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呜——呜——，

　　呜——呜——呜——！

　　撕心裂肺的空袭警报声在长江、嘉陵江的上空呼啸着。凃着膏药旗标志的日本飞机急驰而过，一颗颗炸弹让南岸、市区燃起熊熊大火……，躲避空难的人们扶老携幼，牵儿带女奔跑着、哭喊着、咒骂着，拥着一团。警车、消防车、黄包车，没命地奔跑。这就是1938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留给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的第一印象。

　　自从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首都从南京西迁的“宣言”，到1938年10月大部分政府机关移驻重庆，全面经营以山城为中心，依托四川，背靠西南、西北的抗日大后方以来，日本军部立即决定对退入中国腹地且拒不妥协的国民政府进行“航空作战”，以达到“消灭压制、消灭残存的抗日势力”的目的。日本大本营参谋长下扬更发布了345号大陆作战令，明确规定日军航空攻击的目标是“敌战略及政略中枢”，“特别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甚至是“直接空袭市民”，以此“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自此以后，日军的空袭几乎成了山城人民的家常便饭了。金九住在重庆下半城长江边距储奇门不远处的鸿宾旅社三楼25号房间里，这里离金紫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委员长行营不远，又是去南岸旅渝韩侨聚居处的渡船码头，对外对内联系方便。他望着窗外熊熊的火焰，逃难的人群，想起自己的祖国（大韩民国）被日本侵吞以来朝鲜民族遭受的苦难，甚感两国同仇，恨大于天！他禁不住心头火起，在桌子上重重击了一拳，狠狠地骂道：“倭贼，我与你誓不两立！”

　　“咚！咚！咚！”三声敲门声过后，军务总长曹成焕走了进来，轻轻说道：“与朱家骅秘书长已经联系上了，约在今天下午三点在他办公室相见。”

　　“好吧。”金九舒了一口气，说：“你再同旅渝韩侨联系一下，我们初来乍到，一切都不熟悉，好像瞎子、聋子。”

　　“好的。”曹成焕走出房间后，金九静下心来，慢慢梳理这几个月来的犹如

　　乱麻一团的事来。

　　1938年5月7日夜，长沙朝鲜革命党本部楠木厅事件中，金九受了重伤，得到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关照，不仅由湖南省政府负担全部医药费，金九出院后，蒋介石还派罗震天为代表，送来3000元的慰问金。金九住在严恒燮家里静养。严恒燮懂英语、法语、汉语，在上海时在法国领事馆公务局做事。其实他是韩人爱国团员，专门搜集情报。

　　这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青岛、厦门、徐州相继沦陷，日军正大举向武汉逼进，长沙也遭到了日机的空袭，中国的政府机关正忙于避难。金九拖着尚未完全痊愈的病腿，与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的干部商量，决定韩国临时政府迁往广东，并计划打通进出广西南宁、云南的道路，加强和海外的联系。但是怎么走呢？当时难民人山人海，三党“大家族”百余口人，再带上堆积如山的行李，不要说远行，就是去近郊农村也很困难。金九忧心如焚，只好拖着病腿，去拜访省主席张治中。张治中是国民政府中坚持抗日的爱国将领，金九与他已是老朋友了。早在1933年，金九在南京蒋介石官邸与蒋介石笔谈，蒋提出韩国临时政府应建立军队后，金九与蒋介石协议建洛阳军官学校分校，为韩国培养青年军官，由蒋介石任校长，张治中任教育部长。金九来到张治中办公室，将拟迁往广东的事向他说明后，张治中慨然允诺，并下令拨出一个火车车厢，供金九一行免费乘坐，还亲笔给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写了一封介绍信。

　　7月20日，金九率领的韩国临时政府、三党成员及家眷100多人到了广州。金九到省政府拜会吴铁城，吴铁城接看了张治中的信函后，向金九介绍中国南方的抗战形势，并向他引见了广东军队中的韩人上校蔡元凯和李俊植。蔡元凯和李俊植热情地安排了金九的住宿，其它人员安排在亚细亚旅馆。临时政府办公室设在东北柏园。

　　9月，日军愈发逼进广州，临时政府被迫迁移到佛山。战争的威胁日益严重，佛山也不安全了，金九只好给武汉的蒋介石发电报，请求迁往重庆。第二天得到

　　蒋介石“准许”的复电后，金九带着曹成焕、罗泰燮二人再到长沙，跟张治中主席联系，得到三张去贵阳的车票及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介绍信。中秋节那天，他们才搭乘上西南汽车公司的车，翻越崇山峻岭，走了十多天才到达贵阳。在贵阳停留8天，才疲惫不堪地抵达重庆。

