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个无法忽视的重要作家，抗战重庆时期则是张恨水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在重庆创作发表的小说就有《疯狂》、《新游侠传》、《八十一梦》、《负贩列传》（又名《丹凤街》）、《水浒新传》、《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赵玉玲本记》、《偶像》、《牛马走》（《魍魉世界》）、《傲霜花》（《第二条路》）等，离开重庆后，重庆书写仍然成为他创作的主导，《巴山夜雨》和《纸醉金迷》诉说的还是重庆的生活和故事。
然而，张恨水却在建国后很久以来被文学史和研究界所遗忘，尽管他的通俗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曾轰动当时，但“鸳鸯蝴蝶派”的帽子注定了他和后来主流文学史的精神格格不入。“文革”后，伴随整个现代文学的重评潮，张恨水研究也在“辩诬”和“正名”中起步，他最初进入文学史的资本却是重庆时期的《八十一梦》等，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张恨水留出了两页的篇幅，肯定其爱国和进步的积极意义。【1】从此，张恨水研究的大幕被拉开，对张恨水的评价也不再局限于“爱国的积极评价”，而是在“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等更深广的背景中给其定位。自然而然，研究的中心逐渐移到张恨水早期最具影响的通俗小说，张恨水的40年代重庆抗战时期的作品却逐渐被冷落和忽视，即便是有应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专门召开的“张恨水抗战作品学术研讨会”，很多研究无非又是重回到对张恨水“进步”与“爱国”认识评价中。学界注重的仍然是抗战这一历史事件对他的影响，忽略了对他战时生存空间的重视。要知道，从1938年初到重庆，至1945年底离开重庆，张恨水在重庆呆了整整8年。张恨水早期创作和北京、安徽的地域文化已有不少成果，而重庆地域文化和张恨水创作的关系，直至今天还没有引起研究界足够大重视。
尽管有人说“九·一八”以后以及西北之行归来，标志着张恨水创作风格的变化，张恨水也开始了“国难”和“抗战”题材的小说创作，但笔者认为进入重庆才是张恨水创作风格变化的真正开始，因为他在重庆生存体验和以前大不相同。而与以往不同的人生体验也决定了张恨水新的创作风格的形成。
日军全面发动对华战争时，张恨水正在南京。更早些时候，张恨水在北平，他的一系列通俗小说相继发表和出版，尤其是《啼笑因缘》在报纸连载后，为他带来了巨大声名和稿酬。30年代初，他回到北京，用他所赚的稿酬租赁了一栋相当不错的宅院，宅院很大，包括大大小小7个院子，而且院子里面有各种花草树木。张恨水很好地安置了他庞大的家庭。这是张恨水一生中最安定悠闲的日子。通常他的手头会同时有六七部小说，他必须每天写五六千字以应付报纸连载的需要。这在其他人看来，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但对于正处于创作高峰期的张恨水来说，并不很费力。他很懂得享受这段幸福的生活，写作之余，常去看戏、看电影、和朋友一起下馆子。而且因为有了钱，张恨水也开始像古代文人雅士一样，搜集古书古董，买花养花。张恨水尤其喜欢菊花，秋天成了他一年的趣闻季节。每逢这时，他家简直成了菊花的世界。张恨水后来曾满怀深情回忆道：“我常常招待朋友，在菊花丛中，喝一壶清茶谈天。有时，也来二两白干，闹个菊花锅子，这吃的花瓣，就是我自己培养的。若逢到下过一场浓霜，隔着玻璃窗，看那院子里满地铺了槐叶，太阳将枯树影子，映在纱窗上，心中干净而轻松，一杯在手，群芳四绕，这情调是太好的。你别以为我奢侈，一笔所耗于菊者，不超过二百元。”【2】然而，好日子终究太短暂。日本不断占领华北大片地区，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国心的张恨水曾发表不少诗文宣传抗日，引起日军强烈不满，“他们也曾因此向北平的张学良抗议过”【3】，张恨水被迫迁往上海、南京。南京失陷前，他又被迫从南京逃离出来，前往重庆，开始一段新的苦难生活。
张恨水来到重庆，体验到的第一苦就是行。重庆山城，不是爬坡就是下坎。这和在北平或上海坐人力车和电车的感受截然不同。张恨水撰写《山城回忆录》写道：“幼读李白蜀道难诗，闭目沉思，深疑难险不可想象。实则其苦在难，而不在险。盖川中山地，取石至易，大道小径，均叠长石为坡，无险不可登，惟丘陵起伏，往往十里短途，上下坡数千级，令人气喘耳。重庆半岛无半里见之平原，出门即需升或降。上半城与下半城，一望之距，须道数里。若抄捷径，则当效蜀人所谓‘爬坡。……由坡下而望坡上，行人车马，宛居天半。登则汗出气结，数十级即不可耐；降则脚跟顿动，全身震颤。渝谚固亦云：‘上坡气喘喘，下坡打脚杆也。若觅代步，有滑竿和小轿。”【4】但坐车心里并不舒服，上坡时，“人力车夫身躬如落汤之虾，颅与车把，俯伏及地，轮如胶粘，作蜗牛之移动，……见车夫喘气如待毙之牛马，设有人心，实不忍端坐车上也。反之，车急驰下滑，轮转如飞，车夫势处建领，不能控制，其车，则高提车把与肩，全车斗上仰，客则卧而行，几可摔出车外。”【5】所以张恨水感叹：居渝八年，最苦为行路一事，在当时小品文和后来的回忆录中，他都着重记述了重庆的行路。
