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怀戚

　　我发表的第一个小说,是个短篇,《月下的小船》,在《红岩》上,时间当在1983年。发这小说,自己都有走后门的感觉。稿子拿给编辑赵晓铃——她是我的川大校友。没有这层关系我是不敢奉上的。过了几天,我去探话,她笑嘻嘻地说,稿子也不是很好,勉勉强强。但熊(小凡)老师还是同意发了,“扶持新人嘛”——熊老师原话如此。

　　我很高兴。只要能够发表,也不管你做何评价。实话说我也不知道以后自己会怎样。那时我在军队当军官,心也不在文坛。

　　但是一俟读到铅字,心态就不同了。越看越喜欢,觉得自己真能写。其实这种心态,人人一样,人都觉得自己有才。

　　后来就接着在《红岩》上发小说。到1986年时,发了第一个中篇小说《都有一块绿茵》,写一个大学教工足球队的故事。

　　这个中篇对我意义重大。首先我带着它去探望了古广明。古广明是当时国脚,广为球迷喜爱,在甲级联赛中被北京队一后卫踢碎了脚跟。全国愤怒,要求开除那后卫的球籍。古广明却自己出来说,人家不是故意伤人,充其量算个技术犯规。全国又很感动。我写了篇文章《一句话救了一条运动生命》,在晚报上发了。于是我成了某协会派往广州去探望古广明的代表。一本载有那个中篇的《红岩》就成了我给国脚的见面礼。

　　其次是那个中篇被珠江电影制片厂看上,让我改成了电影剧本。可惜不成功。后来是他们自己搞成了电视连续剧,已播出。

　　这让我有了创作自信心,从此写了下去。

　　因此可以说,《红岩》是我文学创作的摇篮。摇篮摇出来的孩子,不一定都成了人物,但人物多数还是有摇篮的。

　　后来我就很少给《红岩》写稿子了。

　　为什么?势利心。我后来能够在《当代》上顺利发文章了,那个的影响相对大些,不用多说,稿费也是一种考虑。名利而已。但要一个普通人无视这些,很难。

　　假如《红岩》于我是摇篮,那么《当代》于我是舞台了。这是刊物的定位决定的。有段时间,这种定位的差别是:在《当代》(当然,还有《十月》、《收获》之类)发表的文章,可以成为“科研成果”——对于一个大学教师的我这很重要,可以对评职称起作用。要一个人既教了大学又坚决不当教授也很难。

　　一个人登上了舞台,自然就不再呆在摇篮里了。

　　我写完一部小说,首先想到“往上投”,给《当代》,我投上去的稿件,《当代》一般都用了。但只要《红岩》向我约稿,我还是要答应,要写,要给。例如最近的《和平时代》就是《红岩》的总编刘阳约的,但刘阳说的是王青山(当时重庆作协书记)的意思。书记亲自约稿了,我也不能太大势。我如约写了交她,发出后跟着就被《小说选刊》转载。说明是认了真的,说明自己对《红岩》的“摇篮回报”是有的,对于这“家乡大刊”的尊重和热心也是有的。

　　现在文学不热门了,这恰恰合于正常。回想30年前,百废刚兴的景象烘出一股文学热潮,好像文学是人心的第一寄托,没有人离得开。在这一派的热烘烘中《红岩》复刊了。那情景正像看好了市场的公司开业。但慢慢的,市场在萎缩,而且看不到恢复的希望。文学刊物,无论首都的还是地方的,处境都难,无一例外。

　　其实这种情况,托尔斯泰在差不多一百年前就预料到了。这位小说大师说,以后的人们,不大会读小说了;作家——假如还有作家的话——也不大会再写小说,而会写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贴近生活的小文章。

　　转眼,《红岩》复刊30年了,应该办庆祝,说明一切很好。这些年来,在这样的商业季候下,能将一本文学期刊保存下来,是很有勇气,很有智慧的。

　　祝福《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