　　出乎金九的意料，重庆不是中国西南腹地豪华的大都市，而是处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一座山城和江城，市区房屋依山而建，重重叠叠，竹木搭建的吊脚楼房比比皆是。据说蒋介石之所以西迁重庆，是因为这里地形险恶，易守难攻；又是有名的“雾都”，一年之中至少有半年笼罩在雨雾之中，可成为防御日寇空袭的天然屏障。由于西迁，原本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城市，陡增几十万“难民”，市街上到处是面黄肌瘦、蜷缩栖息的人群。这一切使金九想起被日本侵吞的国内同胞的凄惨情景，感到有一种切肤之痛。这时，他想起保存已久的《中央日报》上刊登的国民政府的西迁《宣言》，于是检出报纸重温一遍，上面写道：“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自卫抗战。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要我为城下之盟。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金九激动地在腿上一拍，说：“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讲得好啊！简直说出了我们心中想说的话！”

　　二

　　曾家岩。

　　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室。

　　朱家骅接见金九和曹成焕、罗泰燮三人。在座的还有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副局长徐恩曾。

　　朱家骅原本是一位学者、教育家。曾赴德留学，再赴瑞士留学，后又赴德国柏林学习，1924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年到广东协助戴季陶创建中山大学，任代理校务委员长和副校长。自1929年3月，他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后，他就参与国民党的中枢活动。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推举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8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成立，他又兼任局长，徐恩曾为副局长。此外，朱家骅还兼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英庚款保管董事会董事长，中德协会会长，留德、比、瑞同学会会长等职，是蒋介石的一流“红人”。金九接过侍从献上的热茶后，才注意到朱家骅身材颀长，西装革履，鼻梁上架一副玳瑁眼镜，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样子。他递上蒋介石的“复电”，说：“蒙蒋先生关照，敝国临时政府准备西迁来渝，尚祈骝先秘书长照护为感。”

　　朱家骅将“复电”退给金九，微笑着说：“白凡先生客气了！委座已电示我处，今后韩国临政之事就由我和可均先生具体负责。”徐恩曾点了点头后，朱家骅接着说：“对于韩国兄弟之来渝，我们极表欢迎！数十年来，白凡先生为朝鲜民族独立、复国，和临时政府同仁一起，不畏艰险，坚持抗日斗争，为我国人民所钦佩！再说中、韩乃兄弟之邦，唇齿关系，现在又面临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所以委座早已指示，为东方民族之独立，敝国当尽应尽之力。白凡先生可先提出一个中韩联合抗日的具体方案，委座来渝时再由他裁定。”

　　金九呷了一口茶，感激地说：“贵国政府如此宽厚，我代表临时政府全体同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联合抗日的具体方案，我当尽快提出。现在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大家族一百多人，困在广州佛山，日军步步紧逼，广州很快就要沦陷。一百多人如何西迁过来，住在哪里，运输车辆问题怎么解决，尚请两位局长明示。”

　　“我看先解决住地，下一步再考虑车辆问题。”徐恩曾接过话头，插了一句。

　　朱家骅表示赞同，说：“重庆原是个偏僻的中等城市，人口不足20万，如今国民政府庞大的军、政机构迁来，市区一下要接纳数十万人口，住房很困难，所以国民政府便把一些机构安置在北碚、青木关、歌乐山、土桥、渔洞、綦江等较远的地区……”

　　徐恩曾接过朱家骅的话，说：“我看綦江较为合适。綦江地处川、黔、湘边界，在重庆以南80公里处，川黔、川湘公路穿城而过，是川、黔、湘三省交通要道的重镇，重庆的南大门。再说临时政府迁渝必须经过贵州，而綦江又是由黔入川的必经之地。是否移驻綦江，还请白凡先生斟酌。”

　　金九沉思片刻，与曹成焕、罗泰燮用韩语交换了一下意见，说：“我们对重庆不熟悉。既然可均局长认为合适，我们就去看看吧。”

　　朱家骅温和地说：“那就这样吧。请可均先给綦江县长李白英去个电话，再安排车子。送白凡先生、曹先生、罗先生去綦江。”

