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江

　　重庆，在中国地域文化和文学多样纷呈的今天，它始终占有一席亮眼之地。其中，为它的人文景观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就是重庆文学中的诗歌基因。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诗歌作为正统，是社会民风的集中体现。

　　重庆，简称渝。长期以来，巴渝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被使用，盖源于古巴郡渝州之名。其覆盖面包括今重庆直辖市大部和四川省阆中、南充、泸州等地,实指其祖居或出生地在今重庆市所辖涪陵、云阳、奉节、合川等十三区二十三县(自治县)和四个县级市。随着川渝经济政治文化的逐渐成熟集中，重庆作为一个城市和行政区域的形象逐渐凸现了出来，而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特色被统摄和遮蔽了。人称“大山大水大雾”之地的重庆，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赋予它特有的品性。这里有峭壁嵯峨的巫山，迂回秀丽的峡江，也有常年笼罩的大雾和炙热难耐的高温，正是这样奇幻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这里这里的神秘色彩和浪漫情思，历来是文人墨客抒发灵感的来源。但是它在历史上的沉沉浮浮，特别是其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交错凸显，使得它的灵秀多了一层不得已的面纱，如雾的遮掩。重庆是诗人的重庆，重庆本来就是一首诗。

　　首先，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重庆的众多诗篇。

　　重庆多山。重庆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山”城，人们沿山开路，依山筑城，山即是城，城亦是山。恶劣的山城环境造就了众多的山地传说，也成就了此地的巫鬼色彩。

　　早在先秦，屈原《九歌·山鬼》中的“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山下。”就被认为是描写的巫山。这里的巫文化和巫风很盛，讲万物有灵，祖先崇拜，信鬼神而多祭祀。而由汉代铙歌脱化而来的盛行于齐、梁之际的“巫山高”作为一种诗歌体式，一直为后代诗人所喜爱，由唐宋而至近代，不少人竞相学习效仿；又如自唐人创始《巫山一段云》曲调后，《巫山一段云》即成词牌，后人亦多倚声填词，以咏巫山物景及神女故事；至于宋玉的“二赋并序”、杜光庭的《云华夫人》以及郦道元的《巫峡》等，则更是被历代骚人墨客和现代学者当作经典引用。西汉时，无名氏一首《巫山高》成为历代诗人咏诵的一种诗歌体裁，从汉代到清代绵绵不绝。据光绪《巫山县志》记载，仅以《巫山高》歌体咏三峡的，从南北朝至清就有46位诗人，其中陈后主李煜，唐李白、李贺、张九龄、孟郊，宋王安石、司马光、范成大、苏轼，清李调元等知名诗人。现代诗人诸如贺敬之、方纪、雁翼、严辰、舒婷、芦萍等，他们以其奔涌激荡的情怀，酣畅淋漓的笔墨，对巫山秀美的山川，对巫山神女和神女峰，对巫山云雾与崖上人家，乃至对巫峡中的纤夫和标灯，无一不尽情地讴歌。如舒婷，以现代女性意识对神女传说重新加以审视，在其《神女峰》一诗的结尾呼唤“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一意味深长的诗句，同前人不少写巫山神女的经典名句一样，脍炙人口而广为流传；古往今来这众多的专写巫山物景人事、传说神话的华章美文，其本身即已构成了一部文学经典。

　　重庆多水。重庆境内江河纵横，中心城区位于长江、嘉陵江汇合处，通过长江的黄金水道，上达沱、岷、云、贵，下通长江中下游，直至海洋。大江大河养育了祖祖辈辈的重庆人，陶冶了祖祖辈辈的重庆人，孕育出巴渝文化的“川江”特色。川江滩多水急，船工拉纤拖船，为了战胜险滩恶水，使力量集中往一处，常用号子协调动作，统一步伐。川江号子一领众和，随着水情的变化和劳动的张弛而变幻出不同的曲调，时而高亢激昂、雄壮浑厚，时而舒缓悠扬、欢快活泼。不同于中原发达的农业文明，我们可以想象也许远古的初民们在峡江边“杭育，杭育，杭育……”的吆喝声，就是语言和诗歌民谣的雏形。川江和川江人的生活、劳动、爱情的画面都在这一声声吆喝中展现了出来。

