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铃

　　往事如风,握在手里的,不过丝丝缕缕,竟然仍有当年的热度。

　　评论家杨甦

　　甦伯坐在我办公桌对面的藤椅上,把双脚跷在桌子上,他是不是觉得在两只脚之间看我的脸有趣呀?直到现在自己也颈椎病严重了,我才知道他那时为什么取这样的坐姿。那天我从两只鞋底的中间看到他拿了几张稿纸自得地笑。这老爷子看到什么好东西了?果然,他叫我了:“小赵,你来看你来看!”

　　我手里是小说稿,正签意见放不下,嘴上应着好的好的,还没动。他就绕过桌子走到我身后了,不由分说把手里的稿子放在我眼前:“辞师启事”。原来是他自己的文章。他用手指着稿纸,一行行指,一字字地念,好像我是个刚学认字的孩子。

　　甦伯办报出身,标题就是醒目。《辞师启事》是一杂文,说四川某作家,先前把作品送到《红岩》来时,一口一声“杨老师”;作品发表了,就直叫“杨甦”,也无妨;近年进步到著名作家了,礼数便退下来——“杨老头”!

　　这种事,现在提都没人提了;但在二十多年前,老编辑杨甦就是认真对待。我现在还记得这个“启事”,常对人认真地说,“别,别叫老师哈。”作家与编辑,分明是合作关系,合作对付读者和领导;若有进步,也是作编相长,非师生也。不过对于长者,礼数还是应该到位,不管你没有著名还是著名了。

　　更多的时候,甦伯是要我看别人的小说作品或未刊小说稿,他有兴趣的东西一定要与人分享。听说有好作者,就把作品拿来看,对年轻作者,稍有点潜力的,简直视同已出,这一点,几位老编一样的德性,不过甦伯更形于色。有时他看不及让我替他看,或是他读过了,要我也参与意见。重视年轻人的意见,是甦伯一大特点。

　　“你看你看,是个女作者,才二十九岁。”

　　“有个刘凯娟,在湖北发了个中篇呐,不错呃!找来你看看哈,这还有个稿子,有四五万字,人家是个女娃娃。”还有,“这是个大学生写的,你看你看!”

　　那时编辑部就我一女的,重女不轻男。我心想,男作者的我就不看了么?但是这种牢骚不会说出来,我从小受的教育是,“工作第一”。有时活儿重了觉得委屈就哭一场,还是做。

　　有些意见我是要说出来的。

　　有一天,甦伯兴奋地说,你看张洁的《方舟》没有?写得好!眉毛上眼睛里都是欣赏。

　　我就找来看了,是写四个中年单身女人的故事。那时这样的题材和写法都是头一份。

　　一个星期以后,还是在办公室桌上,甦伯跟我说:“张洁的《方舟》,嘿,寡妇情怀!”

　　我一惊,脱口道,“杨老师,你上个星期还说好呀!”

　　“是不是呵?”他想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很强硬,“是寡妇情怀嘛,不健康,精神污染。”

　　我急了:“杨老师,你不可以这样呀!”

　　他笑笑,“你就是女作家的保护神。”

　　我知道他是指我常为重庆的徐军等女作者说话的事,是滑头。这话题跟男作家女作家无关,我不放过他,“骑墙派!”

　　他更不好意思了,过了一小会。见我不理他,悻悻地说,“小赵,我就是骑墙派。你晓得我们这些年是咋个活过来的哟!”

　　听了这句沉重的大实话,该我不好意思了。

　　那时我虽然进编辑部不久,也三十多岁的人,经历过文革,这话听得懂。

　　他当然见过很多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咋个活过来的”,这一个“活”字里有多少不堪!他真诚而无可奈何的羞愧让我难过,后来他去了,我想起这几句争议还后悔,咋这么得理不让人呢?

　　不久,就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手编过的作品做书面的检查。开始我还觉得别扭,做了两次也就习惯了。我知道这已经是非常温和的了。这是那些政治运动的余韵。

　　甦伯是评论家,是红岩几位老人中思想最敏锐的一个,为人相当历炼,记得他告诉我什么叫“烧冷灶”;但也非常性情。

　　那时因为拆建,已搬到楼下大厅办公,甦伯还是坐我对面。是第一次评业务职称那会儿,也许是不得不回头检视半生所学,真是懊恼又郁闷。我沮丧地对甦伯说,我们这一代一读书就批封资修,以后就文革,就下乡;好不容易考进大学,图书馆还号称四川藏书之最呢,结果是只有卡片没有书!弄到现在,书读得真是太少了。

　　甦伯一点不安慰我,也跟着叹口气,说,“一样,我们这一代也没读多少书。”

　　 “你们哪里跟我一样,你们原来书读得扎实。”那时,我已领教了他们几位老编,尤其是马戎老师的博学与扎实的汉语功底。

　　“我们怎么读呵?读书的时候救亡救亡救亡,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读啥子喃读?”