　　三

　　为了扩大韩国临时政府西迁来渝的影响，金九在鸿宾旅社会见了《中央社》、《大公报》、《新蜀报》驻渝记者，回答完记者提出的问题后，他散发了事先准备好的《敬告中国民众书》，这是他继2月5日（1938年）在长沙发表《朝鲜国民党领袖金九的谈话》后，再一次发表自己对中国抗战的意见。

　　第二天，《新蜀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重庆多家报纸都刊发了这封公开信，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金九接到了重庆党、政、军各界和各文化团体的欢迎和支持电话，尤其使金九感动的是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竟约他去官邸相见。

　　金九知道冯玉祥将军是一位出身贫家，从士兵升到一级上将，坚持抗日的爱国将领；自己也是出身贫家，为抗日复国奋斗40年，因此，他与冯玉祥早有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感。现在受到冯将军的邀请，自然很高兴地前去拜望。

　　歇台子。冯玉祥将军的临时官邸。

　　“欢迎！欢迎！”冯玉祥一见金九，仿佛故人一般，热情地迎上前去。

　　金九眼望着冯玉祥高大的身材，笔直的腰躯，洪钟般的声音，一位正直、豪爽的军人便屹立在面前。他紧赶两步，紧紧握着冯玉祥的手，说：“将军军政繁忙，还能抽空接见小弟，实在愧不敢当，感激不尽！”

　　冯玉祥大笑着说：“白凡先生差矣！你是丙子年的，我是壬午年的，算起来你大我六岁，你是兄长啊！哈哈！”

　　这一声“哈哈”的笑声完全消弥了两人之间的间离感，金九深深感到他和冯玉祥真是相见恨晚，一见如故。他原有的一点拘束也荡然无存了，便随意地坐在沙发上，边品茶边说：“将军半生戎马，以严治军，以严练兵，注重爱国爱民的精神教育，与士兵共甘苦，早已传颂一时。你的大作《军人精神书》和《战阵一补》主张知己知彼，速战速决，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在当前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可谓独具慧眼啊！特别是你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直叫人感佩不已！……”

　　“老兄夸奖了！”冯玉祥接过话来，笑着说：“那只是雕虫小技而已！老兄20岁时在鸱河浦手刃日本陆军中尉土田让亮的义举，真是壮哉快哉！那才叫人过瘾啊！”

　　金九沉静地说：“那是年轻时干的事，不值一提。其实杀死一个土田让亮，还有第二个、第三个土田让亮！根本的是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韩国，滚回它的老家去！”

　　“对！”冯玉祥拍一巴掌，激动地说：“老兄讲得太好了！你的《敬告中国民众书》我拜读了，中韩两国，同仇共命，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赶出韩国，赶出它侵占的一切地方去！还我河山！还各个被侵占国家、民族的独立！”

　　金九与冯玉祥像两个久未晤面的老朋友一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1895年日本强迫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从190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与韩国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到1910年李完用和日本驻韩统监寺内正毅签订卖国的《日韩合并条约》；从爱国志士安重根1909年在哈尔滨车站击毙日本前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到1919年爆发的“三·一”全国大规模的反日独立运动；从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到金九来中国长达近20年的海外流亡与奋斗的艰苦历程……最后，金九谈到韩国临时政府准备西迁来渝的打算和困难，希望能得到冯玉祥将军的支持和帮助。

　　冯玉祥慷慨地说：“我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是蒋先生以抗日为条件，我才任职的，虽无实际权力，但我的许多部属还在军、政要害部门供事，总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现在广州、武汉已先后沦陷了，蒋先生会很快来重庆的。到时我会跟他谈谈。”

　　金九一听说广州沦陷，便想起尚在广州的临时政府的一百多人不知撤出来没有，不便细问，便借口说有事告辞。冯玉祥挽留他再呆一会，便领他去参观他的书房。金九见书房内挂着字画，书架上排列着各种各样的书，有线装的、有精装的；有诗词读本，有军事著作……，不禁说道：“将军真是儒将风范！”

　　冯玉祥笑了笑，说：“儒将不敢！人称冒牌的‘丘八诗人，有时也写写画画。”

　　金九乘机提出要求，说：“将军能否赐赠墨宝一幅，以作今日之纪念。”