　　尤其是歌咏三峡的诗歌数量可观，历代知名诗人超过千人献出他们歌咏三峡的激情。

　　屈原是一位饱受三峡山水孕育的诗人，稍晚于屈原的宋玉则是直接歌咏三峡的诗人，其《神女赋》、《高唐赋》是以三峡为题材的诗作。唐代大诗人李白三次进入三峡，先后写下《峨眉山月歌》、《夜宿巫山下》、《王昭君》、《渡荆门送别》、《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上三峡》、《感兴八首》等诗作，尤其是《早发白帝城》成为歌咏三峡的千古绝唱。杜甫的夔州诗400多首，约占他传世诗著的1/3，是诗人旅居奉节两年间的创作。白居易曾在三峡中的忠州任刺史两年时间，写下120多首诗作，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抒发了自己被贬官的悲凉心情。白诗本来就通俗易懂，在三峡期间，更对巴渝民歌“竹枝词”情有独钟，与刘禹锡一道开创了诗歌通俗化、民歌化的改良运动。宋代的知名诗人几乎都到过三峡，并吟唱过、赞美过三峡。如寇准、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黄庭坚、王十朋、陆游、范成大等。陆游曾任夔州通判，三峡诗作非常多，还写有著名的《入蜀记》，以日记方式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是研究宋时三峡极好的资料。元明清以降，出入三峡歌咏三峡的文人墨客难以计数。重要的有宋濂、杨慎、张居正、王士祯、张船山、张之洞等，进入20世纪，毛泽东、刘伯承、董必武、陈毅、郭沫若等都赋诗题咏三峡。

　　重庆多雾。雾霭沉沉的阴霾与抗战期间人们内心的阴郁形成了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异质同构”效应，这种契合、共鸣使得雾也成为了居住在重庆的诗人麾下常客。

　　山城的雾是“灰黯而浓重的雾”，《灰色的囚衣》（江村）为它定下了这样的意象底色，“葱郁的茂林晦暗了，/碧绿的山岩霉湿了,/旷阔的田野/在死寂的雾层里沉沉地睡了”，“生活在山国的人民”渴望“太阳，这山国美丽的稀客，/将用她千万支纤长的金手/撩起这人间灰色的囚衣”。在这里，雾与太阳，也就成为黑暗与光明，囚禁与解放的象征，成为个人吟唱中对举的山城意象，尽管雾的意象底色由灰向白转换。在《雾》（任钧）中，“雾/———白茫茫的雾”，“盖住了树木，房屋/山岗，河流……”，“遮断了璀璨的阳光/人们的视线/所有的道路……”不过，“弥天的浓雾/会带来一个大晴天/紧跟着沉闷的雾季来的/将是春天的美丽和明朗”。“雾早过了/……/依然是千层万层的雾呀/浓重得令人不能透息/我是亲眼看见的/雾从千万个孔穴中涌出/更有千万双黑色的手/掩盖自己的眼睛。”（郭沫若《罪恶的金字塔》）“浓重的雾压着对河的山/压着没有钟声的庙宇，压着/蛰伏在每个屋脊下面的灰暗（邹绛《破碎的城市》）于是《重庆的雾》(丹茵)不得不引发的内心渴望：“阴沉的雾就要消退了！/在它的后面会出现一轮红辉的太阳!”《别雾重庆》(高咏)中离开重庆的理由，仅仅只有一个：“只怨这里太冷，/留不住人，/让人们追寻/另外的春”而在《山城的侧面》(吴视)中，“一片浓雾”遮住山城“破烂的侧面”，而山城就像“舱底破漏的海船/正迷失在雾海里/渐渐靠近雾海的险滩里”。并非仅仅是冷酷而险恶的雾遮蔽了重庆，江水也流淌着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重庆形象就是在战时日常生活的流逝中，被逐渐抹上了冷酷而险恶、冷漠而凶险的阴森色调，使陪都气象黯然失色。

　　可见，重庆的山川峡江为中国的诗人们提供客观的审美对应物，为中国诗人提供了客观的竞技场，而名词、名诗、名赋、名文的创作本身构成了三峡新的人文景观。而诗歌中所蕴含的巴渝人民的精神：忠勇刚烈的品格承担大义，与山水和谐相处，乐山乐水的仁智精神；幽默乐观，以苦为乐的人生态度及舒畅旷达、热情奔放的文化风格已然传承在了华夏文明的血脉里。

　　其次，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重庆丰富的诗歌文化内涵，而社会政治经济等历史因素也为其繁盛景观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可能。

