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尾

　　相当长时间，大概有二十九年吧，我居住在一个叫天门的小城里。我在都市里的生活经验，迄今只有六年。

　　2007年，我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它被称为抑郁症。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得了“病”，而且对这种新兴的城市病也缺乏了解。我不想上班，不想聚会，不想见人，对户外活动毫无兴趣，更不想到拥挤的城内——无论是否需要。我呆得最久的地方，就是书房，因为电脑在里面。我宁肯在电脑上玩一种很无聊的“空挡接龙”的纸牌游戏，也不愿挪动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一整天说的话，不超过十句，但思路却密密麻麻，活跃得很。我可以一天产生七八个灵感，做出三四种未来规划，但从没付诸行动。我对身边的人漠不关心，情感上也是跌宕起伏。我的情绪瞬息千变，突然狂躁不安，突然心境低沉，甚至，不需要什么理由。总之，似乎对一切强制的事物，我都有抵触和抗拒。尤其是工作，更让我觉得无法承受。在春节假期最后一天的上午，我已抑制不住对即将到来的工作的恐惧，拿起电话向领导提出了辞职。而之前这整个通宵，我根本无法入眠，而是整晚在黑暗的房间，睁着眼睛做着这道艰难的选择题：“去”或“留”？

　　事实上，整个假期我都无法休息，一直处于某种持续不安的恐慌当中。随着假期一天天从日历中离开，恐慌的情绪在我心里也越来越浓。我不知道我是病了，但我已经认识到，工作或许就是导致我不安的原由。我以为，卸下了“单位”这个枷锁就会得到解脱，结果，我的轻松也只维持了短短的几个小时，马上，我就担忧未来的生存，并且发现自己正开始丧失了某种安全感。这多像《肖申克监狱》里的那个图书管理员老布呀，他在被囚禁了大半生以后终于获得自由，然而他在自由的世界中却不知所措，无时无刻不想回到那个剥夺他自由却让他习惯了的肖申克监狱，最后他因适应不了外面的生活上吊自杀。当我以为自己终于脱离了危险，结果，竟然转而又思念起那个“笼子”的好处，我——又陷入到另一个巨大的牢狱之中。随后我发现，并不只是我，在都市里，很多人的心里也都藏有一个“肖申克监狱”。

　　焦虑，抑郁……所有这些，都是城市带来的，它被遮蔽在成功、理想、希望这张华丽的袍子背后。人人都在城市的海市蜃楼前幻想，努力，积极向上，人人也都在饱尝失意，孤独，以及无休止的恐慌。每个人都需要它，但每个人也憎恨它。就算你一边自觉地摆脱，一边却又不自觉地靠近，企图靠得更近一些。城市多么光鲜夺人，但大部分人，注定是边缘的。那一段时间，我理解了安妮·奈斯为何要创造吸血鬼的形象，因为，我就是那样一只鬼。所谓的吸血鬼，其实只是一个意象，貌似“人类”，内心渴望与人类为伍，但只能游离于“人类”之外。他们苦苦追求自我、追求美好，却始终被社会排斥在外。其实，他们最终的全部目的，都是想重新成为一个“人”，能进入“主流”的世界。为了这个主流的世界，城市里已经没有太多的生活，因为大部分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在无一例外地丧失着自我，但也没有多少人能像《刀锋》里的拉里?达雷尔，为了获得“内心的安宁”，而甘心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当然，更少人能像《月亮与六便士》中的高更，忠于灵魂而不是肉体。我也不能。

　　就如张爱玲说的，回不去了呵。我也回不去了。不仅在地理意义上回不去了，包括在心理和物质意义上，我也回不去了。在都市生活六年，我努力地学习着城市思维，锤炼在城市获取生存的能力，以让自己更为顺畅地揳入这个城市。我终于很成功地将自己转化成一个都市人，我终于成为一个理性合体的人，但也将全部的感性从我的内心当中驱除出去。我丧失了全部的抒情，我写下的诗歌，就像审计师那么合理。那么，我的感性呢？从前，我是一个多么感性的家伙，似乎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但它不知从什么时候在我身上消失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城市所带来的，包括我获取的物质及生活经验，包括一场事实时间长达两年多的抑郁。

　　2007年，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我选择了辞职，理由是，写小说，作一名自由撰稿人。我就是在这一年，这样的状态之下，这样开始小说写作的。我的这三篇小说，也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的。

　　当时我并没有写小说的经验。我只是对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充满好奇和疑问，同时也观察着都市里其他各种个体，寻找着相似的心理语言。我看了许多小说，觉得真正用笔来关注城市人群的作家并不多，或者说，他们太关注于营造故事，而往往忽略了城市个体的人在心理上遭受的创痛或正在发生的心理困境。我从自己身上出发，开始学习写一些故事。但我很难用常见的譬如“现实主义”小说模式去进行框构，我也没有那种经验。城市的真实比小说更为魔幻。而且，一个丧失了全部感性的初学者，取用一种魔幻的模式仿佛更容易进入——都是“不可能但在逻辑上是合理的”的。很多朋友读了之后，批评我说，你呀，你写的东西总是主题先行。是的，我知道，在小说上我还有太多太多的缺陷，但我非常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我知道我正在写的是什么。这很好。

　　[责任编辑 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