　　冯玉祥笑着说：“那就献丑了！”他叫侍从研墨铺纸，然后濡濡笔，潇洒地写下“抗倭”两字，说：“自从抗日战争开始，我就把居住的地方叫‘抗倭楼，以不忘国耻！这里是临时的，老兄下次来时就请到陈家桥白鹤村，我在那里已购下一栋乡野四合院，待修葺完缮后，我就会挂出‘抗倭楼的匾额。”冯玉祥端祥着“抗倭”两字，觉得还算满意之后，对金九说：“听说你也酷爱中国古诗词和书法，不妨也来一幅如何？”

　　金九推辞不过，只好说：“真是班门弄斧了。”说罢，他屏着气，愤笔写下“独立”二字！

　　冯玉祥见圆润饱满的“独立”二字，禁不住将两幅字拼在一起，高兴地念道：“抗倭，独立！独立，抗倭！好好好！这四字道出了中韩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啊！”

　　金九也激动地说：“是的，这四字真是韩中两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

　　待墨渍干后，冯玉祥不好意思地说：“老兄，这字不能送你了！”

　　“为什么？”金九吃惊地问。

　　“我要把这四字裱出来，挂在客厅里，作为中韩两国友谊的永恒纪念！”

　　金九点点头，说：“那就从将军之意吧！”

　　时近黄昏。冯玉祥派车送金九出了大门，依依不舍地眼望着他一直消失在傍晚的薄雾里。

　　金九回到鸿宾旅社，心里牵挂着广州的“大家族”，连忙叫来罗泰燮，问有无广州的消息。罗泰燮告诉他已收到柳州的电报，临时政府和三党成员及眷属已安全到达柳州。原来日军逼进佛山时，金毅汉代表临时政府去找广州市长吴铁城。金毅汉是“三·一”运动后流亡到上海从事独立运动的。其父金嘉镇曾任李朝王朝的二品官正宪大夫、农商工大臣、大韩独立协会会长，在上海参加独立运动影响力很大，不幸于1922年7月病故。金毅汉先在英国人办的电车公司谋了个职业，以维持生计，同时参加在华韩人青年同盟上海支部，任常务执行委员、财政干事等事。其妻郑靖和受临时政府派遣，先后六次潜回韩国，带回给临时政府的捐款，是个坚定的独立运动者。金毅汉向吴铁城说明情况后，从他手里拿到了广州卫戍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在中国军队的协助下临时政府的100多人上了一列火车。到三水时，受到日机的袭击。后来，他们乘木船到了梧州，再乘轮船到了广西柳州。虽历经风险，总算人员安全。金九得到这一消息后，悬吊在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下来。

　　四

　　古城綦江。

　　城南沱湾的公路旁边，一棵硕大的黄桷树巍然屹立着。綦江河水哗哗地流着，仿佛在演唱一支迎客的奏鸣曲。

　　曹成焕按朱家骅的意见，来到綦江县城。这里确如徐恩曾所说，是重庆的南大门。县城虽小，却是交通要冲。国民政府已将“军委会战干团”和“导淮委员会”安置在这里，又将陈牧农的53军和青年军调驻这里，以保护陪都重庆的安全。曹成焕早年就来中国从事反日独立运动，能说一口“中国话”。他在街上询问了几人以后，就去县府拜见了县长李白英。李白英是黄埔学生，在黄埔时就和朝鲜爱国人士有过接触。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主张抗战，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他知道韩国临时政府得到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支持，加上徐恩曾又亲自来电话，要他协助韩国朋友解决住房问题。所以，当曹成焕来到他的办公室，他立即迎上前去，让曹成焕坐下后，热情地说：“曹先生，贵国临时政府移驻敝县之事，可均局座已电话通知我了。我已安排警察署长陪你去古南地区找房子。”

　　曹成焕站起身来，鞠了一躬，表示谢意，说：“李县长的热情关照，我代表临时政府全体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白英回过一礼，说：“曹先生不必多礼。我对以金九先生为代表的韩国爱国志士坚持数十年的抗日斗争，非常佩服。我们两个民族，同一个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中、韩一家，解决你们的困难，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曹成焕再次谢过，说：“那就有劳县长，我尽快去看房子。”