重庆山城的行走不仅仅改变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他们必须和当地市民一样学会并适应山城的长长阶梯，习惯重庆的走路，而且很有可能影响他们的精神心理状态。牛翁先生为《老重庆丛书》作序，提出了“爬坡下坎精神”，并把此作为重庆的本质精神，认为爬坡下坎不仅锻炼人的腿劲，而且“培育了人坚强的毅力”，他还以他的妻子和好友为例，论证外地人从开始不适应重庆的坡坡坎坎到练出超强的毅力和精神，并受益终生。【6】
张恨水同样如此领悟到了重庆的爬坡下坎和人的精神历练，在他自己撰写的创作生涯回顾中，曾经专门论述此：“行，这是比吃平价米还要头痛的事。重庆市长是山城，无处不爬坡。马路也是在高低不平的山梁上建筑起来的。文艺人没有人能坐得起车轿，而且在重庆也不忍心去坐车轿。”【7】而正是在重庆坡坡坎坎上的步行，带给了作家一种新的精神风貌和气质。张恨水居住南温泉，距离市区近20公里，他常常都是来往步行，有时肩上还要扛着几十斤的平价米。后来张恨水的孩子们在回忆录中都对父亲这一情形给予至高的敬意，充分展示了张恨水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顽强、坚韧的精神。也正是对于自己走路艰辛的体验，张恨水更能体验拉车人的苦，更能对于承受如此苦难的人民产生敬意和悲悯之情，对坐轿乘车者却是送去鄙夷和讽刺。在张恨水这段时间的作品中，人力车夫、轿夫的形象常常提及，并且把下层知识分子和公务员比作抬着上司走路的轿夫。【8】其实在个人、国家和民族的严重灾难时刻，作家们发掘并认同了一种精神支撑——坚毅的重庆山民精神。也把这种精神倾注在自己的创作中，重庆时期张恨水笔下的山民、挑夫、轿夫形象，和他早年在《啼笑因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中常常出现的汽车夫、洋车夫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描绘。即便张恨水早期是一个平民气很足的作家，在他早年作品中不乏大量同情车夫等下层百姓的描写。可是，坐车的又岂知拉车的苦呢？纵形似却难触其神，这正是二三十年代车夫题材的作品不能完全打动人的原因。同和背夫挑夫一样亲体爬坡下坎之腰酸背疼的作家诗人，其描写背夫挑夫的作品应该不会给人“站着说话腰不痛”的感觉吧！张恨水于此也有论述：“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生活上一种艰苦的锻炼，就不会知道人家吃苦是什么滋味，自己也就体谅不到吃苦。天下尽有在咖啡座上可以谈农人辛苦的人，但是不论怎样的谈下去，决不能丝毫搔着痒处。”【9】由此不难发现，重庆时期张恨水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中，透出一种坚韧劲。
还有两个重庆地域意象耗子和猪常出现在当时的外来作家笔下，这也是他们沉入重庆苦难生活的一个标志吧。重庆是山城，住所多为竹木结构房屋。老鼠特多是一大特色，张恨水来重庆后不久，就写了杂文《这一炮几时响》：“重庆市卫生局长就职的时候，曾发表了他的大政方针。认为第一件事，就是要从捕鼠和清洁街道做起。这实在不错。假使随便找个外地人问问，他到重庆的第一个不良的印象，也就是这个。昨日星期日，在行人如蚁的武库街上，三步路踏着两只扁如柿饼的死鼠，鲜血淋淋的，想到是抛弃不久的东西。”【10】张恨水这里是要讽刺卫生局长只放空炮，但重庆鼠之多，可见一斑。由于多鼠的缘故，老舍把他的住所起名为“多鼠斋”。作家们都多受鼠害，书籍文稿常为鼠所坏。鼠于是就成了作家笔下要讽刺和诅咒的投机者、贪污者、统治者的象征。张恨水重庆时期的名篇《八十一梦》是他的讽刺之作，自己满意的“痛快之作”。自然，他由此受到了他所讽刺的权势者的监控和恐吓而被迫结束“八十一梦”，后来在单行本张恨水专门撰写的《楔子·鼠齿下的剩余》一文中说：“总是为了自己不爱惜自己心血的缘故，让小孩子淋了些残汤剩汁在上面，在梦本之上，多添了一些油腥气，这就刺激了老鼠的特殊嗅觉器官，……到了晚上，直钻进我的故纸堆中，把它的牙与爪，切切实实将这本子磨勘一顿。”并说“耗子大王，虽有始皇之威风，而我也就是伏生之未死，还能拿出尚书余烬呢。”【11】老鼠既是四川重庆地区常有的一个意象，又是重庆腐败贪污者、作威作福者的象征，张恨水重庆时期的作品中，对于“鼠辈们”痛快淋漓的讽刺是他创作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的风格特色。