　　一个是在唐宋时代。由于中国经济的重心逐渐南移，长江中上游经济地位逐步上升，以及峡江地区“瓶颈经济”的形成，加上政治避难的因素，过往的官人和文人激增，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曾在峡江地区做官或客居，无数的骚人墨客则大多途经大巫山地区入蜀或出川，诸如唐代的陈子昂、杨炯、卢照邻、沈佺期、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高适、李白、杜甫、李端、孟郊、刘禹锡、白居易、李涉、薛涛、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等，以及宋代的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王十朋、陆游、范成大等，他们无一不在峡江地区留下了自己的美文佳作，而对于山川秀美、人文积淀特别丰厚的巫山更是情有独钟，举凡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唐宋时代的杰出诗人，无一不写下过吟咏巫山的瑰丽诗篇。如李白出蜀：“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杜甫的“闻道乘骢发，沙边待至今。不知云雨散，虚费短长吟。山带乌蛮阔，江连白帝深。船经一柱观，留眼共登临。”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由夔门出蜀，沿途游赏两岸风景，凭吊先贤，一路歌咏创作，有《南行集》传世；范成大任四川节度使，入蜀、出蜀两次途经巴渝，不仅创作了大量反映巴渝山川、风情民俗的诗作，还写下了优秀的散文集《吴船录》。这些丽辞华章，与峡江的风光秀色以及人文景观交相辉映，赋予了巫山灵异的文化内涵与迷人的诗美风韵。如果说，美丽的长江三峡犹如一条天造地设的长长的诗歌走廊，那么唐宋时代众多著名的诗人墨客，在穿行这一条如画的长廊时所留下的不少瑰丽辞章，则共同形成了三峡地区唐宋时代独特的走廊文化。这种走廊文化，由三峡地区“瓶颈经济”作支撑，由峡江地带独特的地理风貌和深厚的历史积淀所决定，由众多著名诗人文士共同构建而传之不朽。美丽的巫山，则在这段不朽的走廊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三峡诗歌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

　　另一个重要时期，就是在“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为中国战时首都即“陪都”之时。这也促成了重庆现代诗歌的视野不断开放，重庆现代诗歌的蕴涵随之而厚积，重庆现代诗歌的体裁因之而齐备，引导着中国现代诗歌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首先，社会名流，文化精英云集重庆。大量的高等院校迁往重庆，极大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口结构，深远地影响了这个城市的发展。1938年底，新诗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郭沫若辗转来到重庆，至1948年离开，在重庆生活了整整10年，创作了大量诗歌。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的《蜩螗集》，收录的主要就是他重庆时期的诗作，《罪恶的金字塔》和《水牛赞》是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篇什。七月诗人群对于重庆现代诗歌发展的现实影响从不断扩大转向日益深入，实际上是与七月诗派的形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的。《七月》上发表的《我是初来的》（钟碹）一诗，预示着七月诗派的青年诗人以“黎明”追求者的欢唱形象出现在重庆诗坛上——“我是初来的/我最初看见/从辽阔的海彼岸/所升起的无比温暖的，美丽的黎明”——“黎明照在少女的身上/照在渔民的身上”，激发起民族意识在觉醒中不断地高扬。牛汉以谷风这一笔名发表了《山城与鹰》，表现出诗人与诗作在同步成长：“鹰飞着，歌唱着:/‘自由，便是生活呵……”，“于是山城在罪恶的雾中/哭泣着远古的生命底悲哀/以后，山城却在鹰底歌声的哺育下/复活了，而鹰是山城生命的前哨……”另外还有绿原、鲁藜、阿垅、杜谷、化铁、彭燕郊等七月派其它诗人创作了大量的组诗、小诗。特别是艾青和臧克家的到来，他们同七月派其它诗人一起，均激情洋溢地投入到了抗战诗歌的创作中，为重庆现代诗歌在抗战时期的发展，以及抗战胜利以后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诗艺资源。艾青在前往重庆途中创作的叙事长诗《火把》在《中苏文化·文艺专号》上发表后引发了人们对于诗歌创作的大讨论。臧克家整整在重庆生活了4年。他创作的英雄史诗《范筑先》激发了处于危难中的中华民族的自立更生，树立了民族精神更新之中的理想文化人格。另外，他的爱情史诗《感情的野马》中，都同样表现出这样的“气魄与组织力”，从而以其对战时生活进行的史诗吟唱，进行从英雄史诗到爱情史诗的个人示范。

　　其次，出版业的繁荣，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尤其是重庆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表阵地。在抗战前期，除了重庆本地报刊纷纷改版之外，大批报刊迁渝之后立即复刊，并开始创办新的报刊。所有这些报刊，以专栏与专刊的形式，都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尤其是重庆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表阵地。进入抗战后期，不仅重庆新创办报纸的数量达到了110家，其中抗战前期为44家，抗战后期为66家；而且重庆新创办文艺刊物的数量也达到50家，其中抗战前期为17家，抗战后期为33家。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抗战后期，随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迁渝，作家在重庆也掀起了自办出版社的热潮，数量达到120家左右，与此同时，也出版了120种以上的文学丛书，无疑更有利于中国现代诗歌，尤其是重庆现代诗歌的社会传播。1937年12月16日重庆的第一个现代诗歌刊物《诗报》试刊号，伴随着抗战的隆隆炮声在中国大地上的回荡而诞生。正如《诗报》的发刊词《我们的告白》中所说：“诗歌，这短小精悍的武器，毫无疑义，对抗战是有利的，它可以以经济的手段暴露出敌人的罪恶，也能以澎湃的热情去激发民众抗敌的意志，”与此同时，抗战更需要“强化诗歌这武器，使它属于大众，使它能冲破四川诗坛的寂寞”。这就表明，现代诗歌不仅要成为激励抗战到底的精神武器，而且也要为满足大众而坚持咏唱。然而，重庆诗坛的寂寞并没有因为《诗报》的出现而立即冲破，《诗报》反而因战时审查而很快消失。