　　李白英随即给警察署挂了一个电话，然后叫一办事员带曹成焕去警察署。

　　曹成焕在警察署长的带领下，来到沱湾临江街43号陈伯勋先生的住宅。陈伯勋是个前清秀才，塾馆教书先生。他关心国家大事，是个侠肝义胆的人。自从日本侵犯中华以来，他忧愤在心，手书岳飞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挂在客厅的墙壁上，以表达他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他多次捐款捐粮，支持抗战。他把警察署长和来访的客人迎进屋内，端茶倒水。警察署长呷了一口茶，就给陈伯勋介绍曹成焕，说：“陈先生，曹成焕先生不是一般人，是韩国抗日志士！他是韩国抗日复国领导机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主要官员之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1919年在上海成立，几经辗转搬迁到了广州，现在广州已经沦陷，临时政府计划迁到重庆来。但重庆房子实在难找，朱家骅秘书长建议他们移驻綦江。曹成焕先生就是来落实临时政府的所有人员来綦江的住房的。陈先生一贯支持抗日事业，这次住房问题希望能得到陈先生的帮助。”

　　陈伯勋听了警察署长的介绍，热忱地说：“曹先生，欢迎，欢迎！要租房子，鄙人完全应允。寒舍房屋虽不宽敞，但是你们是抗日义士，能瞧得起陈某人，屈尊住进寒舍，实乃我陈某人三生有幸！为抗日做贡献，千该万该！房租就免了！你们远离家国，经济想来也不宽裕，就算我支持抗日了！”

　　曹成焕为陈伯勋的豪爽、耿直深受感动，忙站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一面说着“谢谢”，一面紧紧地握住陈伯勋的手。

　　陈伯勋带着曹成焕看了房间，决定腾出一半宅院给韩国临时政府做办公室和人员居住。曹成焕估算了一下，腾出的房间最多安排7人，尚余100人怎么办？便轻轻地说：“陈先生，还有房子吗？”

　　陈伯勋了解韩国临时政府的人数后，胸膛一拍，安慰地说：“曹先生，你把心放在肚子里，綦江县城虽比不上重庆大码头，但安排一百多人吃饭睡觉的地方绝对不成问题。房子嘛，包在我身上，保证韩国朋友来的时候不会睡在露天坝里。”他拉着曹成焕的手，快捷地说：“走！”

　　陈伯勋是个急性子人，他带着曹成焕从沱湾水码头乘船渡河，去找綦江三大庄院之一的三台庄庄主饶范舟商量租房子。警察署长见陈伯勋一口应承帮忙，知道房子的事一定能办好，便分手回县府复命去了。陈伯勋带着曹成焕来到河东菜坝三台庄，找到饶范舟，说明来意。饶范舟是陈伯勋的老朋友，也是一位知书识礼、热心支持抗战的开明士绅，见坚持抗日的韩国朋友有困难，马上叫来管家，打开所有房间的门，让曹成焕挑选。并说：“既然伯勋兄免费租房，我也不能落后，韩国朋友居住的房子，全部免费！”

　　陈伯勋高兴地笑着说：“范舟兄真是快人快语，慷慨助人！”

　　曹成焕感动得热泪盈眶，深深地鞠了一躬，说：“我们流亡贵国20年，处处得到中国朋友的真诚帮助，你们真是胜似亲人啊！”

　　为了解决不足的房子，陈伯勋和饶范舟商量一阵，又带着曹成焕找到古南镇上升街30号陈家公馆的主人屈星潭，商量租借房屋。屈星潭听说租借房子给领导抗战复国的韩国临时政府，没有犹豫，一口答应。曹成焕见这里空房很多，他估算了一下，可安排五六十人居住，心头暗暗高兴。后来，陈伯勋又带着曹成焕找到观音岩庙宇的主人魏二太太，说明租用庙宇内的空房之事。魏二太太虽多年居孀（寡妇），却深明大义，听说房子是租给韩国抗日志士居住，欣然应诺。这样，不到两天时间，韩国临时政府迁驻綦江所需的房屋全部解决。

　　曹成焕带着满心欢喜与激动，回重庆向金九作了汇报。金九又同曹成焕一起，到綦江看了所租房屋，一一感谢了各位房主，吩咐曹成焕置办必要家具，然后回重庆联系汽车接运临时政府的干部和家属。曹成焕则带着两个办事人员留在綦江，在陈伯勋、饶范舟、屈星潭等人的帮助下，请木匠制作家具，请泥水匠修补房屋，忙上忙下，不得休闲。

　　为了联系接运临时政府人员的车辆，金九在重庆奔波求助。当时国民政府的车辆严重不足，单是运送军需品的汽车就急需一千多辆，而现有汽车只有100多辆。金九先找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交通部，陈述困难；后在冯玉祥将军的大力协助下，终于借到6辆军车，国民政府还发给差旅费用。金九便派罗泰燮率车前往柳州，接运临时政府的所有人员。