张恨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重庆乡下，而川渝乡间猪的意象也常常走入张恨水的笔下。张恨水散文记载了他的邻居周嫂与猪为伍的生活。周嫂原本是随主人同迁来的女佣，主人请不起佣人后，周嫂的生活景况自然很差。作者描写周嫂的家：“所谓家，实巢也。……鞠躬入其门，巢高不及丈，长阔则倍之，视线黑黝黝中，见竹床二，倾斜两侧。其间则箩筐，锹锄破凳，裂缸，堆置无立足之地。盖苦邻已不为人佣，自种菜，其子病而孱弱，则业小贩，此皆谋生之具也。小床上堆败絮一卷，如腌猪油，盖妇自卧。另稍宽者，有蓝布旧被一，补绽如锦织布其上。则彼亦舐犊情深，居其子也。巢中如此，生活可想，而蚊蚋乃独爱之，白昼且嗡嗡然纷飞上下。门角巨绳缚一豕，掘地为浅坑而侧窝之，矢溺淋漓，臭气触人，夜间主人入室，其情况又可想。”这是一幅活脱脱的川渝乡村图景，作者描绘的是迁入重庆的女佣的情形，其实周嫂的家和生活境遇也是外来的“下江人”的生活缩影。一方面，下江人逐渐的融入到川渝的生存样式中来，包括他们的衣食住行，另一方面他们是被迫跌入困顿的四川乡场生活中。其实不独先前的女佣如此，下江人中的原先的“主人们”，曾经生活优越的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们，也同样的堕入困顿生活当中。和张恨水住在同一个地方的那些困苦的公教人员，不得不在公职之余，自力更生，养猪开田，浇粪种菜。张恨水家人就曾瞒着他养猪种地，补偿家中生活开支。张恨水的儿子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们养猪的情形：“那时真是物价飞涨，猪肉奇缺。逢年过节，想买点猪肉也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哥哥和我都还太小，买猪肉的任务就由文哥承担，天不亮他就在山腰里转，听到哪儿有杀猪的叫声就望哪里奔去，说好说歹，向老乡买了几斤猪肉回来。日子长了，觉得这不是个办法。母亲就买了一头小猪自己喂养。猪娃子爱叫唤，又爱到处乱窜，母亲怕它打扰父亲的文思，又怕父亲嫌脏嫌乱，就把小猪娃藏在屋后的厨房里，每天临天亮就把猪赶到山上去，天快黑才赶回家。哥哥们经常到山上打猪草，有时我跟着他们去玩。约莫过了一年，父亲始终不知道家里养了一头猪。直养到一百多斤重，把猪杀了以后，父亲看到家里有那么多的猪肉，问母亲是哪里买的，母亲才眉飞色舞的把养猪的事说了。”【12】张恨水儿子的这段回忆给我们很好的传达出张恨水的写作状态，一方面是张恨水这样的作家也都跌入到困苦中，另一方面，家人瞒着他养猪种菜表明他对此种行为的不欣赏，这似乎也传达了张氏对于知识分子行为方式和情操的坚守。由这一个情形入手，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对于困境不堪的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悲悯与同情，构成了这时期张恨水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和风格特色。
总归起来，张恨水在重庆生存之苦，是以前所未有，这对于张恨水的创作产生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上文通过行、住、食来分析，张恨水专门有诗叙说重庆的衣食住：
入蜀三年未作衣，近来天暖也愁眉，破衫已不像东西。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帮断像鸡皮，派成名士我何疑？
一两鲜鳞一两珠，瓦盘久唱食无鱼，近还牛肉不登厨。今日怕谈三件事，当年空读五车书，归期依旧问何如？
借物而今到火柴，两毛一盒费安排，邻家乞火点灯来。偏是烛残遭鼠咬，相期月上把窗开，非关风雅是寒斋。
把笔还须刺激吗？香烟戒后少抓诗，卢同早已吃沱茶。尚有破书借友看，却无美酒向人赊，兴来爱唱泪如麻。
（三件事，指衣食住。泪如麻，是《捉放曹》老生唱词：“陈宫心内乱如麻。”）
这几阙诙谐却饱含血泪的词是张恨水八年重庆生活的真实写照，据说，“由于其生动、形象，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一时间，和者众多”，张恨水于是写了一篇《酸词余话》，以谢读者雅意。【13】
之所以说重庆的生存体验影响到张恨水创作风格的转变，就在于张恨水的写作方式在和过去看似相同却有了本质的变化。张恨水来重庆前，基本上都是在报纸上连载作品，主要是依靠稿费维持生存，而且是相当不错的生存条件。在重庆时期，依然是报纸连载，但是卖文就行不通了。张恨水曾经作过一个统计，计算文稿千字的最低血本。“平均每人每日可写三千字的稿子，按照这个标准，写一千字的物资消耗，大概如下表，那就是血本：
饭两碗（一顿）八十元
蔬菜一菜一汤一百元（包括油盐柴炭）
纸烟五枝（中等货）三十元
茶叶三钱（中等货）三十元（开水在内）
房租（以一间计）三十元（只算一日的三分之一）
纸笔墨二十元（包括信封）
邮票六元（快涨价了）
这是少的无可再少的估计，约合二百九十六元，而衣鞋医药并不在内。若养上个四口之家（不敢八口），再须添上三百元（最少），是卖五百元一千字，就要蚀老本蚀得哭了。”【14】
