑来说，有一个姓陈的老师打来电话，说你外语过了。真的？我高兴得连忙回家，马上打开电脑查阅起来。武大网页上，考博外语线与专业线分别是50与60分。我看后拿起了电话。
“你外语过了。”这是我报上姓名后陈老师说的第一句话。
“过了？”
“过了。”
“多少分？”
“过了。”陈老师不肯告诉我的分数。
“是不是50分？我查了，武大研究生院网页上公布的分数是50分。”
“是，50分。”
“太好了。陈老师，虽然以后的困难还不少，但最令人担心害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谢谢陈老师。”说完我挂上了电话。
从师以后，我发现，陈老师很看重学术（对于从政她持保留意见），而这其中，又最看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对于当下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社会风气，她并不认同。她说：“不要光看数量，要看质量，写得多但没有任何影响有什么用呢？”可以说，锻造精品是我在陈老师这里感受最深的一点。
上世纪50年代，丁玲曾因“一本书主义”而遭到批判，但无数事实证明，“著作等身”虽然可以作为炫耀一时的资本，但如果“等身”之后是“无声”，则远不及“一本书主义”更具有说服力与影响力。18万字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既是陈老师的代表作，也是奠定陈老师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代长篇小说研究中重量级地位的扛鼎之作，称其为传世之作绝不为过。我想，将陈老师视为“一本书主义”的认同者与实践者，应该是不会有太多质疑的。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出版后，陈老师没有再撰写宏大的巨著，但她对于当代文坛的发展现状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发展态势还是一如既往地沉潜地关注着。
2002年7月的一天，我在烟台师院中文系的资料室里翻阅杂志，突然发现第6期的《新华文摘》里全文收录了陈老师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上的《行走的斜线——论90年代长篇小说精神探索与艺术探索的不平衡现象》一文，欣喜之余立刻给陈老师打电话报喜，陈老师早已知道，当然也表现出欣慰之情。后来陈老师给我说，那篇文章曾被《文艺报》得知后以《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为题先行压缩发表，获得中国文联2001年度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后来中国文联结集出版时，我还向陈老师要了一本获奖论文集：《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文艺》），《文艺报》还发表了评论文章。我当即找到这两篇文章，一篇是韩瑞亭的《时代需要有深度的文学批评》（2002-6-22），一篇是仲呈祥的《治学精神与学术操守——读陈美兰教授的一篇文艺评论有感》（2003-1-25）。读后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陈老师宁可少写或不写也绝不粗制滥造的可贵的精品追求。她说，那篇文章给了《当代作家评论》后，仅一个星期编辑就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我当时听了后就想：我以前常怪一些刊物的编辑们不理解我们这些无名小辈的辛苦，投过去的稿子常是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不见消息，是死是活也不敢问，实际上还是自己没写好。我就说了我的想法，陈老师赞同说：“其实哪个刊物都不缺稿，哪个刊物又都缺稿——缺好稿，只要你把稿子写好了，没有发不了的。关键是写好稿。”是的，写好稿，写深思熟虑之作，锻造文艺精品，是我应终生铭记的写作姿态与创作信念。
2002年底，我开始寻找就业的去处。当时，有好几所著名大学都对我表示了接收的意向，其中北京和四川的两所大学让我犹豫不定。若图地利，北京是首都，当然应是首选，但讲授非专业课的安排还是令我有些不甘；四川这所高校虽地处偏远，工资待遇低，但学科实力强大，有利于专业发展。何去何从呢？我去征求陈老师的意见，陈老师让我自己拿主意，我也不知如何是好。良久，陈老师听我好像有点思忖北京的倾向，说：“我是不去的。”我明白了，实际上，在我将“难题”告知陈老师时，她的倾向就已经明确了。当然，如果我去了北京，她同样也很高兴，但她无疑更希望我能去一个适合专业发展的地方，那些所谓的首都的光环她并不看重，这也与我更看重专业发展的愿望相契合。
2003年7月，我到四川大学报到，第一次领的工资居然只有区区5百多元，怎么都不敢相信，我怀疑校财务处弄错了，这比我原来在烟台工作时的收入少了整整一千元啊。果然，财务上是按普通博士生毕业的工资级别发的。但半年后按博士、副教授的待遇发放时，每月工资仍为7百余元，仍远远低于全国高校同等教师的收入水平。我将这事告诉了陈老师（这事后来成为武大文学院老师们谈论许久的笑资）。她说：“怎么能这样呢？”我说：“陈老师，不是‘怎么能这样，而是已经这样，就这样了。”陈老师安慰我，不要光看钱，要看事业的发展。他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陈老师常常关心我的生活。去年春，我因胆结石做了胆囊切除手术，之后给陈老师说：“少了个零件没什么，所痛苦的是，以后不能与贵党肝胆相照了。”陈老师听了笑笑说：“可以心心相印嘛。”2012年元旦，陈老师以“祝思广全家新年好”为题发来一个精心制作的电子贺卡，附件是陈老师与宗老师在樱花树下幸福而甜蜜的合影。我看了后非常高兴，马上给陈老师发回了邮件，真诚地祝愿陈老师、宗老师健康长寿，阖家幸福！我清楚地记得。
转眼间我离开陈老师已9年了，2005年虽然在西安开会时与陈老师见过一面，却也再无缘相见。2010年11月曾想借武大开苏雪林会议期间专门看望一下陈老师，但陈老师南下随宗老师治病去了，我只好怅然地从陈老师的楼前走过，默默地向陈老师告别。但我想，以后一定还有机会的。一定的！这不，机会就来了吗？今秋的相聚，我一定来！
[责任编辑 吴佳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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