　　再次，重庆掀起了一股诗歌朗诵运动的热潮。受武汉诗歌朗诵运动的促动，早在1937年12月4日，重庆诗坛的诗人们即以“抗战中的诗歌阵”为中心，举行了一次诗歌座谈会，他们主要讨论了诗歌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强调内容要反映现实，形式要多样化、大众化。街头诗、朗诵诗、合唱诗等形式都需要，从这时起，重庆诗歌朗诵运动拉开了序幕。重庆的诗歌朗诵运动时间跨度最长，影响广泛，它是抗战诗歌朗诵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统区诗歌朗诵运动的中心。它的运动方向直接影响着国统区的诗歌朗诵运动，对国统区的新诗运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它对抗战宣传和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所有这些在重庆发出的吟唱，一方面表现出全民抗战的斗志高涨，从重庆到西北，从前方到后方，从南方到北方进行了诗歌视野的现代拓展，与此同时，重庆形象的内外两面也分别在诗情抒发中浮现出来，趋向山城意象与陪都气象的诗意融合。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吟唱，往往是以心灵告白的方式进行诗情的个人宣泄，虽然降低了诗歌接受的门槛，却又促使诗歌创作走向诗味的淡薄与诗意的单薄。于是，诗人们在重庆面临着诗情抒发的新选择。

　　从重庆现代诗歌发展的角度来看，在诗歌视野扩展的前提下，从诗歌蕴涵的厚积到诗歌体裁的齐备，都是离不开对于战时生活的整体性表达的。可以说，正是通过对战时生活正负两面的诗意表达，尤其是对重庆形象从明朗到阴森的个人吟唱，重庆现代诗歌的发展才走上了多样化发展的道路。

　　重庆的诗歌就是在对美好河山的讴歌及对残酷环境逼迫下的挣扎中，辗转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新时期的到来，重庆诗歌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的因素，已经被文化和文学追求独立性的强烈愿望所代替，对诗歌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探求，使得重庆诗歌旧貌换新颜。

　　20世纪80年代，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以四川的成都、重庆、南充等为相互呼应的重要策源地，许多年轻而才气横溢的诗人冉冉升起在巴蜀大地的上空。重庆诗人李钢与傅天琳成为当时中国诗坛耀眼的明星。如李钢的《舰长的传说》、《蓝水兵》、《老兵箴言录》等代表作，以其潇洒、奇妙的语言与意象给当时的读者带来普遍性的审美惊喜；傅天琳的《梦话》、《心灵的碎片》、《果园姐妹》等代表作则以其纯粹、深情、天真的美学品格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赢得了读者的欢迎与诗坛的认可。与此同时还涌现出大批诗人，他们都在中国新时期诗坛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大学校园里掀起了一股诗歌创作的热潮。以校园诗人为代表的更年轻的一代诗人闯入诗坛，重庆成为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重要据点，重庆的“大学生诗派”和“新古典主义”诗歌是中国第三代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90年代开始，诗歌进入了所谓"疲软"时期，重庆的青年诗人们依然坚持着孤独而寂寞的写作，李元胜、李海洲、欧阳斌、何房子、刘清泉、沈利、邱正伦等便是他们中的代表，同时一些年轻诗人也不断涌现。

　　如今回顾过去，或许历代诗歌中对重庆山川风貌的表现所达到的颠峰我们难以企及，或许在如今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中，重庆独有的地域人文风貌已经越来越模糊，诗歌中的美好情怀已经离我们的思想生活渐行渐远。重庆美好山川所构成的神奇、宏壮境界已经成为我们心中遥远的意象符号和历史情结。如今，诗歌取材的普世化，语言的试验性，技巧的纯熟，知性写作已经冲淡了上述的一切。我们只有重温历代流传下来的诗词，才能追忆起我们的先人怎样在巴渝的大好河山流连忘返，忘情放歌，也以此弥补一下现代人的缺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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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杨世明《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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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川平《在历史与文化之间》，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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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李祖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重庆背景下的抗战文学风貌》，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2月

　　[7]郝明工《试论陪都重庆现代诗歌发展的多样化》，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月

　　[8]谭五昌《新时期以来重庆诗歌略谈》，钦州学院学报，2007年8月

　　[徐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代文学2007级博士。

　　[责任编辑 吴佳骏]