从上述张恨水自撰的统计表可以看出，文学上的商业关系已经很难维系。这个时候能够从事写作的，已经不再主要追求商业上的考量，也不再完全是追求市场的畅销，能够坚守创作的，更应该是一种知识分子精神理念坚守的体现。正如我们前面通过鼠和猪两个意象所分析的，张恨水此时的创作更注重对于当权者的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外来知识分子在重庆的苦难中坚守情操的书写。这时期，他的文字是苦难的生存现实的结晶，这和他以前的文学创作风格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张恨水自己也说：“人不经过某种生活，是不会写出某种文字的。”【15】作家被抛到社会最底层，这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灾难和不幸。对于文学来说，未必又不是一件好事。“国家不幸诗家之大幸”，文学上一贯“幸灾乐祸”。近代以来，随着报刊业和教育业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的文人有两个主要生活来源——以写作和教书为生。写作的稿酬、教书的薪水在抗战前都比较可观，像张恨水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还有胡适、朱自清、闻一多，他们的稿酬或教书的薪水足以使他们维持比较优越的可以说是“人上人”的生活。然而，抗战时期这美好的一切都不复存在，日本的侵略与轰炸、战争的巨大物资耗费、当局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急剧衰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降低到最低线，文人作家也混迹于普通的下层民众中间，过着艰苦贫穷的生活。这种情形不是一人两人，而是中国的现代作家们以及其他文人集体被抛到生存的底端。这恰恰使作家真正走向了大众和民间。
从五四开始，就提倡作家应该深入到民众中间，和下层民众相结合。这时期作家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优越，因而对多数文人和作家来说，他们的走向民间与民众相结合正如解放后通行的“体验生活”一样，只是感官体验了些许的民众生活。所以，这就是笔者并不同意把“九·一八”或者西北之行看做张恨水风格转变的标志，张恨水“九·一八”后固然在描写中加入了抗日的内容，但还是没有后来具有生存体验的厚重。张恨水自己也说：“抗战是全中国人谋求生存，但求每日的日子怎样度过，这又是前后方的人民所迫切感受的生活问题。没有眼前的生活，也就难于争取永久的生存了。有这么一个意识，所以我的小说是靠这边写。”【16】
张恨水因为重庆的生存体验而彰显出与以前大不相同的风格特色。由重庆的爬坡下坎行路艰难我感悟到了张恨水此时创作风格中的坚韧；从鼠的意象我体会到了他此时创作风格中的激愤；从猪的意象我察觉到了他此时创作中的悲悯风格。总体而言，张恨水此时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厚重的生存现实特色，和过去的商业通俗气息不大一样，那坚韧、激愤、悲悯中渗透着作家强烈的人道情怀，这也就是我们考察张恨水的创作时不应忽略重庆的缘由。
【1】 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第519－521页。
【2】 张恨水：《两都赋，黄花梦旧庐》，重庆《新民报》，1944年12月28日。
【3】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4】 《张恨水说重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第2页。
【5】 《张恨水说重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第7页。
【6】 牛翁：《爬坡下坎精神》，《老重庆从书·序言》，李书敏主编，重庆出版社2001年。
【7】 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页。
【8】 张恨水：《抬轿者坐轿》，《魍魉世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9】 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77页。
【10】 张恨水：《最后关头》博库公司出版，2002年，第221-222页。
【11】 张伍《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216。
【12】 张明明：《养猪》，《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92页。
【13】 张伍《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第209页。
【14】 见《张恨水说重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第21页。
【15】 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16】 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页。
[责任编辑吴佳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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