　　一个多月过后，1939年3月的一天下午，綦江县城里沱湾临江街上响起一阵汽车喇叭声。6辆军用汽车停靠在临江街禹王庙前。临江街前綦江河水微波轻漾地向前流去，在禹王庙前留下一大块河沙坝子。这时，从军用卡车里下来的韩国临时政府的人员都聚集在河沙坝子上。尽管经过半月的行程，长途颠沛，没有睡好觉，没有吃好饭，一个个疲惫不堪，眼窝深陷，面色黝黑，但他们精神振奋，秩序井然，眼里透露出坚毅不屈的波光。一些青年人还用韩语唱起了抗日的歌曲：

　　无穷花开遍三千里江山上，

　　昂首北望，那是可爱的家乡。

　　日本强盗侵吞了美丽的国土，

　　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的儿郎。

　　为了独立，为了复国，

　　万众一心，不屈不挠，

　　誓将日本强盗消灭干净，

　　迎来大韩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

　　房东陈伯勋、饶范舟、屈星潭和魏二太太见韩国客人到了，忙着赶到河沙坝子迎接。曹成焕和先行赶到綦江的几位韩国人员忙着安排住处。根据房屋多少和工作方便，曹成焕将韩国国民党的临时政府元老李东宁和赵琬九、李始荣、车利锡等6人，与自己一起安排在沱湾临江街43号陈伯勋的宅院里，并在大门口挂上书写着“曹公馆”三字的木牌；朝鲜革命党后为韩国临时政府军务大臣的李青天和黄学秀等男女67人，住在上升街30号陈家公馆内；韩国独立党后为临时政府外务大臣的赵素昂、洪震等男女21人，住在菜坝新街子三台庄饶范舟庄院；金学奎、林义泽、吴光心（女）三人住菊坡路15号；韩国临时政府青年工作队19人住在观音岩上观音庵后面的几间空房里。临时政府平时聚集议事在上升街宝兴隆盐号。金九往来于重庆、綦江之间，来綦江时则住陈伯勋的宅院。安排完毕，一些看热闹的群众也来帮忙提包包，扛行李。很快，经过长途跋涉的韩国临时政府和三党的人员被带到各自的住所。

　　众位房东早已作好迎接韩国友人的准备，烧好热水，做好丰盛的饭菜。韩国朋友一到，便端上热水洗脸洗澡，请上饭桌用餐。热情周到的接待让韩国朋友抛却了一路的劳顿，好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陈伯勋寓所。

　　金九赶来綦江，看望了临时政府所有人员之后，正和临时政府元老李东宁、曹成焕一起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这时，陈伯勋笑盈盈地走过来，说：“欢迎！欢迎！白凡先生、李老先生光临，寒舍蓬荜增辉！你们领导贵国抗日复国，令人敬佩不已，特备薄酒一杯，给各位接风洗尘！”

　　金九与陈伯勋是第二次见面，算是熟人了。李东宁初次认识陈伯勋，实在不愿打扰，但推辞不过，只得坐上酒席。“陈先生如此热情，实在受之有愧！”李东宁在中国生活已久，用圆熟的中国话说道。

　　陈伯勋站起来，端着满满的一杯白酒，说：“这一杯酒，我祝愿韩国朋友抗日复国大业早日成功！”

　　“谢谢陈先生美意！我以茶代酒，祝愿韩、中两国人民同心协力抗击倭寇取得胜利！”金九端着一杯茶说道。

　　“怎么？白凡先生不喝酒？”陈伯勋惊异地问。

　　金九微笑着说：“那是小时候，家贫，常受‘两班贵族的欺压，父亲豪爽，孔武有力，常借酒疯教训‘两班子弟，给家里带来不少麻烦。母亲就告诫我说：‘我们家的许多风波都是因酒而起，以后你也喝酒的话，我就要自杀！我决不愿意看到你喝酒的那种样子。我一直牢记着母亲的话，不再喝酒。”

　　“白凡先生真是大孝之人，佩服佩服！”陈伯勋竖着姆指称赞道。

　　你来我往，推杯换盏，觥筹交错，融洽和谐。

　　在三台庄饶范舟的宅院里，又是一番景象。饶范舟本是一名财主，他准备的

　　酒席特别丰盛；同时，他又是一个古诗词爱好者，当他得知赵素昂曾赴欧洲游学，学识丰富，流亡中国多年，是位“中文通”，中国古诗词素养很高时，便同他一起论诗谈词起来，说：“今日幸会，实属不易，还望赵先生吟诗一首，以作纪念。”