　　“那解放后喃?和平了就可以读书呀。”我算算文革前十几年,甦伯还年轻,不晓得读了好多书,叫人羡煞。

　　谁料他说,“解放后?搞运动搞运动。读啥子?”嘴一撇,“最多就是个工农速成中学!”

　　甦伯真还有点激动了,他本来说话不紧不慢的,那几个叠词却说得急急的,不吐不快。

　　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他的话来。“搞运动搞运动”,对中国读书人的伤害,哪里才是让你少读书呵!可惜甦伯去世太早了,如是能够活到本世纪,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会活跃在回忆与反思的队伍里,说不定也时不时地给我发个带附件的伊妹儿呢。

　　两个老太

　　有些素昧平生的人,只要见过一次面,就终身难以忘怀。

　　韦老太

　　当编辑不久,就遇一名编,人民文学出版社那年民主选出的社长韦君宜。韦老太由社里的编辑白舒荣陪着到四川故地重游,搜集创作素材。编辑部让我陪她在重庆游览。那时我并不了解她,也没有多少话。在机关院里,我向她请教做编辑的学问,她一眼看出我的弱点,不善于与人接触。对我说:做编辑要成为社会活动家。这句话便成了对我的一个重要的职场教育。我从此知道,编辑工作不仅仅是伏案于办公桌。文学编辑与作者,与读者,与整个社会都是有联系的,因此,好的编辑一定要关注作家与读者,要关注整个社会生活。我努力改变自己。以后才在一本书上读到,在西方,出版行业里把编辑分为策划组稿编辑和伏案编辑,前者的工资大大高于后者。我才想起韦老太的那句话里实在有很多内容。现在国内出版的书,版权页上都已印上选题策划人的名字了。但是,作为文学书籍排头兵的文学期刊的编辑,如何发挥选题策划的功能呢?似乎还是难以突破体制造成的框架。

　　虽然那时我身边的老编辑没有一个对我说过在办公室以外的工作应该怎样做,虽说他们都很佩服她。《红岩》当时的主编王觉说,我们自己同志的作品,不能在《红岩》上发表,如果要发,就要像韦君宜那样有质量。他是指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办的《当代》上发表过一中篇小说《儿子》,当年就获全国中篇小说奖。这话在当时是起作用的。

　　好几年以后,我在给韦老太的信里提到《露莎的路》,向她约稿。她回过一封信,字写得歪歪扭扭,写她当时的情况,她答应写稿,但要过一段时间,等她好起来。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时已偏瘫在床。写满这一张信纸,她要费多大劲呵!不久,她就走了,没能兑现给《红岩》写稿的承诺。

　　可是,我读到了她影响巨大的《思痛录》,连读两遍,我很少这样读一本书。一边读,一边想起她当时的音容,走路的姿态,怀念那一年与她短暂的接触。那一年她六十四岁,那种气质里有一种让我着迷的东西,非常大器。可那是什么呢?《思痛录》让我懂得了一些,那是聪明而坦诚,执著又淡远,非常质朴又非常高贵。

　　许伽

　　许伽其实没有在《红岩》上发过作品,甚至没有将她的诗稿投过《红岩》,我只是在王尔碑家里见过她。她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她那时七十多岁了,矮小。她的皮肤那个黑,那个粗糙呵,完全是个常年在农田里干活的农家老太太,看上去还是结实的。可是她是个诗人,是个四十年代就有诗名的诗人。到五十年代,她坐了牢,是胡风分子。那时她刚生了孩子,就和孩子一起坐牢,孩子的保姆是劳动人民,受保护,却不离不弃地跟着她,保护孩子。

　　她和王尔碑很要好,两个人话多得说不完,退休后时常来成都尔碑家。我那时真傻,竟不去听她们聊什么。现在想来,她们聊的,有多少珍贵的文学史料呀。还有一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心路轨迹,是多好的文章。那时,王尔碑说她很了不起,受了很多苦,带孩子坐牢,新中国第一人。她本人却不说这些,说她的保姆好,说她的学生们很出息。她出狱以后没有工作,在农村,后来做了小学教师。她教书那个认真,对学生那个爱,现在真是找不到了。

　　我只是直觉到许伽先生是值得尊敬的人,直觉到她是灵魂干净的人,直觉到她丰富曲折的人生阅历是她创作的无价财宝,她的作品一定也有某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我向她约稿。过了一段时间,她来信,简短,说是身体不太好,没有写。我复信,好一些再说吧。但是她没有好起来。再听到她,竟然过世了。我误会了她,她哪里是身体好,她有病。

　　许伽没有活到现在,活到大家都抓紧反思历史的时代,有了互联网,这种反思几成群众运动。如她健在,她的那些难以言说的人生经历,一定会成为年轻人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生动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