　　赵素昂推辞不过，只好说：“我只有借贵国‘诗圣杜工部的《春望》来抒怀了。”说罢，他便轻轻敲着桌子，和着节拍，吟唱起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那悲怆的格调，沉痛的情感，使大家都沉浸在国破家亡的悲愤之中，禁不住都流下泪来。

　　在上升街陈家公馆里，在观音岩上的庙宇里，屈星潭和魏二太太以及菊坡路的主人都准备了丰盛的宴席，欢迎远道而来的韩国朋友。

　　这天晚上，綦江县城里洋溢着浓浓的中、韩友谊之情。

　　五

　　金九安置好临时政府来渝的“大家族”之后，便考虑他来重庆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借车运载临时政府“大家族”的成员；二是与美洲、夏威夷各团体联系，争取经济上的支援；三是提出各独立运动团体统一的问题。如今，前两件大事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独立运动各团体的统一工作。

　　金九清楚地记得，他刚到重庆之时就根据朱家骅转达的蒋介石的意见，拟定了韩中联合抗日的具体方案交给朱家骅，但蒋介石没有批复。不过，蒋介石还在南京时就接受了谋士陈布雷的建议，利用金九，就有了在“后院”对付日本人的秘密武器。所以，元旦（1939）过后几天，蒋介石就在歌乐山上的林园官邸会见了金九。那时，蒋介石刚到重庆不久，就发生了汪精卫及夫人陈璧君等潜离重庆，投降日寇的叛逃事件，他果断地于1939年元旦召开国民党临时中执常委会，发表“怒讨汪逆”宣言，决定“永远开除汪兆铭（精卫）党籍”。汪精卫叛国投敌引起举国愤慨，蒋介石的“讨汪”决断得到了所有爱国人士的拥护，一场轰轰烈烈的“讨汪”运动在大后方迅速掀起。蒋介石深为他的这一举措感到满意，似乎又多捞了几分“政治资本”。所以，他在会见金九时心情愉悦，颇为得意地说：“想来白凡先生已注意到了，我党发生了汪逆叛逃事件，看似坏事，也是好事嘛！他遭到了全国各党派、各群众团体，所有爱国人士的声讨，我党更纯洁了，各党派也更加一致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更坚定了。”

　　金九礼貌地答道：“汪精卫同我国的李完用一样，都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民族败类！我们注意到了总裁先生讨逆的态度和抗日的决心，也知道中国将士在各战场上正与日寇进行浴血奋战，非常钦佩！”

　　蒋介石说：“我看到了白凡先生对中韩联合抗日的种种建议，很好。但‘派系纷争使你们的独立复国事业无法发展。你们多次革命均遭失败，组织也遭溃散，其源盖出于此嘛！你提议中国国民党与韩国国民党进行合作，你们诸党分立，彼此对峙，两国两党实现合作不现实嘛！我准备找金若山谈谈，你们两大派及其它各派应该统一在一起，共同抗日嘛！”并指定朱家骅负责协助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的统一。

　　蒋介石与金九谈话不久，果然从桂林召来金若山，也跟他谈了团结和统一的问题。金九深感蒋介石对韩国临时政府及各党派的一片苦心。为了更好地实现韩中共同抗日，得到蒋介石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金九去拜访了南岸鹅公堡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朝鲜义勇队和朝鲜民族革命党本部，其负责人金若山正在桂林领导义勇队抗日，由金枓奉、尹琦燮、成俊甲、金弘叙、石正、崔锡淳、金尚德等干部接待他，为他举行了欢迎会。会上，金九转达了蒋介石关于团结的意见，并提议所有团体统一为一个民族主义的单一党。大家一致赞成，决定邀请柳州和美洲、夏威夷的各个团体参加。金九想不到会得到大家的热烈支持，顿感高兴和踏实，并去邮电局把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意见通报给美洲、夏威夷的韩侨独立运动的人员。

　　注：作家傅德岷的长篇报告文学《砥柱中流——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主席在重庆》，反映了抗战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从1939年3月西迁重庆，1945年11月抗战胜利后返国，在重庆坚持7年之久的反日复国斗争。本刊先期选发《移师山城》一章，以飨读者。

　　[责任编辑吴佳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